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荒知青网 | 老知青返乡送画纪实

麦子熟啦，枇杷黄了，《青春作伴好画画》将要付印，好不乐呵。而此时，多年来念兹在兹的返乡愿望，尤为强烈地躁动于心。顿然想起，我下乡当知青已是半世纪以前的事啦。于是，按捺不住思乡之情，带上50年前为乡亲们的画像，奔向我的第二故乡——绵竹县板桥公社三大队一小队。

回故土的物理时间太短，心理感受时间却很长很长，长得让人心暖心痛心喜心满。回到家里，翻腾不已地记忆和感受借着键盘，像生产队水磨店旁那满渠的水流一样，哗啦啦地流淌了出来……

      回乡带路的人

我与徐玉清有约，一同回乡看看。可近乡情怯：回到队上，我们还能找到谁？还能见到谁？谁还认得我俩？

找一个回乡带路的人！徐玉清出了这好主意。老大回乡鬓毛衰的我们，如果遇上同样容颜已改的老乡，有可能擦肩而过，相见不相识。

徐玉清是我同一生产队的成都知青，她离开农村读师范校，毕业后回到绵竹，教书育人直至退休。“徐玉清嫁给了绵竹！”这是回乡那天，从乡亲们口中乐呵呵地溜出来的准确而幽默的话语。

徐玉清有一位知青朋友张国珍，她的房东是张万秀的婆家，她与房东一家几十年都保持着亲情般的关系。徐玉清希望张国珍与我们同行，可她却家事缠身。她告知了张万秀的电话，并打赌，张万秀会帮助我们的。

在绵竹，徐玉清很快联系上张万秀，张万秀真的满口答应陪我们回生产队，那也是她的娘家啊。我俩为此欣喜不已，心也更加踏实。在成都，知青的缘分和直觉，让我和张国珍在电话里也一聊便投合。

我们的回乡带路人张万秀，人生经历过坎坷。张国珍不无同情地向我细述张万秀的遭遇，我听来心中悲欣参半，很不平静。悲的是，她婚姻的不幸，被丈夫抛弃。欣的是，她受伤的身心，得到了家庭公正温暖的保护。她的公婆开明达理，在儿子背叛儿媳妇的事实面前，断然把儿子赶出了家门，留下媳妇和外孙女。自此，老人把媳妇当女儿待，家中兄妹把张万秀当姐姐待。这事发生于三十年前的农村，放在历朝历代来看，张万秀公婆的做法，都是惊世震俗的。

张万秀是我们三大队的团支部书记。她十七八岁订婚，未婚夫当兵去了内蒙，这一去就是五年。其间，徐玉清和我，像举接力棒一样，先后帮她写两地情书。今天她仍念念在口，说我俩对她好。我回乡之行，第一个就能见到张万秀，别提有多么高兴。

    心中的水磨店

我告诉徐玉清：回到生产队，先看谁、再看谁、要走几家农户。徐玉清却说：听说农村变化大，你都是过去的印象。到时，我们听张万秀的。5月11日，她俩早早在绵竹中心广场等候着我。我到达时，小跑着奔向她们，我给离乡后就未曾见过面的张万秀一个紧紧的拥抱。这一抱，是相见的由衷喜悦；这一抱，是对她命运的痛心悲悯。

我希望叫个滴滴，快快回乡。张万秀坚持坐两元钱的乡村公交，说是方便，不到20分钟，在水磨店站下车，直接顺路往上去，就可以看各家各户了。好亲切的水磨店，只有到了水磨店，才算真正回到了生产队的土地上。好吧，我们坐公交，直奔第一个目标。乡村公路两旁青翠密实的行道树，挡不住大片麦地金黄颜色的显现，满眼都是丰收景象。车窗外，公社的街道变长了，商铺多了，白水河上是新架的板桥，公社中心校变大了，校舍是标配的红砖色。我脑海中旧有的印象不断被刷新。

