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荒知青网 | 刘金阁：魂牵梦绕红罗义

黄土地 延水情

魂牵梦绕红罗义

刘金阁

1969年1月27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自这天开始,我将离开父母、兄弟姐妹,离开北京的家，开始人生新的生活，到陕北延安地区黄龙县范家卓子公社红罗义大队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那年我17周岁。  

火车自北京出发，经过两天的行程，很快到达了陕西富平县（这里是迎接北京知青的临时接待站）。下车后，看到的是白茫茫的大雪。由于黄龙县位于山区，雪天路滑不好走，也考虑知青的安全，只好暂时住在富平县。知青们被安置在一个大粮库中，晚上睡的大地铺 ，吃的是当地准备的烩菜和蒸馍。陕北的冬天又寒又冷，每天只好围坐在被子里。大约住了近一个星期左右，我们终于等来了接我们的大解放车，装上行李后，便来到了黄龙县境内。

我们三十几个知青被分配到范家卓子公社红罗义大队。大队派来接我们的是队长刘德本及民兵连长李来娃等人。当年他们都是二十多岁的壮小伙子，也是我们第一次见到的陕北人。虽然衣着破旧，但一看就给人一种朴实憨厚的感觉，很健壮又有生气。

出发前，他们把我们所有的行李都装到架子车上。为了迎接我们他们步行拉车要走三十多里路，但他们没有任何怨言，非常热情。最令我们感动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四、五十公分见方的大木箱子，又硬又重，里面放着我们的全部生活用品和书。真不知道他们这几十里路是怎样走回的，尤其是快进村时还要下一个很陡的坡，过了沟后还要爬一个很大的坡。人常说，上山容易下山难，下坡时架子车完全由人掌控，何况车上还拉着沉重的东西。冬天下雪地上又滑，路是土路，又陡又窄，每走一步都很艰难，稍有闪失，连人带车都会翻下山坡，吓得我们几个女知青闭上眼睛不敢看，也为老乡们的安全捏了一把汗。现在想想他们真的太伟大！太棒 ！太能干了！ 

知青的到来是红罗义的一件大事。村里为迎接我们，专门在村口用树枝搭建了彩门，上边还有欢迎我们的标语。知青的到来打破了这个小山村的寂静，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来看热闹，把我们住的窑洞挤得满满的。

我所在的队共有15名知青，9名女生、6名男生。虽来自同一所中学，但互相并不很熟悉。进村没几天，眼看就临近年关了，我们知青灶房还是冷锅冰灶，啥也没有。天气又冷，屋内也没有取暖设备，晚上洗过脸的水第二天就冻成冰了，冻得大家都不敢出被窝，过年的事情更没人去想。大家每天坐在冰冷的窑里，围着被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眼瞪小眼，谁也说不出是啥滋味。有的知青还偷偷流过泪。

没想到刚过几天，队长就派人到冯原集上为我们买回很多猪肉和菜，准备过年用，知青们一听兴奋极了。当时知青们大都不会做饭，队长赶紧派专人为我们做饭。炖肉满满一大锅，每块足有一斤多，吃起来好香，也好解馋。那年的春节可以说是大家离开家后过得最温暖又最幸福的年，农民朋友的那种无私、热情真的让人很受感动。

陕西生活艰苦，冬天没有新鲜菜，有段时间大家都是从北京寄些咸菜，或托人捎带些回来吃。实在没得吃了离队长家近，就去队长家缸里捞酸菜吃。他的老伴手很巧，酸菜渍得好吃，至今还没有忘记那种味道。他们做的酸菜大部分都是平时采摘的野菜，因为生活的贫困，造就了一些人的聪明才智，他们很会过日子。

来到红罗义遇到的第一个考验就是砍柴。我们插队的地方没有煤烧，做饭取暖全靠烧柴。打柴要到离村几十里地外的大山里去砍，每月平均一至两次。为砍柴要准备好第二天的干粮，斧子也得磨快，还需准备好绳子等。第二天一大早就要出发，队里派专人引路。那年代，知青们大部分穿的是塑料底鞋子，走平路都有些滑，上山打柴会更滑。我们当年没有接触过这种活，因此每次上山回来不是手破就是脚被扎。砍柴主要是砍硬柴，到大山里专门砍大碗口粗的树干，把树枝全部削光，一人扛一根树干就下山。女生力气小，男生就帮助砍，大家团结一致，互相帮助，一起来，一起走回，虽然之间话语不多但却心灵相通，配合默契。

