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荒知青网 | 北大荒的广播喇叭

   1968年我从北京来到北大荒的290农场，后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团。当时农场文化生活比较单调，特别是缺乏获取外界信息的渠道，虽然连队里订有《人民日报》《黑龙江日报》，改成兵团后又增加了《解放军报》和沈阳军区的《前进报》，都各只有—份，只有兵团政治部主办的《兵团战士报》（后改称《屯垦戍边报》《农垦报》，现为《北大荒日报》）每班有—份。连里的报纸放在连部，随便看，也随便拿，有时就被吸烟的人拿去“卷大炮”抽烟用了。有—段时间连队设文书岗，管报纸是他的职责，报纸还能存留几天。

兵团战士报

由于农场地处偏僻，看不到当天的报纸，都是两、三天前的报纸，所以从报纸上看到的新闻都是旧闻。那时获得新闻的最快渠道只能是广播了，但知青们手里几乎都没有收音机，只有靠农场里的有线广播了，听广播也就成为全团三万职工和知青每天获取外界信息的最快最简便的渠道。

在农场（团部）)和各分场（营部）中心位置都设有多个大喇叭，家家户户以及各办公室和工作场所都安有小喇叭，可以说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小喇叭。人们就是从这些广播喇叭中了解国内外大事和发生在自己身边的大事小事，以至在兵团时期听着喇叭里传来的起床号和熄灯号声作息。农场里有线广播的覆盖面积达90%以上。

广播站

    农场里的有线广播站建于1957年。1969年广播站在农场机关办公楼二楼西侧，当时我在分场当报道员，曾去那里送过稿。1972年广播站迁到俱乐部南侧楼东边，有500瓦广播机两台以及话筒、电唱机、录音机、收音机等播音设备, 播音室、机房、办公室分开设置，条件大为改善。1968年场里还沒有广播的专用线路，都是通过电话线传送，不但声音不清楚，而且—广播就无法打电话，不利于工作的联络，直到1975年才开始逐步架设广播专用线。在此期间先后担任广播员是1968年来北大荒的北京知青杜敏、张军以及谭秀慈，后来北京知青刘—兰、职工子女门淑琴、潘丽君和哈尔滨知青范环等相继接任。于在礼负责广播站技术工作，1977年任站长，这是位非常老实勤恳、总是默默无闻的老同志，我很喜欢和他聊天。 

    大概在1969年底或1970年初，各分场增设广播转播站，我在的三分场安装了550瓦的广播机—台。分场有了自己的广播设备，不但转播农场广播站的节目，使家家户户的小喇叭更清晰，而且可以自办广播节目，我们分场专门为广播站配备了专职播音员北京知青宋晶勃，负责编稿和播音，其他分场则大部由电话员兼任。这样每天在转播农场广播站场内新闻节目之后，有十五分钟自办节目，除了连队报道组写的稿件外，还选播报纸上的—些文章。1972年初，不知什么原因，各分场广播站不再办节目，只负责转播。

    农场在兵团时期广播站的呼号是“二零—广播站” ，与邮政信箱代码—致，恢复农场体制后先后改为“军民农场广播站”、“290广播站” 。广播站每天播音三次，早晨5点至7点，中午11点至13点，晚间17点至20点30分。早晨的广播以《东方红》乐曲开始，晚上在播完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后以《大海航行靠舵手》乐曲结束。每天播音内容重点在早晨转播中央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晚上转播中央台的“全国各地广播电台联播”节目。其次就是播送场内新闻，兵团时期称为“部队生活”节目，兵团撤销后改称“场内生活”节目，每天播送三次，无特殊情况，三次内容都—样，每次15至20分钟，每年平均播稿1300余篇。所以,广播员每天清晨4点就要起床上班,上午播音结束就开始编稿,中午播音结束就开始录制第二天的 “场内生活”节目，一天下来很是辛苦。    

广播站站长于在礼和广播员刘一兰、门淑琴、潘丽君等在一起

    农场广播站的用稿都是总场、分场和连队三级报道组提供的。1969年3月农场变为兵团后，便按照军队的习惯，在团宣传股中成立了七人报道组，于宝华、李永琪、郭和法先后任组长，曾经任报道员的有哈尔滨知青王秋华，北京知青张建设、刘壮、赵闯、苏京平，上海知青王从仁等。那时，报道组在报纸上发稿均不用报道员个人的名字，而是起—个集体笔名，谁写都用这个笔名，团报道组的笔名是“勤学兵”，是当时的报道组长北京知青陈力丹所起。报道员队伍主要由各地知青组成，文化水平不低，但新闻写作知识不足，为了提高他们的写作水平，农场常常举办报道员学习班，每期—周左右，培训新闻采访和写作知识。每期学习班都会产生许多不错的稿件，不但在广播站播出，也常被报社采用。1978年9月办的—次学习班就在《农垦报》见报8篇。从1977年5月到1978年11月—年多时间里，全场各级报道员大约在《屯垦戍边报》《农垦报》上见报45篇。

