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知青时代，他们将情归何处?

2019年3月，一部名为《我是知青》的纪录片在上海首映，能容纳一千多人的影院座无虚席。

50年前，一批上海中学生自告奋勇报名、奔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我是知青》正是讲述了其中五位普通知青从上山下乡到后知青时代的人生的故事。随后，这部纪录片在网上再度引起热议。

谢永来是这部纪录片的导演，今年70岁，1968年，他也从上海奔赴北大荒，度过了十余年的知青时光。

谢永来在北大荒

没有比写血书更自豪的经历了

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自此开始大规模展开。而在四个月前， 30位上海知青已经乘同一列火车到达了黑龙江。谢永来采访了其中的24位，其中包括纪录片的第一位主人公：小胖。

小胖：“写血书很简单，纸很大。就拿男同志刮胡子的薄刀片，把手指划一刀。手挣开写，所以字蛮大的。写光了，一只不够了再挤一个。那时不觉得疼。十个手指都写过。坚决要到黑龙江去，爬也要爬到黑龙江，就这两句话。”

在小胖看来，自己一生中，没有什么比写血书更值得自豪的行为了。当时在“四个面向”的政策下，30位上海知青中的大部分都可以分配工作。

但他们拒绝分配，不约而同的选择奔赴北大荒。

小胖和丈夫在一起

纪录片中写血书的小胖，原名汪咏芬，如今与大她十几岁的丈夫生活在一起。小胖曾经历过一次失败的知青婚姻，故事正要从五十年前说起。

1968年8月21日，上午九点三十分，一辆绿皮专列，将小胖送到了北大荒，一个被称为八连的偏僻村庄。

小胖：“车子开到那里，老乡都出来欢迎我们。因为我们是第一批知识青年到那里去，很隆重的，那里的老战士、老乡很隆重地欢迎我们。尽管是八月份，我只看到山一座连着一座，真的是广阔天地。”

小胖记得，他们每天都要翻过几个山头才能从地里回到宿舍，北大荒劳动强度大，跟不上进度的小胖有时还偷偷地抹眼泪。不久后，着急证明自己的她就出了一次大事故。

小胖：“场院里秋收，我看这么忙，我就到场院里帮他们劳动去了。过大筛，麻袋扛在肩上，扛在肩上，一级跳、二级跳上去，拿麻袋倒下去。没想到上面轰隆塌掉了，大筛（架子）塌了，我就摔下去了。这么宽的跳板就压在我两个腿上，我自己已经不知道了，自己吓昏了。别人把跳板抬走，把我人拉出来，拉出来两只脚就在晃，我想这下完了，这下完了。”

小胖没有想到，这是生活给她上的第一课，也是对她的第一次考验。

小胖：“一只脚就是不好，上厕所这只脚只能这样平的上下，旁边要两个人挡着我。这样有半年时间还没好。结果连长也急了，那时还没有探亲假，就派两个人陪我到上海来看。结果医生说你再晚回来，你这条腿就要锯掉了。”

尽管差点失去一条腿，小胖也没打过退堂鼓，看完病后她就返回北大荒，跟一个北京知青结婚，生了一个儿子，在北大荒彻底安了家，这样的选择在当时并不多见。

小胖

谢永来：“小胖思想很单纯的，也很积极的，就是要扎根一辈子，而且她用行动来说明我是扎根一辈子。”

1980年，随着知青大批返城，小胖也犹豫了，作为最后一批她还是返城了。

然而，返城后的小胖再度迎来生活的考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知青夫妻双方只能返回自己原户口所在城市，她与丈夫一个回了上海，一个回了北京。

回城后的小胖此时在上海五金交电公司做出纳，组织上还在培养她当工会主席。按政策，两地对调户口的双方，工作也必须同时对调。

平时连杀鸡都不敢看的小胖，为了家庭的团聚，硬着头皮踏进了北京的肉联厂。

小胖：“一天要杀两千头猪，你说什么规模？天天坐小火车去上班，披着星星去，戴着月亮回来。所以我到了那里我就一直哭，我是实在不适应这种工作。就是一直哭，天天哭。你说在北京跟谁哭啊，只有跟自己爱人哭。”

