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荒知青网 | 记兵团当家人第一副司令员颜文斌

编者按：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军队屯垦戍边的传统。新中国成立以后，党中央、毛主席立即做出重大战略部署，组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野战军10万大军进军戈壁大漠，一手拿枪，一手拿镐，开始了史诗般的艰苦创业。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又有10多万刚刚从硝烟中走出来的官兵，响应党的号召挺近北大荒，建设国营农场。生产建设兵团在建设边疆、保卫边疆、解决中国人民吃饭问题上，作出了无可替代的历史性贡献，展示了中国军人对祖国、对人民的忠诚和大爱。本辑特将两篇关于生产建设兵团的视频和文稿发布于后，以表达我们对老一辈革命军人的敬意！

记兵团当家人第一副司令员颜文斌

文 | 朱维毅

兵团司令员由黑龙江省军区司令员汪家道兼职，挂名不主事，日常工作由第一副司令员 颜文斌主持，他是真正的兵团当家人。

第一副司令员也是“副”，这一点在军队系统里丝毫马虎不得，称呼起来一定是“颜副司令”， 而不能被简化为“颜司令”。

大名鼎鼎的“颜副司令”，是和兵团的历史紧密连在一起的，这不仅因为他全过程主持 了兵团的8年工作，还因为他的故事极具传奇色彩。

兵团作训处的军人梁文玺说，颜文斌在1932年参加红军时因为个子太小捞不着枪背，领导发给他的武器是一根大木棒，他由此得到了一个“颜大棒子”的老外号。

颜文斌的女儿颜慧平说，他爸爸在长征中6次负伤。在湘西作战时被手榴弹炸得失去了 知觉，差点被当成死人埋了，他醒后坐起来大喊一声：“你们埋活人哪！”

颜文斌的秘书陈吉才说，在部队的少将里面，颜文斌的枪伤之多非常罕见，全身共有18处伤痕，他曾5次参加敢死队，10多次与对手拼刺刀。

兵团农业处的知青吕书奎说，在抗战时期，颜文斌曾击毙两个日军军官，刀劈3个鬼子兵。从战士干到副军长，他是一仗接一仗打出来的。

从颜文斌的军人履历中可以看出，他经历血战无数，一步步从一个手持大棒子的小兵干 到了将军。从朝鲜回国后，他先后担任过39军和40军副军长，并在1964年被晋升为少将。这样一位身经百战的老将军来到兵团，在重视资历和战功的军人中间，其管理权威不言自明。

但指挥兵团毕竟和指挥军队不同，颜文斌是如何完成这个角色转变的呢？这个问题让颜 文斌本人来回答已不再可能。在我2012年开始寻访兵团故人时，颜文斌疾病缠身，耳目失聪，已不可能再接受外部采访。在我写这本书的时侯，传来了他于2014年4月1日在大连辞世的消息。他的逝去，宣告了当年黑龙江兵团的最高层领导人全部作古。

但是，不写颜文斌，兵团的再现就不可能完整。我只有通过采访曾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 来一步步走近这位兵团的当家人。

兵团管理处的王路通说：“颜文斌是个实干型的老干部。作家贾宏图说他‘为了抗灾夺丰收，跳进水里和职工一起捞麦子，在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中跳进粪坑刨粪肥。’这符合颜文斌的行事作风。他敢想、敢说、敢干，也能骂人，大家都怕他。他要的是这种威严，管理兵团也需要这种威严。没有一个这样的人，三千多从四面八方集合起来的军人也不好管。

但颜副司令骂人是分对象的，对普通的知青和职工他从来不骂。我当兵之前是知青，建通讯线路时给派上去了。那时的架线杆子叫‘油炸杆’，就是把木杆子放在烧开的沥青里过一遍，这样埋在地下后防腐又防虫。我们不懂劳动保护，抬油炸杆时脱光了膀子干，后来 一个个眼睛肿得睁不开，脸也肿得变形了，疼得呜呜哭，有的人因此连对象都吹了。颜副司 令一听就急了：‘这是蛮干，沥青中毒啦，赶紧给孩子们配药解毒！’解毒之后，我后背上 揭下来手绢那么大一块皮。

