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荒知青网 || 知青往事 | 孙英伟：刻骨铭心的延安情结

黄土地 延水情

刻骨铭心的延安情结

孙英伟

      离开北京到延安插队，距今将近50年多年了，半个世纪前的4年插队生活，依然鲜活的印在脑海里，成为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笔财富。在我17岁的那年，开启了我对社会、人生、自我的新的认知。厚重的黄土地、艰苦的劳作生活，朴实的延安人民……历历在目。

     还记得1969年的那个冬天，延安被厚厚的大雪覆盖着，我们坐在大卡车上一路颠簸地来到了延安县李渠公社，下车后，队里的老乡早已等候在那里，我们8个女生和3个男生跟着老乡沿着小路往崖里坪大队走去。由于我们穿的都是塑料底棉鞋，一步一滑，到了上坡时更是往下直出溜，这时也顾不得许多，几乎是四蹄着地的往上爬了，顾及不上观看周边的的环境，就这样连滚带爬非常狼狈地来到了队里。

      当时给我们安排的住处是生产队后边一座已经倒闭的“八一铁厂”废弃的工人宿舍。孤零零的一排小平房，每间进去半间屋子半间炕，房顶是通的，各间屋子说话声音大一点都能听到。多年不住人了，又没有烧炕，屋子里冷的就像冰窖。到了晚上，点上一盏巴掌大的小小油壶，壶嘴里插上一根棉线，点燃后冒着黑黑的油烟，豆大的火苗忽闪忽闪的，看什么东西都要凑到跟前眯起眼睛才能看清。由于太冷，我们早早地钻进了被窝，父母为我们准备的厚厚的新被褥发挥了作用，暂时为我们驱赶了延安的寒夜，从北京到延安的旅途劳顿，让我们很快进入了梦乡。第二天早上睁开眼睛的时候，天已经放亮，清冷的房子让我们意识到已经在千里之外陕北的“家”度过了第一个夜晚。直起身子一看才发现，每个人呼吸的热气已在被头结了一层薄冰，让人更感觉到陕北冬季那彻骨的寒冷。大家互相鼓励着、咬着牙起床了，起来洗脸时才发现桶里的水早已经结成了冰疙瘩，毛巾也冻得梆梆硬，和两天前北京家里暖气充足的房间真是天壤之别，严酷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到延安没几天中国传统的新年春节就到了，那几年延安粮食欠收，家家缺粮少食，日子过得十分艰难。我们知青的到来更是给延安带来了现实的极大困难，国家紧急从外省调拨粮食，作为知青第一年的口粮。供应的是陈年的黑豆和高粱，还有一些玉米，老乡抓起来闻闻说，一曼就是些牲口料嘛。

      除夕，我们看着仅有的几样粮食，没有油，没有菜，毫无生活经验的我们，决定过年那天睡懒觉度过，能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

     早上九点多我们就听到外面有许多人说话，模模糊糊的也听不清楚，想想起来也是冷，也懒得出去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一直赖到11点我们才慢慢地起来，推开露着大缝吱吱作响的房门，门外的景象让我们惊呆了，那么多的老乡在冰天雪地里圪蹴（蹲）着，等着我们起床。

      他们大多穿着黑色的棉袄棉裤，腰里系着布腰带，头上裹着白羊肚手巾，两手交互着插在袖子里，鼻头早已冻得通红。

      原来前一天生产队专门召开了会议，研究让我们这些学生娃娃怎样过年，研究的结果就是各家再苦也要让这些北京娃过个好年，不想家。

      采取的办法是轮流三天时间，每家请一个学生到自己家里吃一天过年饭，这样算下来，不见得家家都能轮上，还有的老乡自己家里也没有多少吃食，像样的饭菜也只能凑出一天，所以就发生了眼前的一幕，“抢人”到家中吃饭。我们只有11个人，那么多个老乡在等候，明知许多家就请不到人，还硬生生地在寒冷的雪地里等候着，没有一个人来敲门催促我们起床。延安老乡的朴实真诚淋漓尽致的温暖了我们。

      当时我们还来不及反应，已被老乡拉住了胳膊，从未到生人家单独赴过宴，我们三两个互相拉扯着想结伴去一家，这时已经由不得我们了，硬是单独一个人被拽着往村里走去。小山村里顿时活跃了起来，各家的婆姨娃娃都放下了手中的活计，在自家窑洞前高兴的迎接，没有拉到学生的家庭遗憾的准备第二天接着“抢人”。

      暖暖的土窑洞，热腾腾的饭菜摆在炕桌上，大肉、油糕、米酒、油馍馍、扁食（饺子）……按照当地的习俗，尊贵的客人要盘腿坐在炕的最里边，老乡热情地邀请我“利利上炕”，我哪会那么长时间的盘腿坐呢，好说歹说坐在了炕沿外边，可以把腿放在下面，另外几个知青也和我一样，在各家都是坐在炕沿上，以致之后多年一直成为老乡津津乐道的笑柄，“那么大的女子还不会盘腿坐，坐在炕边上，腿把子展的长拉拉的”。

      在老乡的关爱中春节很快过去了，严峻的劳动关又来考验我们了。还记得第一天上工的日子，我们早早的起来做饭，但是由于掌握不好用大灶做饭烧煤的技术，大家心急，每个人都去拿着火钎子去鼓捣鼓捣，结果火越来越弱，大锅里蒸着的一锅发面窝头怎么都不上气。时辰不早了，老乡也都过来等我们了，我们决定窝头不熟也不等了，就这样吃。结果吃到嘴里，外面那层还可以，里边还是生的，稀糊糊的，因为没有菜，就蘸着盐粒把半生的窝头吃了下去。这时觉得真渴，却没有热水喝，不知谁看到前边的小锅的刷锅水开了，我们一看，锅里泡着用过的碗筷，还有刷锅的高粱苗做的刷子，脏兮兮的小半锅水刚刚冒起几个水泡泡，快要开锅了，大家每人盛了一点，算是喝了热水。

      我们跟着老乡开始了第一天的劳作，以前上中学时每年都下乡劳动，觉得自己挺能吃苦的，但绝不会想到第一天的劳动是那样的艰辛，让我深深地领悟了什么是竭尽全力，什么是拼命！那天是往山上的田里担粪，每人一副扁担，前后两个柳条筐子，装上沤好的粪，往山上送，我们从未挑过担子，又是走山路，平时空手爬山还累得气喘吁吁，这要祧上几十斤重的担子，掌握好平衡，中途没有平地，不能有片刻的停顿的往上走。从来都要强的我们，用尽全身力气往山上走去，不一会，棉袄就被汗水湿透了，冷风吹来，后背凉冰冰的。往上看，连绵的黄土高坡，一波连着一波，好像永远没有尽头，心里默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咬紧牙关，一步一步往上攀登，第一趟到达目的地时已经是几个小时以后，放下担子，往山下望去，根本看不到出发的起点了，十几里的山路，挑着担子不知是怎样走上来的。老乡耐心地给我们传授走山路的经验，不能掂着脚尖，要把脚放平，慢慢使力气往上走。我们也观察到他们一路上全脚掌着地，迈着标准的八字步，罗圈腿，稳稳的轻松地往上走，这岂非是一日之功。下山的时候，腿软的直想往下跪，我用生命体会了“上山气短，下山腿软”的精辟。那天每人要担三趟，老乡担第三趟时，我们第二趟还没有下山，他们说下去就行了，不要再上来了，不服输的我们拼了命也不能在第一天败下阵来，坚持完成任务。我们收工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山村里静悄悄的，日落而息的习俗，大概他们已经歇息了。我只记得回到住地，我想喝碗热水，才发现两只手哆嗦的竟然端不起饭碗，只好凑在桌沿边上，弯下身子趴在碗边喝下那口热水，好舒服呀。一天下来，我们的肩膀都磨破了，衣服贴上去疼的钻心，想想第二天还要干同样的活，不敢想象……

      就这样我们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凭着当时的革命精神，突破了体力和心里的极限，慢慢地度过了劳动关。也得到了老乡的高度认可，他们由不得赞叹，这些学生娃娃真能受苦，咱们自己的娃娃都吃不下这些苦啊。也多少改变了老乡重男轻女的思想，给我们评工分时，第一次给妇女提高到6.分、7分。是队里有史以来的妇女最高分，比村里的女子婆姨工分都高。

      老乡对我们更加关爱，看到我们没有菜吃，每天各家轮流给我们送来他们自家腌好的咸菜，用红白萝卜丝，圆白菜丝腌在一起，酸酸的，鲜亮亮的的酸菜，真好吃啊，至今都记忆犹新。

      为了回报老乡，我们也尽己所能的给老乡送去带来的药品 ，以自己的文化帮助他们解决不识字的困难。

      还记得，我们坚持给队里的五保户刘如家挑水，刘如老汉是个残疾人，个子特别矮，患有柳拐病和严重的哮喘，时刻在吼喽吼喽的喘着粗气。由于有残疾，娶了一个半傻的婆姨，生了好几个孩子，家里全靠刘如每天的工分过日子，日子过得艰难之极。刘如拖着生病的身子，每天坚持劳动一天，收工后还要往家里担水。他家没钱打窑洞，住在后沟以前逃荒人留下的破窑洞里，在高高的山上，从山下往上看，几乎看不到，只隐隐约约的看到一个小小的黑洞，山路很陡，又很遥远，担一趟水太累了。对于刘如老汉就更艰难了。于是我们收工后，几个人轮流担一段路，坚持每天送一担水。刘如家一贫如洗，傻婆姨不会过日子，经常是缺粮少穿，有时会有一点救济粮，但大多时间的生活超出我们的想象，贫困到极点。第一次看到如此在贫困线上挣扎的农民生活，心里引起很大震动。

