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2月,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全国各地青年人一批又一批的奔向上山下乡的道路。位处祖国北疆的大兴安岭,无论是经济、政治、军事、地理等等,哪一方面都成了更加吸引、聚集青年人的地方。
从1969年4、5月开始,陆续进人大兴安岭的近4万人。由于当时国家正处在“文化大革命”高峰时期,所以,承受这个数量的接待安置青年人工作,的确是够困难的。吃、穿、住、用怎么办?经费从哪里来?生产一时又上不去,安排什么工作?又派什么人来帮带?这些青年人,如果都是北方人,或都是男青年,事情也好办点。起码是:离家近,语言懂,习惯相似,也叫人少操点心。而偏偏又多数来自江、浙和大城市的,这真叫各级领导头痛难说啊!这些可爱的青年人,是响应党、毛主席号召来的,有文化知识,上进心和好强自信的劲头特别大。从文字上熟悉:艰苦奋斗,箪食瓢饮、筚路兰缕、林海雪原、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等等,可是对其真正的含意,和具体的日常个人生活中是个什么形式、味道,大家并没有多少实践感受啊!冰天雪地、粗粮冻菜,买不到食用的东西,看不到文体活动,住帐篷板房,见不到卫生医疗设施,远离了家乡故土,看不见亲人至友,这一切一切是现实的、具体的,隐瞒掩盖不了的。面对这些怎么办!怎么办!人心都是肉长的,哪一个上无父母亲人,下无子女邻友?将心比心,假若自己和子弟骨肉,遇此情况,又会如何?闭目不思吗?掩耳不闻吗?或净等着什么时来运转,苍天给条件,大地给方便吗?或盼望什么恩赐……不行,绝对没有那样的好梦。共产党人不能靠幻想、等待过日子,要奋斗、要斗争,要开创自己的道路。否则,就不是、也没有党性。就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国家人民和子孙后代,就不配国家干部、人民勤务员的光荣称号。各级领导处于这样的心情,所以,在天天想着,夜夜念着对来的青年人的问题,如何解决……
每当听到有青年人来,总得设法去看一看,见到了广大青年人,总想找几个人说会话,问一些情况。经过这样多次的活动,看见这些青年人由家中带来的一些陈衣旧被,破箱朽柜,所到这些青年人,谈到离家时那种伤叹、恼惜、嘘嘘之声,我是流过多次眼泪的。当时铁三师中有相当一批江、浙地区的干部、战士和南方来的广大青年,有密切的关系,有不少是直系、旁系的亲属。当季节进入秋末冬初,互送互要防寒物品的不少。所以,对青年中的情况,知道的较多较细,实事求是的讲:这么多的青年人,远离家乡亲人,名为响应号召上山下乡,实为多数人是出于无奈。特别是当时的干部子女,成份差、有海外关系,或因有人说了、做了一些不适潮流的事等等原因,而辞亲别家的。叫人听过真言底细,实感同情。地区的领导和机关,虽南方人不多,也推猜、察觉到不少情况,所以,都象是“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我们十几个人的办公室,时时都有人为此叫苦,日夜有人为之长叹,甚至有出口不逊为此说三道四的。除了当时所谓“核心组”以外,我记得当时的玉祥、恒玉、杨林、王茂、庄志礼、张永义等同志,以及银行、商业、粮食、战备办、卫生、信访、知青办等部门,喊的最厉害,吵的最烈。为了广大知青的工作安排、粮物供应、工资经费,医药卫生等等等等,无所不包的项目,不知开过多少会,商量研究过多少次,甚至弄得脸红脖子粗的争吵。充分反映了对知青的同情、关心、爱护、忧虑。可是在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下,又有多少办法可想呢?说过分一点,就连当时的省、总局也是为此生怯无策。不是想一推了事,就是以权硬压,或拿政治帽子一扣,真弄的人哭笑不得。两旗一县和新建的单位、部门,也想依赖林业的活动经费,卡一点开发建设上的油水,这就更多加重了地区的矛盾和困难。实再是使地区有志难伸,一筹莫展。为了这些,不知有多少人,上下跑过多少次,说过多少好话。我就和有关部门,为此去省和总局三次向一些主要领导同志,由请示汇报,变成争吵不休,有次还跑到“花园村”找大军区领导江拥辉同志发唠骚。但每次收效极微,还是连汤带水拖着回,真不适应我对事物处理的性格。
