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荒知青网 || 张东红 ：《 从“知青”到“导弹人” 》| 铭记建设者

从“知青”到“导弹人”

张东红~宜君

1969年1月，我从北京56中学到陕北延安宜君县的崖尧村插队。

1970年10月，航空工业部012基地的南峰机械厂到陕北招工，我由插队知青成为一名导弹厂工人，并在那里得到机会，被选送到北京航空学院，成为导弹弹体设计专业的一名工农兵大学生。毕业后，先在汉中后到株洲，我在那里的两个厂导弹设计所从事导弹技术工作。 

1989年6月奉调北京，在航空航天工业部军机司从事导弹系统工程管理工作，以后随着集团公司多次机构调整改革，一直也没有脱离过机载和导弹武器这个行当，甚至2011年退休后，又受聘在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科技委担任了10年的机载和武器系统专职委员工作。所以，我这一生兜兜转转，在中国腹地绕了一圈，有半个世纪的时间跨度都是“在学、在干和在管”导弹方面的事情，是个名符其实的导弹工作者。

这在我的同学和同事圈子里绝无仅有，所以我经常自诩是个“导弹人”，一生经历和值得记叙的导弹事儿也挺多，但可惜的是我这个人向来疏于笔记，很多事情发生的准确时间、地点，甚至事情本身都遗憾地交还给远逝的岁月了。记得有句谚语说：最淡的墨水也百倍胜过最强的记忆！可惜我没做到。如今后悔也晚了，好在我要写的既非“大事记”，也不是“导弹史”，无非是些个人回忆，所以我信马由缰地写过一篇《我所经历的导弹那些事儿》 。现根据篇幅和相关规定要求，从中选择我从“陕北知青”到航空工业“导弹人”的这一段经历叙述之。如觉还有些意义，我就欣然了。

左图：在陕北插队时的我       右图：在导弹厂实验室里的我

人的一生或恣意或颓唐，归根结底都是所处时代和个人意志相左右的结果！我属50后，是在那场错到荒谬的“文革年代”里成长起来的。1966年5月灾难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时，我正在北京上初中二年级，随着全国大学停招，中学停课，我所经历的只能是动荡社会的“红卫兵”运动和搅乱局势的 “大串联”旅行，待到国家需要城镇形势稳定时，“上山下乡”运动在全国兴起，我又遁无可遁、理所当然地成为二万六千名从北京到陕北延安地区八个县农村插队落户的知青之一。

崖尧村知青组：前左起：李烟霞、柴均、李丹霞、谭左亭、杨扬，

后左起：刘建国、柴国防、张东红）

插队时我18岁，知青组是我们一些秉性相投的初、高中生自己组合的，一共3男6女（后有一女病退回京），都是干部家庭出身，但父辈无一例外地都受到文革运动冲击，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被批判、打倒、甚至关押。最严重的是刘建国的父亲被打成文革著名的“六十一个叛徒案”之一，被直接囚禁在“秦城监狱”（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央已决定平反但还未向社会宣布时，病故狱中）。

所以为了避嫌，1969年1月我们专门跨区联系到不认识我们的崇文区学校安置点插队，但没想到反而受到外校“红卫兵”知青更大的排斥和歧视。从北京出发的火车上就一路风波不断，到了宜君县城知青集散地，更是趁吃晚饭的机会，直接挑衅欺负到我们女生身上。霎时间，真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我们3个男生终于忍无可忍地与他们大打出手。幸亏跑来几个解放军战士拉架，受欺负的女生们也是“口吐芬芳，气势逼人”，所以当时没吃大亏。但为避免对方人多报复，我们还是和带队来接我们进村的和兴顺书记（下图左四）商量，来了个“三十六计，走为上”，连夜和一众农民兄弟一起，借着月光和雪色走了六十多里崎岖山路进村。

2007年秋，我（左三）带着家人回崖尧村看望大队书记和兴顺夫妇

（左四和左五）时的合影。老人家现已离世，该照片现陈列在延安知青博物馆内。

那夜的情景和心情真有些似《水浒传》里，林冲“风雪山神庙、月夜上梁山”般的悲壮，最后累得女生是拽着驴尾巴才登到塬上，在天蒙蒙亮时才进入我们要插队落户的崖尧村。可叹的是兴顺书记和那八、九个憨厚朴实的陕北小伙子（见下图），白天刚步行六十里路赶到县城，晚上又扛着知青的行李和书箱徒步六十里返回山村，这一天往返120里的雪路艰辛和毫无抱怨，令我们非常感动、佩服不已！与农民兄弟的亲密感情和友谊也从那一天起油然而生，至今想起来都难以忘怀！尽管当时我们是在那样的历史环境和家庭境遇条件下到农村的，但我们却是怀着真诚地人生信念！决心像我们的父辈当年参加革命时那样，在陕北黄土高原的农村天地里干出些事业来！

