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访圣地延安
一晃到了金秋九月,不禁又勾起五十五年前我在延安插队时,第一次和几位同学相约参观延安的情景。
巍巍宝塔山,滔滔延河水,曾吸引多少革命志士从炮火硝烟的战场、从日本侵略者肆虐的敌占区、从霓虹灯弥漫的大城市,怀着一颗抗战救国的赤心奔赴于此。那一段时期延安这座西北偏远小城成为了中国人民心目中的红色根据地和革命大本营,被誉为革命圣地。
正是源于对延安的敬仰和憧憬,我们几个同学借着农事稍得空闲,便风尘仆仆地搭上从延长县到延安的客车,开启人生的第一次红色之旅。只记得那时候的公路,其实就是砂石路,晴天一路土,雨天一路泥,客车班次少,每天往返一班,人员不是很多。我们经过数小时的颠簸终于到达了延安城。
在延安李家渠公社高家沟大队插队的张路同学听说我们要来延安,早就在汽车站等候了。大家一见面甭提多高兴,几个月不见,一个个都晒得黑黝黝的,但都挺壮实的。话题回到在延安的活动安排上,确定我和谭柏、朱开国一拨儿,张路和李景联、张小济一拨儿,自由活动并约好时间和集合地点以免走丢。(那时没有手机之类联系方式)每天晚上回到住宿的旅店后大伙儿开始侃大山,畅谈各自参观体验。
六十年代末的延安城,依旧保持着原始风貌,没有高楼大厦,没有便利交通,更没有美味佳肴,我们每天置身在延安城里分布各处的革命旧址,仿佛又回到了当年战争年代;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和革命先辈们的旧居,犹如在和老一辈进行思想交流,聆听教诲,受到熏陶。如今翻阅对照笔者当年写的日记,摘录几处参观地的感受。
在宝塔山,我们脑海中无数次闪现、仅在书本上见到的这座延安标志性建筑,如今真实地站在她面前了。别看山顶上的灰色宝塔不算大,也不高,但历史非常久远,据说始建于唐朝,为八角式九级楼阁砖塔,南北方向有塔门,可沿着内部阶梯登至塔顶(后来为保护文物根本就不让进塔里了)。当年没有专门文保部门管理,我们可以直接登上塔顶,一览周围风光,视野开阔,心旷神怡。人们常说“不登宝塔山,不算到延安”,而延安宝塔山真正体现出深刻历史内涵和重要现实意义不仅是革命圣地,聚集各方贤才的风水宝地,更是共产党人精神家园和锤炼之地。最值得一提的是:党中央和红军刚到达陕北不久,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1936年7月穿越重重封锁来到延安,通过采访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走访延安党政军各界人士,体验根据地风土人情,以翔实的材料写下了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并且于次年在英国、美国等西方国家出版发行,让全世界对中国革命的真实现状得到进一步了解,有力回击了反动势力的种种污蔑,筑牢了中国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惜我们年少,仅作为游览罢了。记得一位同学参观后兴奋至极,曾在墙壁角落一隅留下“到此一游”字样,现在回想真是惭愧不已。
在枣园,步入毛主席住过的窑洞里,映入眼帘的是简朴的桌椅,不灭的油灯,堆满的书籍,可以想象老人家在这里度过多少不眠之夜,写下多少不朽雄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捻捻灯火成为照亮中国革命的灯塔!句句卓见彰显出老人家的雄韬伟略!延安窑洞的灯光和井冈山八角楼的灯光一样,给革命根据地军民带来的是精神食粮和民族希望。延安的窑洞里走出一批信仰坚定的革命老前辈,他们过着极其简朴的生活,衣食住行全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但依旧不断学习着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怀揣着解放全体劳苦大众的信念,运筹着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二十八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建立了新中国,以毛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延安的时间就长达十三年。这点只有身临其境地到访延安才能感受到。