在这样情况下,逼着不得不找群众商量,不得不回忆历史过去,不得不想、不创自己的路子。经过这样反反复复的冥思苦想,一是要依靠青年人自己管理;一个要部队带培的念头产生了。感到这样的做法,最低也能增强青年人的一些自卫感、安全感、钻研学习的机会,多少也给青年人的家人亲友,增加点宽心、放心的安慰……只要对人们办一点有好处的事,我就觉得是自己的欢欣、快乐。于此,将意图和曾孜、清景、聂涛、永生等同志,做过多次商谈,和机关部门进行研究,最终取得一致意见:一开发新区,阿木尔和图强、古莲三区;二老区多设工队、营林点;三委托铁三师带一部分;四可试点成立男、女自管队伍。在统一了思想、意见、方法以后,取得了大家的支持,进行了适当的分工。我主要负责找三师联系带培和男、女分别建自管队伍两个问题。经过活动以后,三师答应,选调干部、单独编队,共同修路,以带新兵、带民工的方法,接纳五至七千人。当时如要九师、六师不走事情就好办了,若十一团在三师也可多带一些人。在与三师议妥,回地区汇报商量后,地区领导也给了我一个台阶下,既不使三师压力太大,也不叫我为难过多,确定交三师五千人。因此,三师成立了青工办,调了五十多名干部,编成二十二个连队,和部队插开,一字摆在樟(岭)古(莲)新线上。军民并肩施工,使五千多名知识青年和家人,略得到了一点宽心安慰,也略减轻了地区各级领导的一点忧虑。进一步增强、树立了军民关系。
对组建女子架桥连事,我虽久有意图,考虑很久,但心里没底,没敢早下决心。一在地区机关找不到也抽不出得心应手的人选力量;二也怕个别人流言蜚语帮倒忙,有点担心。所以把意图委托交给了三师“支左办”,要他们慎重、细致的行事。经过多次的全面调查研究,纵横比较,反复分析情况认定组建女子连的想法是可行的,最后把试点选在新林区桥梁大队上。理由和根据是:领导班子团结有力,在上下威信高,从各个方面在地区都占首位。李延峰、赵灵元、王振江、陈俊、周昌友等同志既有开拓的高度责任心,又有全面的工作经验,都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干家。几个主要的军代表王彦治、孙国印、胡家民、陈新元、梁建华等同志,其特点与上述同志相同,这是当时的其他单位都不能相比的;一桥梁大队以四好五好为内容的,用军队经验参政建政,搞的活跃,“支左”工作在此点开过现场会;三有田立荣、孙玉芹等几个工作热情、泼辣能干的北方姑娘,这对女子们的帮带较方便有力。基于这样的一些根据和条件,又经过讨论研究比较以后,直到1970年春节前夕我和三师“支左办”才下定决心。向曾孜、清景等同志说清,要求在多方加强联系的前提下,让我集中一些精力,把试点搞下去。以实现久想的意图。我便带三师“支左办”的几个人,进住新林区了。经过一段的调查摸底,情况分析,才和区“革委”领导,统一了思想认识,议定了女子连的名称、建制、人数、干部、党团组织、帮带人选等等,最后确定于1970年3月8日,正式成立桥梁大队女子架桥连。回地区又和曾孜、清景等同志说明情况,取得同意。
3月6日,我和三师涂仕明、周永明、钱道著等同志,又到新林区,商讨了开会的程序、各项准备,进行了分工。7日到了即将成为女子架桥连的住地碧州。再看座落在碧州西南角,有四幢土木房,几顶更生布帐篷的小院,地上扫的很干净,内外井井有条,房内和帐篷内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具放的整整齐齐,100多名女青年,劈柴、扫地忙碌不息,真有点过节的气氛。下午看了看内务环境,和即将当指导员、连长的小田、小孙谈了话。晚上和胡家民等军代表又商量了,与开会及以后有关的一些事。 3月8日,彦治、昌友、建华等同志早饭后不久也到了,便集合队伍,进入早已准备了的房内会场。涂仕明、胡家民主持会议,宣布了开会议程、要求,先由彦治同志代表区领导核心组,宣布成立女子架桥连的决定,任命了连队干部和授旗。小田、小孙代表连队接受了新林区桥梁大队女子架桥连的红旗。我代表地区、部队领导祝词,由于心情的兴奋和激动,一气就讲了两个多小时,从响应党和毛主席号召,讲到她们的心情行动;从新旧对比创业艰难,讲到她们的雄心壮志;从成立女子连的作用意义,讲到对她们的希望要求,直到等待她们的胜利荣誉等,整个会场气氛相当壮观,宣布、讲话、授旗、贺词时;被她们的掌声、欢呼声所中断,成立大会胜利、园满的结束了。