      几年后，有一次我从山上摔下来，头部负伤，引起感染，送往延安地区医院住院，刘如老汉听说后，一个人硬是喘息着，从生产队整整走了一天的路来到医院看我，当我看到他一边喘一边哆哆嗦嗦的从挎包里拿出小半把挂面时，我的眼睛湿润了，我知道那是全家舍不得吃，甚至舍不得给那两个一两岁的孩子吃的最珍贵食品，他步行几十里送来的是他的一颗心啊！没想到刘如老汉一年后去世了，去世的时间是在深夜，老乡后来告诉我们，他最后的话就是“叫学生来”。老乡怕吓着我们，没有满足他最后的请求，也给我们留下了深深地遗憾！

      陕北确实有着红色基因，不愧为革命圣地。老乡虽不识字，但都关心国家大事，开起会来，每个干部发言都是一套一套的，用他们朴实形象的语言，诠释他们理解的国家大政方针，许多话至今回忆起来都觉得很有道理。劳动时，经常在田间地头和我们讨论国家大事，有时争论得还很激烈。他们对毛主席，对党有着深厚的感情，经常讲起毛主席他老人家在延安时如何如何……。他们很关心国家的发展变化，喜欢听我们讲述北京的一切，那些年我们的窑洞就是大家晚上聊天的场所，每天晚上吃罢饭，大家就会自发的来到这里，炕上炕下坐满了人，有时还一起唱信天游，我们也教年轻人唱革命歌曲，每逢这时，寂寞的山村里充满了欢乐。

      白天老乡手把手的教会我们耕地，赶车、拿粪、播种、除草、打连枷……劳动之余，我们带着老乡学走步、做广播操、打篮球、民兵训练、夜间紧急集合。

      在大队党支部的信任下，我们分别担任了大队会计、小队会计、妇女队长、老师、赤脚医生，那几年在社会最底层的艰苦生活，和老乡水乳交融的相互影响，我们和老乡结下了深厚的感情，让我们对社会、对人生加深了认识，由此以后无论处于多么艰难困苦的环境，心里都能坦然面对。老乡善良、朴实、吃苦耐劳的本性深深地影响了我们做人的准则。这一切奠定了我在人生道路上的顽强意志和强大精神支撑。

      最让我们知青难忘的是我们的房东乔文成，我们住在铁厂宿舍不久就搬家了，老乡实在看不下去我们在那里受冻。乔文成家无偿提供了一孔土窑洞给我们几个女学生住宿，这孔窑洞当时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窑洞门的左下边缺了一个角，用木板打了一个补丁，那个缺角说是胡宗南部队进攻延安时，被匪兵踢掉的。窑洞虽然很破旧了，但是冬暖夏凉。在窑里一烧火做饭，炕上热乎乎的，晚上睡在热炕上，一天的疲劳很快就缓解了。从此，乔文成就好像我们的娘家人，成了我们最信任的长辈。乔文成在队里威信很高，他总说身体不好，谢绝当队干部，但是说话很有份量，队里开会有大事、难事时，都很看中他的意见。而且他干农活很有技术，种瓜种菜都要请他出山，这是当时唯一允许的副业，社员全年的经济收入就靠瓜园和菜园，他只要出山，给他配一个人做助手，蔬菜和西瓜长得那叫旺盛，其他生产队没法比，社员全年的收入稳稳的高于周边大队。前两年乔文成一直不愿接手，责任重大，付出的太多了，他的身体也难以承受。我们到的那年，社员的日子太苦了，队里多次开会，队干部也多次找他做工作，一定请他出山。他实在推脱不了，就提出了一个条件，让知青做他的助手。表面的理由是瓜园菜园需要收款记账，他不识字，要有文化的帮忙，队里连连答应没有问题。其实他告诉我，他之所以答应真正的理由是，你们这些学生没有私心，有很强的奉献精神，干活认真不惜力，不沾公家一点便宜，什么事交给你们放心。因为这个活牵扯到经济利益，他最看不惯搞小动作，占便宜的人。也不愿意让社员因此说三道四。

      我有幸成为瓜园会计，每天和乔文成朝夕相处，听他讲述了那么多陕北的历史故事，当地的风土人情。教我种瓜的技术，什么土壤适合种瓜，什么品种适合什么方法栽培，满腹经纶。他脑子非常好使，爱分析问题，什么事都看得很深，但从不轻易说话表态。非常正直，社员都知道歪的斜的在乔文成面前没有市场。我敬佩他的为人，敬佩他看问题的方法，敬佩他的劳动技能。有什么事和他商量后心里就有底了。他还风趣幽默，一些难以回答的的对话经过他的回答，很快就出现转机，在玩笑中化解了矛盾

      记得一次其他生产队的一个社员过来，不友好地说，我们队的知青家里都有钱，他们都有手表，看你们队的学生不光没有手表，还都穿着补丁衣服，像行吃（要饭）的似的。只见乔文成微微一笑，说那我们队的学生都戴眼镜，有文化，你啥时见着有戴眼镜的去行吃的？说得大家都笑了。

      瓜园里经常有附近的煤矿工人来赊账吃瓜，夏季过去后一起结账，其他人管瓜园时，都会有不少收不上来的帐，给队里造成经济损失。他管理时，平时就以他的智慧，和这些人经常聊天成为朋友，督促他们阶段性的结账，以免秋后结账时数目较大付不起，出现赖账。我们在瓜园没有发生一笔收不回来的账款。卖瓜也很有技巧，给买瓜人介绍时很专业，说得出瓜的品种为什么甜，纹路有什么讲究，熟瓜的特点是什么，香瓜的品种各有什么特点，适合老人、年轻人和娃娃们的不同口味，所以，我们每次出去卖瓜，都用的时间最短，卖得价格最高，买主还都高高兴兴最满意。许多人都成了老主顾。在他的指导下，我不光会挑西瓜，保准瓜甜皮又薄，小瓜（香瓜）哪种甜，哪种面，里边瓤的颜色是什么样，瓜仔的颜色我都能说出来，保证100%正确。买瓜人也常夸我，这娃能行着呢！

      有时我们知青内部也会产生矛盾和误解，乔文成知道后，像对家人一样，担心和着急，都会给当事人耐心的做思想工作，大家也都信服他，很快就释然了。还有杨生旺、乔文亭、高三牛、侯封有……这些年长的、年轻的朋友，都给了我们极大的关心和帮助，让我们在离家千里之外有了亲人，延安成为我们的第二故乡。我们离开生产队后的那几年，社员说每天上工的话题就是我们，所有的事请和细节他们都记得清清楚楚。

      最感人的是我们离开延安17年后，社员从电视上看到北京情况，十分担心我们这些当年知青的安全，高三牛自告奋勇代表大家到北京来看望我们，是不是都好着。那时我们和老乡一直有书信往来。三牛拿着一个写有北京地址的信封，第一次离开家乡来到北京。他拿的这个信封，偏偏是一封地址没有写全的，只写了北京海淀区，他误以为海淀区也像延安的某个区一样，只要找到那个区，多问一些人总能找到想要找的人。于是他下火车后，到了海淀区逢人就问，那不是和大海捞针一样啊，三牛整整走了一天，人生地不熟，没有任何结果，身上带的钱也有限，只好返回火车站回延安。又困又累的他看见火车站有警察执勤，心里想警察知道的人多，或许能帮助他找到我们。于是上前去问警察，无巧不成书，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这个警察恰恰是我们队的一个男知青，十几年没见，两人还是同时认出了对方，激动不已。可惜那时这个男生从陕西汉中回北京不久，和大家还没有取得联系，他把三牛带到家中，两人喝酒畅谈，告诉他知青不会有事，让老乡放心。三牛在他家住了一晚便回延安了。回去后找到了详细地址，写信来我们才知道发生的一切。在延安四年的插队生活，让我们和老乡胜似亲人，分别十七年后，我们的安危还这样牵动着他们的心……

       2003年，乔文成患了癌症，当他得知自己病况后，对他的儿子们说，最大的愿望就是到北京看看这些知青，死也能瞑目了，孝顺的儿女们成全了他的愿望，带着他坐飞机来到北京，这也是他一生中第一次离开故土。他到北京一个星期，高兴得比健康人还健康，我们陪他和家人尽情的游览，欢聚。这一晃将近20年了，老天厚待善良的人，乔文成直到去年才去世。他儿子说，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翻看影集，看我们当年在一起的照片。2015年我们回延安，他让儿子开车带我们去延川梁家河参观，路上他儿子说，我爸常说，当年的你们，身上有一股精神，现在的年轻人就是缺少这种精神了。他没有文化，说出的却是最深刻的道理。

      离开延安后，我先后工厂、银行、大学等单位工作，从学徒工做起，车间统计员、办公室秘书、组织处干事、教育培训等，工作岗位多次变换，结婚后两地分居多年，带着孩子读书上学，不论遇到什么困难坎坷，从未退缩过，延安那么艰苦的生活都经历了，还有什么问题不能克服吗。同事们都说我心态好，总是那么乐观，这也是延安生活积淀的财富吧。

