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荒知青网 | 周总理接见上海知青彩色照片背后有关秘闻

　　1965年7月5日下午，周总理接见上海知青的（一）彩色照片。背后有一个隐秘的故事。这张照片中兵团第二政委张仲瀚因“文革”中被隔离审查。原兵团一位资深摄影记者告诉我，他们把原兵团副政委张仲瀚的头像抠去了，画了几棵树木。还给了我没有张仲瀚政委的彩色、黑白两组照片。当时环境下，全国报刊上也普遍采用了。后来，1978年“文革”结束后，很长时间，我在石河子周总理纪念馆等处，看到这张没有张仲瀚政委的彩色大照片，而且被布展在各地博物馆内。

　　张仲瀚政委是原王震率领的三五九旅时的年轻团长。解放初，王震选他到新疆开发建设兵团，是兵团创始人之一。“文革”中，他被隔离审查，1977年任命为解放军炮兵顾问，1979年12月17日彻底平反，但身体受到极大伤害。

　　我于1978年3月初在北京出席全国五届人大第一次会议期间，与石河子几位人大代表特地去北京301医院看望他。他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医生不让我们多与他交谈。张政委还认出我，叫我“小杨”。他躺在病床上风趣地与我们聊天，还说：“我快去看马克思了！”不料，就在1980年3月9日病逝了。我还送了花圈，出席兵团追悼会悼念他。

　　这几年，我因长期整理编辑有关兵团知青史料，还接待新闻记者的不断采访，有需要我提供周总理接见的照片资料的。我想起张仲瀚政委的往事，心中很内疚，因为这张彩色照片不符合历史真实面貌，我告诉他们可以提供另外一张最好的照片，是全国报刊上采用的周总理接见我们最好照片（三），是新疆日报社记者傅胜瑞拍摄的，与文字报道一起在1965年8月10日全国40多家报刊同时头版头条发表的。两位《中国青年报》记者李振东、高影泉为此受到团中央《中国青年报》的表彰。他们记者生涯出版的专著，把这篇报道放在第一篇。这是前几天，石河子市委宣传部杨涛联系我，问有张仲瀚政委照片上不认识的一位领导人是谁？我认出来是总场李光政委，给她介绍了。兵团宣传部还要这张照片上每个人姓名。

　　今年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这张照片肯定要用在宣传版面上的。所以，我认为对于周总理接见上海知青的照片一定要慎重。过去因“文革”原因，全国报刊上都用的是这张扣了图的彩色照片，包括石河子周总理纪念馆也长期使用过这张，我都给他们指出过，告诉他们必须更换下来，历史真实情况我最了解。1979年4月-1981年2月，我从自治区团委重返总场工作二年，团场党委让我继续筹备纪念周总理的陈列室工作。我专门到乌鲁木齐市《新疆日报》社资料室里，找到这张原版的周总理接见我们照片。我当时还选了近100张周总理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以及石河子视察的照片，给了总场收藏。我本人也收藏了部分照片。

　　1980年6月23日上午，邓颖超副委员长到周总理纪念碑接见我时，我左手夹了一本大影集，就是收集的周总理在新疆视察照片，送给邓颖超副委员长。这段历史是我从1965年7月5日，到1977年6月10日参加周总理纪念碑奠基开始，10月底建成，召开庆典大会止。1978年7月，我调到自治区团委任副书记，1979年3月2日，在延安全国植树造林大会，我提出重返总场，1981年2月，真正离开总场，回到乌鲁木齐市自治区团委工作。1981年3月主动要求调到自治区科协任党组副书记，1996年4月出差途中车祸受伤，10月退居二线。1998年4月提前回到上海休假，2001年8月真正退休。但是，回沪后，多次回到石河子总场，亲眼看到周总理纪念碑、纪念馆修缮工程，并多次改扩建周总理念馆等，所有往事在我的心中抹不去，尽一切可能告诉后来者这段真实的历史和周总理接见我目前最好的照片，包括周总理对出身与表现的重要讲话原话，和社会上流传的“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不同之处。但是，很难纠正。这是我真实反映的史料，可以记载下来。不少周总理纪念馆、博物馆，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我会一一联系纠正。

　　今年3月29日，我给总场周总理纪念馆馆长耿照军也说了，这张没有张仲瀚政委的照片必须更换下来！！！另外，从《军垦战歌》纪录片上，可以找到彩色的周总理与我们谈话影像，可以制作成彩色照片。

　　最近，我与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联系，告诉他们这张周总理接见我们的照片真实情况，希望他们更正，这一件事关张仲瀚政委和周总理接见我们的重要真实史料。最近。石河子总场周总理纪念馆馆长耿照军说，用原来（二）这张黑白照片，更换这张彩色照片。

