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荒知青网 | 社会经济史视野下上海青年支援新疆缘起研究（1962—1966）

一、引言

1963年，刚从北京开会回到上海的上海市副市长曹荻秋找时任上海团市委代理书记张浩波谈话，曹荻秋告诉张浩波，他在北京时周恩来总理、农垦部部长王震和他三个人在一起开了个小会，议论了一件事，要上海每年动员两三万知识青年去支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后文简称“新疆兵团”）。得知这件事情后，张浩波和曹荻秋在一起简单讨论了一下，就算把这件事情给定了下来。从当年到1966年，上海先后动员了大约10万知识青年到新疆兵团。早些年，张浩波认为有三点原因促成上海知识青年到新疆。第一，来自上海的就业压力；第二，中苏关系越来越恶化，特别是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爆发，反修防修的艰巨任务；第三，要锻炼青年，实现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后来，他对这三点原因又进行了一定调整，认为首先是因为国家边疆局势紧张，即“伊塔事件”之影响；其次，是因为新疆兵团人口日益老化，需要补充一些有知识的青年；最后，则是因为上海的一部分学生无法升学就业。不难发现，随着时间推移，在张浩波的印记中对“锻炼青年”这一点日益淡化，更加突出了现实因素在动员上海青年支援新疆时的关键作用。这也说明现实因素确实成为当时输出上海青年的关键，因此也才能在张浩波的脑海中印象如此深刻。但无论如何，这些原因归结起来不外乎两点——现实客观因素与意识形态因素。而这与解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原因大致相同，或侧重于经济因素，或侧重于政治因素，或二者兼论。作为知青史中的重要一段历史，上海青年支援新疆的讨论也主要在这几种因素里打转，但主要还是侧重于经济因素（即现实客观因素）的分析。确实，以“后见之明”来看，上海青年支援新疆的缘起本就如此，但是，仍有需要值得注意的三个主要问题：其一，为什么是这个时段？其二，为什么就非得是到新疆兵团？其三，为什么就非得是上海城市知识青年？要知道，同时段还有湖北、天津、浙江、北京等地的知识青年到新疆兵团，还有江苏知识青年到新疆自治区；同样，上述地区的知识青年也有到其他地方去的情况。故而，要进一步回答上述问题，就需要作对比分析，要有前后的纵向对比，也要有区域之间的横向对比。

事实上，上海青年支援新疆从本质上来看也属于移民范畴，因此，要更好地回答上述问题，也必须要借助移民问题的研究理论。而在移民研究的范畴里，认为人口迁移得力于迁出地的“推”和迁入地的“拉”，在这种“推”“拉”之间又存在一个中间障碍（interverning obstacles）。这种“中间障碍”正好将人口迁移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在这个系统里包含了种种社会因素，这些因素既是来自人口输出地和安置地，也有来自二者之外的因素，并最终决定了人口迁移的走向。不过，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是，在上海与新疆之间，其“推”“拉”之力有哪些？具体是如何发力的？又是如何构成一个安置系统的？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探究的问题。因此，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去追溯可以得到很好的答案。而大量地方档案、内部文件等相关资料也为此研究提供了材料基础。

二、现实困境：中小学生升学、就业问题日益严峻

因粮食问题，大跃进后城市人口精简成为当务之急。从1961年至1963年7月31日中央精简小组宣布全国性精简工作基本结束，全国职工减少了1887万人，城镇人口减少了2600万人，吃商品粮人数减少了2800万人。而作为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在这场人口精简运动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到1963年7月全国精简工作结束之后，上海的城镇常住人口有698.7万，只比1957年底688.2万增加了10.5万。如果剔除这五年内自然增长人口75.2万，实际上还减少了64.7万。这表明新中国成立后上海控制城市人口机械增长的成效显著，只是无法避免人口高自然增长率的出现。

图1 1950—1962年上海市区人口自然增长数（率）

资料来源：《上海通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通志》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683页。

从以上数据来看，1962年上海人口自然增长率18.3‰比1957年的39.9‰下降了21.6个千分点。但是人口自然增长的绝对数字还是很多，5年共出生86.4万人，死亡18万人，净增68.4万，平均每年净增13.7万。这些新生婴儿日渐长大，也引起了上海市区人口年龄的变化，其中典型的变化就是15岁以下儿童的比重：1953年为34.5%，1962年上升到46.2%。正因此，控制人口出生率成为此后减少市区人口的首要工作。然而，高人口自然增长率所引发的城市中小学毕业生无法升学就业问题却已经出现。

图2 1949—1965年上海各类学校在校学生数（单位：万人）

资料来源：《上海通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通志》第7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4969页。

不难发现，从总量上看，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的中小学生在校人数持续增加。但从其增长的幅度和数量上来看，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人数增长幅度则不断递减。这也再次证明了升学的困难。

尤其是到1962年，由于中央加强对各条战线的调整，全国各地大学、高中招生数目大大减少，不能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比此前大为增多，因此毕业生的思想波动较大，精神紧张，情绪不安。许多学生担心当年学校难考，部分学生忧虑埋怨。不少学生埋怨自己毕业不适时，“八字方针”打破了自己“如花似锦的大学生活”的美梦，“把自己的前途给调整掉了”。还有些学生埋怨过去学校劳动多、学习少，影响了他们的学业质量和升学。多数学生一心想升学。据湖北省教育厅对9520名高中毕业生的调查发现，准备升学的占98%。许多学生把能不能升学视为“一生命运的转折点”，因此拼命赶功课，星期天普遍不休息，平日里起早贪黑，开夜车，不少住宿生要求走读，以便在家“自由”地开夜车。

图3 1953—1968年文教、卫生、科研部门拨款数曲线图（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财政部基本建设财务司：《基本建设财务拨款统计资料》（1950—1975年），内部出版，1979年7月，第19页。