想想当年那种情谊，真是纯真，没有丝毫的歪心杂念。说实在的，尽管我很少在人前落泪，但自插队参加各项劳动，尤其是通过上山砍柴后，我才知道什么是苦和累。

刚来队里时，知青们轮流去老乡家吃派饭，后来，灶具、粮食等置办齐了，队上就派了一名妇女为我们做饭。可过了一段时间，觉得也不是个办法，又开始轮流做饭。做饭时，两个人一组，一个男生一个女生，男生负责劈柴和挑水，女生负责蒸馍、擀面条、炒菜和烧水等。

第一年，我们吃的是商品粮，每人每月44斤。这些口粮每月要到离村十几里地的公社粮站去背。知青年龄小没力气，仅仅走到公社就已经很累了，回来还要背三十多斤原粮。当然，原粮还需要打理后，到水磨磨成面才能做饭吃。

记得是夏天，正赶上连阴雨天气，雨下了几天都不晴。知青灶上没有面了，再不去磨面就只能吃炒麦粒了，正赶巧我做饭，没有办法，就冒着小雨硬着头皮只好去了。没想到由于路滑，加上背着半袋粮食，紧小心慢小心还是摔倒了。这一摔半天没爬起来，左脚给崴了，脚腕也肿了，路也走不了了，疼得冒虚汗不说，眼泪也止不住的往下流。队长知道后，赶紧派人把我抬回家，叫来赤脚医生用当地的偏方消肿止疼，足足折腾了十几天才慢慢好起来。后来还落下后遗症，现如今天阴下雨还疼。这十来天村里的小姑娘、大媳妇、大娘、大爷都来看望我，安慰我，有的还带来了鸡蛋、红枣、核桃陪我拉家常，使我深受感动。大家的温暖和乡亲们的深情使我终生难忘。

这件事虽然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了，每次想起我的心都不能平静。我想念他们，想念那里的一草一木，想念那里的山山水水，那里的乡亲们生活过得怎样，那些乡亲是否还健在等，常常萦绕在我的脑海里。

四十多年的光阴过去了，插队时快乐的时光、艰苦的岁月依稀如昨。那里留下了我们生命的根，离开越久思念之情就越浓烈。那里的老人，那里曾经与我们朝夕相处的年轻人将会被我们牢记一辈子。

现在我已经六十多岁了，已步入老年。提起往事，看到老照片还是激情满怀。今年如愿返回第二故乡，圆了我多年的夙愿。看到家乡变化那么大，乡亲们生活水平及住房都得到了很大改善，我们由衷地欣慰和高兴。希望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好！我的故乡建设的越来美丽！（写于2014年5月 ）

（作者系：原范家卓子公社红罗义大队红罗义生产队北京插队知青，19××年离开黄龙到×××工作，现为××××退休干部  或现已退休）

往期回顾

插队的那段艰难日子 

马 忠

我们是1969年1月18日离开北京的，三天后，来到了陕西省黃龙县白马滩公社乱石滩大队谢家坡生产队插队。这个村不大，是个仅有12户70口人的小村子。

   我们刚来的时候，对村里的一切情况都不了解，尤其生活上很不习惯，膳食上要吃黄面馍，要吃包谷糁，甚至还要吃搅团，要说吃白面馍，那机会很少。那时，我们的日子过得很清苦。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也慢慢地习惯了，也与当地群众建立了深厚友谊。白天，我们一起参加生产劳动，晚上，就聚在一起聊天说古经，我们的插队生活慢慢变得丰富起来，大家的心情也比刚来的时候好了许多。尽管如此，我还是有件事却怎么也不能释怀，时刻都得挂在心上---那就是我的家。

我家虽在北京，但家庭条件不好，家里姊妹多，仅靠我父亲一人工作养活全家，所以家里的日子过得非常艰难。每当夜晚来临，我始终不能很好入睡，满脑子考虑的都是家里的事儿，担心我的父亲，担心我多病的母亲，也担心我正在上学的几个弟弟和妹妹。等第二天醒来时，我的眼睛总是红的，头脑也是迷迷糊糊的。我的父母沒有文化，弟弟妹妹们都还年小也不会写信，所以，我在村里老是接不到家人的来信。每当我看到别的知青来了家信时，就会背过脸去，用眼睛很劲地看着远处的山，看着村下的河，看着那空中飞去的鸟儿，但我心里却盼望着也能像他们那样收到一封家里的来信。有时候我太想家了，就会一个人走到村边那棵大核桃树下偷偷地哭几声，尤其到了晚上，这种思绪与情感就更加强烈。人都说，每逢佳节倍思亲，而我却是天天都想家，因为我家的情况不容我不想它，不容我不挂念它。我始终不敢让别人问我是否也来了家信，每当问起时，我就会满目惆怅，这也成了我的一块心病。

插队后的第一个春节过后，这里虽说已到了初春季节，但冰雪还没有完全融化，寒冷的西北风还在使劲地刮着，虽然如此，但当地社员已经开始忙碌备耕了。就在这时候，我却遇到了最大的麻烦，也经历了我人生最大的苦难。