      我很幸运，在延安这片红色土地上度过了最有意义的四年艰苦生活，十几岁就接受了延安精神的蕴育，更加深刻地理解了父辈为革命出生入死的坚定信仰，对党、对人民的感情有了坚实的支撑，理想信念已经根植在心里。延安情结刻骨铭心，伴随着我一路成长。

往期回顾

新旧窑洞的变迁

    孙英伟   

    17岁那年，我们告别了北京，告别了校园，来到革命圣地延安插队。当年的延安荒凉、贫穷，满眼望去到处是连绵的荒山秃岭，公路也是黄土铸就的，一阵风刮过，旋起的黄土漫天飞舞，打着转地扑面而来。 

     我们住进了老乡乔文成家多年闲置的土窑洞里，那是一座有200多年历史的窑洞，从山体打进去很深，窑洞门的左下边缺了一个角，用木板打了一个补丁，那个缺角是胡宗南部队进攻延安时，被匪兵踢掉的。一进门就是炕，住着我们七个女孩子，炕的后边连着一个大灶台，再往里走有很大的空间，放着水缸、粮食砘子，箱子等杂物。窑洞正面是陕北窑洞特有的门联窗，窗户是木制的小格格框架，分为两扇，用专门的窗户纸糊上，关起来时看不到外面的情景。偶尔打开窗户，外面的风景便一览无余。窗根下是一小片垒起来的小菜地，我们搬进去后，这片高地就成了我们堆放柴火的地方。门前顺着山的坡度开辟了一个院子，院子的右边有一个简易猪圈，是用石片插起来的围墙，很低矮，我们养的小猪经常翻墙越狱，成了名副其实、四处流浪的“溜达猪”。但它知道回来吃食，我们只要一吆喝“喽喽喽”它就愉快地晃着身子乐颠颠的跳进猪圈，一头拱进石槽，吧唧吧唧地美美的吃上一顿。

    窗外的碱坢上能看到蜿蜒曲折的延河，延河平时的水量不大，也清亮，但只要一下雨，水立刻混沌起来，当年没有植被的荒山秃岭无法进行水土保持，雨水一大，上游的黄泥沙便旋转着顺流而下，延河转瞬之间便成了“黄河”。老乡们常说“陕西开荒，河南遭殃”，描述了那时洪灾的原因。隔着延河能看到河对岸的山，那边的村庄叫“庙沟”，我们班的几个同学在那个生产队插队。靠近我们这面的山体比较陡峭，有一座铁索桥从山半中腰跨过延河伸到我们这边的川面的河滩上，这是庙沟通向公路的通道，铁索桥又长又窄，完全是用钢索和铁丝编制的，脚下没有铺设木板，走在桥上，延河的水流清晰可见，发洪水时，整个桥都没在水下，看不到一丝踪影，洪水退去，桥身便显露出来，上面挂满了枯枝烂叶，随风飘荡，活像叫花子披着一身褴褛衣衫。我们队多年前曾在庙沟山上开了一片私田（最初开荒时，哪个生产队开的就算哪个队的）不时会去对面山上干活，冬天农闲时会走个几十里山路到深山沟里砍柴，我们经常挑着担子或背着粮食，背着柴火负重走在这座铁索桥上，走到桥中间时，桥身便左右悠起来剧烈晃动，胆小的或者恐高的人是绝对不敢走这座桥的，我们虽然胆子不算大，但比起超乎寻常的劳作，这种小困难就不在话下了。至今还能清晰的记得窗外望过去的庙沟山，那座悬在半空中的铁索桥，那两山之间宽宽的川面，和那蜿蜒流淌的延河水。

    两年之后，国家专门拨款为知青箍的石窑洞建好了，那是崖里坪全大队最好的位置，靠着公路，建在“延惠渠”的斜上方，七眼石窑坐北朝南一字排开，气派敞亮，门前延伸出一片宽阔的空地，像个平整的小操场，社员不知从哪里找来了一个旧篮球架架在了门前的开阔地，让年轻的社员有了活动场所。还在其中一孔窑洞开办了小学校，知青小娅和王健当了老师。每天会传出学生们学习字词和朗读的声音，课间孩子们便在窑洞前的空地上嬉笑打闹，生气勃勃。从此这里就成为崖里坪生产队的中心，开会、演节目、放露天电影、民兵训练都在这里。

    我们的住房条件大大的改善了。乔迁新居后，我们用心地布置着这崭新宽敞的窑洞，不喜欢传统的窗户纸，看不到外面的风景，买了一块很大的塑料布代替窗纸，窑洞里立刻亮堂了，太阳光从窗外照了进来，斜洒在铺着新炕席的土炕上，好惬意啊！不知是谁突然想到，窗户透明了，还需要窗帘啊，于是，小娅找出一条她妈妈送给她的国外的连衣裙，天蓝色的非常洋气，宽阔的下摆堆满了褶皱，即使到现在想起来也是非常时尚别致的美丽服饰，但是在陕北却毫无用处，别说穿裙子了，婆姨女子连七分裤也没有穿过呀。我们一会儿就把裙子的下摆拆下来了，褶皱拆开后，做了一个大大的窗帘，挂上窗帘，看着在阳光照射下，柔和的淡淡的蓝色窗帘，那么富有垂感，那么飘逸，让我一下子想起了远在千里之外北京那温馨的家，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北京，什么时候才能见到我日思夜想的亲人！

    住进新石窑不久，我们还来不及细品乔迁之喜，一件意外就打消了我们的喜悦之情。

    那是在冬天，陕北的天气非常寒冷，尤其是夜晚更是寒气逼人，我们劳作了一天，每到晚上，听着外面呜呜作响的北风，躺在温暖的热炕上，伸展了疲惫的身体，说不上几句话便进入深深的睡梦中。一天深夜，我们忽然被一种尖利的叫声吵醒了，声音那样恐怖，凄厉，开始我们还没有反应过来，不知是谁忽然说了一句，是咱们养的小猪吧，一定是狼来了，我们本应马上起床去解救那只小猪，但寒冷的冬夜让我们犹豫了，竟没有一个人爬起来冲出去，时间稍纵即逝，只听见小猪的哀嚎声渐渐远去，消失在持续不断的风声中。我们再也睡不着了，围绕着小猪想象着，猜测着。我们每年都会喂养一头猪，过年时杀了肥猪，过个快乐的新年，那年这头小猪已经喂养了几个月，长得也和一条狼的大小差不多了，我们说可能不是咱们的猪，那么重了，狼是叼不动的，而且跑得那么快，说不定是咱们隔壁的工人家属曹xx家的呢。夜深了，我们又沉沉的睡去。第二天一早，我爬起来就奔向猪圈，看看是不是我们的小猪遇难了，心里一个劲的祈祷，一定不是，一定不是，直到看见空落落的猪圈，心里一沉，果然是我们喂养了那么长时间的小猪不见了。这时工人家属的婆姨也奔过来看她家的猪，她长舒了一口气，不由得脱口而出：昨晚听见猪叫，天太冷了，我就想，但愿是知青的猪，不是我家的。她兴奋地一不留神说出了心里话，看到我沮丧的神情，马上改口说，你们平时喂的猪食好，猪长得嫩，狼也爱吃。后来老乡告诉我们，狼很狡猾，都是在非常寒冷的日子深更半夜时去偷猪，而且并不是叼着跑，是咬住猪的脖子，用自己的尾巴赶着猪一起跑，所以比它身体大的猪也能偷走，猪的脖子被咬住后，不得不跟着狼一起跑。可怜的小猪就这样丧身在狼口之下。我们心里也充满了负疚之感。过了几天，我们挎着篮子去赶集，又买回一只和这只小猪长得几乎一样幼猪，重新开始饲养。

    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的土窑洞、新石窑想起来是那样的记忆深刻、那样的鲜活，那是带着历史年轮留在我们心里的画卷，是抹不掉的窑洞情结，没齿难忘的延安情怀。

延安山乡50年的巨变

 文/孙英伟

    永远忘不了插队四年的延安李渠公社崖里坪大队，那个贫瘠的小山村，荒凉、闭塞、贫穷、落后……、四年艰苦的生活已经刀刻般的融入我历经坎坷的青年时代。如今50多年过去了，崖里坪大队在国家昂首阔步奔小康的大潮下，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彻底的告别了贫穷，全村人过上了上一辈人做梦也不敢想的小康生活。

    还记得1969年2月的那个冬天，我们坐在大卡车上一路颠簸地来到了延安县李渠公社，各个生产队朴实的乡亲们为了迎接我们的到来，已经在冰天雪地里等候了多时，只见他们身着特有的陕北装束，穿着光板的羊皮袄，白羊肚手巾红腰带，鼻头冻得红红的，双手抄在袖笼里，双脚不停地挪动着，让冻僵的身体增加一丝热气。看到我们的到来，马上涌上前来，热情的招呼着我们，寻找分到自己生产队的知青，帮着卸下我们的箱子和行李。我们那时几乎每人都带着一个木制的大箱子，非常沉重，我们需要四个人才能抬起来，只见有的队牵着毛驴，有的队赶着驴车用来拉行李，但有一些沟里的贫穷生产队没有牲畜，简直不敢想象，他们竟然是靠人背着箱子进山，每人带着一根粗绳，把箱子捆在背上，几十里的山路艰难的弯着腰，背着大箱子一步一挪的向山里进发。