当年一天往返步行120里地接我们进崖尧村插队落户的部分陕北农民兄弟，右起：和英考、和满堂、和邦劳、和张奎、和岁牛、张东红、刘建国

陕北土地贫瘠但民风淳朴，那里的农民就像当年接受长征过来的三万中央红军那样，毫无怨言地接纳了二万六千多名来自北京的插队落户知青。他们拿出自己的吃食，腾出自家的窑洞来帮助我们。但当我们看到当地农民祖祖辈辈喝的是夏天从地表汇流到窖井里的浑浊雨水，烧的是热值低且极不耐烧的秸秆和从崖畔上刮下来的草丛根茎，种的是亩产不过百斤的旱地、坡地时，心灵受到的震撼和感动是强烈的！生活的困窘和残酷是如此真实！我们亲眼见过村贫协主席家里，婆姨和大闺女只有一条尚未露体，可以穿着出门见人的裤子，而我们的女知青也只能是马上送去了一条自己穿的裤子临时解难。

当然，艰苦的陕北生活也有令我们知青难忘的欢快时光，我们甚至令人难以奢望地在那段日子里吃到过整匹的驴、整条的牛和整只的狗，那都是村民因其劳累一生，不忍心食其肉而让渡给我们知青享用的退役或夭亡的牲灵、家畜。而我们干活能吃苦、不耍滑，加上能迅速学习掌握各种农活技艺，也是很快就获得村民好感与认可的基础，一直夸赞我们是当地塬上“最好的北京娃儿”，不仅给我们记与壮劳力一样的工分，开会学毛选、地头念语录，更是知青不遑多让的责任。

我们带来外界的信息和故事，使得男生的窑洞土炕成了晚上和农闲时村民爱来和我们 “侃大山”的地方，也是延安前辈谑称的“革命虫”（虱子和跳瘙）常出没的地方。而令我们有些意外的是，村里的小伙子由起初嘲笑知青早晨刷牙是在“捅鸟屎”（跌到地面的牙膏痕迹也确实像），到不久以后他们竟也开始有样学样地刷起牙来，直观地显示出“文明的力量”！

但看不到前途的插队生活给也给知青造成极大的精神压力和沉重的家庭和社会负担，因为知青普遍无法实现自己养活自己。严酷的自然条件和“劳其筋骨、苦其肌肤”的磨炼，可以锤炼我们不惧艰苦的意志，成就我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品德意识，使处在社会最底层的我们，对事关中国发展命运的“三农”（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有真切、直接和深刻的认识。对我们的“三观”（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产生重要影响！ 但对国家建设发展必须的人力、人才需求和国民发展的个性权利显然是不对应、不适应和无法持久的！ 1978年11月就终于发生了由云南知青领头掀起，迅速在全国范围扩散的大规模知青返城潮。

不过我们的命运还比较好，1970年10月，得地利之便，插队时间较晚也较短的陕北延安知青终于迎来了大批招工的机会。这要归因于当年毛主席力主我国“必须要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战略思想和按照“靠山、分散和隐蔽”三原则，倾全国之力在中国腹地大规模开展“三线”建设的战略部署。我就是在此时，由航空工业部012基地南峰机械厂招工，进入航空工业领域，那时，仅南峰厂一家招收的延安插队北京知青就达491人之多（根据《延安插队知青名录》统计），是相当可观的。

南峰机械厂是一座地处陕西汉中南郑县大巴山深处的专业化空空导弹生产厂，由湖南株洲331厂于1966年开始整建制包建，是真正的三线企业，完全贯彻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国家战略和“进山、分散、入洞”的三线建设隐蔽原则。据说这个厂的选址是根据曾任二机部部长兼航空工业局局长的赵尔陆上将指示而选定的。他回忆当年长征时，所在的一整支部队全都宿营在大巴山里一个巨大的岩洞里，洞下面还有一条水量充沛的地下暗河。那就是后来南峰厂的所在地，号称陕南八景之一的“大佛洞与小南海”。

空中鸟瞰“大佛洞”和其下面的暗河出口“小南海”