一天晚上，我正在烤棉鞋，队里忽然来人通知去开会，我以为会很快就会开完，于是便把棉鞋放在木炭火盆边的麻杆上走了，可当我开完会回来时，满屋子都是浓烟和棉鞋的焦糊味，一看火盆边，我的鞋烧没了，当时就气得我差点没晕过去，因为我从北京走的时候，就只穿了这一双棉鞋。今后没了鞋那可咋办呀？我一时犯了难，难得我差点没哭出来，一整夜都没有睡着觉。第二天，我思来想去还是没个好办法，于是便下定决心开始打赤脚走路，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我来的时候没带几个钱，同时我不能也不忍心向本来生活就相当困难的家里再要钱去买鞋了。我赤脚走路、干活，社员和知青们看后都感到惊奇与新奇。在我赤脚走路和干活的好几个月里，我是经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许多艰难与痛苦，最为要命的还是我心灵上始终难以抚平的牵挂与忧伤。赤脚在地里犁地、担粪、撒粪、挖地边、打硷、出牛圈等都沒多大的问题，可是干别的活就不行了，尤其是上坡砍梢子、进沟拉柴禾那是异常的艰难，因山上山下、坡边地头长的都是荆棘，特别像那种狼牙刺（当地人叫“老鸦刺”或“蚰蜒刺”）和酸枣刺扎人特别厉害，且在当地长得特别多，一不小心扎在脚上那是要命的疼。石子路也非常硌脚和难走。有一次上山砍柴，因刚下过一场雨，坡陡路滑，我一不小心就从高坡上滑了下来，脚正好被一硬树茬子扎住了，而且扎得很深，腿上也划了一道长口子，血流不止，当时疼得我直喊叫。过了好长时间，我强忍着疼痛，硬是将脚上扎进的树茬子拔了出来，扎进肉里的那些小柴刺我没办法弄，就扯了一缕衣服，垫了些树叶子，将受伤的脚包好，随便扛了根粗柴火，一跛一跛地回了家。到家后，向邻家的大嫂借了把纳鞋底常用的针锥子和钳子，咬着牙把柴刺挑了出来，挑得是脚板血肉模糊。这一次，我的脚肿了好几天，流了很多血，整日一跛一踮的不敢走路，即就是这样，我也不敢歇工，硬是拄着棍子照常下地干着活，我的心愿就是能多挣些工分，到年底多分几个钱，好给家里邮去。在我受伤的那几天，村里的人看我实在的可怜，就给我寻了几双他们穿过不要的旧布鞋，我推辞不掉就勉强的穿着。虽然这些鞋破了点，有的不合脚，有的脱了帮，有的烂了底，但这些总比没鞋强，这也是社员群众对我的关怀和爱护，也是群众的一片深情和厚谊。你想想，在那个特殊年代里，社员群众家里也不富裕啊！我有了这些旧布鞋，我的脚伤也好得快了些，我的心情似乎也好受了点。到后来，连旧布鞋也都没有，我只好又重新打赤脚走路干活。

时间又过了几个月，天气也变得暖和了，人身感觉也变得舒服了些。一天下午我正在地里干活，生产队会计从大队部回来给我捎来封信，我一看地址是家里来的，顿时，我热泪盈眶，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盼了这么久了，终于盼到了家人的来信。我谢过会计后，急忙打开一看，是小学时的同学帮家里写来的，信里说了一些家常话，还夹着一张小纸条，我明白那张纸条是同学悄悄塞进来的，他告诉我，我家中十分困难，我父亲己病倒半个多月沒有去上班，我母亲也因担心我急火攻心导致精神失常，眼睛也快看不见了，写信同学希望我赶快给家里寄点钱。看完这信，我一下子失声痛哭了起来，坐在地边半晌都没缓过劲。那天夜里我整宿都没睡，坐在床边，思前想后，想想家里，看看我的眼前，真是人生苦难多、雪上又加霜。