    来到崖里坪，举目望去，目力所及的地方一面是一座座连绵不断的荒山秃岭，一面是顺着川道弯弯曲曲流淌的延河，崖里坪整个村子顺着山势错落着挖出一排排窑洞，一直延伸到山沟的最高处。窑洞都是用头在黄土山上掏（挖）出来的，除了门窗所用的木料，几乎没有建筑成本，简陋质朴、遮风挡雨、冬暖夏凉，这就是陕北人世世代代赖以生活的家园。

    我们到延安的那年，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和全国一样不断地批斗基层干部，武斗，派系之争，没有人安心务农，粮食欠收，整个陕北的生活跌入谷底，逃荒要饭的成群结队，尤其是榆林地区的老乡，没有饭吃，处于生死边缘，都是一家人抱着小的、扶着老的、衣衫褴褛的来要饭，看着他们又黄又黑的皮肤，疲惫不堪的身躯，无助乞怜的眼神，能够想象出他们每天是怎样的风餐露宿挣扎在生死边缘，生活不到这种境地，有谁会下决心带着一家老小背井离乡走上这样一条没有保障、食不果腹、居无定所的艰难路程啊。开始他们要饭到门前，只要有吃的，我们马上拿出来送给老人孩子，实在不忍和他们的眼光对视。但是我们那时也没有多余的口粮，如果每个来到我们窑洞门前讨饭吃的人给上一个窝头，那我们也要断粮了，要饭的太多了，以我们微薄的力量实在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我们第一年吃的是由国家从外省调拨的粮食，只有带壳的高粱米和黑豆，而且是沉积多年的粮食，加之我们没有保管经验，高粱米很快就发霉了，但是也舍不得浪费，吃了很长时间又涩又苦发了霉的高粱米饭。没有蔬菜，我们就用盐水煮黑豆，放点五香粉当菜吃。社员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心疼我们这些从北京来的十几岁的娃娃，硬是从他们很不富裕的生活中尽可能的给我们一些帮助。每天各家轮流给我们送来一碗他们自家腌好的咸菜，真好吃啊，至今都记忆犹新。在艰苦的岁月里，朴实的延安老乡在各方面都给了我们极大的关心和帮助，我们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使我们在离家千里之外有了亲人，延安成为我们的第二故乡。

    那时的延安没有植被，能够种庄稼的山地都开垦成梯田，广种薄收，靠天吃饭。我们和社员每天天不亮就上山，不到天黑不收工，连饭都是送到山上吃，超强度的艰苦劳作，一年下来分到的粮食也是勉强够吃，而且都是玉米、红薯等粗粮，一年中只有过年才能吃上一顿馒头，而且舍不得都用白面，要掺上一半的白玉米面，看着像白白的馒头，实际上是两面膜。有时，家里寄钱来，我们偶尔会到延安县城饭馆里吃上一顿，改善生活。最好的饭就是一人买两个两面馍，一碗清汤寡水的粉条汤，那也是平时吃不到的大餐啊。

    刚到延安时，村里没有通电，到了晚上，点上一盏小煤油灯，豆大的火苗冒着黑烟，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围着灯火坚持写日记，看书学习。还记得一次，我们从其他生产队的知青那里借来一本传记小说《居里夫人传》，如获至宝，为了在借期按时归还，我们接力看书，每天夜里，凑着小油灯，一个人看困了，就把另一个人从熟睡中唤醒，接着看，一晚上换3个人，直到天亮。第二天照样上山劳动。直至今日，我仍然记得那本书的内容，记得伟大的居里夫人夫妇如何在艰难困苦中，贫贱不移、坚持科学研究，百折不饶、寻求真理。

    当时的崖里坪，不足百户人家，各家除了有几孔窑洞，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当时城市流行的缝纫机、自行车、收音机，钟表等全村一件没有，物质生活极度贫穷。文化卫生条件更谈不上了，记得老乡看到我们每天都要刷牙，觉得很新奇，问我们为什么要刷牙？我们告诉他们保护牙齿。一次，邻居老乡急急忙忙跑来，说是她的老父亲牙疼，要借我们的牙刷用用，弄得我们哭笑不得，赶紧送给她一把牙刷，她千恩万谢的感动不已。村里的婆姨女子看到我们经常洗衣服，就劝我们不能这样洗，衣服穿不烂都洗烂了，那得花多少钱来买衣服啊。我们才知道他们的衣服穿上身直到穿破都不洗一次。于是我们向他们宣传卫生知识，告诉他们经常洗衣服一是卫生，二是把汗迹洗掉，衣服反而穿得更久，一些年轻的婆姨女子开始向我们学习讲卫生，我们的行为影响着、悄悄地改变着山乡一些传统的旧习俗。

    生活虽然艰苦，但陕北确实有着红色基因，不愧为革命圣地。老乡虽不识字，但都关心国家大事，用他们朴实形象的语言，诠释他们理解的国家大政方针，许多话至今回忆起来都觉得很有道理。记得老乡说，都说干部厉害，我看政策比干部厉害，政策管着干部呢。他们很关心国家的发展变化，喜欢听我们讲述北京的一切，对我们所说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充满了向往。我们谈天说地，大到国家，小到陕北习俗，无所不聊，在交流中不断加深着感情，增长着知识，共同憧憬着美好生活！ 

     1995和2015年，我曾两次回到延安看望待我们如同亲人的老乡，延安巨大的变化令人简直不敢相信。尤其是2015年，我们再也不会像当年那样，路途上倒2次火车，在铜川火车站拥挤的候车室里铺上报纸，席地而坐一整夜，第二天再乘坐长途汽车，在黄尘滚滚的狭窄公路上开六、七个小时，到了延安县城，再转乘车回到村里。而是乘坐高铁，直达延安。

    下了高铁，现代化的车站里灯火通明，出站后，我 们更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虽然已是晚上，但宽阔的马路上车水马龙，灯光流溢，街边店铺的霓虹灯闪烁着七彩的光亮，真怀疑自己来错了地方。这就是延安当年的县城吗？当年只有一条窄窄的马路，很少有车辆经过，市民大多住在山上的窑洞里，街边都是低矮破旧的门板房商铺，里边白天也是黑洞洞的，只卖一些劳动工具、低廉的生活用品，几乎没有卖食品的，也没有土特产，除了种庄稼，勉强维持温饱，农民拿不出多余的东西去市场交换。整个延安县城只有一座三层楼房。而如今马路纵横、高楼林立、饭店、宾馆、名牌商店等现代设施一应俱全。各种土特产、全国各地的物品琳琅满目。一切都是天壤之别啊！

    那几天，我们迫不及待地早出晚归，观看已经是地级市的延安。重新爬上宝塔山，重新来到延河大桥我们当年留影的地方，重新参观枣园、杨家岭、王家坪等革命圣地。重新回到魂牵梦绕的崖里坪。变了，一切都变了！翻天覆地的变了！旧时的荒山秃岭，浑浊的河水、狭窄的黄土公路彻底消失了，取代的是绿水青山、草木葱茏、满目青翠、柏油公路如丝带盘山而过，旧貌换新颜！延安脱贫了！

    崖里坪的老乡们已经准备迁入新居，搬进整齐划一的小区楼房，按照人头每人50平方米。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成为最基本的生活设施，家用电气一应俱全，再也不像当年我们每天要到山下的水井挑水，用上了自来水，再也不像我们当年要爬几十里山路去深山里砍柴，用上了天然气！许多家庭都有了私家车！而我们当年去延安县城，全靠两条腿，来回50多里山路，十分辛苦。印象最深的是，一次我从山上摔下来，头部受伤感染，整个脸都肿了，在同学的陪伴下走路去延安看病，身体难受，发着高烧，走了十几里时，头疼的厉害，实在走不动了，找一户老乡要了一碗凉水，坐在路边的石头上吃了两片止疼片，咬着牙，坚持走到延安。那时的奢望就是幻想着能坐上一辆驴拉车啊。

    巍巍宝塔山，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由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也见证了延安儿女不断砥砺前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延安的奋斗历程。　　

    四年的插队生活成为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笔财富。在我风华正茂的花季，接受了延安精神的洗礼和蕴育，深刻理解了中国革命的伟大意义，理解了父辈为革命出生入死的坚定信仰，理解了人民群众对党的深厚感情，理想信念有了坚实的支撑。

    延安山乡的巨变令我们欣喜若狂，亲身感受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中华民族、对全国人民的重要意义，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岁月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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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期欣赏

延安插队轶事~做饭

文/孙英伟 

     人的一生中往往总有一些事情是难以忘记的，任凭岁月的流失和冲刷，它还是那样鲜活的留在你的记忆深处。以至于延安插队生活已经过去整整50年了，当时经历一些事情，每一个细节，每一点心理感受却如同发生在昨天，记忆犹新，给那段艰苦的生活增添了许多有趣的、惊险的、具有那个时代特色的生活情趣。　　

    我们这群十几岁的娃娃，到延安插队首先要过的生活关就是要学会做饭，解决一日三餐的生活基本需求。在北京从未下过厨房的我们，一切从头开始，决定轮流做饭，每人五天。当时十几个知青一起吃饭，又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加上超乎体力的劳动，大厨师的任务十分艰巨，虽然那时下地干活累到极点，但我们宁可上山劳动，也不愿在家做饭。轮到做饭的五天，女孩子顾不上梳头洗脸，睁开眼就直奔灶房，一直忙到天黑才能有功夫喘口气。每次轮完五天，个个灰头土脸，疲惫不堪，像脱了一层皮。 