下得公交车，右转上坡走上机耕道。我四下张望着呼叫：“水磨店呢？怎么不见啊？是下错车了吗？”张万秀挥手指着一截老旧墙根：

“这不就是吗，你看这水渠，你看这水磨店的屋基墙墩。”

哦，完全变了。水磨店原来是孤独而忙碌地守立在路边，如今那里已住有人家；机耕道两岸，原来视野宽阔能见大片田地，而今坐落着居家住房，成了一条巷子。

“现在不用水磨店咯！”后来见到的一个社员，轻描淡写地向我说道。言语中有留念更有变化带来的欢喜。

“那你们咋个打米喃？”

“用电啊。”“有的人家，自己买了电动打米机。有的家，是把米运到有电机房的地方打米。”

“二队就有人，自己开了电机房。”

我回乡第一个要见的事物是水磨店。当年，水磨店总是飘散着麦谷的香气，总能见到进出的人挑着箩筐，总能听到排队打米的村姑岁娃说笑的声音。我当知青时，一分自留地里收获的稻谷小麦，就是在水磨店，舂出大米磨出面粉的。水磨店给我无尚的快乐，就是口尝了亲手劳动的果实。

我忽略了时代变迁，农民的用电梦早已成真，农村电力早已全覆盖。水磨店作为农耕文明的产物和节能环保的生产工具，已悄然退出历史舞台。未见得水磨店，心里空落落的。但是庆幸，自己曾画过并不伟岸却很敦实的水磨店。

“我们来个自拍吧！”我举起手机，咔嚓一声，把我们三人定格在了镜头里。以此，纪念我心中永远哼着古老歌谣的水磨店。

      相见老乡不相识

印满我脚印的机耕道，如今已是水泥地。远远的一辆蓝色大型拖拉机开来，轰轰地响着。到前方小院倒车时，撞到枇杷树枝，黄金般的枇杷掉落一地。我们注视着高大的拖拉机、注视着滚动的枇杷和院落里出来的几个妇女，没在意张万秀发了声：你们看，那是……

张姐过来啦！几个人与张万秀打着招呼。女主人利索地捡拾着地上的枇杷，很快洗干净递到我们手中。我们一边嚼着味道酸甜的枇杷，一边与拖拉机上跳下来的老乡搭话。自我介绍后，老乡咧嘴一笑，认得、认得你们两个。他说自己叫林先贵，我和徐玉清面面相觑：我们咋不认得他？

我们急切问起其他老乡，林先贵一边回答，一边指着机耕道上慢吞吞行进的电动代步车：“诺，陈继鹏的老婆过来了。”然后扯起嗓门问：“陈继鹏在哪里？”紧接着索性说，我带你们去。由此，林先贵取代了张万秀的带路工作。

走在前边的林先贵大声叹道：“老的，都走啦！”

我俩无言。是啊，回乡看望父老乡亲，父老们已经远去了。可他们的身影，仿佛就在眼前，就在这片热土上……

到陈家大院时，徐玉清四处张望着打听：

“黑娃呢？他们现在住在哪里？”张万秀咯咯地笑：

“这不是，你们面前的这个人，不就是黑娃吗？人家一路领你们过来。我刚才给你们说了的啊。”

我们印象中的黑娃有些瘦，精力旺盛。开手扶拖拉机，他常常是站着驾驶，人与拖拉机一起，在凹凸不平的机耕道上蹦蹦蹦地跳跃着；每次给我和徐玉清端一碗她妈妈做的菜，也是跑着来跳着去。

我和徐玉清望着张万秀，几乎异口同声：“这是林先贵得嘛？”

“林先贵就是黑娃啊！”。数人回答，众人皆笑。

我俩回过神来笑得弯腰。黑娃不语，嘴角调皮地往上翘着。我俩打量着发福的林先贵，畅快地数落着：

“黑娃以前好黑哦，现在咋个变白啦？”