家里的来信，更加重了我的精神负担，也成了我解不开

的人生“死疙瘩”。每当想到家里的窘境，我总是默默地流泪。后来，听说大队的砖瓦窑要收柴烧砖，交每百斤湿柴给六毛钱，干柴八毛钱，并付现钱。我想，虽说价钱低了点，一斤还不到一分钱，但这毕竟是一个来钱的路子，于是，我下定了决心去干。我把斧头磨快，提前把绳子备好，不等天亮就一个人上了山。山上一片漆黑，不时传来猫头鹰阵阵的怪叫声，远处偶尔还能听到什么动物行走发出的磕绊声，我紧张极了，而令我最为害怕的就是会不会有狼来，想到这些，我心里直发怵。虽然我心里紧张、胆怯和害怕，但一想到家里的困难和爸妈的病情，就来了无穷的力量，什么也都不怕了，什么也都不去想了，就只有专心干活了。我费了好大劲，砍好了两大捆柴，这时天色已麻麻亮，我也不敢停歇，随即扛起一梱就走，等我将柴禾交到砖瓦窑上后，衣服已经湿透了。此时的我也来不及休息，又只好急忙回村拿上农具，随着社员一起下地去干活，等早上的活儿干完下工后，我又急急忙忙利用吃午饭这个暂短的机会，跑上山，将早上砍好的另一捆柴扛到砖窑上，然后再回村里灶上吃午饭，吃过饭后紧接着又是下地去干活，到下午放工后，我又上到村子附近的山坡上再砍梱柴回来。就这样，我没黑没白拼命地干着，每天都在重复着同样的动作。十几天下来，我脚板磨出了厚厚的硬茧子，脚面上扎了无数个柴刺，腿上也划出了道道血口子，有几处已经化了脓，我人也瘦了一大圈。砖瓦窑上的人看我成了这样子，都劝我停下歇一歇，我仅是微笑着回答他们说：“没事的，我年轻能干！”我心里十分清楚，只有我拼命的干，才能挣到更多的钱，我的爸妈就会少份负担，我的弟弟妹妹们就会少受点罪，他们也就有机会吃饱饭。就这样，我咬紧牙关，坚持了一个多月，终有一天，我不行了，我没了力气，我也病倒了！就在我病倒的那几天，又意外地受到了我意想不到的另一个打击，那就是我砍柴卖给砖瓦窑的事，不知被谁反映给了公社和大队干部，大队干部马上狠狠地批评了生产队长和砖瓦窑负责人，说他们阶级路线斗争觉悟不高，不注意关心和爱护知识青年，也不重视教育和培养知识青年，以至在知青中产生了“资本主义倾向”，并要狠狠地割我这个“资本主义的尾巴”。同时，生产队长心情沉重的告诉我:今后不能再去砍柴了，要注意社会影响，还讲：已经卖给砖瓦窑上的收入一律沒收，这还不算完，还要我在社员会上作出深刻的检查。我的天哪！我光着脚丫子起早贪黑、流血流汗挣来的劳动成果--- 一万多斤柴禾的收入就这样没有了，我辛辛苦苦劳动换来的不是家中急需的人民币，而是“私心重”、“不愿割资本主义尾巴”典型的帽子和将要上会挨批斗、作检查的羞辱。我当时气得就晕了过去。就这事，我一连几天不吃不喝，死的心都有了。几个插队伙伴实在看不过去了，就去找队长论理，找村上的贫下中农代表反映情况，有什么办法就想什么办法。其中插队好友刘景锋、张景山、石俊会、王智及周淑英等人，个人凑钱买了些鸡蛋，邻居谢大娘悄悄在家给我开了个小灶，保养着我的身体。我突然受到这样的打击，使我神情疲惫、难以招架。我作为一个外乡人、一个插队知青还能再有什么办法呢？还能再向别人说些什么呢？就只好听天由命、任人宰割了。几十天里，我见人不说话，走路低着头，整天愁眉苦脸、闷闷不乐的，别提那个委屈劲和难受劲了。

后来，一切一切都过去了，什么我也都不在乎了，唯一在乎的，那就是拼命地干活。

再后来，大队干部完全了解了我的情况，也为我的精神所感动，但也为我的事为了难，曾几次到公社请示汇报，最后他们悄悄的也只扣了我的一半钱，另一半钱留大部分补给了知青灶，少许交给了白马滩公社算完事。

我后来也理解了，他们只所以这样做，也是当时的政治任务所需，也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形势的需要。

岁月的流逝，总会给人留下深深的记忆，这个记忆有深有浅、有长有短、有好有坏，不管怎样，它都令人终生难忘。回想起我这段插队经历，似乎给人感觉有些悲惨和凄凉，不过这都是那个特殊年代造成的，不怨天，不怨地，更不能怨别人。虽然这是种痛苦，但也是一种历练、补充和收获，只要你经受了、历练了，也就能补充和收获。愿天下好人一生平安！

作者系：原白马滩公社乱石滩大队谢家坡生产队插队知青，后1970年12月参军，××××，现为××××退休干部 

知青老师是我一生最珍爱的称呼

张 华

张华，女，1952年出生，1968年在北京金顶街中学毕业，1969年到陕西黄龙县石堡公社尧门河大队庙河生产队插队，1970年到延安农展会当讲解员，1971年5月分配到延安钢厂，1977年延钢子弟学校任教，1981年回北京在首钢房管处工作，2002年退休。

李红霞，陕西延长人，爱好诵读公益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