     在吃饭这个最基本的生活问题中发生了许多难忘的轶事。也深深体会了为什么中国古话说“民以食为天”的真谛。在农村按照农历每个月都有一次节日，比如：正月一、二月二、三月三、四月八……我们知青常常记不住是什么节，只记得这天要吃点好吃的，我们甚至认为这些节日是在原始的劳作中，劳苦人民给自己寻找的生活中最享受的事情——吃的幸福。我们那时在艰苦的生活中对吃一顿好饭是那样的期盼和高兴，每一次改善生活都留下了深刻记忆，带给我们极大的乐趣。　　

     一、西红柿鸡蛋汤　　

    那是插队的第二年，一次轮到我做饭，正好我们自己养的几只鸡下了十几颗蛋，一直舍不得吃，那时极度缺乏营养，长期没有细粮，没油没菜，使大家比刚到延安时瘦了许多，我做饭的一天晚上，大家商量好第二天改善生活，好好奢侈一把，中午吃鸡蛋西红柿汤和玉米发糕。　　

    那天天上还挂着星星我就起床了，先从坡下往窑洞里担上九担水，把那口大缸装满，社员常说，这些娃爱干净，“一曼”可费水了。担完水我已经累得气喘吁吁，赶紧忙着做早饭。早饭都是在山上吃，社员和知青都是天不亮就出工上山，干到天大亮，派两个社员下山取饭，他们肩上担着空担子，嘴里吆喝着 “要饭啦”“要饭啦！”

     从山村的最高处窑洞往山下走，挨家挨户去取饭，这时，只见各家婆姨女子提着自家的饭罐，里面装着热腾腾的米汤，饭罐的盖子是一个小碗，里面装上自家腌制的咸菜，另外还有一个布包，包着刚出锅的玉米面干粮，把饭罐挂在扁担的前钩上，干粮挂在后钩上，这样担饭的人可以照看着挂在前面的饭罐，不让米汤洒出来。 

     每天这时小山村伴随着担饭人的吆喝声，婆姨女子的大声叮嘱和相互问候声，很是热闹。间或也会有个别婆姨饭做迟了，火烧火燎的跑着送饭。这已成为每天上演的一景。也是集体劳动年间特有的印记吧。我想现在陕北农村的年轻人，大概没有人知道当年自己的祖父辈的生活中，每天还上演这样一幕。我忙着把十几人的早饭送出去之后，想着上工前大家兴奋地议论，中午回来要美美的吃上一顿。不敢怠慢，赶紧忙着准备中午饭。先把玉米面发上，然后到一队菜园精挑细选了十几个又大又红的西红柿，买了几颗小葱，兴冲冲地赶回窑洞，看着新鲜的洋柿子，和新鲜的鸡蛋，一种久违的生活突然呈现在眼前，心里美美的。 

    那天我早早的做好了饭，灶上后面的大锅里蒸了满满的一锅玉米面发糕，前面的炒菜锅里是红黄相间还飘着几滴油花的热腾腾的一大锅西红柿汤，加上嫩绿的小葱点缀在上面，好诱人的饭菜啊，想到大家一收工就能吃上这美味的饭菜，心里美滋滋的。 

     我们的灶房是和我们居住的窑洞相连的一孔老旧窑洞，有200多年的历史了，没有门窗，对外完全开放，一进门就是灶，灶的后面有一盘石磨，由于年久失修，经常会从窑掌上掉下来大块的土疙瘩。那天做好饭，我才感觉到真是累了，从灶房出来回到住的窑洞，坐到炕沿上准备歇歇，坐了还没有两分钟，突然从灶房传来“咚”的一声巨响。还有炒菜锅铁盖的叮当声，我心里一惊，急忙跳下炕冲到灶房，眼前的景象让我无法用语言形容当时的心情，又急又恼，只见窑洞上方掉下来半个锅那么大的黄土块，足有十几斤重，不偏不倚的端端的砸在炒菜锅盖上，把锅盖砸翻后掉到锅里，锅盖又反扣在锅上，一锅鲜美的西红柿鸡蛋汤转瞬间成了一锅黄泥汤。 

     就在这时我看到大家扛着锄头有说有笑的从坡下走上来，老远就高声地问我“饭好了没有？”我怀着深深的歉意和懊恼迎了上去，告知大家刚刚出现的那一幕。顿时，笑容凝固在大家满怀希望的脸上，盼了那么久的一顿美餐就这样成了泡影。但很快大家就反过来安慰我了。重新做菜已经不可能，一是没有准备多余的菜，二是时间也来不及，又要和平时一样吃点腌咸菜下饭了。大家都不死心，挨个去看那锅垂涎已久的蛋汤，怎么也舍不得就这样白白倒掉，最后大家一致意见，等泥沙沉入锅底时，喝上面的汤。等了大约半顿饭的功夫，我拿着汤勺小心的慢慢盛起上面的菜汤，但是再小心也不行，半锅的黄泥，勺子稍微一动就往上翻，盛到最后已经无法看到汤的颜色。即使如此，我们每人还是把半碗泥汤喝了下去，我那碗是最后盛的，稠稠的泥沙，浑浊的颜色，我也就那样喝了下去，一股泥土的味道，嘴里满是沙子。　　

    这就是我们盼望已久的改善生活。现在想起来，那时候怎么能喝得下去？放到现在，宁可饿着，也绝不会去喝黄泥汤啊！后来社员听说了，直和我说，多危险啊，幸亏你早一步离开了，否则那么大的泥块刚好砸在头上，要砸出毛病啊。可是我当时完全没有想到这些，只是深深地自责。当时如果两者让我选择，我绝对是宁可砸脑袋也别毁一锅汤啊。

     二、荞面饸络　　

    还有一件发生在改善生活上的趣事，现在想起来还是忍俊不禁。插队两年后，由于我们干活踏实和勤奋，生活有了改善，社员常常会来教给我们一些粗粮细做的方法，艰苦的日子不再那么难熬，生活质量也有所提高。一次，生产队分了荞麦，我们也分到了十几斤。社员乔文亭是我们的好邻居，厚道善良，视我们如同家人，他那挂着真诚笑容的面孔，至今还历历在目。那晚，他又像往常一样带着憨憨的笑容来到我们的窑洞，说明天我来教你们做荞面饸络，“荞面饸络”！一阵惊喜，大家高兴地欢呼起来，早就听老乡说陕北的“荞面饸络羊肉汤”是多么的好吃，说起来都涎水（陕北话念hanshui）淌得得啦得啦的。 

    第二天是大京做饭，她和我一样，一早起来头不梳脸不洗的就忙碌起来。 

     向老乡借来饸络床子，准备晚饭让我们吃上垂涎已久的“荞面饸络”。那天收工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回到窑洞，只见大京一切准备就绪，活好的“荞面”揉成一个一个的面坨放在盆里，打的卤也已做好，因为天冷决定吃热汤饸络，把卤放在大锅里煮开，就等我们回来开始压饸络。 

     大家在乔文亭的指挥下热热闹闹地开始操作，点起了灶房的煤油灯，照亮了黑黑的窑洞里锅台的一角，李爽如和靳宪华两个棒小伙跳上锅台，架起了饸络床子，大京负责往饸络床子里放荞面，我手拿一个用高粱杆编的大笊篱，负责捞面，其他人围在锅台一圈，看着这美味如何出锅，乔文亭叮嘱着锅台上的小伙子，用些力气端端压下去，饸络会长长的掉在锅里，我也做好了准备，锅里的热气翻腾着，煤油灯照得亮度实在有限，连锅的轮廓也看不清楚，大家只能听声音分辨每个人的位置，只有李爽如和靳宪华的身影黑黑的长长的投在窑洞墙上，李爽如用足力气把饸络床子压下去，没想到一点都不费力，由于用劲过猛，一个趔趄差点摔着，大家还开玩笑说，别把你掉到锅里煮了，那可就吃荤的了。 

     我则按照乔文亭的指挥开始搅动，大笊篱下去用力一搅，凭手感怎么什么也没有，我说没有东西啊，李爽如接着往下压，我停了一会再次搅动，还是什么都没有，旁边不知是谁把我一把推开，嘴里说着你这个高度远视眼不行，什么也看不见，一会听到她也在说，锅里真的什么都没有，乔文亭接过了笊篱去探个究竟，凭感觉他知道我们说的没错。于是他接过大京手中的荞面走到我们住宿的窑洞，窑洞里安装了电灯，晃得他眯起了双眼，只听他说这是啥呀？根本不是荞面，手轻轻一触就散开了。经他辨认，这是磨面后出的麦麸，放在口袋里准备喂猪的。颜色和另一袋荞麦面很相近，大京就错把麦麸当成了荞面。所以压起来毫不费力，掉到锅里完全散开，可惜了一大锅美味菜汤，我们又不舍得倒掉，只好把所有麦麸放在锅里煮熟，每人喝了几碗麸子糊糊，灌了个水饱。麸子咽到嗓子眼扎扎的，还有略微的苦味，一顿美味变成了“猪食”，也成为社员们茶余饭后的笑谈。　　