“黑娃咋那么矮呢？他爸(林队长)的个子多高啊。”

徐玉清笑嘻嘻地指责黑娃：“你咋不早喊我一声徐姐？”

相见不相识的场面，还是戏剧性地出现了。

      生产小组长的大院

陈家大院是我所在生产小组长的院子，是我最惦记的地方。当知青时，我每天每日的劳动，全跟着陈家大院的老小两辈人。走在路上，林先贵指着一院墙：这是陈继光的家，也走了。我的心咯噔一下，希望不是真实的。当年，我为陈继光陈继鹏两兄弟都画过肖像画呢。

知青回队上的消息不胫而走，不经意间，已经有好几个老乡，巴拉着话匣子跟着一路了。他们一边走一边呼陈继鹏的名字，那乡音好熟悉。不知哪家媳妇说，陈继鹏在地头插秧子。我们跟着林先贵，急切地朝院子后面的竹林盘走去。

竹林外绿茵茵的秧田里，陈继鹏应着大家的喊声，直起腰，双脚从秧田里快速拔出来，赤脚走向我们。“看看，哪个来看你了？”他睁大双眼，在记忆里，搜索着两张似曾相识的面孔，我们也打量着满脸沧桑的陈继鹏。突然，他喊出了我们的名字，激动得直说：“快“等下，我把脚弄干净。”只见陈继鹏两个脚板相互搓着黑糊糊的稀泥，那动作还有年轻时的影子。我不自觉地脱口一句：“陈继光喃？”本满心期待，能见到他们两兄弟年轻时阳光般的笑脸，能听到哥俩兴奋地讲过去的故事。现在却只能见到其中一人，虽刚听闻事实，可见到陈继鹏，心里难受，忍不住发了问。“在这儿。”他沉下脸，顺手指向林盘中一个挂着白色坟飘的新土坟冢。“怎么会这样？出了什么事？”一边走，陈继鹏一边跟我讲述……

老天爷稀稀疏疏撒着细雨。陈继鹏让大家来到车库避雨，车库里，停着一辆蓝色小汽车。陈继鹏搬来几根简易板凳，安顿大家坐下。

言谈陈家两兄弟，不出我所料，改革开放后，两人都走出了家门，飘泊在外打工挣钱。我问陈继鹏：“你记得当年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不？”回乡之前我就想好，一定要当面问问陈继鹏。他望着我，似有不解，却在回想。我也望着他，停了停，我缓缓道：

“你说，毛主席喊你们知青到农村来，哪天毛主席又喊我们农民到城头去，那就好了。当时二爸还洗刷你呢。”

他呵呵着点头，声音低哑着慢慢答道：“记得记得。”接着来了精神，一口气大声说起来：“那些年，我走了好多个省，啥子活路都做过。在成都建筑工地上打工，找不到你们几个知青，好遗憾哦。”“陈继光当了水电工，活路多，应酬多，生活没得规律，结果把身体弄垮了。”他叹了一口气，“我现在也老了，做不动了，回老家，种点庄稼栽点菜。还好，我这院子都翻修几次啦。”他满意地望着自家的一院瓦房，这里从前是草房呢。他老婆高声道：“我们有两个孙儿了。”“好啊！在外打工那么多年，能健康回到老家，太好啦。”我高兴地说。

陈继鹏的一番话深深触动着我。改革开放，农村到城里的廉价劳动力，成为国家快速发展的生力军。高楼大厦、铁路公路，第三产业的发展，哪一样，少得了农民工的贡献。无数个陈继鹏陈继光的贡献，也就在其中。

我关切地询问陈家几个妹妹以及大姐二姐现在何处？幺娃子幺女子多大啦？陈继鹏老婆一应回道：“幺娃子出息啦，是公务员！二娘(陈继光的妈妈)还在，是生产队唯一上了九十岁的老人，她身体好得很。”不巧，二娘去孙女家了，我没能看望到老人家。