能升学的数字被严格控制着，因此不能升学的学生就不得不面临如何安置的问题。尽管到1963年7月中央宣布精简任务结束，但从中央到各个地方还是把城市精简工作延续了下来。上海也确定了继续坚决地贯彻执行控制城镇人口增长的方针，如此一来，上海显然无法安置如此数量的未升学学生。毕业生的升学困难很大，就业又很难找到出路，因此问题重重。对此，上海市1962年没有出路的1.2万名高中毕业生中甚至有人酝酿闹事。然而，升学、就业的难题仍旧在不断延续，困难也在日益累积。

据1963年预测，1967年上海进入劳动年龄的青年有98万人，其中，除继续升学的约25万人、料理家务和病残的约9万人外，需要安排就业的约有64万人。然而，由于上海能安置的人数有限，加之持续的高人口自然增长率，因此有许多未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无法得到安排，留在社会上就成为了“社会青年”。据初步估计，每年留在社会上的青年约有6—7万人得不到安排。1964年上海需要安排就业的初高中文化程度的社会青年共计3.8万人（高中1.5万、初中2.3万）。1965年，上海非在职在学的青少年达30万人（其中社会青年8万），经过一定安置，到当年年底全市估计仍有青年8万人未得到安置，其中女青年约占70%左右。到1966年，情况比1965年还要糟糕，据1966年7月估计，当年年底上海市区仍有社会青年7万多人，主要是历届毕业生。其中女性和四类分子子女的比例比当年年初还要高一些，能符合安置单位要求的对象也将相对减少。据当时预测，这种趋势只会越来越严重：达到劳动年龄不能升学的青年1967年仍有20万，1974年要增加到24万。而其归根结底仍在于极高的人口自然增长率。

确实，高人口自然增长率是城市人口问题的重要原因，但与此同时，自1953年开始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建立起来，城市市场并不能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也是城市人口就业问题形成的客观原因。因此，积极动员上海城市人口外迁，支援农业、支援外地建设成为上海长期的城市人口转移政策，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以安排多余劳动力（首先是青年）为主。显然，城市青年的安置问题确实成为困扰上海城市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

三、应对之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的继续执行

1960年初，各地给教育部反馈的信息仍旧是招生工作中生源不足，为此，教育部指出要在春季招生工作中要扩大生源。但这种状况在当年下半年就发生了改变。同年9月，河北人民广播电台举办了“河北省青年红在农村、专在农村”的专题广播节目；10月，吉林省1.1万名初中、高小毕业生到农村安家落户；11月，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一批知识青年到该市通河县农村安家落户，建立“共青团公社”。随着中央人口精简政策的落实，知识青年下乡的规模越来越大，范围亦越来越广。

自1961年开始，全国各地开始贯彻中央“八字方针”，采取“面向外地、面向农村”的方针安置青年学生。当年8月16日，中共上海市委人口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关于精简职工、减少城镇人口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其中关于动员外迁对象中的第二条即“有劳动能力的闲散人口”，首先就包括“没有升学尚未就业的社会青年”。其中有回乡条件的，应该动员回乡生产。1961年全国各地都陆续动员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业生产，更是涌现出了像董加耕这样的典型，成为引导全国知识青年参加农业建设的榜样。

1962年6月1日，国务院召开全体会议，通过《关于精简职工安置办法的若干规定》，其中包括一些不能在城镇就业的青年学生的安置。同年7月，为处理市区中小学毕业生安置问题，上海市委指示由教育局、劳动局、团委抽调人员组成上海市中小学毕业生工作委员会负责此项工作。截至10月，未能升学的7万多名上海市中小学毕业生有3.1万人安排进入各种民办学校（广播、电视、函授、夜大学、补习班等）继续学习，还有1.5万人到崇明垦区劳动，0.1万名高中毕业生组成“上海青年农业建设队”参加为期一年、二年劳动锻炼。11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农林办关于国营农、林、牧、渔场安置家居大中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的报告》中规定：应届毕业生未能升学或就业，年满18周岁、有独立生活能力的青年学生都应纳入上山下乡的范围。由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再次成为中央的一项正式政策。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章，指明了农村建设的重要性，号召大家要从各方面支援农村，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大农业，并从中外历史上列举了到农村去的重要性。

1963年1月，上海市委指示：“当前农村各级党组织的重要任务是，要进一步加强对农村知识青年的思想教育和具体帮助，不断提高他们的政治、文化、技术水平，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其实不难理解，这一方面是为了检查回乡知识青年的稳定情况，以促进农村和农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是为继续动员知识青年下乡做准备。接到此指示后，上海《文汇报》派记者到宝山县罗店人民公社金星大队和东南弄大队展开了相关调查。通过记者的调查发现，宝山县的回乡知识青年确实很快能在农村安定下来，充实了农村的劳动力，成为农村的一支重要劳动力量。既然知识青年下乡到上海市郊不但能很好地巩固下来，而且还能给农村的发展带来莫大帮助，因此，反馈的信息无疑是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肯定行得通。

从1963年下半年开始，国家开始考虑加快农村建设与安置城市知识青年相结合的问题，认为“大批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使城乡青年结合在一起，既有利于稳定农村青年从事农业生产，也有利于更快地形成一支有社会主义觉悟、有科学文化知识的新型农民队伍”。7月，上海《文汇报》社论也指出，支援外地建设、支援边疆建设，是城市青年们义不容辞的光荣的责任。中学毕业生在抉择自己前途的时候，应当在这方面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8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中央安置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的报告》中规定：“安置下乡的学生，年龄可以由18周岁放宽到16岁，条件是能够独立生活。主要是安置大中城市的学生，县城里不能升学和就业的学生也可以安置一些。”