     三、玉米面发糕　　

    这是一件想起来很后怕的事情，发生在葛小军做饭的日子，说起葛小军，虽然年龄比我们大一两岁，但她身体瘦小，显得比我们都小，做起事情来大家忍不住想去帮助她。 

     葛小军她人聪明，很善于和人打交道，是队里的赤脚医生。插队的第一年，葛小军因患肝炎回北京休息了很长一段时间，从北京回来后，大家怕她累着，让她先做几天饭再去上工，其实做饭也不轻松，只是不用风吹日晒。 

     葛小军身体弱，做起事来比大家付出的辛苦就更多，那天按照惯例还是蒸玉米面发糕，我们每次都是把前一天发的玉米面留出一块当面肥，第二天用这块面肥和上新的玉米面和水，放在炕头发酵，等面鼓起来，充满了气泡时，再放食用碱中和后蒸发糕，这样蒸出来的发糕就比较萱，口感好吃。 

     由于轮换做饭，所以像一些调料，碱面等东西经常不知道放在哪里，做饭时全凭自己的能力去找，葛小军那天放碱面时，就是凭着感觉找出了一包白色的粉末，当做碱面放在了发好的玉米面里，吃饭时，大家第一口吃下去就感觉味道不对，怎么又酸又苦，当时想可能葛小军好久不做饭了，放的碱面量没有掌握好，放得太少了，大家将就着吃下去。那天的发糕剩了不少，葛小军为了让大家吃好，已经竭尽全力，看到大家吃饭不香，心里非常过意不去。 

     第二天，葛小军做发糕时格外用心，反复询问大家平时放多少量，但没成想发糕仍然又酸又苦，吃饭时葛小军顾不得自己吃，一直在看着大家的反应，我不忍看她那不安的眼神，不想让她那么失望，硬着头皮比平时多吃了半个，嘴里一个劲儿说，我爱吃酸的。为此我还说了妹妹（15岁随我一起插队）小荣，“人家葛小军那么努力做饭，生怕做不好，你就应该多吃点”。 

    第三天由于前两天剩了许多发糕，和平时一样，不能浪费，把剩发糕用水泡碎，掺上玉米面再蒸。连着吃了三天这样的发糕，有几个同学大便里发现有蛔虫，大家开始意识到葛小军用的不是碱面。记得那天公社通知所有知青到公社开会，终于可以休息一天，也不用天不亮就起床了。但我发现那天大家很反常，吃过早饭都又躺回到炕上，这是从未有的现象，躺在那里大家才有机会一起分析到底窑洞里有什么白色粉末和碱面相像呢？最后的结论是：从北京带来的点豆腐用的石膏粉。还开玩笑说瓦特发明了蒸汽机，葛小军发明了石膏粉驱虫。这个赤脚医生可了不得了。 

     正在这时延安知青李秀兰过来说，王健好像食物中毒了，王健也是我们北京知青，和葛小军一样是赤脚医生。一会王健来到了窑洞，看见我们齐刷刷的躺在炕上，顺势坐在了炕沿上，我们问她怎么回事？她说今早起来，发现自己舌头发硬，说话拐不过弯来，通常这是食物中毒的表现。 

     单纯的我们，这时候完全没有意识到食物中毒的危险，还觉得王健说话是和平时不一样，像“大舌头”，很好玩，还让她多说些话让我们体会舌头僵硬的感觉。之后也没当回事，我们就一起去公社开会了。 

     李渠公社离我们生产队五里地，平时走起来和玩儿一样，那天我却觉得很疲劳。在公社的院子里，我们席地而坐开始开会，什么内容不记得了，只记得那天我很难受，而且觉得身体的肌肉在不停地抽动，我和坐在旁边的小娅说，我身上肌肉怎么感觉不由自主的动呢？小娅说没事，我经常这样。 

     听了小娅的话，我想人家经常这样都能忍耐，我才一次就觉得那么难受，看来我的忍耐力不行。于是坐在那里坚持开完会。会议结束走回队里，看到大家又都躺下了，那天轮我做饭，我看了一下粮食，居然没有加工好的成品粮食，平时大家做饭时，都会为下一位做饭的留好充足的玉米面和杂粮，那天居然什么都没有，（后来才想到由于不舒服，大家已经无暇顾及其他事情）我从砘子里舀出一盆玉米粒用水泡上，准备在石磨上把皮去掉，然后煮大碴子粥。 

     我们的石磨很沉，通常都是两个人推磨，只要有人推磨，其他人看到都会马上去帮忙。那天我去推磨时，见大家都累了，没有招呼就一个人去推了。只觉得石磨格外的沉，没转几圈，已是大汗淋漓，两腿发软，衣服全部湿透了。只好少磨了一些，够吃一顿的，勉强做好中午饭。 

     在煮饭的空隙，我觉得实在太累，也和大家一起躺在炕上，不知是谁意识到，咱们是不是都食物中毒了！小娅突然想起来，她前些日子向社员三牛要了一包敌百虫，准备给邻居家的女孩洗头用，那个孩子头上长满了虱子，痒得很，让小娅帮她灭虱。小娅说那包敌百虫是用我爸爸来的一封信（那时我们各家来信，不分彼此，互相都可以看）包着的，不可能把它当碱面。 

     小娅这么一说我马上想起来，早上扫地时，角落里有一团纸，我捡起来看了，是我爸爸写的信，我还奇怪呢，是谁看完信还揉成一团给扔了。至此大家才明白，我们吃的不是什么石膏粉，而是误食了敌百虫，真正的食物中毒！我赶快爬起来去翻“农村医疗卫生手册”，那是离开北京时妈妈给我的，翻到农药中毒有关章节，看到关于“六六粉”“敌敌畏”中毒的症状，和我们的情况很相像，而且比较严重的症状是全身肌肉抽搐，口吐白沫，严重的还会死亡。

    看到这里，我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丝毫没有把自己和死亡联系起来。还笑着和小娅说，我说我的肌肉不自主的动，你还说你经常这样，这个症状说明快死了。王健也查了食物中毒解救方法，用生绿豆磨粉冲水催吐解毒，王健和葛小军去把绿豆在磨上压碎，让大家喝，有几个人喝了，生豆子的腥味使他们恶心得忍不住跑到院子里去呕吐。我说，我才不喝呢，都吃了几天了，这时候吐管什么用。大家这才意识到，为什么今天全躺在炕上，是实在不舒服，坚持不了了。 

    艰苦的生活，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变得无比坚强，忍耐力超乎寻常，大家看不起怕苦怕累的人，即使这么难受，谁都不叫苦，只是想躺下歇歇。不一会儿，书记杨生旺和革委会主任乔凤刚都闻讯赶来，问清情况后，马上去公社汇报，公社的治保主任（武装部长）带着医生赶了过来，让我们去公社医院治疗，我们实在没有力气懒得走，都说不去，医生给我们每人注射了一针“阿托品”，嘱咐我们密切观察，情况不好赶快去医院。我记得治保主任（武装部长）很年轻，姓李，长得浓眉大眼，带着一顶发白的军帽，很精神。 

     那天夜里，乔凤刚半夜还在窑洞外面喊我们的名字，问我们“好着了吧？”我们迷迷糊糊的回答“没事”。第二天我们也没有休息，又坚持出工了。但很长时间大家的体力都恢复不过来。因为青春年少，因为单纯无知。因为意志坚强，因为老天眷顾，一场生死风波就这样过去了。　　

    我们和祖国一起经历了苦难的岁月，如今都已年近70，尽享国家强盛后的幸福生活。在纪念延安插队50周年之际，把我们记忆中的青春、记忆中的延安、记忆中的插队生活、记忆中的做饭轶事再做一次呈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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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插队轶事∽卖西瓜

文/孙英伟 

     在延安插队时，生产队的菜园和瓜园是队里仅有的副业，社员一年除了口粮，其他吃穿用度的钱款全靠它了。瓜园配备2人，乔文成是最佳人选，他做事有头脑，种瓜技术高，会经营。但他身体欠佳，而且深知一旦承诺则责任重大，要付出许多心血，担心自己身体承受不了。队里多次请他，都被他拒绝了。队干部受大家委托，三顾茅庐多次邀请。乔文成实在推辞不过，就提出了一个条件，让知青当助手。表面的理由是他不识字，要有文化的人帮忙记账。实际上他告诉我真正的理由是，你们这些知青娃没有私心，奉献精神强，干活不惜力，不沾公家一点便宜，什么事交给你们放心。乔文成就是一个人品高尚，正直善良的人。

    于是，我有幸给德高望重的乔文成做助手，成为瓜园会计。每天和乔文成朝夕相处，听他讲述了那么多陕北的历史故事，当地的风土人情。教我种瓜的技术，什么土壤适合种瓜，什么品种适合什么方法栽培，满腹经纶。他脑子非常好使，爱分析问题，什么事都看得很深，但从不轻易说话表态。非常正直。我敬佩他的为人，敬佩他看问题的方法，敬佩他的劳动技能。有什么事和他商量后心里就有底了。他还风趣幽默，一些难以回答的的对话经过他的回答，很快就出现转机，在玩笑中化解了矛盾。记得一次朱家沟的一个社员过来，不友好地说，我们队的知青家里都有钱，他们都有手表，看你们队的学生不光没有手表，还都穿着补丁衣服，像行吃（要饭）的似的。只见乔文成微微一笑，说那我们队的学生都戴眼镜，有文化，你啥时见着有戴眼镜的去行吃的？说得大家都笑了。