回了陈家大院，我一直挂念的心，终于放下。

      当年的画像送老乡

返乡回生产队，我有一个使命般的任务：把我当知青时为一些乡亲的画像送还主人。历经五十年后，我深深意识到，这些画像，不仅是一个知青的珍贵记忆，也是乡亲们的珍贵记忆，还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农村的珍贵记忆。为此我要让这些画儿回到它们诞生的土地上，回到乡亲们手中。这是我对农村知青生活最有意义的纪念，是对接纳养育过知青的广袤土地最有仪式感的致谢方式。

我如愿踏上了家乡的土地，在陈家大院坐下来避雨，我见来了好些乡亲，应该是履行使命的时候了。心情激动，没来得及告诉大家事情的缘由，嘴里就高喊着黑娃。顺便从包里取出一叠画，最上面一张正是林婶。

“这是给你妈妈的画像。”我顺手递给黑娃。黑娃还不明就里，他迟疑着伸手接过画像，定睛看去，是他的妈妈！人一下怔住了，表情一下变了，眼眶一下也湿润了。

“好像！”黑娃嗫嚅了一下嘴唇，动情地说。这是多么感人的一幕！

大家凑上去，看黑娃手中林婶的画像：眼睛像，鼻子也像！是的，林婶这张肖像画，是70年代农村妇女纯朴善良的样貌。

黑娃低头看了一阵，不舍地缓缓将画像递给我，我忙说：“这是送给你的！今天我就是回来送画的。”“真的啊，谢谢谢谢！”他完全没想到，几十年前，他才十几岁，一位女知青为妈妈画的像，竟然回到了自己的手中，他的脸上一下露出笑容，双手赶紧把画像小心卷起来。

“大家来看看，这些是画的谁？”我接着展开几张画像，乡亲们都好像有一种穿越感，边看边说。谢女子的哥哥，高高举着画像，眯着眼睛辨识着少女时的谢女子；有人拿着方琼儿的画像，一下认出来，大声告诉我，方琼儿嫁到了X大队，土地被占了，修了小区，现住在小区里，生活好得很；又有人说，谢女子嫁到了X大队，能干得很，在酒厂当管理；还有林英，是二小队的，嫁到……我开心地听到熟悉的名字，都是我在大队小学教过的女娃娃。她们与我师生一场后的人生，经历了女大十八变、嫁为他人妇、如今已是年过半百之人。她们生活得很幸福，是我最希望听到的好消息。我更希望这些画像，都能够转送到她们本人手上。

“快来看你们家的画像！”我呼着陈继鹏，开心递上为他的画像。画面上的他是帅气年轻的小伙子，他惊讶着，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我又递上陈继光阳光自信的画像，陈继鹏双手接住，敛容凝视着小自己一岁的叔伯弟弟，一时语塞。

大家和陈继鹏一起，传看着陈家几个妹妹的画像。看一个，陈继鹏的口中就念一个小名，他接过画像，依次摆放在汽车车头上欣赏。

我的创作画《政治夜校好》的彩印效果特别好，陈继鹏一看，好感兴趣，手指着画面群像中的一个人物，直说：“这个人是画的我！”我听得满心喜悦。他接着感叹：“哎呀，我就是没得文化，你们晚走几年，我们多上点夜校，就好了。”另一幅《成果》的创作画，是大队学校搞开门办学的画面，大家看了，反倒觉得有些新奇，因为大队学校已取消很多年了。从陈家大院出来，继续由机耕道往前走。见几个老婆婆在一起，传看着林婶的画像。这场景完全进入到我炽热的内心里，联想到前面一个又一个看画的场面，我感动有加，心满愿足。

      我的房东之子

乡亲们七嘴八舌，你一言我一语地说：“你们今天还可以看到好多人，他们都在屋头。”于是我们继续串户。路过一座小院，嘎嘎嘎的鸭叫声传出来。黑娃指着说：“跛子(捡娃)就住这儿。”