与此同时，团中央也给各地发文，要求各地调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情况，以期总结经验，为今后的工作积累经验。1963年8月2日，上海团市委在收到团中央的文件后便着手对此前的上山下乡活动进行调查、总结。通过调查发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成效显著，历年倒流回上海的约占总数的20%。1959年前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大部分已被当地抽调参加工矿企业、文教事业或保送投考专业学校。即使留在农村的，大多也不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而担任了政治、技术、文教等方面的工作。1960年后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绝大部分都稳定在农村，直接参加农业生产。进而，上海团市委认为今后应该继续坚持上山下乡的大方向。当然，这也不排除因为安置知识青年需要以及响应中央政策层面的考虑，地方有可能夸大安置效果。上海市长宁区在崇明县的畜牧场1960年才围垦出来，该场自1962年10月起陆续招收知识青年829名。在1963年11月给团中央的准备材料中，该场认为知识青年的劳动锻炼取得了成功，进步很快。真正不愿落户，坚决要求离场或已到期离场的知识青年约125人，占15%。当然，这种数字并不能真正反映存在的问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也在“成功”的经验中被继续执行。

1964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和《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向中央的报告》发布。文件高度肯定了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道路，认为这既能锻炼青年，也为城市青年开辟了就业门路。随后不久，上海市也确定将“减少城镇人口，控制人口增长，动员青年支援外地建设”作为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而且，在同年6月召开的精简会议上也提出了由于人口工作牵涉面越来越大，每年要动员几万青年出去，因此需要将其纳入国家计划，否则维持不了几年。显然，上海对这项工作的重视程度要比北京好得多。到当年7月，北京的上山下乡安置计划完成还不到18.6%（计划安置86万人，完成不到16万人），其原因就在于城乡两头对动员上山下乡不够重视、劲头不大，或者是因为缺乏经验，等等。无论如何，上山下乡这一政策在全国推广开来，并继续延续下来，直到1966年，上海依然确定：动员青年下乡上山，支援边疆建设是一项长期任务。其原因就在于因各种原因青年不能升学和在上海安排工作。

四、资源配置：多方协作中的青年安置工作

确实，无法升学就业的中小学毕业生对于城市而言无疑是一种“负担”，如何把这些人口安置下去，其主要的方法就是参加农业生产。但是，对于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而言，尽管安置青年的方向也是农村，但其主要面向却是外地农村。

在1963年2月的上海市精简工作要点中，确定了今后减少城镇人口的重要任务是安排青年就业，其出路主要有两条：一是进行技术培训后输送给外地，二是到外地从事农垦。其实归纳起来就一点——到外地去。之所以如此，因为当时上海农村的容量有限，无法安置更多的城市人口。

图4 1949—1963年上海农村耕地面积（单位：万公顷）

资料来源：上海市统计局：《上海农村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1949—1998）》，内部出版，1999年10月，第15页。

与此同时，一些动员回乡的职工和知识青年都产生一些问题，因此，上海就必须动员这些“多余”的人到外地去。据1963年调查发现，尽管已过去六年时间，但1957年到上海郊区下乡的青年仍有很多问题，包括生活上的实际困难，情绪不安定，思想有问题，甚至还有不少人走上与既定目标相反的道路，个别堕落成为犯罪分子。而1961年、1962年回乡的职工也问题不少，其中就包括回到上海郊区的人员。1961、1962两年来，上海共精简职工35万人，其中动员到上海市郊农村约8万人。其中有些人回乡后一直不安心农业生产，向往城市；有的好吃懒做，不事生产；有的进行投机贩卖活动；有的已经倒流回城，赖在厂里不走；有的精简退职以后一直不肯回乡。少数职工回乡以后当地不接受安置，有的是去非原籍农村落户，有的是回到小城镇，有的是原籍农村强调地少人多，安置有困难，不给报户口，也不安排生产。到邻近省农村安置的精简职工也有同样的问题。从上海回安徽的职工都抱怨安徽苦，不能生存，不愿在安徽生活下去，要求回上海；浙江义乌一公社的47名此前为申新九厂的工人也要求回上海来。动员职工回乡后难以安置、巩固，而动员在职职工家属回乡同样难度不小。这一点上海负责人口精简工作的干部也深有体会，动员职工家属的困难很大，因为职工家属一走，“一个工人三四十岁，家属回乡，小孩子也不再身边，显得孤苦伶仃，所以还是动员动员小青年去新疆去，搞四类分子。”而1964年的人口工作重心就是“第一新疆，第二回乡，第三安徽”。而且，在1961—1964年间，上海市区安置到新疆兵团的城市知识青年有5.15万人，到其他国营农场（崇明、江西“共大”）和安徽、上海市郊参加农业生产的一共为4.16万人（安徽0.77万，市郊0.4万）。上海市郊、安徽的安置空间小、难度大不难理解，但为何新疆兵团能安置如此多的上海知识青年？

一直以来，上海知识青年对新疆兵团有巨大的吸引力。当王震还在进军新疆的途中，就注意到要延揽知识人才，以便为建设新疆打好基础。后来他也不断思考动员一批城市青年到新疆去，但难度不小，1955—1957年新疆兵团招纳青年学生一共也才六千多人。1958年8月，当时全国各地在上海招收知识青年参加建设，新疆确定在上海招收700名知识青年（其中男70人、女630人）到新疆就读重工业专业学校，这700人仅占当时外地在上海招生的5万余人的1.3%。要招满这700人对当时的新疆而言尚显困难。即便如此，新疆还是一直在上海招收相关技术人员。1959年4月2日，纺织工业部要求上海帮助新疆培训纺织技工600人、纺织机器制造工人100人。除工业系统外，新疆还需要上海支援行政、文教系统工作人员。1959年4、5月间，新疆兵团政治部干部科科长王明义到上海与复旦大学联系，要求调给新疆一些教师和干部，如一般教师及干部无法支援，可考虑调一些“右派分子”。因此，自1959年6月至1960年9月底，上海高等学校系统调到新疆的共有“右派分子”314人（教职员85人、学生229人），其他干部9人（主要是一些平时表现不好，工作不安分，受过处分，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员）。后来，这批人走上各个岗位，为新疆的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无论如何，也不难发现上海的人才对新疆兵团的巨大吸引力。