老颜头是那个年代典型的工农出身的老干部，事业心强，文化程度低。秘书陈吉才给他写稿子时，字要写得大大的，复杂一点的字还得用发音相同的字在旁边注上。老头念稿子时常闹笑话。有一次他在翻页时，把陈吉才注出的‘接下页’也给念出来了。有时他念着念着就没兴趣了，就把稿子甩在一边，骂骂咧咧地按自己的思路讲，这时大家都有兴趣听。他讲的不是大道理，但有内容，又生动。我最爱听他讲传统，可以了解到军史上的很多真实花絮。有一次他讲，红军的服装可不是在电影里看到的那么整齐。我们过雪山时备装，我个子小， 分到的是地主婆的红棉袄！你们都知道红军过草地时没吃的，要吃草根煮皮带，其实哪里有 那么多的草根和皮带吃？实在没吃的了，我们就把拉出来的大便洗一洗，淘出里面没消化完的东西再吃一道！他的报告朴实生动，但包含很多道理。

这老头儿喜欢得力的老部下，6师的师长王少伯就是一个。在朝鲜战场上颜文斌是39军115师师长，派王少伯带一个加强营打云山阻击战，战斗损失特别大，连炊事员和警卫员都上去了。王少伯完成任务后，衣服成了破布条，像个叫化子似的找颜文斌复命说：‘师长，兵打完了！’颜文斌当即表示：‘我再给你一个营！’因为王少伯能打仗，颜文斌一到兵团就调他到1师当了主管备战的副师长，让他防守备战任务特别重的黑河地区。组建6 师时，他又力荐王少伯去当师长，把抚远荒原的兵力空白区给填上了。王少伯后来能成为在兵团6个师里最风光的师长，和颜文斌的信任和支持是分不开的。王少伯对颜文斌也摸透了脾气，他说：‘不怕颜文斌叫，就怕任茂如笑。’

兵团第一副司令颜文斌少将（1915－2014），兵团撤销后任旅大警备区副司令员。他于1932年在江西参加红军，具有典型的长征老兵特征：文化基础薄弱，但忠勇敬业、不畏强敌。左图为1969年颜文斌在哈尔滨兵团机关时的留影，右图为其晚年在大连的留影。

兵团军务处副处长纪道庄说：“颜文斌经历过江西苏区反围剿、长征、抗日、解放和抗美援朝战争，从红小鬼一直干到副军长，全身带着18处枪伤就像18颗奖章，这样的人谁敢 不服气！在忠诚勇敢，执行命令的坚决上，这个人没说的。但他的文化程度低，属于大老粗 型的老派军人，对兵团的现代化农业和很多新事物和新任务的认识来得比较慢，在兵团组建初期常犯主观主义的毛病，爱骂人。他的长处和短处都很鲜明，长处有口皆碑，短处有目共睹。对他的短处，我们不但有看法，还产生过信心问题：就老颜头这个水平，能带好这么大的一个兵团吗？吃力啊！

那时的军队将领有两种人，一种人有头脑，带兵善思考，一种人不怕死，打仗能拼命， 颜文斌属于后一种。他这种军人在传统的战争中能顶得过来，但到了机械化、立体化的战争 年代（尽管是20世纪60年代的战争水平），领导打仗就吃力了，何况他还面临着一个对从 未接触过的大农业管理的挑战。这个问题很快就被沈阳军区发现了，后来派任茂如和蒲更生 到兵团担任政委和副政委，这是军区加强兵团领导力量的一个重要措施。

任茂如政委1970年3月到任，4月沈阳军区就给兵团下过一个指示，要求兵团充分认识新环境和新任务，让主观指导切合客观实际。可见任茂如政委是带着军区加强兵团管理的意图来的。

兵团侦察处副处长李植谷说：“兵团时期传出不少有关颜文斌骂人的故事，我听了总给他抱不平。这老头真是好人，吃苦、敬业、正派。我和他出过几次差。那时坐汽车和现在可不一样，北大荒哪里有好路啊，就连新建成的战备公路也是坑坑洼洼的。我们开车的速度又不能慢，要赶路嘛，一路上颠得连我都受不了，可他那样一个全身是伤的军级老首长，一年到头至少有一半的时间都在路上颠着。他负责的是全局工作，处处都要调查，他得下去跑啊！我和他一起在基层时，早上6点就给他喊起来了，他要求我们学习，而且要在早饭前学完， 不学习怎么能胜任新任务！老颜头的文化是在参加红军后才扫的盲，一辈子就打仗了，也没有时间好好提高，到兵团后常闹笑话。有一次数学家华罗庚到兵团做报告，颜文斌在大会上 念着稿子介绍华罗庚，念到‘著名数学家’时他不认得‘著’字，就给华罗庚封了一个‘者名数学家’的称号。讲国际形势时，他总把‘巴勒斯坦’说成是‘巴基斯坦’，让巴基斯坦 顶替巴勒斯坦去和以色列较劲。有一次他说：美国记者斯闹（斯诺）写了本‘西游记’（西行漫记）。‘斯闹’可能是发音问题，但‘西游记’可真不是斯诺写的，这次笑话闹大了。