“咋不在原来的地方？杨书记的院子喃？我住的那个房子喃？他们家的竹林盘呢？”

我连珠炮似地发问，是太想看看，我曾经住过的院子住过的土屋。

又是一阵七言八语：“哪里还有原来的地方？5·12地震，家家房子都垮了，后来全部重新修过。”我这才恍然忆起：绵竹，是大地震的重灾区，乡亲们都承受了那一场大灾难。

跛子名杨启贵，是我的房东杨书记的大儿子。我说去看看，有人言他不在家。张万秀想了下说：“今天逢场，他赶场卖鸡鸭蛋去了。”我猜测着他的命运，问：“杨启贵结婚没？”不知谁答：“哪个要他，一个跛子，现在更跛了。”我听来卡顿了片刻，才又问：“那他就是队上的孤寡老人，跟当年的三舅爷一样？”“是呢。比起三舅爷，他身体好得多，人都快80了，硬朗得很。”黑娃在答。

想到我的房东，那参加过抗美援朝战斗、憨厚正直埋头做事的杨书记，他曾经的四口之家，现在只剩下杨启贵一人，我心中有种涩涩的不畅之感。杨启贵的命运是特殊的，是不幸和有幸的。亲生父母遗弃了他，杨书记杨婶，给了他一个完整温暖的家。天生的残疾，让他从小又遭受了好多不公正的嘲笑，好多非恶意的白眼。我想，他一生的境遇，可能反倒造化出他坚韧的生命力。他现在黝黑粗糙的面庞，一定会带着一种认命的微笑。

      我的入团介绍人

黑娃问我，认不认得林福先？我说他是我的入团介绍人，大家一下子高兴地呼喊起来。林福先正在地里整理豇豆茄子的竹架子，听到喊声，他跳上了田坎。他脚蹬一双沾满泥巴的雨靴，腰上是外扎的皮带，很有精神。

我高兴地与入团介绍人合影，他爽快地聊自己这几十年的变化：叶会计年龄大了，大队培养他，接班当了大队会计。后来又担任了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如今，家里娃娃成气，在城里工作，一家人生活都很顺利。我回忆着过去的团干部林福先，年轻气足，从来严肃，不苟言笑。现在，谈吐轻松，沉稳平和，已经是久经锻炼的在农村最基层的党的老干部啦。

“我的第二位入团介绍人是黄庆州。”大家听到又是一阵欢喜的呼唤，把在院子里搬竹竿的黄庆洲也喊出来了。

“回来啦？”简单的问话亲切无比，一下把半个世纪的时光划掉啦。我画过的夜校，与黄庆州有关系，因为他是负责人。他曾严肃地与知青谈办夜校的重要性，还组织社员给我们当老师的提意见建议。如今眼前的黄庆州，个头似乎没以前高了。“原来我们住在一个大院的哦，你记得不？”“当然记得，杨书记的院子，与你们几户人家的院子是连成一大片的。”他的老婆指着一溜院房说，这是给我们家三个娃修的房子，满脸的阳光透见她心中的快乐。“你们好有福气。”徐玉清祝福着他们。

一路上，搭腔说话的男男女女增加了，我们走走停停，聊聊笑笑。林福先也随着大家伙，陪我们串门。看着每家院门口贴的大幅春联，我又想起当年为社员们写春联的情景。

路过周会计家，又把在打扫院子的周会计喊出门。他的两颗门牙依然显眼，笑嘻嘻的样子好慈祥。我们彼此又是好一阵地忆当年。

      徐玉清见到房东女儿

徐玉清一路嚷着，要去看她房东的女儿张应秀。当年，徐玉清住在张应秀家的院子里，与她大概同龄的张应秀，一到晚上，就会提着一盏煤油灯，捧着一本一年级的语文书，敲门来到徐玉清的屋子里，让徐玉清教她认字写字。每天早上，张应秀会喊徐玉清起床，各自吃饭后又一起出工。房东家缺粮时，会由张应秀出面向徐玉清借米。