也正因如此，所以在1962年夏天，从新疆考察回来在上海养病的农垦部部长王震与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商定，由上海动员青年支援新疆兵团。二人商谈的具体情形目前无从知晓，但支援方针算是定了下来。后来，当年11月19日，王震又写信给周恩来、谭震林，转呈新疆兵团农一师师长林海清关于将该师作为安置上海学生的蚕桑基地的报告。事实上，这件事情王震和柯庆施早已经商量好了，只是最终通过新疆兵团农一师上报国务院来实施。而这也符合当时强调集中统一的政治制度。正是基于此，也才有了开篇提到的上海团市委书记张浩波所回忆的安置计划。

王震之所以有如此考虑，也与当时西北边疆局势紧张关系密切。自苏共二十大之后，中苏关系已经逐渐走向恶化，到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全部召回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8月中苏在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附近地区发生边境冲突后，两国之间的边界纠纷不断发生。苏联在中国北部边境地区排兵布阵，加强战略部署。最终，1962年4—5月，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塔城地区发生的6万多边民大规模逃往苏联的事件，以及5月29日边民冲击州人民委员会、围攻中共伊犁区党委、进行打砸抢的事件（“伊塔事件”）。随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都对此反复作出批示，要求加强新疆的防务工作。在应对边疆局势突变的过程中，新疆兵团做了大量工作，包括抽调人员奔赴边境实施“三代”工作，维持地方治安等。为此，同年8月3日，毛泽东同来北戴河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五省区党委负责人谈话。在谈到新疆问题时，毛泽东对新疆兵团农业师的武装情况进行了询问，要求新疆要集中力量对付苏联。与此同时，印度也在中国的西北边境挑起武装冲突，中国被迫自卫反击。在此过程中，新疆兵团组织了大量支前工作，为中印自卫反击战的成功做出重要贡献，得到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高度肯定。随着西北边疆局势的恶化，新疆兵团的军事职能也被激活，同时也要求有更多的力量充实兵团，以应对威胁。

图5 1954—1975年新疆人口机械变动图（单位：万人）

资料来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计划委员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口统计资料（1963—1975）》，内部出版，1977年5月，第10—11页。

一直以来，新疆的人口机械增长都是正数，但是到1962年呈现出负增长，为-19.46万人。尽管当时整个国家都在进行调整工作，但人口减少如此多，这与当时新疆的局势显然不相符合。故1962年7月，王震到新疆塔里木垦区视察时也发现兵团需要补充新生力量。 

事实上，不只是新疆兵团，新疆自治区也具有广阔的安置空间和安置能力。早在1958年中央动员青年支援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建设时，新疆就取得了巨大成功。据1962年下半年的调查发现，在1958年农垦部关于动员青年参加边疆建设后的1959—1961年间，总共迁移安置了148.5万人，其中新疆共安置了30.51万人（巩固下来的占90%）。相较而言，新疆的安置效果非常好，因为宁夏自治区和青海省各跑掉了8万人（占安置的80%）、9万人（占安置的95%）。此时之所以以新疆兵团安置为主，与其屯垦戍边的军事职能有直接关系。1954年12月5日，在新疆兵团成立大会上，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书记王恩茂在讲话中就阐述了组建兵团重要的国防意义。经过兵团近十年的发展，他更加肯定这种认识，并认为“兵团的存在、壮大和发展，可以作为中央支援地方、汉族人民支援少数兄弟民族的一种最好方式。”基于新疆兵团的成功经验，自1963年底始至1966年，中央令新疆兵团先后帮助甘肃、宁夏、青海、陕西组建农十一师、十二师、十三师、十四师。

与此同时，新疆兵团传递给上海的也是非常积极的消息。到1962年为止，新疆兵团的各方面建设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其中：在农业当面，开拓的耕地面积达到1千多万亩，新建大型农牧场167个，机械化程度一般达到70%以上，各种园林建设达到300多万亩；在工业方面，新建大型工厂100多所，工业年产值达到2亿多元；在畜牧业方面，共饲养牲畜144万多头。新疆兵团农一师、农二师都驻在天山以南的塔里木地区。这个地区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水源充足，具有发展蚕桑生产的良好条件。因此，农垦部要求农一师、农二师除继续发展粮食和棉花生产外，还要大规模发展蚕桑生产，力争在短时期内把塔里木地区建设成为一个蚕桑基地。因此需要输送大批劳动力到该地区去。当然，不排除对这方面的宣传有夸大成分，但这样的报告材料是给上海了解新疆兵团之用，如此令人瞩目的成就也更加坚定了上海动员青年支援新疆兵团建设的决心和信心。

在“大跃进”期间，尽管新疆也犯了不少错误，但同时新疆还吸收了大量内地劳动力；而且，在1960—1962年间，新疆还出了3万吨粮食和0.8万吨肉支援国家。可见，新疆在农业方面的巨大潜力。对新疆兵团而言，“大跃进”期间在天山南北开垦了大片荒地，也确实需要有大量的劳动力来进行耕种。1958—1960年，新疆兵团人口从31.15万人猛增加到72.41万人；农牧场从59个猛增加到166个；耕地面积从337.2万亩猛增加到1035.45万亩（其中农一师、农二师共开荒126.79万亩）。其人口增加的比例显然无法满足新开垦土地的垦种。