兵团组织处副处长王殿林说：“颜文斌对部下很严厉，大家都怕他。我下20 团蹲点的时候，有一次在团部屋里看见颜副司令从门外走了过去，我马上对郑团长说，颜副司令来了，你还不去打个招呼？他一听很紧张，说他不敢去。头年冬天颜副司令曾因为20团的厕所太差， 把他好一顿骂，从此各团开始给知青建防风厕所。郑团长是担心颜副司令再就一个带有普遍 性的问题拿他开刀。我对郑团长说：老头就喜欢说实话、干实事的干部。对付他你记住两点就行了：第一，问题如实汇报；第二，千方百计把问题解决掉。

北京知青方秋生是个“小六九”（69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7月28日到了兵团31团8连。因为在基层表现出色，他在1972年4月20日被征兵到了兵团机关，那次一共去了10个人，兵团挑出小方去当颜文斌的警卫员。小方作为警卫员是无权参加首长会议的，但他却是对首长日常生活情况了解最多的人。兵团管理处的王路通问我要不要找小方聊聊，我说：当然，尽快！

当年的小方如今已经是头顶光光的老方了，肩负着看管外孙子的重任，只有周末他儿子在家时才能出来，因此我们约定的见面时间是周六。谈起颜副司令来，我最先想跟小方核实的是兵团知青濮存昕和我说的一件事。

北京日坛中学的69届初中毕业生方秋生。在北大荒的“小北京”知青队伍中，他在兵团参军的经历格外另人眼红。由于长期为首长服务，他失去了在军队提干的机会，返城后当了工人，在一次事故中被强硫酸烫伤，险些伤及神经而致残。 

我说：“濮存昕和我讲，在兵团清查现役军人违纪时，他在2 师15 团宣传队时曾偷偷‘参加’了一次内部会议。15团有个很棒的礼堂，一千多个座位，有吊杆，可以演出话剧。有一天上午宣传队突然接到离开剧场的通知。下午，大礼堂门前由2 师的警卫连荷枪警戒，一群现役军人进了剧场。濮存昕下乡前曾在北京偷偷看过内部播放的日本电影《啊，海军》，有一套潜入剧场的经验。他从礼堂后面撬开一个门，爬到礼堂的高处偷看到了大会场景。他说那次好像是关于现役军人整顿纪律的一个大会，会上颜副司令命令一批犯了错误的军人上台，当场撕掉他们的领章，还扇了他们嘴巴子。你听说过这件事吗？”

小方摇了摇头：“我没有经历过，也没这个印象。很多重要的会议是不让我们警卫员参加的。”

王路通在一旁插话：“兵团严整军纪的会议不少，颜副司令的态度也很严厉：违纪必究，绝不姑息。但濮存昕很可能是把人搞错了。那次应该是2 师的军人整纪大会，扇别人嘴巴的 那个人应该是号称‘楚霸王’的2师师长楚永兴。濮存昕那时是个小知青，没见过颜副司令，看见能扇当兵的嘴巴子的，理所当然地就认为该是颜文斌。”

以此为话头，方秋生开始介绍他所了解的颜文斌：

我出身好，父亲以前在中央警卫团的，是杨成武的老部下，加上在兵团表现突出，在农工班只待了两个月就被分到连部当通信员，之后又到团部当通信员，后来进了兵团警卫连， 穿上了军装。我记得在兵团干部花名册里，军级干部有11 人，师级干部131人，剩下的都是营级以上的干部，营级以下的干部在花名册里不出现。颜文斌在花名册里是打头的。“我从1973年7月开始给颜文斌当警卫员，跟老头儿学到了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当然，跟首长也有一个不好，他用惯了你，你想得到提干的机会就难了。