    瓜园里经常有附近的煤矿工人来赊账吃瓜，夏季过去后一起结账，其他人管瓜园时，都会有不少收不上来的帐，给队里造成经济损失。他管理时，平时就以他的智慧，和这些人经常聊天成为朋友，督促他们阶段性的结账，以免秋后结账时数目较大付不起，出现赖账。我们在瓜园没有发生一笔收不回来的账款。我们队的西瓜地在延河边沙地种植，品种好，务裔（培育）得精细。长势喜人。年年西瓜和小瓜（甜瓜）成熟后，我都跟着乔文成去延安县城卖瓜。

    每天清晨，当第一抹阳光照进瓜田，满园绿油油的瓜叶中，露出一个个黑绿相间的西瓜，我和乔文成就开始忙碌着摘瓜装车了。

    一早，我们便拉着满满的一车瓜上路了，从我们队到延安的东关菜市场25里路，而且上坡路居多，车重人单，我们卯足了劲儿奋力向前，乔文成在前面，肩膀上套着绳子弯下腰使劲拉，我在后面前腿弓、后腿蹬用力推，每次都是大汗淋漓衣衫湿透，但是想到去县城卖瓜的价格会高一些，能给生产队多挣钱，一切就都不在话下了。

    延安东关集市上，熙熙攘攘热闹非凡，各种蔬菜水果琳琅满目，绿格莹莹的叶菜、红格艳艳的洋柿子、白格生生的萝卜、黄格灿灿的脆梨、紫格处处的茄子……天赋的三颜二色，自然清新，煞是诱人。我们拉着架子车穿梭其中寻找到有利位置，然后把车固定好，便开始吆喝着卖瓜了。乔文成拿着一杆老式的杆秤称重，我斜挎着书包收钱，乔文成动作利索，我算账快捷，我俩配合得珠联璧合。显然比其他摊位缩短了许多交易时间。

    乔文成是种瓜高手，卖瓜也很有技巧，给买瓜人介绍时很专业，对延安当时各个品种的西瓜了如指掌，对我们队的优良品种更是如数家珍。他不厌其烦地给买瓜人介绍我们队的西瓜有什么特点。说得出瓜的品种为什么甜，纹路有什么讲究，熟瓜的特点是什么，香瓜的品种各有什么特点，适合老人、年轻人和娃娃们的不同口味，俗话说“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但他说的却句句属实。在乔文成的指导下，我不光会挑西瓜，保准瓜甜皮又薄，小瓜（香瓜）哪种甜，哪种面，里边瓤的颜色是什么样，瓜仔的颜色我都能说出来，保证100%正确。买瓜人也常夸我，这娃能行着呢！

    看着买瓜人对我们投来认同赞许和满意的目光，我真是乐在其中。

    忙碌中时间过得真快，每次眼看着装得高高的一车瓜的高度不断往下落，变成了平平的一车，又凹了下去，临到下午，车中中剩下散落的几个瓜。心情大悦。我们每次出去卖瓜，用的时间最短，还能卖个大价钱，买主还都称心如意地高兴。许多人都成了老主顾和回头客。

    那时，我们从未想过用队里卖瓜的钱给自己买吃的，一分钱都没有用过。饿了就吃个小瓜，直到傍晚筋疲力尽地回到窑洞里，才狼吞虎咽地啃着玉米面馍，吃上一顿饱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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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延安两次过年经历 

 文/孙英伟

    一年一度的春节，积淀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形成了过年的习俗，在我们百姓平凡的生活中承载了太多家的味道和亲人的温暖。在我插队前的17年中，过年在我的记忆里，是烟花爆竹声声的喜庆，是采办年货喜气洋洋的忙碌；更是吃年夜饭那团圆的味道。呈现着全家人的欢乐和幸福。过年留给我们的记忆是美好和温馨的。

    而在4年延安插队生活中，我们在那里度过了截然不同的两个“年”，那特殊的感受，在心里留下了深刻且永远无法忘却的回忆。

    1969年春节前，我们告别了父母，离开了温暖的家，来到了延安。走进了冰天雪地的山沟，住进了破旧昏暗的土窑洞，睡到了冰冷的土炕，吃的是带糠皮的高粱、玉米。从小吃穿用都不用操心的我们，开始从头学烧火、做饭、担水、砍柴，严峻的生活关向我们发起了挑战。

老乡“抢人”到家里过年

    来到延安半个月，除夕临近了，老乡们在艰苦的生活中用积蓄了一年的有限财富，兴高采烈地为过年忙里忙外。而我们过年的物品却一无所有，除了高粱米、玉米粒等几样原粮，没有一滴油，没有一颗菜，年夜饭中那必不可少的肉，更是想都不敢想的奢望了。加上我们这一群毫无生活经验的年轻娃，也就不想过年的事了。我们决定过年那几天睡懒觉度过，能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

    除夕的早晨，躺在在寒气逼人的窑内，呼出的气体在被头上都结成一层薄冰，真不想起床。早上九点多我们就听到外面有许多人说话，模模糊糊的也听不清楚，想想起来也是冷，也懒得出去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一直赖到11点我们才慢慢地起来，推开露着木缝儿、吱吱儿做响的窑门，门外的景象让我们惊呆了，那么多老乡在冰天雪地里圪蹴（蹲）在我们的窑前，等着我们起床。

    他们大多穿着黑色的棉袄棉裤，腰里系着布腰带，头上裹着白羊肚手巾，两手交插在袖子里，鼻头早已冻得通红。

    原来前一天生产队专门召开了会议，生怕我们这些第一次远离父母过年的娃娃们想家。研究让我们这些学生娃娃怎样过年，研究的结果就是各家再苦也要让这些“北京娃”过个好年。采取的办法是轮流三天时间，每家请一个学生到自己家里吃一天过年饭，这样算下来，不见得家家都能轮上。还有的老乡自己家里也没有多少吃食，像样的饭菜也只能凑出一天，所以就发生了眼前，“抢人”到家中吃饭的一幕。

    我们只有11个人，那么多个老乡在等候，明知许多家就请不到人，还硬生生地在寒冷的雪地里等候着，没有一个人来敲门催促我们起床。延安老乡的朴实真诚深深地触动温暖了我们。

    来不及反应，我们已被老乡们纷纷拉住了胳膊，拽着往自家走。小山村里顿时活跃了起来，各家的婆姨娃娃都放下了手中的活计，在自家窑前的硷畔上高兴地迎候。没有拉到知青的家庭遗憾地准备第二天接着“抢人”。

    暖暖的土窑洞里，热腾腾的饭菜摆在炕桌上，大肉、油糕、米酒、油馍馍、扁食（饺子）﹍﹍按照当地的习俗，尊贵的客人要盘腿坐在炕的最里边，老乡热情地邀请我“利利上炕”，我哪会那么长时间的盘腿坐呢，好说歹说坐在了炕沿外边，可以把腿放在下面，另外几个知青也和我一样，在各家都是坐在炕沿上，以致之后多年一直成为老乡津津乐道的笑柄，“那么大的女子还不会盘腿坐，坐在炕边上，腿把子展的长拉拉的”。

    就这样，我们在老乡拉拉扯扯的关爱中，连着三天热热闹闹地在老乡家过了年。他们把我们当作自己的亲人，倾其所有地招待了我们。让我们过了一个虽陌生却温暖的年。

自己过年显身手

    插队第三年，公社按照上级安排，号召北京知青不回北京，在延安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开始大家很不接受，盼了一年了，好不容易要回家了，突然让我们留在延安过年，心情非常不爽，但随着春节的临近，每天都忙着做过年的准备，心情也渐渐好了起来。毕竟插队几年了，经过了那么多的艰苦磨难，我们的精神，意志，身体都强健了许多，抗击打能力非常强，面对一切艰难困苦都会从容应对。

    这是我们人生中第二次不在父母身边过年，第一次在延安过年我们年幼无知，一无所有，没有生活能力，是老乡接纳我们，让我们在淳朴实在的社员家度过了一个难忘的春节。而这一次同样是在陕北农村过年，但和第一次已经大相径庭，有了质的飞跃，我们住进了宽敞的新石窑，延安的农业状况比前几年得到了很大改善，我们也长大了，成熟了，能干了，通过几年的辛勤劳动，我们有了存粮，自己养了猪，一切都可以自己动手操持快快乐乐过大年了！

    其实现在想来所谓的过年，就是在紧张忙碌的过程中，去感受年味，去体会生活的富足，去呈现一年辛苦劳作的价值，去品味亲朋好友的挚爱深情，去享受平安幸福的天伦之乐。

    节日临近，大家忙着做过年的准备。我们先泡好黄豆，在石磨上把黄豆推出豆浆，煮开后点上卤水，做了一大屉白白嫩嫩的豆腐；用軟糜子面炸出陕北特有的面食“油馍馍”，再把喂养一年的猪杀了，做成各种肉食。还煮了一大脸盆肉皮冻呢。蒸了白花花的馒头，做荞面凉粉﹍﹍

    除夕到了，我们把窑洞布置起来。妹妹把自己写的对联“革命青年务农为荣，中华儿女志在四方”贴在高处的外窗框上，而把横批：“扎根农村”贴在门框上。

     窗户上贴了老乡剪的各种小动物的窗花，更别致的是于瑛给了我们一个极大的惊喜，她亲手绘制了一盏诗配画的艺术造型灯，罩在窑洞里唯一的一盏灯泡外面，这盏灯一挂上，顿时蓬荜生辉，简陋的窑洞立马充满了书卷气，我们围着灯欣赏着精美的绘画，品味着诗作的韵味，心里对久违了的诗情画意氛围充满了无限的想往。