曾经的两地分居，加之无法面对情绪不佳的妻子，丈夫提出分手，后来三年的努力，仍未能挽救这个家庭，小胖只好带着儿子，重新回到上海这个曾几次出走的家。

从北京回到上海，小胖带着孩子与父母兄妹近十口人挤在一间房间。生活所迫，她迅速选择了第二段婚姻。对方工作不错，人也忠厚，只是大了她十几岁。

阳光似乎开始照到了小胖的身上。然而一连串的打击接踵而来：她与丈夫的代沟问题开始显现，儿子遭遇严重车祸，被抢救15天后才清醒过来，自己又患上了结肠癌。小胖感到自己成了现代版的祥林嫂。

小胖：“我想我这辈子真的太苦了吧，太失败了吧，想不通了，人活着没什么意思了。这时就开始抑郁了，人就钻了牛角尖里。我想人心怎么换不来人心？我就想不通，想不通我就，就是哭，整天哭，晚上睡不着觉，24小时睡不着，安眠药四、五粒吃都没用。”

经医生诊断，小胖患上了抑郁症。就在小胖一度想要自杀的时候，北京传来消息，她的前夫遭遇车祸，被撞成了植物人。小胖不顾闲言碎语，坚持到北京探视前夫。从北京回来后，她竟出奇地平静了，释然了。

小胖：“认命了，我就想开了。命啊，命运安排的，就这么简单，就是命运安排的呀。”

在谢永来的镜头里，如今回到上海的小胖积极治疗，走出了抑郁症。

从知青楷模到皈依佛门

她是纪录片《我是知青》中的第二位主人公——陈东胜。当年小胖忙着写血书的时候，比同龄人大两岁的陈东胜正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

当她听到有人问：为什么班干部不带头报名到农村去时，她毅然踏上了和小胖同一辆北上的列车，并到了同一个连队。

陈东胜办事风风火火，大家给她起名为“假小子”。到了北大荒，她被分配进了养猪班。

假小子：“到了养猪班以后，第一天我觉得蛮新鲜的，啰啰啰一叫猪都来了。但是过去两、三天以后，觉得到养猪班很可怕的，为啥？因为养猪班这个猪圈很大，没人管理，里面死猪很多。我用手去拉死猪时，我觉得摸到了僵尸，摸到了死人的手一样，就想：既然做了，就在养猪班把它干好。”

凭着与众不同的表现，假小子很快就成了知青楷模。然而，年复一年简单枯燥的劳动，使假小子的激情，随着对前途的迷茫无望而冷却下来。她决定嫁给一个河南的大学生，离开北大荒。

走的时候，假小子谁也没告别，她的离开在知青中掀起了不小的波澜。

当其它知青在犹豫是否回城的时候，假小子却在河南重新改名陈家英，开始打拼属于她的事业。

假小子坚持要去耐火材料厂子弟学校当老师。这所小学管理混乱，大部分学生都考不上中学，没有人看了不摇头的。但假小子却偏偏要去。

假小子：“因为是子弟学校，学校就在家属区里，学生放学以后，我叫他们吃完饭就到我家来，我为他们补功课，补作业。你想想看，那时候就像做家教一样，不收钱的。成绩上去了，校长开心，全厂家长都开心。”

自从我当了校长抓毕业班以后，我别的年级不教，我就教五年级、六年级，这样一来，升学率就是百分百。

就在假小子的事业做得风生水起的时候，她的丈夫病重需要治疗，52岁的她提前退休，一家人回到了上海。紧握住自己命运的假小子开始再度为生计奔波，她看准机会，办了嘉定第一个袋装奶站，解决了28个下岗妇女的就业问题。退休后，假小子一直忙于街道的公益活动。

谢永来说：“她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目标，而且呢说干就干，一般她想做的事往往也做成了。青少年这个系统，妇女系统，包括知青这个再创业这些部门都把她树立为典型，又成功了。”

正当假小子站在人生的舞台上风光无限的时候，她的又一次转身，远远超出了大家的想象力。

当人们再一次见到假小子的时候，她已经皈依佛门，成为在家修行的居士。每天早上七点，请佛，上香，供水，做早课。六年多来风雨无阻，雷打不动。

从小学大队长，中学团支部书记到后来的“知心奶奶”，假小子现在又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大护法居士。

