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荒知青网 | 徐鼎茂：插队落户在井冈山

      徐鼎茂在田间劳动的情景。此图刊于1976年8月号《人民画报》

1967年，我们一批有志青年学生决心要到革命摇篮——井冈山农村去集体插队当农民的想法。

当年9、10月间，北京传来学生到内蒙插队的消息，极大震憾了我们。学校团委书记邱步洲给我们介绍了井冈山上的优秀上海知青毛秀英的先进事迹，更激发了我们去井冈山农村的坚定决心。我们“学习会”经过讨论，统一了思想，决定选择井冈山条件最艰苦的农村生产队，走集体插队落户的新路，参加井岗山建设。同时派遣陆根涛、毛允志和徐鼎茂3人小组“打前站”前往井冈山。

1967年10月，秋高气爽，我们三人离开上海。乘火车在江西樟树站下车后，为了节省资金，找到一辆运水泥去吉安的卡车，师傅很热情，但要求我们必须和水泥“混装”在一起，车厢用厚厚的油布把我们严严实实地罩在里面。一路颠簸，我们的脸上、身上和行李上落满了水泥灰，一个个变成了“灰姑娘”，一路风尘仆仆来到吉安。

从吉安到井冈山200多里，我们边走边找便车。好在苦惯了，抓几把炒米，路边清清的河水加上几根萝卜条就是一顿饭。在路上也能遇到热情的老表，喝上滚烫的热开水。

10月下旬，我们终于抵达井冈山，找到毛秀英家，夫妻俩热情款待三位来自上海的不速之客，我们一周来第一次吃上可口的热饭热菜。经易长华和毛秀英介绍，井冈山“革委会”负责人朱轩（长征老红军）、王贵华和有关负责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听完我们的来意介绍后，反复劝导我们去井冈山垦殖场，但在我们表达了理性思考和坚定信念时，他们表示尊重和支持。第二天。在井岗山“革委会”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我们首先考察了沟边公社长路大队，后又来到拿山公社小通大队。经过比较和慎重考虑，我们选中了更偏僻，更艰苦的小通大队。小通大队四面环山，七个生产队座落在东西长约十华里，南北最宽约一华里的狭长山沟中，全大队百来户人家，五、六百口人。这里的人诚朴实在、热情好客。

集体插队落户是件新鲜事，谁也没有经历过。为了把想法落到实处，更为了表达出我们坚定的决心，三人组决定留下我在小通，任务是继续做好“打前站”后续工作，做好与井冈山（包括公社、大队）具体事务的联络、沟通和协商工作。大队书记罗寿生、大队长邹桂信等领导决定把大队部仅有的两间客房中的一间，作为我的临时住处，每日三餐到老表家吃派餐（按每餐4两粮票、1角5分钱交付）。

大队部来了上海学生，好奇的村民常常三、五成群来到我的房间门口，会说普通话的当地学生成了我们勾通的桥梁，也成了我学习当地语言和风情的老师。每天放学后，我身边总有一群小朋友相伴。男孩们头发长了，我拿出理发工具帮他们理发，还经常给他们讲上海风情故事，他们教我当地口音的“土话”，介绍当地的风俗习惯……我们乐着，彼此象兄弟一样。

当年“秋收”结束后，大队会计许纲福家盖新屋，我每天一早就去他家做帮工，给泥瓦工、木工备料，帮着跑前顾后……那时年轻气壮，好学肯干，力气活一学就会，抛砖等技术性较强的活，经行家一示范，也很快能上手，又稳又准。新屋盖好后，许会计一家自然将我当成自家人了。大队治保主任兼出纳许河汉是教我扛木头的“师傅”，他给我备好了全套“行头”：丫斗、铁环、草鞋，甚至长腰巾，毫不保留教我如何上肩、起步、过坎的技术细节。大队妇女主任许叫妹多次邀我随同她的两个儿子上山砍柴。兄弟俩是干活的行家，早把钩刀和斧头磨得铮亮，时不时耐心细致地示范斧头入木的角度、力度，挥斧时的站姿和腰力扭态，我亦步亦趋跟着做，不出半天，我的手上已经起了血泡，但收获不小。大队团支书吴丁河虽比我小两岁，但十分活跃好客，隔三差五会来大队部，陪我共枕聊天住上一晚，相互彼此接触，我倆成了好兄弟。过年前，一年一度的年终分红，我还拿到了劳动所得的钱。