    除夕晚上，大家各显身手，贡献厨艺，原计划每人做2个菜，没成想一共做了26个中西式菜肴。印象最深刻的是小娅做的广东名菜“咕咾肉”和西餐“奶油白菜”、拌“沙拉”。 “咕咾肉”红亮红亮，外酥里嫩、酸甜可口。奶油白菜是用奶粉和白菜心制作的，白白浓浓的汤汁散发着甜香的气味。小娅指导的拌沙拉，胡萝卜切成五角星，没有苹果 ，放了西红柿，加了蛋白，还放了洋白菜，洋芋。沙拉酱是自制的，用蛋黄加上菜籽油和醋反复搅打。

    现在都过去50多年了，所有人都记得在那么艰苦的年代，在荒凉的黄土高坡，我们居然吃上了地道的广东粤菜和西式佳肴。那天还包了各种馅的饺子。大家端起黄米酒，共祝新年快乐，每人说一句祝酒词，美好的祝福、对未来的憧憬、连同欢声笑语一起融入香甜的米酒中，流淌进年轻幸福的心田。那天我们猜谜，作诗、玩游戏，品尝着自己劳动成果制作的佳肴美酒，一直到深夜，快乐无比！还记得大姐姐张亚英端起酒杯时说的一句话：“以后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过年，都会想起有这么一个夜晚，这样一个在延安过的春节，想起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被这句话感动着，并深深地刻在心中。在以后漫长的岁月中，每逢过年我常常会想起那样一个夜晚，想起那盏诗情画意艺术造型的灯，想起我们亲如兄弟姐妹的每一个人，想起我们人生中曾经历过那样一个独特而美好的除夕。

    第二天我们知青过年的种种细节就在老乡的话语中不胫而走，迅速传播，他们感到新奇、高兴，我们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是谁把我们过年的情景这样细致全面地做了宣传呢？大家询问着，都表示不知道，过了好几天我们才发现了秘密，聚会的那间窑洞的窗户纸，仔细看多了许多小窟窿，原来是那晚老乡照例来知青住处看看我们过年是否需要帮忙，听到我们窑洞里传出的欢声笑语，没敢打扰我们，就都趴在窗外，用手指头蘸着唾液，把窗户纸捅出一个一个小洞，看着我们尽情地欢乐，善良的陕北老乡，在寒冷的冬夜，居然趴在窗外兴致勃勃地看着我们过年。

   不同的苦乐年华，见证了我们的成长历程，也留下了永生难忘的记忆。

   右二：孙英伟与同学

延安插队轶事 ~炕洞起火

文/孙英伟　

    食物中毒事件过去了几个月，没想到又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猝不及防地发生了。　　

    那些年我们的窑洞就是大家晚上聚会的场所，在那文化匮乏的日子里，山南海北的聊天就成为大家生活中最快乐的娱乐活动，而我们这些在老乡眼里见多识广的“文化人”，更是深深的吸引了山里人的极大兴趣。每天晚上吃罢晚饭，社员们就会三三两两的陆续来到这里，天天都是炕上炕下挤满了人，尤其是在严寒的冬季，我们会把火炕烧得暖暖的，温暖的窑洞里不断地传出地道的陕北话夹杂着纯正的普通话的欢声笑语。有时大家还一起唱信天游，我们也教年轻人唱革命歌曲，社员三牛还会拉板胡，高兴时就摇头晃脑地为大家拉上一曲，每逢这时，寂寞的山村里充满了欢乐。　　

    记得那年冬天天气非常寒冷，白天上工时实在耐不住凛冽的寒风，我们也学着老乡的样子，找了几根草绳扎在腰里，立刻觉得暖和了许多。有一天轮到我做饭，因为天气太冷，老乡说可以烧些玉米秸，把炕烧得热热的，保证到天亮也暖暖和和的。　　

    平时我们舍不得专门烧炕，都是用炭火做完饭后，把火上盖一层“蓝碳”（烧过的煤核）保温，这样就可以保持热炕的温度。那天为了提高窑洞温度，我按照老乡的建议，抱来一大捆玉米秸秸，开始烧炕。我一根一根往灶膛里加入玉米秸，很带劲也很好玩，晒干的玉米秸放进火里，眼见着火苗腾腾而起，整个灶膛里红彤彤的，老乡教我如何架空玉米秸，才能把火烧得更旺，看着红色的火苗熊熊燃烧，这感觉真爽！坐在炕上的人立马感受到温度的提高，窑洞里也慢慢暖合起来。　　

    可是不一会儿，大家都觉得窑洞里开始有很大的烟气，说不要烧了，玉米秸烟气太大，我正烧得兴起，大声告诉大家我这里都是火苗，一点烟也没有，是不是老乡们抽的旱烟烟气太大了？当时老乡们买不起烟，都是抽自己用烟丝卷的自制烟，有一股强烈的味道，开始很是让我们接受不了，但慢慢的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特有的气味，看着他们劳累了一天，拿起自制卷烟，互相点着了，深深的吸进去又慢慢的吐出烟来那种怡然自得的享受神情，深深理解了中国古语：“饭后一袋烟，胜似活神仙”的美好意境。随着烟气的加重，一些老乡掐灭了卷烟，我也停止了烧火，找“蓝碳”压住了火苗。　　

    但是窑洞里的烟气更大了，整个空间烟雾缭绕，还带着一股微微的焦糊味道，大家都觉出了什么，开始寻找烟雾的原因。这时一个老乡突然发现魏建军靠坐的被褥后面在冒烟，魏建军赶忙起身往后看，只见她身后卷起来的厚厚被褥中弥漫的冒着黑烟，她把被褥往后一挪，没想到空气一流通，被子后面突然窜出火苗，引起大家一片惊叫和慌乱，原来是炕的最外边，靠窗户方向，炕道和窑洞上方的烟囱相通，在炕和墙的连接处有一个20多厘米长，10几厘米宽的开口，是用于清理炕道的，通常各家都用薄石板挡上，而我们窑洞用的却是一块长方形木板。 那天火烧得太猛了，七八米的大炕，隔着那么远，竟然引燃了那块木板，由于有被子褥子挡着，开始只是冒烟，被子一拿开，火苗顿时窜起老高，说时迟那时快，正当我们慌乱的不知所措时，只见社员苏光明一个箭步冲过去，抱起着火的被褥和毯子奔向后窑的水缸，其他社员也帮助他一起把被褥按进水缸里，我们的水缸非常大（能容纳九担水），被褥放进去，火苗顿时熄灭了，我赶忙跑过去帮忙把被子往外拿，只见被子、褥子和毯子的中间都烧了一个很大的洞，洞的大小几乎占了被子的三分之一面积，这时大洞周边的棉花还像点燃的艾蒿一样忽明忽暗的闪着小亮光。　　

    苏光明说不忙拿出，他用手把周边棉花的小亮光一点一点掐灭，告诉我火苗虽然熄灭了，但不把这些小亮光掐灭，拿出来后，遇到空气，还会再燃。我们把打湿的被褥摊在炕上，看着父母精心准备的里外三新的厚被褥烧成如此模样，心里真是五味杂陈。这时大家才感到后怕，因为我们的窗外是一个高台，上面摞满了我们一冬天打的干柴，和窑洞只是一窗相隔，而且还是陕北特有的糊着木浆纸的木格格门窗，着火的地方就紧靠窗户，一旦引燃了木窗和外边的柴垛，就会把几十人堵在窑洞里，一个也跑不出去，因为陕北的门窗是一体的，会同时起火。社员和我们一起感叹着，幸亏窑洞里有人，幸亏人多有办法，幸亏社员有经验，幸亏那天我做饭把水缸挑满了水，幸亏苏光明眼急手快……否则后果不可想象！接着大家及时总结了经验，以绝后患。1。烟道挡板换成石板；2。窗前的柴火垛马上移到窑洞崖畔去；3。今后不用柴火烧炕。　

　还记得第二天，我们坐在炕上集体补被褥。由于那时根本买不到棉花和棉布，我们拆了几件衬衣，拼成大块布，把其他没有烧的厚褥子拆开，剥出一层棉花，把烧的被褥中间的大洞用棉花填满，由于不会絮棉花，填补处和原来被子的棉花不连接，于是我们就大针小线的硬是把棉花给缝在一起，然后外面再用衬衣拼接的大块布缝上。缝好后看着颜色、质地不一，面目全非的被褥和毯子，还觉得挺有成就感，什么事也难不倒我们。社员看到后，觉得一曼（陕北话）不成样子，建议我们到公社申请布票和棉花票，我们连连说，不用不用，心说崖里坪生产队的知青怎么老出事故，刚吃过敌百虫，又发生火灾，让公社干部怎么看待我们，千万不能张扬。　

　就这样我们又一次和死亡擦肩而过。　

　现在我们已经年近七十，回想起那个特殊的年代，年轻幼稚的我们，来到延安这块革命圣地，在艰难困苦的生活中，在老区人民的关爱中，共同经历风风雨雨，由此奠定了我们吃苦耐劳的思想，磨练了我们不畏风险的意志，锻造了我们坚强勇敢的性格，积累了我们乐观应变的能力，也铸就了我们一生亲如一家的深情厚谊。

  图片来自老知青冯蓬习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