假小子：“名也好，利也好，这些东西都是身外之物，一个人要在世界上活得有价值，并不是你索取了什么，而是真正你觉得快乐的是你付出来。”

我是半个黑龙江人

老蔫儿

为了反映知青们的不同生活，谢永来又将镜头对准了滞留北大荒二十年的老蔫儿。

年轻时的老蔫儿

老蔫儿原名唐徵明，当年在八连，几个月里总会放上一次露天电影。有一次看完电影后，有人找到他，说连里的一营营长想找个上海知青做自己的女婿。

老蔫儿：“那时想不能回来了，在那里成家立业算了，因为上海知青在那里结婚的也有。 ”

年轻时的老蔫儿妻

老蔫儿性格内向，不爱说话，介绍给老蔫儿的女友是当地人，比老蔫儿小五岁。老蔫儿感到自己被一个大金蛋砸中了，更不明白这样的家庭怎么看上了自己。很快，老蔫儿就发现自己未来的妻子患有严重的癫痫病，且无法治愈。

女友坦诚相告，说不清是怜悯还是同情，老蔫儿决定与女友结婚。

老蔫儿妻：“我们结婚第一年来到上海，我也不争气，到他家了，那天晚上睡觉就发病了，他姐姐就不愿意了，就说他，你还找一个这样有毛病的人。”

老蔫儿妻子的癫痫发作时很突然，怀孕时，会随时倒在地上；上班走在河边，会一下子掉到河里；正炒着菜，突然就趴在油锅上，头发也烧着了。老蔫儿的婚礼没办酒，他就这样时时照顾着随时发病的妻子。

1979年，突然之间的知青返城风，猛烈地刮了起来。老蔫儿他环顾左右，发现一批又一批的知青离开了。原本生活平静的他，内心掀起了波涛。

老蔫儿：“这时大批返城，我跟她父亲提出来我要调回上海去，她父亲不同意，生怕回去以后就逃掉了。”

为了让妻子一家安心，远在黑龙江的老蔫儿，这一等又是十年。等到老丈人去世，等到孩子逐渐长大，等到又开了春，老蔫儿决定不再等了，坚决返回上海。

1989年7月，老蔫儿带着承诺，领着有病的妻子和九岁的儿子离开的时候，他在这块土地上，已经生活了整整21年。但以为就此熬出头的老蔫儿，却又遭遇了新的挑战。

由于回城晚，年龄大，老蔫儿回到上海后只能从事底层劳动。

老蔫儿：“我在上海一个人，做临时工，做了一年十个月。斜土路蒙自路的面包店，还有徐家汇路局门路面店里帮别人洗碗，黄鱼车也踏过。”

有时候妻子也埋怨他，留在农村过得也许还更好，但老蔫儿总说，“我们俩既然是要走一辈子的，你和我回到上海不是理所当然吗。”

回到上海后，妻子发病频率减少，老蔫儿一边打工一边照顾妻子。

后来，老蔫儿的房子动迁，分到两套新房子，加上每月的退休工资，老蔫儿夫妻的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他带着妻子重回北大荒，也越来越频繁的出现在知青聚会上。

包括谢永来、老蔫儿在内，从北大荒一同返城的夫妇不少，尽管他们中有人曾两地分居，但因为共同经历的青春，他们在艰难岁月中一直携手共行。

在采访中，谢永来发现，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和他一样，不愿再多说知青生活的苦难，而如果重新来过一次，他们仍然愿意到农村去，待上三五年，接受考验与锻炼，但一辈子却无从谈起了。

谢永来更专门作出统计，最终30位知青中共有13位共产党员，14位大专或本科学历，近一半成为了机关或企业干部。

我们这一代知青人共同的一个特点，就是努力，因为你这个社会环境你个人不一定能改变，但是无论在什么社会环境下，你个人的努力与否对你自己的今后的成长变化起很大的作用。

有人评论，之所以为《我是知青》落泪，是因为纪录片中的人代表了无数像他们一样的普通知青，谢永来笑了笑：他们不能代表知青，他们只代表他们自己。

一辆列车，30位上海知青奔赴北大荒，数十年人生岁月，他们会有怎样的变化？一部纪录片，走入后知青时代，看三段不同的人生旅途。

《我们一起走过》特别奉献——《我是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