春节是小通最重要的节日。我在大队的小卖部买了两张大红纸，细细裁剪，写了几幅春联送给大队领导。田南村的不少老表看到了，也纷纷拿了红纸来请我帮忙写春联。虽然我的毛笔字写的还算不错，但面对一个个老表期待的目光，我的那点墨水总有点抖抖忽忽，不过还是做到了有求必应。

开春后，队里安排的生产活动一天天多起来，根据天气变化和生产进度，一清早，生产队长就召唤着，安排每个社员当天的活计，诸如犁田、抄田、耙田、担料石、出牛粪、撒“火土”（草木灰）等等，我也和当地老表一样，早出晚归，耕作在田间（情缘江西画册第38页右上图）。

“莳田”（插秧）是当地男子汉的当家活。下田第一人往往是生产队的“老把式”,一要“莳”得直，一眼望去，像手电筒的光柱，笔直笔直；二要快，“老把式”下去领头，尾随其后的往往也要根据自己的实力依次跟进，本事小的自然知趣地尾随其后。一些“老把式”，有时下田也相互谦让着，“莳田”师傅蹲得深，双手又尽量往前伸，形成三点一线的视觉，秧苗横竖都很直很匀，像用尺划的格子线那样。“把手”们毫无保留地教我，我快乐地跟着、学着，注意取人之长，凭借年轻人的体力优势，长进很快。有时经不起“把手”师傅们的鼓动，我竟激情奋发，在小块田中当起了“把手”试验，以后又在大块田根据“把手”们的指向，尝试第一个下田。“把手”可不是好当的，领头要有真本事才行，一要笔直齐匀相当，更要出手快，后面一群人你追我赶，决不留什么情面，一陇“莳”来，赶得你伸腰喘息的机会也没有，比跟在后面莳要累多了。

在小通10个月，我不敢懈怠。平时在生产队劳动，与社员一样评工记分，零花钱经队长同意，可以向生产队出纳借上几块钱。农闲时出外搞副业，比如发春水时“撑木排”，春插后背木“走木棚”，生产队的师傅和“老把式”们都乐意带上我。从而深深地感到，“打前站”的任务不能单单用语言来做，更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

1968年4、5月间，王友良、毛允志和上海有关方面的工作人员，再次来到井冈山，进一步敲定集体插队落户事宜。事毕，毛允志也留下来，和我一起边参加春耕生产，边做“打前站”工作。老毛虽然话不多，但犁田、耙田等活一上手就会，老表看着他吃苦耐劳，踏实诚信，喜在心里，更坚定了接受上海学生的信心。到6、7月份，消息和计划逐渐清晰，来安家的人数也大致确定了。

安家准备是很具体繁杂的。大队部多次利用晚上召集各生产队长开会，列出安家的详细要求，研究住处、家具、农具等落实情况，列出清单。各生产队发挥各自能工巧匠的优势，用记工分方式，发动木工赶制木床等家具；泥工砌新灶，粉刷住房、墙面；蔑工制作大小箩筐等；组织有经验的农具“老把式”装配各种铁器具的木制把柄。有人还提议将木工制作过程中产生的大量木屑、废料集中堆放，用作做饭的引火柴。由此，又布置各生产队要特别准备好一定数量的干柴，让上海来的学生们一进门就可以做饭。还要准备好刚下来几天吃的大米蔬菜，以及一定量的油盐酱醋，安排好集体户的自留地、菜园子……。

总之，大队领导一再强调，不但要敲锣打鼓地欢迎，还要把他们安置好，使他们感觉到好家到了自己家里一样。有的生产队还安排生产能手，在集体户的自留地种上了蔬菜……我和老毛参与了整个接收的准备过程，深切体会到：小通的老表，特别是大队、生产队两级干部，就像安排自家的孩子新婚那样细致周到，实实在在。

在井冈山坚守十个月，看似举目无亲，十分艰难，但我丝毫没有感到孤单，反而感到处处有亲情，上海的团队始终和我在一起。我对肩负的任务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和自豪感，因为我们是在走毛主席指引的前人从未走过的新路，集体插队落户当新农民，建设革命老区。

作者简介：徐鼎茂，男，1967年10月赴江西省井冈山拿山公社小通大队插队落户。1978年考入吉安师范学院（本科毕业）。后曾到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研修法学（研究生）。先后担任过中共吉安县委、吉安市委副书记兼政法书记，吉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正县）副院长等。1996年调回上海工作，先后任浦东新区司法局律公处处长、法律援助指导处处长，浦东新区法律援助中心主任等职务；曾被司法部授予三等功一次以及上海有关部门授予的立功等奖励七次。

公众号编辑：周培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