　　（二）这张照片就是原来照片，张仲瀚政委在我们身后。

　　（三）新疆日报社摄影师傅胜瑞1965年7月5日拍摄的，也是1965年8月10日，《中国青年报》及全国报刊同时发表的周总理接见上海知青报道登载的照片。

　　（四）1965年8月16日《中国青年》杂志刊登周总理接见上海青年的报道（现在保存在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资料室）

　　（六）

　　（七）

　　（八）1965年8月10日，《中国青年报》刊登周总理接见上海知青的报道。

　　　　2025年5月28日修改

1965年7月5日，周总理出访非洲六国后回京途中，在新疆石河子垦区看望上海知识青年。左二为杨永青。

    1980年6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赴新疆石河子视察期间，在周总理纪念碑前与上海知青杨永青（本文作者）亲切拥抱。

1980年6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赴新疆石河子视察期间，在周总理纪念碑前与上海知青杨永青（本文作者）亲切拥抱。

我从小生长在上海，1964年6月30日，在接受上海市团校为期一个月“培训”（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委培）后，我和300多名团员知识青年一起登上了西行的列车……

我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祖国的边疆建设事业，并在新疆各级党组织的培养下，从一个普通的知青成长为党的科技工作者。回忆往事，最令我难忘的就是发生在50年前的那一幕。

1965年7月5日，经过一年劳动锻炼的我已成为总场一分场子女学校的教师。这天下午，上海知青连指导员马太定通知我与10名上海知青一起跳上一辆大卡车，向总场场部飞驶。在车上，马指导员告诉我们，周恩来总理想了解兵团知青情况，要接见你们。喜从天降，我们欢呼雀跃，同时又思索如何向总理汇报。

下午3点多，我们一行急匆匆从二分场一条长廊般林带东边向西步行。我首先看到总理站在一张方桌旁谈话，就一边对大家说：“总理就在前面，快走!”一边快跑到总理身旁。大家一齐拥上前，争着同总理和陈毅副总理握手。摄影记者拍下了这珍贵的历史镜头。我就是贴近总理左侧、满面笑容聆听总理教诲的女知青。

总理见到我们，以慈爱的笑容问：“稳不稳？”我们齐声回答：“稳，安心的。”陈毅副总理问：“你们想不想家？”我们争着答：“不想家。”马太定指导员向总理简要汇报，我们这批上海知青一年来开荒种地，经受锻炼，并已成为农场广播员、教员、果农、菜农的情况……总理想了解我们家庭出身和文化程度，首先问我：“你家里是做什么的？”我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父母在香港，父亲在一家轮船公司当职员。”总理马上说：“噢，你来得不容易呀，他们在香港，你在这里照样可以独立生活。”

我没想到，我的家庭出身有些复杂，总理却这样鼓励我。回想我进疆前，父亲曾来信给有关部门，不同意我到兵团，因我曾患肺结核病，高考时体检不合格，没能考大学，到新疆恶劣的环境去务农，等于去“送死”。他还劝我放弃到兵团，送我到香港或日本去学习我曾最感兴趣的无线电技术，也可以为国家效劳。有关部门也劝我回单位工作。这些都被我谢绝了。总理的这番话正说到我的心坎里，我选择的路走对了。

总理又问我文化程度。我答：“高中毕业，因身体不好，没有考大学。”陈副总理爽朗地说：“这里就是大学嘛，是劳动大学。”我立刻得到启示：经过劳动锻炼，不仅身体更健康了，而且思想深处开始懂得劳动的意义，理解了由苦变甜、由理想变现实的客观真理；从与劳动群众同甘苦中认识普通劳动者崇高的思想境界。

当总理问起卓爱玲家庭出身时，针对出身不好的青年普遍的压抑感，严肃地说：“我的出身和历史比你们都复杂。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和有复杂社会关系的人，都要看他现在的表现和立场。一个人出身不能选择，但前途是可以选择的。只要能同原来的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向组织交代清楚存在的社会关系，全心全意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不断地在实践中改造自己，就会有光明前途。”

总理的这段讲话，鼓舞了全国出身于复杂家庭的青年们，跟党走，报效祖国。但在文化大革命极左路线横行时，包括我在内的这批青年又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当我在思想上遭受巨大压力时，是总理的教诲，坚定了我的信念，使我坚守工作岗位，终于迎来了祖国的春天。

今天，坐落于石河子市的周总理纪念碑、纪念馆几经扩建后，已成为革命传统和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旅游2A级景点。周总理当年接见上海知青的大幅彩色照片挂在纪念馆大厅正中。讲解员每天都要诉说这段不能忘记的历史，激励一代一代青年为祖国边疆建设贡献聪明才智。

（作者曾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