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荒知青网 | 朱银龙：我的“知青”观——纪念毛主席关于“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批示发表70 周年

我的“知青”观

——纪念毛主席关于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批示发表70 周年

朱银龙

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有一大批城市大中学生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伟大号召，背负祖国和人民的希望，毅然决然地奔赴祖国各地投身火热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洪流。在这轰轰烈烈地洪流中。

我作为一名刚出校门的69届应届毕业生中的一员也迈入了知青行列，踏入了祖国东北遥远的边境黑龙江省逊克县，来到了非常陌生的一个少数民族居住的村子——新鄂。

自1970年3月来此，一直到1979年1月重新回到上海，这九年里我经历了脱胎换骨的人生转变。我想，我的下乡经历可能会与千千万万的同龄人一样，展开了一场史无前例的人生大转折。时隔55年，当年意气风发的知青和知青群体都已陆续步入老年的门坎，其中有我们不愿提及的一些不幸的伙伴却因各种原因英年早逝。回首这段具有人类文化和社会发展有着诸多研究意义的历史，从国家层面上来说是必须的，也是难以割裂的。中国历史上这场史无前例的“上山下乡”运动，其本质是一次体现了国家意志的的人口大迁徙，它成功地运用了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和知青盲目和虔诚的朴素情感。

在共和国的不长的历史旋涡中，大规模始于1968 年、收于1978年秋冬至1979年春的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一段难以抹杀的记忆。据国家有关权威部门统计，全国有1700万大、中城市青年学生，满怀青春热血，扛起红旗、打起背包积极奔赴祖国各地农村山乡、边境村寨，从此肩负起“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历史使命，开始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艰巨磨砺。写到此，我忽然想起耳边知青们常常唱起的那首《我们这一辈》的歌，由著名知青作曲家王佑贵亲自唱响的这首传遍大江南北的知青歌曲，真是感染人心。

歌中唱道：“我们这一辈与共和国同年岁，有父母老小，有兄弟姐妹。上山练过腿，下乡练过背。学会了忍耐，理解了后悔，酸甜苦辣酿的酒，不知喝了多少杯。嘿哟！”。歌中继续深情般的唱道：“最后熬尽了苦心，交足了学费，我们这一辈，真正的尝到了做人的滋味，人生无悔。”这歌词真是浓缩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不知怎么的，我每当听到这首歌像呼风唤雨般的声嘶力竭呼喊，我不由的心被咚咚敲击了一下，震撼中总有一种想哭泣的感觉……想到歌词，作者把我们内心的独白都毫无保留地拱手奉献给各地知青，用坦诚的言语，深情地表露我们知青群体特殊经历与国家、时代、家庭、生活和人生紧密相连，我们的“知青观”毫无例外的跃然纸上。

全国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一场旷世传奇的“大迁徙”是铁定的。它同时也是防止城乡经济的倒置和颠覆，为进一步缩小国民经济的差距，国家不得已做出战略性的调整。从建国后的十七年到“文革运动”的总爆发，这中间经历了太多的大小不一的各种运动，国家仍处在极端困难、经济调整阶段，面对大量的年轻一代成长，还要面临国内外政治上的军事围堵（指苏联），可以说是内外交困，困难重重。如何让这一困局得到缓解、避免，又要不能伤筋动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时的“反修防修”、“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也就成为当时最稳定、最实际的时代口号。关于知青的故事和知青出版的大量回忆录，以及口述史、照片集、人物传记、章回小说、知青各类杂志、报刊等等，我收藏的不下百余十种。涵盖了诸如“青春追忆”、“岁月留痕”、“生命记忆”、“雪痕泥印”、“春歌秋韵”、“放飞梦想”。对知青运动而由此产生的影响是持积极意义的。也因此验证了毛泽东他老人家曾经一贯倡导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知识分子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的心愿与实践。

我下乡的地方是东北黑河地区的一个穷县——逊克。就目前而言也还算是一个并不富裕的边境小县。她的特点：气候严寒，地广人稀，民族众多，土地肥沃，基础薄弱，一个字：穷。就是这样一个边疆小县，因六七十年代知青的大量涌现，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山乡巨变。据逊克县知青办正式统计，到1978 年底来逊克的上海下乡知青有5000多名，如果再算上四川宜宾、黑河北安及本县本区的城镇下乡知青共约有知青近8000名，落户压力可想而知。这么多的知青是陆续进入逊克各村屯的，这其中上海知青是起着主力军的作用的。知青的到来有力地推动了当地的社会和经济发展。