颜文斌的个子很小，身高不到一米六。在兵团现役军人的合影中最好辨认他在哪里， 哪个个子最小哪个就是他。他个儿小能耐大，打仗时拼命，工作时也拼命，精力就像无穷无尽。他1932年参加红军，长征到延安后在‘抗大’扫了盲，文化程度不高。他在军中的地位和威望是一步一步打出来的。从人品上说，这老头儿没的说，就是脾气大得出名。不过他发脾气是分人的，对现役军人有脾气就发，对非现役干部、知青、技术人员都非常客气，而且知错就改。1973年他在18 团蹲点时，狠批了1 营的营长，后来发现批错了，马上在饭桌上向对方认错道歉，高级干部中能这样做的人不多。他虽然爱发火，但决不是个专横跋扈的人，相反他还很谦虚。

18团机械科的科长是个女的，非现役干部，敢说敢顶。在秋收动员会上，颜文斌提出要准备好镰刀大干，女科长在会上公开顶了他，说你这样做不符合生产实际，那么大的地号， 收割机从一头到另一头都要走20分钟，人力收割一定是辅助的，我们应该在机械收割的准备上投入最大的精力。科级干部在兵团是营级，颜文斌是军级首长，营级的顶军级的，这在部队是不可能发生的事。18团的王团长在一边很不好意思，一时不知道怎样收场。他没想到，一向脾气火爆的颜文斌不但听了没生气，会后马上找到那个女科长单独谈话请教。谈完话后他对女科长的意见心服口服，还说：我在359旅搞农业靠的是锄头和镰刀，现在要向你学习农业机械化。

兵团刚组建时，军人的首要任务是准备打仗，管生产是跟感觉走，凭印象干。颜文斌在气 势上能压住人，但管理农业真不行，他越来越认清了自己的这个软肋。后来通过‘解放’农场老干部，兵团一步步地把各师的生产处和机械处的处长都换成了懂农业的非现役干部。兵团农业处处长王强就是一个很棒的农业专家，他在兵团撤销后成了农垦总局的局长。颜文斌对这样的干部一向很尊重。

那时的军队干部总的来说都很廉洁，不是装出来的，也不是上级要求的，他们就是那样的人：忠诚、质朴，心里装的只有责任。刚成立兵团时，几个主要首长都配了专车。为了节省开支，他们商量了一下，改成几人合用一辆车上下班。第一副司令颜文斌、政委任茂如、副司令王统三人合坐一台农垦总局留下的伏尔加车，副政委蒲更生骑自行车上班。 

在打过仗的军人之间，资历、职位和出身是决定话语权的三个重要因素。颜文斌是孤儿加放牛娃，出身贫寒，1932年参军，从江西一直打到朝鲜，说起来哪方面都叫得响。政委任茂如是1938年参军的，出身也‘软’点儿，颜文斌只要和任政委发生重大意见分歧，动不动就拿出“你臭地主出身”的狠话来招呼，很伤人。但任政委总是谨慎地避免矛盾升级为僵局，并想方设法地在工作上填补上颜文斌留下的漏洞。

在兵团机关的主要首长中，唯一敢顶颜文斌的就是王统副司令。矛盾归矛盾，但这些人都不搞背地里的勾心斗角，这是兵团领导班子在8 年里能一直保持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

司令是个重感情的人。5师53团1连畜牧排有个养马的老头姓李，大字不识一个，平时不言不语。很少有人知道他是个老红军。他在江西苏区时期是颜文斌的老班长，长征时带着‘小颜子’翻过雪山。颜副司令找到这个人后喜出望外，把他接到了佳木斯。有一天老李头跑到兵团司令部找颜文斌叙旧，穿一件黑棉袄，怎么看都是个老农。第一副司令员岂是谁要见就能见的？守门的警卫战士就是不让他进。老头也不骂战士，开口就骂颜文斌。战士一看这人有来头，马上就上报，颜文斌闻讯后颠儿颠儿地直往大门口跑……他后来对我说：从来都是我骂别人了，今天挨了好一顿骂！

我跟颜文斌第一次出差是去3 师和4师，一圈兜下来就是一个月。他在家里有勤务人员照料，出门了就是我的事了，什么都管，包括吃药、换衬衣。我对老头儿的脾气琢磨透了， 从来没让他发过火，这也许就是他一直不换警卫员的原因。