基于上海和新疆兵团的商谈结果，加之中央肯定，上海青年支援新疆的事情就算定了下来。1962年年底，上海就动员了400多名社会青年到新疆兵团农一师，要培养蚕桑工人和技术人员。同行的还有上海组织的一个工作组，他们到农一师访问了四十多天，最终再次确认了新疆兵团，尤其是农一师是上海青年就业的一个良好场所。此后，农垦部和上海市委、市人委明确指示，在“三五”期间每年都可以动员一批青年去新疆兵团，1963年先动员2万人，以便创造经验，为今后动员更多青年参加新疆建设打下基础。1963年9月7日至27日，以上海市劳动局局长王克等人为首的10人上海市工作组再次到新疆兵团进行访问，这次先短暂访问了北疆的农八师、农七师、农四师，后来又到南疆访问了农一师、农二师。通过访问再次发现，上海青年在新疆兵团巩固得很好，兵团各级对青年安置工作非常重视；同时也深切感受到新疆的发展前途远大，初步勘测有可垦荒地1.6亿亩，相当于全疆现有耕地面积4700万亩的3.3倍。地势平坦成片，适宜于机械化耕作。

历年来新疆兵团反馈给上海的信息也是安置效果良好。据1964年4月统计，1963年到新疆兵团农一师的1.5万名上海青年，已有1028人担任班长、排长。1964年4月、10月，王震先后两次到塔里木垦区视察，并接见了上海知识青年代表，肯定了他们的选择。新疆兵团的老战士也高兴地翘起大拇指说：“上海青年亚克西（好）！”数万青年下乡上山、支援边疆的革命壮举，有力地冲击了数千年遗传下来的轻视农业、轻视体力劳动的旧观念、旧风尚，大大发扬了以农为乐，以农为荣的新风尚。这一点最直接的反映就是新疆兵团吸收了上海大量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在上海的社会青年中，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约占20%。1963—1965年间新疆兵团先后共吸收剥削阶级子女1万余人，其中包括了少数大资本家和上层人士的子女。1965年7月5日，周恩来、陈毅出国访问返回时在新疆石河子专门接见了上海青年，周恩来就资产阶级家庭子女问题作了重要谈话：“一个人的出身不能选择，但前途是可以选择的”。同时，周恩来还肯定了兵团的成绩，要兵团继续做好安置工作，要求兵团今后每年补充7—10万人，即复员军人2万人，上海城市青年3万人，天津城市青年1万人（照顾河北1000—2000人），武汉城市青年1万人（照顾湖南1000—2000千人）。 

带着巨大的成功，上海动员青年支援新疆兵团持续高歌猛进，1966年还将继续推行此政策，但由于“文革”爆发，原本的进路被打断。当年10月8日，上海市委同意市劳动工资委员会关于当年下半年不再批准青年学生去新疆。1963—1966年，上海市计划输送新疆兵团10万城市青年，如此巨大的安置计划确实能有效地解决上海城市人口问题，同时也能为新疆兵团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表1  1963—1966年新疆兵团计划安置上海青年人数（单位：万人）

资料来源：《关于上海市社会青年参加新疆生产建设情况的汇报》（1963年8月21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27—1—149—1；市委精简小组：《上海市1964年减少城镇人口工作方案》（1964年3月7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A62—1—27；《对1965动员工作的排队摸底（原件无标题，标题为引者所加）》（1965年2月13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C21—1—1095；《1966年动员青年参加新疆军垦的工作方案》（1966年2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A62－1－36－22。

事实上，从学校、学生家长到学生，他们都希望有关部门能为学生安排好出路，只不过彼此的目标各不相同。当时负责学生毕业工作的学校主要贯彻上级指示，既然要求不能升学的学生从学校到奔赴农村，学校因此也希望上级能及早做好安排，以便学生毕业就能有去处。1964年，武汉不少学校的毕业生在毕业后好几个月都找不到务农的去处，因此，学校希望上级部门在1965年要及早安排，避免打击学生立志务农的热情，给今后动员学生下乡的工作造成困难。这也说明并非所有地方都能像上海这样容易就找到一个合适的安置去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地方就没有看到新疆兵团的巨大安置潜力。

1963年年底，天津市先后动员社会知识青年415人支援新疆建设。为护送这批青年，同时更是为了给天津城市青年寻找就业门路，天津市从劳动、教育、团委等部门抽调了5名干部分批护送青年进疆，1964年元旦前后护送小组先后抵达新疆乌鲁木齐。在乌鲁木齐，天津护送干部先后拜访了新疆自治区以及新疆兵团的各个部门，并初步确定1964年新疆可安置天津城市知识青年8000—9000人，其中，新疆兵团安置6000—7000千人。为进一步落实安置任务，天津护送小组还于1964年1月13日专门拜访了新疆兵团政委张仲瀚。对于安置天津青年，张仲瀚首先表示了极大欢迎，但同时也指出当年农垦部给新疆兵团的安置指标共计5.5万人，除去上海青年3.5万、复转军人1.5万，只剩下0.5万人的安置空间，对此，农垦部仍叫上海补充，因此天津的安置任务有一定困难。事实上，这还牵涉安置经费问题，从整个新疆安置天津青年来看，均表示安置经费无法解决。对此，张仲瀚也指出，既然天津城市人口发展遇到困难，因此新疆兵团还是要安置一些，只是安置经费要和上海一样，只要经费没问题，新疆兵团可以不经过农垦部批准便安置一些天津青年。与此同时，张仲瀚还建议天津护送干部到河西走廊去拜访新成立的农建十一师，因为该师新近成立，今后四五年内每年可安置2万劳动力，张仲瀚希望天津能让河西走廊成为其安置城市青年的基地。1月24日，在拜访张仲瀚后的第11天，天津护送小组一行到河西走廊拜访农建十一师，该师师长李正肃接见了他们。得知天津护送小组一行的目的之后，李正肃告诉护送小组，当年该师的8000名安置计划已有安排，好在兰州、西安两市在该师的安置计划有变，因此当前可再安置2000人，但这2000人的安置计划需要与甘肃省委商议，因为甘肃省委希望优先解决甘肃多余的劳动力，也正因此，所以甘肃省委未同意此前北京市到该师联系将该师作为北京城市青年的安置基地一事。不过，因为天津护送小组带有张仲瀚的书信，所以李正肃表示这2000人的安置任务留给天津的问题不大，并希望天津在当年7月将城市青年输送过来，以免西安市再提安置问题。因此，农建十一师最终确定当年安置天津城市青年1000—2000人，经费由中央划拨。