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的主席台上方悬挂着醒目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标,台下一排排整齐的长条椅,既简朴又庄重,虽无声却有声,依旧烘托着当年召开党的七大会议团结、紧张、严肃的氛围。经历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之后,全党上下一致确立以毛泽东思想为理论基础,确立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为第一代领导核心地位,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政方针,确立全党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的奋斗目标。可以说“七大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上重要里程碑,是延安精神孕育、形成和发扬广大的辉煌时期,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就是见证。
在王家坪,我们站在毛主席和长子毛岸英谈话的地方,逝去的情景此刻愈发清晰,仿佛看到老人家在谆谆教导后代: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要脱下学生装,穿上粗布衣,深入到广大民众当中去,努力向他们学习,彻底改造世界观。这才是中国知识分子真正脱胎换骨的必由之路。老一辈革命家的家教不仅入耳而且入心,岸英听进去了,并以实际行动在今后的成长道路上做到了。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将自己最宝贵的生命无私贡献给了国家和人民。如今我们这一代也走向农村,与陕北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在艰难困苦中磨砺自己,在社会实践中升华自己,在奋斗征程中奉献自己。我们无怨无悔。
在毛主席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的小石桌旁,重温那段“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至理名言,倍感振奋。抗日战争曾经骄横一时的日寇侵略者被中国军民彻底击败,不得不在投降书上签字。解放战争国民党反动派依仗美国势力全面挑起内战,妄图一统“蒋家王朝”天下,仅仅四年几百万军队就在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和背后强大的人民群众支援下轰然倒塌,一败涂地,退到台湾苟活。尤其是建国初期的抗美援朝战争,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联合国军”凭借先进的武器装备,妄图以侵略朝鲜、挑衅中国达到称霸世界的野心。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信邪,同仇敌忾,保家卫国,以坚定信仰、钢铁意志、血肉之躯,经过五次战役取得“打败美帝野心狼”的伟大胜利,同时也铸就了与朝鲜人民兄弟般的深厚情谊。这一件件震撼世界的战史就是“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有力的证明和最好的诠释。
时光飞逝,初访延安的几天,虽然天天转,依然还有许多革命遗址没有听说过和去过,包括延安周边的志丹县(原保安县)、甘泉县下寺湾革命旧址、子长县瓦窑堡革命旧址等。还有原先我不了解父亲曾在延安期间长达七年的学习工作经历,所以延安陕北公学、中央党校和桥儿沟鲁艺革命旧址都错过了。好在2011年退休后我和爱人两次回访延安时,专门寻迹父辈历程,总算是弥补之前留下的一些遗憾。
宋晓晶
2024年9月20日写于北京
作者简介:
1951年3月出生,1964年至1967年北京四中学习。1969年2月陕西省延长县安沟公社学赶大队支家塬生产队插队。1970年1月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六师师直机关。1973年至1978年参军入伍,在部队任班长、文书、代理排长,1975年入党。1979年退役在北京市环境卫生科研所(后改名北京市城市管理研究院)劳资科、人力资源部工作,专业技术职称高级经济师。1988年中国人民大学本科毕业。2001年中国人民大学在职研究生结业。2011年退休。
拉 粮 路 上
宋晓晶
1969年初北京知青刚到陕北,面临最大的困难就是解决吃饭问题。我们这群在城市生活惯了,从来都是衣食无忧的小伙子们,还是头一次遇到生活如此艰辛,道路如此曲折,命运如此坎坷。
我插队的延长县安沟公社罗家岭头大队当年已经报县里更名为学赶大队,即学习和超赶全国农业战线标杆——山西昔阳大寨大队。学赶大队下面管着几个生产队,分布在周边的沟壑中。我们在支家塬插队的北京知青共六男四女,男生是北京四中老初二的,女生是北京36中的。刚到村里时一起搭伙做饭,男女生轮流。不知道因为什么缘故,刚过去没俩月,女生们就提出分开起伙,或许觉得我们男生每顿吃得多,占了便宜吧?或许觉得轮到我们男生做的饭菜不合口味,没法凑合?或许觉得女生本来挣工分就少,再守候锅台将来日子不好过?又过去两个来月,四名女生全都因各种原因离开支家塬村,也无法揣摩了。