我也有失误的时候。有一次颜副司令要去大庆参加兵团毛纺厂的开工典礼，说好了早上4 点从哈尔滨出发。我3 点多起床敲副司令员的门，匆忙之中把手枪放在枕头上忘带了。从107招待所到哈军工，一摸屁股发现枪没有带。警卫员陪首长出门忘记带枪绝对是严重失职。但老头儿很平静，只说了句‘回去拿！’我们的车又返回招待所，取枪后再出发。快到大庆时，前来迎接我们的干部把路带错了。那时候的路都没有路标，开车的人全凭记忆摸路， 一来二去，到达会场的时间就晚了一个小时。迟到，这对时间观念很强的颜文斌来说是难以 容忍的，可他那天居然没有骂一句人。我想这大概是因为我是个知青出身的警卫员，要是换 上从军区派来的警卫，那次可就要被骂惨了，骂完之后能不能在首长身边再干下去都难说。

颜文斌在玉米地里考察农情。当这位放牛娃出身的老兵面对一千多万亩兵团耕地的大农业生产管理任务时，其压力可想而知。他的办法是补课加用人。补课的方式除了学习和考察之外，还包括带头参加机关小农场的生产劳动。

颜文斌是江西人，能吃辣，除此之外没什么要求，外出吃饭最多是四菜一汤，上什么吃什么，从来不挑。只要看见菜上多了就开骂。这种简朴不是因为角色的需要装出来的，他从心里反感讲排场，吃公款。我们每次吃完饭必须要结账，他每天的伙食标准是6毛钱，我是4毛钱。如果吃完饭我不去结伙食费，在他那儿我就过不了关！在这种领导手下干活儿，你要是想特殊化就得掂量掂量。

1974年秋收时，颜文斌在6 师24 团骂了团长，那团长知道首长对自己干的活儿看不上， 晚上吃饭都不敢上桌。走的时候他想缓和一下关系，拿了几个咸鸭蛋悄悄给我。我说：这哪 儿行？首长要骂的！他说这是自家养的鸭子下的蛋，不沾‘公’字。我不好意思不收，又不敢告诉颜文斌。回佳木斯的路上我就偷偷把鸭蛋往自己肚子里填，给咸得够呛。颜文斌发现了，没有批评我，他在问清事由后叹口气说：我脾气不好，让干部们都怕我了。

尽管如此，他看见干部工作有毛病时还是忍不住要骂。有一次到一个连队的知青宿舍视察，老头儿看见水淹了地面，马上就骂开了团长。

对军人迫害知青的事，颜文斌是深恶痛绝的，一经查实，绝不姑息。1师1团的马政委 是颜文斌在40军的老部下，这人打仗很勇敢，但脾气暴躁。1972年1月6 日，他在处理知青打架斗殴事件中捆了4 名知青。12 日又把一个违纪的知青脱了棉衣绑在电线杆上冻了20多分钟。颜文斌在处理此事时撕了马仁的领章帽徽，大骂：知青是孩子，你这样对待他们，还配当军人吗？第二年4月17日，兵团党委向各团副参谋长、副主任以上的党员干部公布了给老马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决定，他的团政委职务也被撤了。

老头儿对犯错误的军人很凶，但心里也舍不得让这些人丧命。16 团的团长、参谋长和知青搞男女关系的事情出来后，老颜头念他们都是在战争年代立过战功的老兵，以开除军籍回乡做了处理。但这两人都不想走，军装脱了，人还留在16 团，可能是想从哪里跌倒从哪里再爬起来吧。后来农林部长沙风带着中央的指令来兵团搞二次处理，政委任茂如和政治部主任段景岳陪着他到了16团。任茂如表示此事兵团已经处理过了，但沙风说：恐怕要掉脑袋了，这是上级的指示。那次沙风的运气也不好，在16团吃饭时被石子儿咯掉了一颗牙。

颜文斌到哪儿都不喝酒。有一次我们到4 师，姜克忠师长鼓动知青给他敬酒，颜文斌 不驳知青的面子，就喝了一小口，那是我唯一一次见他喝酒。他不抽烟，也反对别人抽。后 来他告诉我，他以前其实是能抽的。在他当志愿军39军115师师长时，部队有一次打了一只虎，事后上级追问虎骨哪儿去了，师里有人推到了颜文斌的身上，说都拿去给师长换烟了。颜文斌一听此事大怒。为了杜绝下级再拿他抽烟来说事儿，他干脆就戒了烟，一根都不再抽了。“老头儿身上到处是战伤，还有糖尿病。每次跟他外出视察时，我都要给他把药带足， 还总得提醒他吃药。有一次外出，计划时间是半个月，结果一走就是一个月，走到3 师32 团时，药用完了。我给兵团机关打电话要药，他们回复说让我就地解决，我就去找32 团的刘清泉政委要药。颜文斌听说此事后说：药没了就没了，少吃几次没什么了不起的，不要麻烦人家。