天津护送干部回到天津后，将其在新疆、河西走廊所看、所谈向天津市委予以汇报，既指出了新疆、河西走廊安置城市青年的大好前景，同时建议天津市委支援新疆一些小厂（印染、针织、农药、化肥、聚乙烯、造纸等），如果设备无法支援，技术力量也可支援一些，这样既有助于新疆搞好建设，也能调整天津的工业结构。事实上，当天津护送小组拜访张仲瀚时，在安置工作谈话结束后，张仲瀚紧接着就谈到让天津搬迁一些工厂到新疆兵团来，主要搬迁一些在天津原料不足，劳动效率低，而新疆又有原料的厂子，其次是希望天津能支援一些干部（这部分人可不必经农垦部先定下来）。1964年3月8日，新疆兵团便派人到天津谈具体支援项目和人员，天津也开会决定同意给新疆兵团以支援，并将其同天津的上山下乡工作统一起来。其后，新疆兵团方面确实多次找到天津，要求支援相关设备、技术和劳动力，而且，天津也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如此看来，安置城市青年并非简单的城市闲散劳动力安置，同时也能给安置地区带来一定的物质资源，有助于安置地区开展相关建设。

甘肃农建十一师没有同意安置北京城市青年，但北京城市青年又不得寻找合适的安置地。根据当时中央的指示，安置的方向主要是插队，其次才是到国营农林渔场。但同时又指出要成组成队地安置，这样更有助于管理、巩固，也更有利于发挥知识青年的作用。这样，在1964年2月1—4日召开的华北局大中城市安置工作会议上，确定了当年北京城市知识青年的安置地主要是到晋南，因为当地当年要建立基本田，需要大批劳动力；此前，东北计划安置北京知识青年1万人，但由于当年东北农场要进行精简调整，故有此改变。但在北京看来，由于1963年已经组织了1千多人到东北国营农场去，发现东北的潜力巨大，因此今后还是要将东北作为长期安置基地。这也不难发现在安置城市青年时，输出地与安置地之间的多边互动关系。对这一点，1965年、1966年的中央安置计划或许更能说明问题。1965年全国预计安置城市青年54.33万人，其中安排到国营农林牧渔场10.33万人。在这10.33万人中，前往边远地区参加农垦建设的6.95万人（其中，新疆兵团安置上海1.5万、武汉0.4万、天津0.4万；新疆自治区安置江苏1万；甘肃农十一师安置天津0.6万、山东0.25万；宁夏自治区安置北京0.45万、天津0.05万；东北安置北京0.3万）。1966年全国预计安置城市青年67.46万人，其中安置到国营农林牧渔场的10.37万人（其中，新疆兵团安置上海3万、武汉0.7万、天津0.7万、唐山和保定各0.05万、浙江0.5万；东北安置北京0.2万；宁夏自治区安置北京0.6万、天津0.1万、杭州0.1万；安徽安置上海0.7万；青海安置山东1.5万。新疆自治安置江苏1万；云南安置四川0.2万；西藏自治区安置山东0.1万）。如果仅从这两份数据看不出太大的端倪，但结合前后材料，则可以洞察在安置知识青年的过程中的行政策略。1966年8月，新疆自治区计划从上海郊区招收0.34万人前往地方农场参加劳动。而在这之前，新疆自治区并没有安置上海青年。当时从上海动员到新疆自治区地方农场的青年中计划给阿克苏地区2000名，到10月6日全部出发，由于彼时种种原因，期间几次改变招生区县，才最终招到1131名社会青年。为什么新疆自治区会有这样的改变？目前没有直接材料能说明什么问题，但1965年新疆自治区在江苏的招生工作组遇到了一件令其非常被动的事情，这或许能解释其要到上海招收知识青年的重要原因。当年6月2日，阿克苏地委收到在常州负责招生的干部阎泽民发给阿克苏地委的信，信中提到要在常州给阿克苏建筑公司招收一批木瓦工，但这项计划落空了，主要原因是常州有支援西南的任务，大量建筑工人去了云南、安徽等地，全市青年学生中也毫无各方面技术工人。而对比上海、天津给新疆兵团的帮助，这就值得人深思。可以说，安置知识青年既是一项沉重的负担，但同时也能转化成一种丰富的资源，这种资源既是知识青年本身，同时也是知识青年输出地地方政府所带来的。

五、安置前史：1951—1962年上海与新疆的经济互动

1963年6月24日，王震在上海社会青年活动分子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新疆将逐步建成现代农业和现代工业，需要上海文化科学、政治以及技术设备等方面的支援。其实，尽管这句话是当时做动员所讲，但如果认真研读这句讲话的话，不难发现王震对新疆建设远景的憧憬，以及对上海能提供强有力支援的信心。对于新疆的建设远景，王震一直抱有很大的期望，他认为新疆有丰富的资源和大片沃土，还有天然的草原牧场，因此新疆必将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地。而对于上海强有力的支援力度，王震也是早有体会，因为当他主政新疆时就主导了上海的几项大型项目支援新疆，从而真正奠定了新疆的现代工业体系。显然，这也是王震到上海商谈要上海青年支援新疆兵团的另一个原因。