不过当时由蓝天白云的陕北高原一下子转到阴柔温润的陕南盆地山区，我还真是郁闷了许久。那时的工厂还只是雏形，完全没有招工军代表向我描述的方圆五十里的伟岸模样，几百名北京知青被安置在刚竣工的一座导弹例行试验厂房里打通铺，每晚人声嘈杂，难以安睡。加之因为父亲单位掌权的造反派没有回复政审外调函，我被宣布分配到土建八连工作。当时深感受到歧视而难以忍受，决定不辞而别，返回陕北，去和仍滞留在村里的插队伙伴在一起。招我进厂的倪补龙教导员从我邻铺得到消息，急忙追到半山腰把我拦住，连唬带劝才算把我留下来。如今看来，如果不是当年这位敬业的营教导员的奋力一追，我恐怕真的要和我后来所热爱的航空工业擦肩而过了，那才会是让我后悔的。

土建八连工作就是参与工厂三线建设的收尾工程。山下的一栋三层家属楼就是由北京知青盖成的，被命名为“延安楼”（我曾将其二楼一间未启用的厕所当成我的单身宿舍住了一年多），此外还有炸石修路、挖坑竖电杆、挖沟铺设铸铁管和水泥管等等这些重活路。而且南方土壤潮湿松软，每逢下雨必有塌方，造成前功尽弃。所以厂里经常组织会战，越是瓢泼大雨越要抢工程，个中辛苦实难尽述。

土建八连虽然都是没分配工种的知青，爱发些牢骚，但真到紧要时刻还是毫不含糊的生力军，每个人心里都怀有为三线建设拼搏的精神。那时的干部作风也讲究以身作则，军管领导、厂干部经常和大家一起干，我们的建厂荣誉感和成就感也与日俱增。到后来我们完成土建八连工作，我被分配到特种设备车间成为一名非标装配钳工后不久，南峰机械厂终于成了整个012基地第一个建成，并投入批生产，为部队提供导弹武器装备的重点厂。

那时的工厂面貌已蔚为壮观，山上山下两块厂区，护坡层叠、厂房林立、公路蜿蜒、景象不凡。唯有原定在大佛洞内建导弹总装车间的计划终因工程量大、工期长和除湿问题难解决，而在开凿了一条方便工人上下班进出用的腰洞和清理了洞内一个高、宽各三、四十米，长约百多米，可盖导弹装配楼的巨大洞厅后，就搁置待用了。

山上厂区的部分景观和山下北京知青盖的“延安楼”

三线生活虽比插队生活要丰富、无虑得多，但因地处深山，交通不便，还是给工厂的生产经营和职工生活造成许多地理上的困难。我就因为牙痛需要拔智齿，尽管厂医生先给我念了那个年代必读的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后才动手拔牙，但他使尽了气力，终究还是未能把横生的智齿拔下来，而上颌已被数次拔脱的牙钳磕烂了。我不得不跑到厂运输科搭乘卡车去30公里外的012基地医院善后，拔完牙已近傍晚，我饿着肚子徒步十几里，最后是猛追一辆正在爬坡的卡车扒上去，才在天黑后回到厂里。这段奇葩的拔牙经历，至今想起来都还记忆犹新。

还有一次遇险是因为我年轻，不晓得厉害，协助焊工焊接设备台架时，眼睛受到电焊弧光的长时间照射。当天夜里双眼忽然剧痛，泪流不止，眼皮开合也完全不听使唤，内心因害怕会失明而惊恐不安！挨到天亮就医也无有效药物，幸被告知一偏方，到家属区寻得一年轻奶娘，讨得半碗人奶反复润洗，才万幸得以治愈。此番历险也是我参加工业生产后的第一次教训！

1972年5月，北京航空学院到南峰厂招生。这是大学在文革停招5年后，以工农兵大学生名义恢复招生的第一届（1970年起曾实验性招过两届老工人班），消息来的突然和重大，但我却并不在工厂推荐的名单里，急的我和想留下我当团干部的车间领导吵了一架，又连夜上山找到北航赵惠茹老师恳谈，最后以一道简单的物理问答题通过了老师的基础知识判断，要求工厂换人推荐，我才幸运地抓住了这一改变我人生的极重要机会，进入到北航导弹弹体设计专业学习。