说起做饭确实挺麻烦的,表面上一天三顿饭挺简单,实则不然。一大早大家都下地干活儿去了,轮着谁在家做饭,也起来开始忙乎,早饭基本上是熬粥、蒸干粮。然后装在笸箩和保温盒里(瓦罐太沉),挑到不远的田间地头招呼大家吃。回来后还得负责赶着牲口下到沟底驮水,来回至少一、两小时。快到头晌就该做午饭了,饭菜一般稍好一些,主食多少丰富点,除了用当地产的小米、糜子、荞麦磨的面粉,还有国家按定量分配的米面等变着样做发糕、馍馍、窝头,再加上我们自己种的一些蔬菜之类,以便干活儿的哥几个吃饱吃好,下午有力气接着干。晚饭就热热剩的干粮,再熬点稀粥,弄点咸菜就凑合了。当年在一个锅里吃饭,一个炕头睡觉,挣得工分大伙儿共享,条件艰苦毫无抱怨,这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平凡日子,时值今日我们这帮人谈起这段往事经历都历历在目,铭记在心。
民以食为天。谈到粮食不得不提国家统分的往事。当年近两万多北京知青到延安插队确实给陕北老区带来极大困难压力,老百姓生活本身就不宽裕,又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怎么解决吃饭问题?后来听知青办的同志说,中央经认真调研提出给到延安插队的知青一年粮食补贴方案,并逐级落实到位,既减轻陕北老区经济压力,又保障知青们基本生活。具体就是各村的插队知青按人头,每月凭着领粮本到所在县粮食局领取,防止被他人冒领。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我们党传承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优良传统的良好范例。
我曾亲历拉粮过程很有感触。
1969年7月正赶上我和同学谭柏去县城拉粮的日子。一大早我俩备好了四个空麻袋,找生产队队长李如罗要好了牲口——一匹大黑骡子,揣上几个玉米饼子趁天气凉快上路了。从我们村到县城大约三十多里,如果经安沟公社走多绕十几里,但路好走些;从罗家岭头大队直接插过去,走山路较崎岖但近一些,我们走的是这条路。开始没啥感觉,一路下山,牲口又是空载,因而脚步轻盈,快到中午就到了县城,一打听县粮食局离的不远就踏实多了。因赶上人家中午休息,我们就在附近找个餐馆充充饥,顺便找个照相馆拍个照,自从年初离开北京到延安,还是头一回留个影呢。
熬到两点来钟回到县粮食局,逐一称好各种口粮,开始往回返。俗话讲上山容易下山难,我怎么感觉正相反,回村的路全是上坡路,加上牲口驮的两三个月未领积攒的满满四麻袋粮食,走起来很费劲,遇到稍微陡的地方,我们还得在前头拉一把或后头推一把,好在生产队借给我们的大黑骡子算是队里最好的牲口,这点活儿比起干其它重活儿不在话下。
就这样紧赶慢赶,天黑前总算走到了罗家岭头大队,距我们支家塬村还有三、四里地。当时还发生了一段“小插曲”,我在日记中是这样记载的:“1969年7月4日,今天和谭柏进城买粮,回来已经很晚了,经过罗家岭头村时,有两条路摆在我们面前,一条近路,但路边全是玉米,一条比较远。我说干脆走近路,早些回家。谭柏说:‘近路有庄稼,牲口一过一吃,队里庄稼受损失'。一句话态度鲜明,他想到的是集体,而我却想到的是个人,差得太远了。
只有把集体利益摆在个人利益上,才能做到一心为公,一心为革命。” 最后还是按照谭柏的意见绕点远回到家。不久谭柏因劳动积极肯干,学习刻苦钻研,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被选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学赶大队参加延长县学代会并受到表彰。
2011年秋我重访延安时专程回到延长县安沟公社支家塬生产队,并见到当年生产队长和几位老乡。去时再次途径罗家岭头大队时,看到道路两旁全都种满苹果树,硕果累累;村里也通水通电了,户户都住上了新盖的砖窑,家家再不为温饱发愁了。不由从心里为老区发展的巨大变化感到高兴。
2024年5月24日 于北京
2924年9月12日 编辑
行 李
作者:宋晓晶
作者简介
1951年3月出生,1964年至1967年北京四中学习。1969年2月陕西省延长县安沟公社学赶大队支家塬生产队插队。1970年1月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六师师直机关。1973年至1978年参军入伍,在部队任班长、文书、代理排长,1975年入党。1979年退役在北京市环境卫生科研所(后改名北京市城市管理研究院)劳资科、人力资源部工作,专业技术职称高级经济师。1988年中国人民大学本科毕业。2011年退休
《黄土地延水情》
编委会
编审:何晓新 张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