钢铁是工业的重要原料，因此新中国成立后新疆也急于建立现代钢铁工业。在新疆钢铁工业的建成的过程中，上海提供了大量帮助。1951年，经华东军政委员会同意，新疆军区以100亿元（旧人民币）的低价购进上海益华钢铁厂全部设备2100多吨。同时从上海新慎昌机器厂、范元记模型厂、练成机器厂、美新工具厂购进有关设备，从而保证了新疆八一钢铁厂的顺利建成。其中，上海益华钢铁厂连人带设备整体搬迁，更是起到了直接作用。在王震的邀请下，益华钢铁厂的总工程师余名钰也到新疆指导钢铁工业建设，后来，余名钰担任新疆八一钢铁厂总工程师。1952年新疆八一钢铁厂建成投产，告别新疆无新型钢铁厂的时代。

紧随益华钢铁厂之后，1951年11月3日，上海炼成机器厂也与新疆军区签订协议，同意将该厂机器设备全部迁至新疆建设新厂，改为公私合营，并定名为新疆机器制造厂。益华、炼成二厂的搬迁，不但从机器设备上为新疆工业建设提供了帮助，也从技术人才方面促进了新疆工业的发展。此后，在上海疏散工业和人员支援外地建设的过程中，上海也持续为新疆提供了支援。

一方面是新疆求贤若渴，另一方面是上海有责任和义务帮助兄弟省市搞好建设。对此，1955年2月14日，中共中央指出应该有组织有计划地从上海、天津等城市抽调并培养相当的技术干部支援其他城市建设。上海援助新疆的面更为扩大。同年4月15日，上海交通运输管理局决定帮助新疆交通厅训练307名汽车驾驶员，这批人员是从原来的上海三轮车工人中挑选而出；到5月14日，第一期结业的58名工人出发前往新疆。7月22日，在卫生部的指示下，上海第一医学院抽调了一批高级医师奔赴新疆，帮助新疆建设新疆医学院。7月30日，国务院指示上海支援新疆花纱布公司轧花技术人员15名。随着上海私营饮食服务业渐入困境，因此上海决定动员若干服务性行业，如酒菜、糕团点心、理发、沐浴、洗染、照相、机制缝纫、时装等到内地，其中主要就是到西北地区。因此，1955年8月18日，新疆省商业厅接到上海第二商业局函件，双方商谈如何由上海向新疆输送生活服务业。10月24日，新疆自治区致函上海第二商业局，要求上海输送以下服务性行业到新疆。

表2  1955年新疆自治区要求上海输送服务业概况

资料来源：《关于输送服务型行业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作的函》（1955年10月24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98—4—23—205。

显然，这些行业都是典型的衣食住行业，而且新疆所要的一般都要能携带相关设备，或具有很好的技术经验，这对新疆发展服务行业有不小帮助。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其中讲到妥善处理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合理布局工业；同时也提到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事实上，在此之后，上海的工业发展方针有一定转变，对此前上海工业不发展进行了调整，但上海对新疆的支援还是延续了下来。而且，随着内地动员工人支援边疆的问题持续出现，引起了中共中央对这一做法的思考，因此，当年8月24日，中共中央决定，今后除将沿海失业人员调到缺乏劳动力的西北、内蒙参加工作外，一般不要调配在业的普通工人及壮工。即便如此，上海仍旧持续调配工人前往新疆参加建设。9月，上海市支援新疆粮食厅130人，10月，中国食品公司上海分公司派人支援新疆分公司，11月，上海到新疆自治区交电公司工作16人。当然，这种调配与上述大规模集体调配不同，更有助于工作开展，实现上海对新疆的点对点支援，同时这也说明上海对新疆的援助还不完全同于上海对西北其它地区的援助。

1957年7月31日，商业部办公厅在对新疆垦荒植棉的考察报告中明确指出，“二五”期间将在新疆开荒植棉，计划从上海、天津迁建小型轧花机件修配厂两座。因此，新疆需要更多的工厂、技术和人员。随着1958年5月之后“大跃进”的到来，新疆与上海的互动更加频繁。

1958年8月，新疆自治区决定新建一座药品制剂厂（年产针剂500万支、片剂3亿片），关键问题是缺乏设备和技术力量，于是，8月11日，化学工业部通知上海计委给新疆予以支援。同年11月8日，新疆兵团司令部也向纺织工业部提交申请，请求帮助新疆兵团培训新建帆布厂的工人。纺织工业部随即批复：人员培训尽量就地解决，如确有困难则与上海市联系，委托上海协助培训。由此也不难发现，尽管此时各地都在搞建设，但中央在保证支持新疆发展的问题上，作为工业中心的上海还是成为承担支援任务的重要城市。

1958年10月，新疆自治区要求上海支援织新疆布的工人。当时上海只有徐汇区的汇新、汇群两家织布厂织新疆布，若将工人支援新疆，上海的任务便无法完成，因此，上海染织公司决定将任务及67台设备、80个工人一并转给新疆。因为工人反对，以及当时各地到上海来挖人、迁厂的现象实在太多，造成上海混乱局面，因此上海纺织工业局批评下属上海染织公司工作简单化，并决定先从工人中挑选20名年纪轻、积极、真心愿意去的先行进疆，以解新疆燃眉之急。最终，1960年8月20日，上海市计委批准将汇新等5个厂、职工384人迁给新疆自治区。尽管迁厂工作迁延两年后才真正结束，但上海纺织工业局立刻着手解决新疆所急的态度也显示出新疆与上海的特殊关系。

上海工厂顺利迁走，主要是因上海支持，同时也与“大跃进”末期的政策调整有一定关系，但更受到新疆的影响。在1959年10月5日至1961年10月17日期间，因为上海也面临物资匮乏的困局，于是陆续与华北、西北等地签订了协作协议书，要求互换资源，相互支持。整个1959年，上海从新疆进货17万元，包括肠衣、羽绒、水果、土产、丝绸等。

表3  1959年上海对外贸易向新疆进货统计年报

资料来源：《1959年上海对外贸易向新疆省进货统计年报——上海市对外贸易局编印的1959年度上海市对外贸易商品流转统计年报（下册）》（1960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70—1—632—237。