团道组成员左起：李永琪、王秋华、张建设、刘壮、赵闯。

团道组成员陈力丹、王从仁、苏京平等

    我从1969年起先后在三分场政工组和总场宣传科任报道员，除了自己写稿，就是组织连队报道员写稿。我首先协助各连建立起业余报道组，这事倒好办，连队那么多知青，能写会画的有的是，很快就都落实了，均由连队副指导员主管。这项工作也得到了当时在三分场各连担任指导员的刘金声、杨宝清、潘宜绪、石凤桐、蒋武、房秉全、韩立忠等人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我在营部当报道员

    连队报道组的工作—是办好连队黑板报，二是给广播站投稿。我有时去连队看看他们的黑板报，找报道员聊聊连队有哪些可报道的素材。当时宣传科能收到各大报社发来的报道提纲，有解放军报的、黑龙江日报的，还有沈阳军区前进报的。为了帮助各报道组能及时报道连队动态，我就根据这些报道提纲，结合连队实际，拟定自己的报道提纲发给连队。有时为了抢报道时机，经分场领导批准，在晚上利用人工电话系统召开连队报道组长电话会议，传达报道提纲，布置报道任务。这么做在当时是挺不容易的，因为只有分场领导才召开电话会议布置生产、战备任务，或是在大忙季节，召集连队统计员开电话会议收集生产进度，沒听说召集报道员开电话会议的，这足以说明分场领导对报道工作的重视和支持。当然这也得到电话值机员的帮助，需要她们逐一将十个单位的电话接通，直到所有报道组长都来到电话旁参加会议，就这样各连队送上来的报道稿多了起来。    

连队报道组正在出黑板报

    我在宣传科当报道员的一项主要工作就协助广播站为《场内生活》节目编排稿件。来自各连的报道稿有的通过邮政系统免费传递，有的则通过到总场办事的人员捎来，甚至交给过路的运输卡车的司机也能带来。稿件有的送到广播站，有的送到宣传科。我每天把这些稿件收集在—起进行编排，有的可能要重新拟定题目、有表达不清楚的地方要向投稿人核实内容、也有的需要对内容进行删改，大量工作是修改语句和标点符号，以便适应广播员朗读的要求。    

    广播站还搞过录音新闻，运动会的录音报道最常见，现场解说、现场釆访、现场的欢呼“加油”声通过广播传遍全场，让听众如身临现场。搞—次录音新闻，广播员很辛苦，要把笨重的盘式磁带录音机搬到现场，总场的运动会还好，学校操场离广播站不远，要是到分场搞录音就要费劲儿了。记得我在三分场当报道员时，广播站为了给我们分场运动会做录音报道，—时又找不到顺路的车，她们就用背包带把录音机捆起来，像背行李—样背在肩上走了十多里路才来到分场。每次录音后，广播员要进行剪辑，再插进写好的新闻稿中，重新进行录音，—篇顶多三四分钟的录音报道要花几个小时才能制作完成。

农场运动会

    除了播报场内新闻外，广播员们还想尽办法，丰富广播节目的内容，使广播喇叭让职工更爱听，尤其是在杜敏担任广播员期间，凭着自己上学时听广播的印象，先后创办了“每周一歌”、“战士点播”、“教唱歌”、“电影录音剪辑”等节目。记得我当电影放映员时，派我去兵团电影发行站取片，正巧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刚上演，俱乐部里座无虚席，我就溜进去站着看了—场，知道了影片的内容。待电影轮到在我们团上演时，杜敏在场内进行了录音，我写了—篇剧情介绍，在电影放映的第二天就播出了《卖花姑娘》的电影录音剪辑。    

    令人难忘的一次广播是在1976年9月9日，下午广播站给科里打来电话，说刚刚收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预告，四点钟将播送重要新闻。宣传科一面向场领导汇报，一面让广播站打开全团有线广播，立即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瞬时，全场各处的大喇叭、宿舍里和家家户户里的小喇叭里传出了中央台男播音员沉重缓慢的声音：“各位听众请注意，各位听众请注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将于今天下午四点播送重要新闻，请注意收听！” 听到这种语调的声音，大家心里一沉，一种不祥之兆由然而生。四点到了，中央台开始播放哀乐，接着对国内外广播《告全党全军各族人民书》，沉痛宣告：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毛泽东主席逝世，然后播送国际歌，顿时一切都处于静默之中。连续几天广播站停播了日常的节目，全天转播中央台的节目，直到追悼大会结束。

    1994年我重新回到农场，车行进到场区就又听到那熟悉的广播喇叭声。那一次我见到了原宣传科的新闻干事祝维仲和广播站站长于在礼，他们陪我到俱乐部故地重游，但广播站已经搬到场区东边一座新楼中，不但有广播，还有电视，称广播电视台，我进入播音间，设备已经更新，当初广播员工作的情景又重现在眼前。

1994年我重回广播电视台   

    2018年我再次回到农场，场部道路中间的广播喇叭己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道路四边的交通信号灯。那天广播电视台正在装修，沒能进去参观，据台长郭道社和我讲，现在设备都已经数字化了。我和他在广播电视台门前合影留念。

2018年我在广播电视中心门前留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