颜文斌的个性很要强，干什么都要冲在前面，连开车上路都是这样。他的汽车前面不能有车挡着，如果有，非要超过去不可。沈阳军区之所以派他来掌管兵团，我觉得有三方面 的原因：一是忠诚敬业，二是有陕北开荒经历，三是不畏强敌，能打硬仗。他在战争年代总 当敢死队。打锦州时，他身为团长率队冲锋，完成攻击任务后，死尸把一条10米宽、5米深的壕沟都填平了。

中央撤销兵团的决定是在1975年12月底做出来的，27日兵团军务处的纪道庄在北京 打听到此事，并通过军内的电话线向任茂如做了汇报。1976年1月在哈尔滨北方大厦（原省政府招待所）宣布了撤销兵团的命令，任茂如政委、刘竹轩副司令、政治部段景岳主任都参加了会议，我也去了。会后先是在兵团常委传达，然后是师、团一级级传达。团以上干部的宣布大会也是在北方大厦，得知散伙的消息后，大家开始喝酒，1 师政委孙玉林先哭起来，很多军人跟着都哭了。大家都不甘心，兵团刚建成了个模样，‘王小二’的帽子刚摘掉啊！老颜头也很难过。

军人们离开垦区时，按理说应该做一个全面总结，集体照一张相，对这8 年作一个交待。但撤销兵团的文件一下达，就像树倒猢狲散，没人操心办这些事了。颜文斌曾经说：有一个 军人安排不好我就不走，但他是第一个走的。他不走的话，军人就有靠山，会闹事，不利于 安排他们。他走的时候把我也带上了。

1976年8月，我们到了大连。第二年我决定要回北京，颜文斌很失望，他问我：跟了 我4年的警卫员，你是头一个，怎么说走就走啊？他离开兵团的时候，秘书、司机、炊事员都没带，就带了我一个，我要离开让他很生气。我心里其实也想留下，但留下来就要在部队提干，提了干就回不了北京了。他见留不住我就生气了，说以后别来大连找我！我尊重老首长的意愿，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回到过他的身边。

在我回北京前，父亲已把调我去北京市公安局的手续都办好了，但我回去的时候跨了 年度，原来的工作指标作废，再要进去就得等，我不愿意等，就接受了东城区武装部的工作安排，去了北京自行车厂，那时生产的是燕牌自行车。我去后先在车间干了半年多，然后调到检验科，又去保卫科，55岁时作为工人退休。

陈吉才在谈到颜副司令时，先给我讲了一个真实的小笑话：

1968年北京发生了‘杨余傅事件’，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说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共同策划了3 月5 日‘武装冲击中央文革事件’。3月22日， 中央下令撤销杨余傅三人的职务，随后全军开始大批杨余傅，颜文斌所在的40军也不例外。老颜头是副军长，身边另一个副军长叫符必玖，和傅崇碧的名字发音有点相似。老头儿平常 喊惯了符必玖的名字，在批判大会喊口号时，他高腔大嗓地跟着喊，结果把‘打倒傅崇碧’ 错喊成了‘打倒符必玖’，惹得身旁的符副军长直用胳膊捅他：‘哎，哎，你老兄打倒我干啥啊？’

我们一起笑了。老陈接着说：“颜副司令是个大老粗干部，不要说写东西了，签个字都费劲。我为了给他写东西，专 门印了一堆大方格子的稿纸，一张纸上有198个字格。我得工工整整，一笔一划地写，潦草一点都不行。他每次需要做报告的稿子时，都会事先给我说说内容的要点，他把任务布置完了，我就要打夜班把报告写出来，内容顺序是先讲形势，再讲工作。因为纸上的格子大，第一页总被最高指示和对领导人‘万寿无疆’‘身体健康’这样的祝福词占满。

老颜头儿讲话实在，不喜欢空对空的文字，这一点逼着我注重调查研究，学了很多东西。在1969年和1970年两年里，兵团所有大会的领导报告都是我们办公室的3个人写的，由鲁周荣副主任牵头。

在他做报告的头天晚上，我要把稿子交给他看。对一些不常用的字，我得用同音的错别字在旁边标出读音，比如‘麻痹’要写成‘麻毕’，首长念稿有读不出来的字或读错的字终归不好呀。就这样，有时还出笑话。一次颜副司令在开会时念稿子，认认真真地讲：‘干部要爱护士’，大家听了一愣，老头儿停顿一下翻到了下一页，又念出了一个‘兵’字！听报告的人想笑又不敢，都使劲憋着。