根据逊克县志有关信息记载：“1968以前的逊克县持有常年全勤的劳动力仅有一万多点，全县总人口也不过二万多点。”同时还记载着：“行政机构少、小、弱，全县有奇克、逊河二镇和七个乡”。现实是无情的。知青刚来时确有与乡民争利益的嫌疑，因农业机械能力弱，积蓄的粮食有限，农民的口粮受到冲击，有的生产队有抵触情绪，并不欢迎知青的涌入，现实摆在那里。随着形势的发展，局面慢慢打开，知青也渐渐适应了当地的环境，很快与当地村民建立了和谐相处与共的关系。伴随着国家对知青的关心帮助和对当地的经济投入不断增加，从而使方方面面的局面得到改善。为了加强对知青的进一步教育与管理，调配了很多各级组织的“上海干部”实行传帮带，成为了一支特殊的“学习劳动工作队”获得了不俗的成效。要知道，这支特殊的“学习劳动工作队”既能关心年轻人的学习成长锻炼必不可少；又能上情下达，准确及时的传达上级政策信息，从“娘家人”的角度还能通过正常渠道为知青在当地的农业生产服务提供了坚实保障。知青经历了数十年的艰苦磨炼、人生启迪、劳动收获、文化提升、思维敏捷等诸方面的血与火的锤炼，如“凤凰涅槃”终于脱胎换骨，成为一代社会主义新型农民活跃在逊克，并涌现出以金训华为代表的优秀知青，在全国知青运动中激起了反响十分热烈。

我总觉得就我个人而言，我首先申明：我不是在歌颂知青的甜酸苦辣生活，也从不夸耀广阔天地成长的风风雨雨。我是一名实实在在的普通知青中的一员，在逊克县居多的上海知青里我毫不起眼。在新鄂这个普通的鄂伦春小山村里我生活了整整九年，这期间我哪里也没去过，甚至连县城难得去过几次，除非非必要去办事除外。不要说什么招工提干、征兵入伍、推荐上学、转场离职，一概与我无关。我就是一个在离开新鄂前纯粹是埋头干活地地道道的农民。在广阔天地里我有我自己的“知青观”，绝没有半点的虚假成分。我清楚地记得我从一个懵懂的知青少年开始学会了生活自理，懂得了做人的道理，理解了生活不易，尝到了生活的滋味，掌握了劳动技能，更了解了鄂伦春民族的苦难与辉煌，这一切，无不感叹毛主席他老人家的高瞻远瞩，战略思维。也许，当初知青“上山下乡”是一种权宜之策而不得已的办法，但是从个人成长的角度上，知青从小受到的经历成长却是有目共睹的，这是任何人无法否定的事实。所以古人有“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说法是充满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对于国家或个人来说并非都是坏事，从中还会收到意外的收获，可以用时间的维度哲理去互补。

前些年，我发觉一个问题。喜欢回忆农村生活，尤其唱赞歌的人，基本都是在农村时间不长的人，这部分人大多都未真正饱尝农村的苦难和后期的艰辛。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七十年以来，许多人及知青朋友对此褒贬不一、莫衷一是，这是客观世界的真实反映，也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无可厚非！“1981年10月，国务院知识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起草了一份《二十五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对这场运动的起因、发展、失误、教训等若干重大问题，提出了基本看法：

第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50年代，根据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就业难的国情提出来的，是我们党解决就业问题的一次大试验，它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

第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本来是一个就业问题，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当成政治运动去搞，指导思想偏了，工作上有严重失误，造成劳民伤财，人民不满，也损坏了上山下乡的声誉。

第三，对于广大上山下乡青年在建设农村、建设边疆的事业中所作出的贡献和受到的锻炼，应当给与充分的肯定，对于他们那种志在四方、勇于承担国家困难、艰苦创业的精神，应当继续予以鼓励和宣传。

第四，知青青年上山下乡不能作为解决城镇知识青年就业的主要渠道，但是这条渠道也不宜堵死。至于今后城镇青年去农村和边疆的具体形式与办法，应该根据历史的经验和形势的发展，把它搞活，讲究实效。”我愿意相信国家会总结前人的经验基础上会集思广益、拓展向前，寻找更为广阔的途经。其实已经在付诸行动了。顺应大时代的潮流，记录中国知青历史的变迁，以客观的事实和社会形态的人文反映，在经流不息历史长河中留下色彩斑斓的点滴记忆，为后来者了解知青历史成因、高涨、衰竭、隐退与国家发展和未来关系提供与研究做点贡献！这也是我们研究会会员为研究未来“知青学”的征途上不断探索的一个缩影。

   来源：知青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