另一方面，新疆也主动要求用一些原料与上海交换设备，以促进工业发展。1960年4月12日，新疆自治区候补书记祁果致信上海市委工业生产委员会主任马天水，提出新疆支援上海一部分金属原料和云母等资源，上海帮助新疆改造钢铁小土群和小洋群，支援一些设备。6月8日，经过协商确定，新疆支援上海生铁3000吨、杂铜50吨、云母200吨，上海支援新疆轧铜机2套、鼓风机8台、水泵20台、机床15台、特殊电动机10台、一般交流发电机60台、直流发电机1组、变压器15600kva。

从这一时期上海与外地的互动关系来看，总体来说还是上海支援外地多，但外地向上海所提供的物资也是上海的必需品。“大跃进”结束后，上海副食品供应困难，不得不向全国各地寻找支持。新疆作为重要的棉花产区、畜牧区，为内地提供了大力支持。1961年，新疆向内地运输了大量棉花、药材、肉食品、杂骨、土碱和鲜瓜果。1961年春节，上海要求新疆供应羊120吨（约1万头）、肉21万斤、牛羊下水18万斤、葡萄干7万斤、杏干7万斤、酥油4万斤。同时，上海也向新疆提供物资支援，实现物资交流，共渡难关。

表4  1961年上海、相关省份互相支援概况（单位：万元）

资料来源：《上海市第二商业局蔡东园局长的率领的上海市赴川协作代表团去四川、成都、重庆、云南、贵州、新疆等地商谈经济协作工作报告》（1961年8月26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98—1—843。

1961年8月26日，上海第二商业局一行在新疆与新疆自治区商业厅、新疆兵团商业处座谈，对新疆提出需要支援一部分商业技术人员问题，上海表示有两个办法：一是由上海派工作组到新疆传授技术、交流经验；二是由上海代表新疆在沪招收人员代为培训。此行也确定了新疆对上海所提供的农副产品。

表5  1961年8月上海与新疆商定新疆支援上海情况

资料来源：《上海市第二商业局蔡东园局长的率领的上海市赴川协作代表团去四川、成都、重庆、云南、贵州、新疆等地商谈经济协作工作报告》（1961年8月26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98—1—843。

在这种你来我往的交流过程中，上海对新疆的支援持续进行，进一步加强彼此关系。1961年11月14日，上海市计委接到新疆自治区计委的函件，请求上海搬迁一个小型纺织厂给新疆巴音郭楞地区，经上海市计委与上海纺织工业局研究，于1962年1月4日同意将同德盛布厂（职工人数约100人）迁出。4月8日，上海市针织工业公司和虹口区纺织工业局决定将上海富华织造厂迁往新疆奎屯地区（农七师）。这些厂迁到新疆后，员工很快就适应了新的环境，工厂也立即开工，取得了不错的成绩。11月3日，纺织工业部也要求上海纺织工业局从关停的设备中拆迁5000锭配套设备支援新疆兵团农一师建立一个小型纺织厂。 从时间和地点上来看，这或许与紧随其后动员上海青年进疆有直接关系。

六、结语

综上不难发现，在上海青年支援新疆兵团的过程中，随着一年年中小学生升学就业难题的存在，大量未升学就业的中小学毕业生在城市安置发生困难，从而直接促使中小学毕业生上山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当然，其背后既有持续走高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影响，更是受到当时优先保证重工业、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制约。总而言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终究是一种必然选择。笔者以为，现实客观因素确是上山下乡的根本原因，但上山下乡又不是单纯的经济策略，随着人口问题的累积，以及政治因素的不断叠加，这就使得上山下乡变得更加复杂起来。因此，在分析这一问题是需要把握其时间性，针对具体时间做具体分析。

通过本文从社会经济结构对上海青年支援新疆缘起的考察可以发现，上海青年面向农村、面向外地安置既是必然，其安置地的选择也成为中央和地方政府贯彻这一政策中的关键一环。一开始，家在农村的可以直接动员回乡，但对于北京、上海、天津这样的特大城市而言，回乡、城郊安置都有很大困难，因此需要在跨区安置中做出选择。上海之所以在“文革”前将其跨区安置地选择在新疆兵团：首先确实是因为上海本地安置工作困难重重，郊区和邻近省份都难以安置。其次，与新疆兵团的巨大安置空间有直接关系。经过近十年的经营，新疆兵团作为工农商学兵于一体的国营农场有着丰富的安置经验和安置潜力。再次，与当时的西北边疆局势有直接关系。尤其是1962年“伊塔事件”以及中印边境冲突，成为输送青年到新疆兵团的又一因素。最后，安置前史也影响着上海青年支援新疆兵团。新中国成立后，上海为新疆的建设提供了大量支援，加强了彼此的联系。而决策者的协商，更是最终保证了安置地的落实。若没有王震1962年夏天到上海与柯庆施商量，上海青年支援新疆的历史如何走向也未可知。而在当时的安置过程中，除了上海与新疆兵团之间构成了一个安置移民系统外，天津、北京等地也加入到这个系统里面，各方有博弈更有协作，这应与“大跃进”之后中央更强调集中统一有关系。相对而言，在城市无法安置的知识青年对城市而言无疑是一种人口“负担”，城市安置时自然想要将这项“负担”最快、最好地解决掉，因此也促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单单只是输送青年出去，更要给安置地提供一些资源，要求知识青年输出地配合做好安置工作。因此，不难发现，跨区知识青年的安置过程中，在多方协作博弈之间，虽然最终经中央敲定安置地，但其最终目的都在于在安置这项城市“负担”的过程中实现其效益最大化，以便变城市剩余人口为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力。当然，在政策的具体执行过程中效果究竟如何，这又是另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

[原文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19年第3期，约30000字]

作者简介：易海涛，博士，毕业于复旦大学。2019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工作，现为《当代中国史研究》编辑。

公众号编辑：周培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