正说着，张应秀的老公刘华贵出现了，与刘华贵长得一个样的哥哥也走出家门。张应秀闻讯，飞快从地头跑来，她喘着气，摘下头上戴的斗篷，语带哭腔道：

“这几十年，你们到哪儿去咯，咋一点消息都没有哦！”她拉着徐玉清的手，红着眼睛，不断重复见面的那句话。

徐玉清告诉她一直在绵竹当老师。“徐玉清嫁给了绵竹！”这句话，就在此时由张应秀的老公刘华贵点明白。聊起来，张应秀的亲戚在绵竹，还是徐玉清的学生。

张应秀的弟弟也来了，他是张家的幺娃子。他一来就对我说：“那阵子，你教我们夜校。”我听来心里又是一番高兴，高兴乡亲们还记得当年的事情。我接话道：“是的，我教夜校，还画夜校。今天我把画带来了，刚才下雨，放在陈继鹏那里，你一会儿去看哈。”

时间已到晌午，张应秀攥着徐玉清：“今天，就在这儿吃午饭！”刘华贵也留客，说刚好凑成一桌。其实，前面几个人都留我们吃饭，见留不住，便各自回家了。

徐玉清担心太麻烦乡亲；张万秀要忙着回城，下午要到幼儿园接孙子。我们婉言：下次回来，一定坐下来吃饭。张应秀一家才恋恋不舍，与我们分手告别。

      巧遇民兵副连长

不知不觉，我们已经在村头由北向南又朝西，走了一个L路线。张应秀弟弟两口子，还一路送着我们。

一辆摩托车，“嗡嗡嗡”地从橙黄色的麦田远处驶过来，我们忙着让路，摩托车却戛然停在面前。半分之时，骑手对着我直呼：“曹宝静！”我惊得瞪大眼睛，张口欲言，却见他坚定的眼神告诉我，他非常有把握，没有认错人。徐玉清马上跨前一步问：“我喃，我是哪个？”毫无疑问，骑手准确给出了答案。

张万秀一下爆发出笑声：“我还没开腔，你娃就直接吼起来了。”我和徐玉清讶异地扫视着他：“你，你叫……？”他嘴角微扬着道：“付兴贵！”我们看着他的眼睛，分明感到，那应该是见过世间很多东西的一双眼睛。

我们笑赞付兴贵的超强记性。张万秀说：“你们就忘啦，他是民兵副连长。那个时候，他经常带着队上的民兵，在晒坝上操练，知青也一起的。”张万秀忆着当年，很是骄傲：“我们大队的民兵训练搞得好哦，公社都表彰过。”付兴贵补充：“那时搞全民皆兵嘛，我们算是普通民兵，要是基干民兵，那操练就要发家伙的。”

“我那时还没民兵资格，但只要晓得民兵训练，就跑到晒坝上，看你们的立正稍息和走一二一。”张幺娃也发声了。我也追忆着：“有一年农闲，上午下地，下午训练，一连搞了十天。后来打总结，你们民兵干部还训话呢。”我们彼此说着笑着……

付兴贵掏出纸烟，给张万秀点上，又给自己点上。二人吞吐起来，田间扑鼻的麦香，一下掺杂进了香烟味。我借机打量着付兴贵：体恤配着休闲外套，紧身的裤子，黄色的磴口商务皮鞋，一辆贝特摩托，在一群村民中，显得很时尚。过后，张万秀才对我们说，付兴贵的女儿在汉旺当老师，5·12地震，被砸死了，好可惜哦！之后，他又经历不少波折，现在想通了，活得精神了。

“你们回乡坝头来看我们哇？”付兴贵说着，掏出手机，对着我俩录像，还滔滔不绝地解说：“这是我们队上的成都知青，七几年下来的，她们今天回到生产队来看一下，我是个回乡知青，一直在农村……”