女子架桥连的红旗高高飘扬在天空,一支自己管理自己,一切按着军队模式,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新型的红色女子集体诞生了。我和三师“支左办”的同志,住了三天,和大家一起研究商议,确定和建立了一些必要的制度规定。留下周永明、钱道著同志继续工作,我才告别她们,在3月11日临离开该连时,因和大家研究讨论,心情已平息,仰首顺口念了一首小诗是: 浑金需炼烧,璞玉待精雕。来日显身手,花穆惊折腰。(意思是应好好扶持培养,待来时叫花木兰、穆桂英都惊叹。) 为了使这支队伍更加茁壮健康的成长,早日实现党和人民的要求;早日完成她们那些没见面、没说过话的家长们的委托,早日实现地区和部队对她们的希望、要求,特委托了三师周永明、钱道著、新林区周昌友、梁建华同志,注意关注女子架桥连的情况,定期定事的总结她们的情况、经验,根据她们的活动事迹,及时写出材料,向内外报导。这几位同志很负责,一丝不苟的贯彻了这一意图,先后发表了很多东西。绝大部分出自三师“支左办”和钱道著同志之手。直至1973年5月,军代表们全部撤出地区,才中断了这种联系。这些值得赞扬的党和人民的好女儿,争气的好姑娘们,用她们铁的意志,超人的毅力,认真学习,艰苦拼搏,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在冰雪还未开化的5月,便象仙女下凡一样,落在了林(海)呼(中)公路的大桥,迅速的展开了施工。象织女穿梭、女娲补天巧夺了大桥的神速建成,为开发建设大兴安岭初露了锋芒。定桥名为“争光”确是名符其实,非常恰当。接着又策马扬鞭奔向大乌苏,再显身手,修建了六孔双曲拱大桥,比之“争光桥更美,使新林区境内增添了两条人间彩虹。
英姿飒爽的光辉事迹,受到人们的敬仰、各界的羡慕。中外报纸、新闻广播、电影、图片,连篇累牍的登载、发表,使她们以鲜血、汗水汇成的华章、谱写的战曲,变成了巨大的精神、物质力量,推动着各项工作的开展;带动着广大青年奋发图强、勇往直前;进一步激发、教育了人们为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去战天斗地争分夺秒。在她们的事迹带动影响下,各行各业英雄辈出,模范层出不穷,以女子为主体的采伐连、筑路连、突击队等等,如雨后春笋铺满了兴安岭大地,处处开出了妍丽青春之花,结出了人民所希望的丰硕之果。受到党和政府的关爱,受到国内外广大朋友的敬仰。当时的党中央副主席,后为沈阳军区司令员的李德生同志,先后三次视察大兴发岭,都和我与其他同志问到女子架桥连的情况,为她们的事迹而感动的长谈不休。世界著名数学家华罗庚老人去大兴安岭,住宿在我的办公室,给她们题词赋诗,念念不忘,深感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英国的国际友人马克斯·维尔先生,去大兴安岭,也是住在我处,当听到、见到她们以后,真是欣喜若狂,好象是遇到莫大稀奇一样,祝福她们荣誉常在,并要把自己女儿送来,给她们当徒弟等等……
光荣啊莫大的光荣!为党、为祖国、为人民作出了贡献,增添了尊严、国威、声誉,显示了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毛泽东思想哺育下,在政府和人民军队扶持培养下,才能有这样的奇迹,才能有这样的巾帼英雄群体……。岁月流逝,人已变老,女子架桥连的番号早已不在,但是历史、事迹,会永刻在大兴安岭的山水中、人们的记忆里,她为开发建设所增添的生机是百世常存,光照千秋。她永远是值得人们敬仰、学习的榜样,永远是教育后人,推动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力量!最遗憾、可惜的是,对这样的典型,没有一代一代的象接力赛一样继承发展,保持下来。使这样一个闻名全国、全世界的英雄集体,在军代表撤出后不久,就解体消失了。这是多么不应该的事啊!是多么大的政治损失啊!其主要原因是什么?因受种种限制,我一时说不清,也不好说,反正我总感到,女子架桥连的解体消失,是各级领导工作中的重大失误。起码是不懂、不理解榜样力量是无穷的,没有典型就没有工作深化这一浅显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