1972年5月南峰厂将赴北航上学的17名工农兵大学生在厂办公楼前的合影

前左起：马最良、刘保平、孙喜贵、田艳平、朱燕铭、王淑荣、杨惠玲、张惠芳、李望勤

后左起：何业东、张东红、李茂胜、王金河、王* * 、杨世文、郭宝琪、李连东

工农兵大学生这一代，由于其学历教育被“文革”打断，所以其基础知识和学业水平普遍不为社会看好，这我并不否认。但“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工农兵大学生的社会阅历、政治历练、自觉意识和努力意志却是强于单纯从校门出来的学生，也优于一般人主观以为的程度！

在北航3年零7个月的理论学习，加之我在南峰厂的钳工实践和在大巴山里生活中学会的木工技艺，极大地提升了我从事工程技术工作的能力。

1975年2月在东北某航空炸弹厂实习时，我创造性地利用绘画中的透视原理，根据该工厂提供的一张新闻照片，完整复原了美国越战期间的明星武器MK84激光制导炸弹的弹体结构尺寸，从而完成了该弹气动力计算课题。并以学生身份给该厂设计所技术人员进行了传授讲解，得到工厂和实习带队老师的好评。

在南方某空空导弹厂毕业设计实习时，我在实习小组中承担空空导弹控制舱水平冲击试验台改进设计课题的总体部分，在做阻尼器反设计计算时，经过对《液压工程设计手册》的认真学习领会和思考，我发觉带队老师给出的计算公式有误，从而避免了整个实习小组的设计计算走弯路，保证了课题按时、圆满完成。该设计课题得到了工厂好评，更难得的是决定按图投产，使之真正成为了一台在导弹生产线上实际使用的重要设备。

由于在北航学习得到的评定意见不错，1976年毕业回厂后，我成了唯一一个被分配在设计所从事导弹技术工作的工农兵大学生。并且得到时任导引头室主任（后来的厂总工程师）袁继宏的信任和器重，直接叫我随他到洛阳612所，参加他拟提议南峰厂开展的美AIM9E响尾蛇空空导弹的前期测仿工作。

1978年时南峰机械厂设计所全体员工合影

前左起：陈尚达、袁继宏、由学武、高光祖、汪家淼、*？*、张和生、顾寿林、熊昌其、沈葆箐

中左起：车风铃、刁文兰、吴秀茹、杨党琴、延芬芬、陆文兰、钱菊仙、王树花，吴聪爽、侯素霞、刘西兰、周美华、闫桂英、*？*、李静

后左起：张德元、张金波、杨振中、姜宪华、许正球、曾贤栋、苏英华、任振兴（？）、丁捷、窦贤成、张东红、张永刁、甘振启

在军工领域，测绘仿制或借鉴先进武器，甚至间谍窃取，既是获得先进技术的捷径，也不存在道义责任的顾忌，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因为测仿不是为了谋取经济利益，而是关乎国家战争的胜败和战场上战士的生死！

AIM9E空空导弹是美AIM9B空空导弹（即南峰厂批产的霹雳2空空导弹的原型）的改进型，主要改变就是采用了装有半导体致冷红外探测器的小圆头锥形位标器，从而大幅度减小了气动阻力，提高了红外探测和抗干扰能力。因为其继承性强，所以非常适合工厂的技术力量进行测绘仿制。袁总安排我独力承担整个位标器舱段的结构测绘工作。面对如此重托，当然是不能辜负！每日忍受着没有空调的洛阳酷暑，汗流浃背地在招待所木板床上测绘出位标器样机的全部图纸，最后高质量地完成了我的“工作首秀”。这之后也由我继续负责位标器里的核心组件——半导体致冷探测器的外协测仿试制工作。

在我国的军工体制下，工厂是没有责任，也没有国拨资金用于研发新型号导弹。但在部队日益紧迫的武器需求下，工厂要不断有新型号导弹投产，又是时不我待的事情。当研究所负责的新型号导弹研制进度滞后，工厂因老产品订货量下降，日子会非常难过。所以南峰厂决定主动作为，自筹资金开展袁总建议的这款导弹测仿工作，后该导弹被上级批准立项为霹雳2乙空空导弹，最终列装投产成功，受到部队欢迎，成为我国改进改型成功的第一款空空导弹。也为南峰机械厂在三线地区的生存和后续发展做出历史性的贡献，这其中，我的领路恩师袁继宏总师起到了重要和不可或缺的发起人作用。但在三线那种艰苦环境条件下，袁总为国防事业做出贡献的同时，自己却积劳成疾，后不幸罹患颌面癌而痛苦离世。实在令人扼腕叹惜！呜呼！我非常怀念他！