付兴贵又说：“你们那时还在夜校教我们嘛。曹宝静，那个时候，你还要画画，对不对？”

“是的是的，我今天就带了好多画回来，就是想让你们都看看呢。当年夜校的表演活动，有个节目是快板书：‘政治夜校好’，我就把这个节目的场景画下来了，画名也叫《政治夜校好》。”他们边听边点着头。

“我太高兴你们清楚记得这一切。好遗憾，刚才下雨，那些画就放在陈继鹏家了，你们空了一定去看看。”我懊悔考虑不周，若多带些画过来，更多的老乡能够看画说当年，该多美啊。

对当年的夜校，几个人你一言我一语，津津乐道地完全说开了。付兴贵的一句话很经典：那时，大家都很单纯，虽然白天出工，晚上上课或搞宣传队，人很累，但都觉得很快乐。

我问：“我画的《政治夜校好》那幅画上面，有表演节目的好几个人，那站在台上表演的是哪个？拉二胡的是哪个？还有，打快板的是谁啊？”

张万秀、张幺娃、付兴贵，三人都指着这些社员家住的方向，兴奋地抢着说：“刘洪席嘛，就喜欢唱歌。表演节目的就是他。”“拉二胡的，是张忠良，一天到晚，“杀鸡杀鸭”“嘎叽嘎叽”地拉，老了都还在拉。”“还有叶金良，宣传队活动，攒劲得很，打快板的就是他。”

听来兴奋又感慨，城市知青和农村青年，都有着难忘的青春年华，还有着一段共同度过的青春岁月。

      故乡变化天翻地覆

五十年过去了，生产队的土地全变成为高标准的现代化农田。原来高低不平形状各异地块零散的几分地、巴掌地，早已用大型推土机推平，小田成为了大田，机械化生产已成现实。眼前一望无际金灿灿的麦田，麦头熟颗已如珠，只待小满，机器来“开镰”收割。

我忍不住跳下麦田，拨开黄橙橙的麦秆往麦地纵深走去。我用手心，一下一下，轻触着直挺挺的麦芒。我俯下身体，闻那宜人的麦香，瞅那饱满的麦头。剥几颗麦粒放进嘴里，嚼出了太阳晒出的味道。我高举双手，眯着双眼，沉醉在这片温暖的画卷里。

五十年过去了，乡亲们的生活方式居住条件以及生活观念，已经步向现代化。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落地变成了现实。道路已家家通，户户瓦房小院。不少家庭的子女，开着小车去县城上班，电动代步车摩托车随处可见。

五十年前，我在绵竹结识一位知青画友，她是我知青生活中美好记忆的一部分。这次到绵竹，想给她、如今的年画大家刘竹梅一个见面的惊喜，故未事先告知。结果，我俩仅无比亲切地隔空煲了电话粥。竹梅在我回乡的前一天，去了大理她女儿的画室。我对竹梅由衷赞美：绵竹年画，后继有人。

五十年后回到生产队，近乡情怯成为了笑话。岁月虽改变知青和乡亲们的容颜，却没改变彼此的感情。我和徐玉清不胜唏嘘地直呼：超出预料！超出预料！我心生遗憾，若是请一位朋友来当随行记者，实录下我俩与乡亲们半世纪后相见的动人画面，实录下乡亲们接过我送回画幅的感人场景，那该多美啊！好在这篇返乡送画纪实倾泻而出，方块文字记录了难忘的返乡之行，而万千感慨最后又浓缩为一句话：

知青不曾忘怀农村，乡亲何曾忘却我们？

（作者曹宝静，女，1955年出生于成都。1974年7月下乡到四川绵竹县板桥公社，1977年3月进入成都师范学校学习。1978年12月毕业分配到成都七中任教，曾被评为成都市学科带头人、成都市有突出贡献优秀专家、全国优秀教师、全国德育课优秀教师。2010年退休。本文来源于作者著《青春作伴好画画》一书。）

来源：知青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