在兵团首长班子的搭建上，沈阳军区是经过慎重考虑的。颜文斌资格老，年龄大，再往上走不容易了。但他资格老，作风硬，能压得住阵脚，所有现役干部都怕他。把他派到兵团， 正好用上了他忠诚、勇敢、肯干、能服众的长处。兵团的三千多军人是在整个军区范围里选 出来的，来源复杂，需要有颜文斌这样一个说一不二、威震八方的老军人挂帅。还有一点很 重要：他富有战争经验，在兵团挂帅抓备战可以发挥优势。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看，兵团的摊子大、任务重、新事物多，很多工作都是在部队不可能遇到的，所以军区又派了任茂如这样的知识型将军当政委。这是一个妙招。任政委的理论好，重调查，讲政策，做事深入细致，正好弥补了颜文斌文化程度低、工作方法粗放的不足，两人合在一起，兵团的工作作风和管理水平就有了保障。

兵团机关刚从哈尔滨迁到佳木斯时，任茂如政委还没有来，这个决定是颜副司令和任政委的前任程克廉做出的，这是个很明智的决定。从这一点上也能看出老颜头务实的工作作风。

当时黑龙江省还处在‘文革’运动的动荡期，省里的两个领导（也是在兵团挂名的政委和司令员）关系不和，省革委会里的派性很强。兵团在省城该跟着谁走，关系实在不好摆布， 向着谁，反对谁都不好。另外，在哈尔滨天天要开会，省革委会、核心小组、生产指挥部…… 各有各的会，一整就要求主管兵团日常工作的第一副司令颜文斌和第一副政委程克廉一起去， 这些会议牵扯他们的时间和精力太多，没办法集中精力搞战备。

兵团离开哈尔滨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管理的需要。军队讲究‘指挥靠前’，兵团的 几个大师都在东部，东部的乌苏里江是边界对峙局势最严峻的地区。把兵团的指挥机构放在 哈尔滨，离前线的距离太远了。我曾听见颜副司令和程克廉副政委说：不行咱们就搬到佳木 斯吧。两个主管首长的意见统一后，一报军区立即批准。1969年国庆节后开会研究这件事， 到冬天就搬了家，完全是军队作风，说动就动。要论工作和生活的条件，机关放在哈尔滨当然是最理想的，很多军人选择来兵团机关也因为是在哈尔滨上班。但军令如山倒，说走就得走，不乐意搬家也得搬！两趟专列把机关的全部家当都搬到了佳木斯。

兵团机关搬到了佳木斯，对东北农垦总局机关的原班人马造成很大压力，感觉是军人到了就撵他们走。有人说：就给我们三天时间卷行李走人。军人到达后，在机关里留用了一批农业技术人员，把大部分干部分到下面的师里去了。这让‘东总’的很多干部伤了感情。加上他们在兵团各级单位都只能干副职，军人又在生产指挥上犯了不少外行的错误，不少人骂我们。骂得对的，我们认。骂得不对的，我们没有平台辩解，就是希望能全面一点评价，别那么咬牙切齿的。“1988年颜文斌回访北大荒故地时，做好了别人不理他的准备。去了一看，大家都很尊重他，老头儿经不住三句好话就开始向大家道歉，把兵团时的什么事儿都往自己身上揽。他说：我在这里呆了8年多办了几件错事，一是把农场好的规章制度批倒了，结果生产上不去；二是下放了一大批农场好干部，对不起大家；三是不相信科学，搞什么‘小镰刀打败机械化’。北大荒博物馆在兵团历史的展览部分，把颜副司令和任政委的照片都放上了，把那段时间定 位为‘曲折发展时期’，我觉得这种态度还是客观的。曲折，是因为有‘文革’的影响；发展，是对兵团8 年的基本定位。

兵团机关的人来自四面八方，刚组建时，办公秩序乱，为基层服务的意识也不强。老颜头的办法是从头头脑脑抓起。他把司、政、后三大部门的首长和负责机关建设的直工处负责人召集到一起，要求大家看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己的人，要敢抓敢管敢负责。他还亲自抓机关作风，遇到有人上班不按时、开会溜号、工作不认真，开口就是狠批，还让这些人当众说明缘由。就这样，兵团机关的秩序和作风被一步步扭转了过来。