在北航近四年的专业学习和在南峰厂先后六年的工作经历使我完成了一个“从知青到导弹人”的蜕变！1979年6月为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我从陕西汉中南峰机械厂导弹设计所，调到了湖南株洲南方公司导弹设计所工作，短短数年的三线奋斗，令我与南峰厂设计所结下深厚的感情，设计所的由所长、高书记、袁主任以及各位师傅、同事们也都对我表示了不舍之情，带我的苏英华师傅甚至在设计所给我组织的话别会上哽咽落泪！那情意我至今铭记！但自他调回他家乡的秦皇岛玻璃厂工作后，就再也没有他消息了，更有下图中的诸多老领导、老师傅和老同事已经陆续离世了，我很怀念他们！

1979年6月调离南峰设计所时与部分领导、师傅和同事们的合影

前左起：张治国、熊昌其、由学武、张东红、苏英华、袁继宏、杨振中

中左起：曾贤栋、陆文兰、闫周君、王芬、李明、钱菊仙、李静、赵爱梅、刘成财

后左起：姜宪华、张金波、汪家淼、许正球、王林周、顾寿林、俞兴初、窦贤成

离开南峰厂，也就标志着我三线工作历程的结束，但是我与三线和南峰厂的缘分却并未结束，反而在10年后，在另一个更高的管理层级上发生更直接和紧密的关系。1989年6月我自株洲奉调到航空航天部工业部军机司以导弹无人机处业务主管的身份负责我国自主研发的霹雳5C空空导弹研制和试制的系统工程管理、协调洛阳014中心与南峰机械厂之间的厂所关系和南峰机械厂从三线地区脱困搬迁至洛阳，并拟与014中心实现全面专业整合等相关事宜。这种螺旋上升式的缘分堪称罕见，但那是另一段“跌宕起伏”和“凤凰涅槃”的故事了。

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的东部主区（左图）和西部副区（右图）

令人欣慰的是，1996年8月南峰机械厂成功地整体搬迁至号称十三朝古都的洛阳市，开始了他们幸福、安康，再无发展后顾之忧的城市新生活！2001年8月014中心与南峰机械厂实现实质性的全面结合，组成了新的“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从而名副其实地使洛阳成为我国航空武器装备研制、生产重地。现在其自主研制、生产和大量提交部队的各型雷达和红外制导的空空导弹性能已经迈入国际先进水平行列，大大提升了我空、海军和陆军航空兵作战飞机的战力和威慑力，为我国强大国防和实现祖国最终统一提供了坚实保障！

2020年8月，我有机会最后一次工作到访洛阳，特意与原南峰厂设计所健在的高书记和部分在洛的老师傅、老战友们相聚，那一次留下的合影是相隔近半世纪的再聚首，真是“时过境迁，弹指一挥间”，不能不令人心潮起伏、感慨万端！

2020年8月13日原南峰厂设计所老员工洛阳再聚首的合影

前左起：杨志明、张东红、高光祖、白玉屏、张永刁

后左起:   杨党琴、高晓明、闫周军、李策源、陈尚达、王林周、祁天祥

而如今，沉寂在大巴山深处的南峰机械厂遗址已是人去楼空，荒草萋萋，一片“空谷鸟回音，暮春雾锁青”的苍凉、空旷景象。只有一旁的“大佛洞和小南海”享受着信众们的络绎朝拜，以及旅游者们的不时探访，连按照我提议镌刻、矗立在厂办公楼前（已改做山庄用），纪念南峰厂人在那里奋斗三十年，为国家三线建设“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青石碑，也不知被当地人挪到什么地方去了！

左图： 南峰厂山上区的部分遗址    右图：曾矗立在厂办公楼前的青石碑

但在我心目中，那里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存在！不仅因为那里有我们的青春岁月，有我们的艰辛与欢乐，还有以青山为塚，遗址为伴，永远留在那里的，为祖国三线建设奉献了一生的老师傅、老领导和我们的知青伙伴！……

“不忘记”就是“永远在一起！” 

作者

简介：张东红 研究员职称 北京知青。1970年招工进航空部202厂，1975年北京航空学院导弹弹体设计专业毕业，在202厂和331厂从事空空导弹设计员工作。历任航空航天部军机司处长，第二集团公司机载部部长等，曾任国家某重点空地导弹型号研制行政常务副总指挥，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8年获国防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2025·10·4 编辑

来源：黑土地延水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