1970年12月25日,经过10天的长途行程,我们十一名十六,七岁的知识青年分配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
一师六团五营一连,西双版纳州勐腊县勐润坝子。晚上八点多种到达连队,老同志们在会议室举行简单的欢迎仪式,窗外有不少同龄人看热闹,突然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和我的眼光交集,是一个短发、白皮肤、气质不凡的女孩子。第二天我开始注意连队里的每一个人,始终没有发现这个女孩子,大约一个星期后,她又出现在我面前,说是来访问老乡,她们是69年底来勐腊的,分配在水利兵团。她用手指着200米处冒着炊烟的茅屋,笑着说那就是我们的连队,你们刚到那天我们是来看热闹的,欢迎你到我们连队去白相,我是后勤排的,叫王莉。坦荡、诚恳、善良集于一身。
连里每晚开会,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及“三不准”,最重要的是不准谈恋爱。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小王来找我,要我帮她做个小凳子,我当然很用心地做。十几天后她来了,她夸我很聪明,她很喜欢这个凳子。从那以后,每隔几天就来一次,帮我洗衣服或聊天。有一次她寄东西回家叫我帮她写邮件毛笔字,地址是金山县,我建议只写上海某镇,金山地名显富,既忌讳又难听,你的名字写王利吧,王莉也有点小资色彩。她笑着说,就依你的吧。聊天声传到了隔壁,听见隔壁咳了两声。
几天后全连大会上,指导员用沙哑的声音说:“最近有的同志把外连队的女同志带到住处,这种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要不得的……”小王当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第二天晚上她又来帮我补衣服,我们没有讲话,屋内只有针线声和呼吸声。当我开门送客时,见二个黑影一闪而过。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这天晚会结束回到住处,她已在屋里等我,她正要开口说话,突然改口笑着叫了声指导员。我转身过去,指导员笑着说来借把锯条的。第二天的斗私批修会,我无论怎么自我批判都是过不了关,要革灵魂深处的命,终于一纸命令把我调到五里路以外的十连去了。
营部有小卖部,每逢周日,各连的人都会来买香烟,我星期天都会去那里,指望能碰到小王,日复一日终未如愿。一天迎面走来几个人,我并不认识,他们主动叫停我,自称是小王连队的,要我去看看小王,说她的状况是每天哭,眼睛要哭坏了,问她什么都不讲,有人说是遭我劈腿了,我从未去过她的连队,别人怎么会知道,难道还有隐情?不久听说他们连队搬走了,去建什么曼哈大桥。一个星期天,我走了十多里路,下了很大的决心走进她们连队,两名女同志把我引进她们的住处,她们讲述了小王的情况。说是得了慢性疟疾,自暴自弃,没有人敢接近她。叫我务必去看一看她,她们只管说,也不带我去,我又不知道她住在哪间屋,虽然整个连队只有百把米方圆,但帅哥好汉如林,外单位人冒然来找他们连队的美女,自然是挑战他们的自尊心,我希望有人去传话,等待她身影的出现,终等无果,我只能怏怏地往回走,在漆黑的山路上走了十几公里路。
又一个春秋过去了,支部找我谈话,只要能把和小王的关系讲清楚,组织上会考虑的。我自知无力自证清白,作罢吧。也不知老天为什么要如此作弄。第二天老同志张松仙来叫我,说小王来了,在她家吃饭,我奔到她面前,两人呆如木鸡,我竟然叫不出她的名字。当她知道我受到组织调查时,她执意去找指导员,说明我们确是好朋友,没有恋爱关系。
由于小王的天真,把老梗往事重新描一遍,越描越象此地无银三百两,指导员在党委会上认为是没有佐证的孤证,这次志愿书终于没有盖大红印章,我傻傻地笑了,笑他们蛮像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1973年8月,我在办理调离勐润坝子的手续,正在等待调入单位的回应。一天突然有人到山上来叫我,说山下有个姑娘在等我,我赶紧下山见到了小王,她说水利兵团要解散了,可以投亲靠友,问我的意见怎么办,此时我自己的命运也不能自决,我能怎么办?她终于在我的沉默中转身,我望着她渐渐远去的背影消失在蒙蒙细雨中。我调离勐润坝子之前,我再次去了小王的连队,看到的是残留的竹墙;腐烂的草排。连队已不知去向,山上传来哈尼族姑娘的歌声,不远处大沙河里傣族姑娘依旧在戏水,唯有金山姑娘的笑声被尘封在历史长河里。我把水壶摔到山沟里,把帽子挂在树杆上;再见,这块不祥的土地——勐润坝子。
8年后,我终于有了安身立命的饭碗,来到金山,用两天的时间找到一个没有公交车的农村集镇上,这是她的出生地,在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平房里见到了她,她斜靠在床背上,脸上架着一副宽边眼镜,我们双方都没有开口。进来一位五十来岁的妇女,你是姓路吗?我点头叫了声伯母,她表现出欢迎。接着说:“王利刚生孩子,还不能下床,对不起啊!”哎哟,我靠到了旁边的墙角上,恍惚地走到门口,忍不住回身;
她脸上那招牌式的微笑已消逝,那复杂的表情里流露着对我的怨恨,微微张开的嘴唇似乎又有一丝欣慰,我跨出门坎时,她左手轻轻伸了一下,但最终还是把手放下......
注:来源:2016年03月03日上海知青网作者:路遥编辑:哈荑 (tianl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