兵团机关从哈尔滨转移到佳木斯以后，在郊区的卡伦大队办了一个机关小农场。每到农忙季节，颜副司令都扛起锄头，挽起裤腿，和机关干部一起到农场劳动。他还要求机关的干部每年轮流到农场劳动。这个制度一直坚持到兵团撤销。

他下部队时一向轻车简从。8年里他走遍了兵团垦区，却很少留下什么照片。他下基层从不带记者，很反感前呼后拥到处是闪光灯，他还特别不喜欢师、团领导在他视察之前和下 面打招呼。谁要是搞形式主义，他准发火。有一次，他到地头遇见一伙知青正在田间休息，刚一走近，知青们就齐刷刷起立行礼，喊‘司令员好！’他客气地回了一句‘你们好’，然 后就对陪他的师、团领导发了脾气：‘搞什么名堂！知青们怎么认识我？谁叫你们搞这些花 架子的？乱弹琴！’说完转身就走，弄得陪同他的下级领导很难堪。

颜文斌视察兵团机械厂。他的警卫员方秋生说：我跟着老头儿跑遍了兵团的所有的单位。别看他脾气大，但骂人分对象，挨他骂的都是军人，他从来不骂职工、知青和专家。

兵团从1968年组建到1972年中美发表联合公报期间，一切工作的重点是准备打仗。颜副司令是打仗的老手，能打也敢打。当时的分工是：臧公盛副司令抓工业，王统副司令抓军事，这两项工作由颜文斌总负责，他能不忙吗？那段时间他到处跑，视察值班分队的备战情况，部署各师的任务，还要和省军区的干部一起商量迎敌作战的方案。至于兵团部队的实际战斗力，他做过这样的评价：兵团打仗不如野战军，但比民兵强。对于中苏军事实力的对比， 他承认苏军的战斗力要比解放军强，但是他不怕，说打强敌有打强敌的办法。

中苏关系缓和后，战备的任务减轻了，兵团的工作重点转向经营管理。1973 年7 月，我陪颜副司令到6 师视察灾情，老头儿一路看着灾情一路骂，把王少伯师长骂得抬不起头来， 好像这灾情是他造成的。在60团和61团，颜副司令在被水淹成一片汪洋的麦田前面急得团团转，一个劲地对同行的王强说：‘王处长，想想办法啊！这样的情况还能收上来多少啊？’ 王强是非现役的农业处长，他说：‘种一粒，收一粒。’我赶紧暗示他别这样说，不然老头 儿会更着急。王强补充说：‘这么大的水，确实捞不出来多少粮食了，情况好些的连队每亩 大概能收上来60斤麦子，差的连队也就能收回三四十斤。现在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加大收获机防陷的改装，二是加大人工收割力度。’

1988年5月颜文斌在重返北大荒时，在佳木斯和已经转业的老秘书陈吉才重逢。兵团时期的8 年合作，让这两代人建立了深厚感情。2014 年4 月7 日，陈吉才代表兵团军人赴大连参加颜文斌追悼会，并于5 月5 日在《北大荒日报》发表了一篇纪念文章：《一位让北大荒人怀念的百岁将军》。

回到兵团后，马汝川副参谋长找到颜副司令说，省里来电话了，问今年能交多少粮。颜文斌说：‘上交？自己吃都不够！’马副参谋长说：‘那也必须上交啊。’老颜头火了：‘没粮怎么交？把小青年饿死了谁负责！’

3个多月后，兵团戴上了‘王小二’的帽子。事情是这样的，1973年9月份黑龙江省粮食局给中央写了份报告，汇报我们兵团的亏损情况。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10月份看了这 个报告后做了批示：‘这个兵团的生产情况，真有些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再不过 问，恐怕要吃国家的粮食呢。……材料所写的几个原因，可能有些道理，但不是主要的道理， 问题在于方针、政策是否正确。’后来，李先念在全国粮食会议上又说：‘黑龙江生产建设 兵团拖拉机最多，它不是年年增产，而是年年下降，我看它七减八减，闹出吃别人的粮食， 它就舒服了。’

我插话说：“应该说兵团的亏损从组建第二年就开始了。1972年12月兵团向省委和军区党委提交了一份《关于加快农业发展尽快扭转企业亏损的报告》，那里面有一组数字：从1969年到1972年，全兵团受灾面积达2300多万亩，每年占播种面积59% 以上，共减产粮食13亿斤左右，减少收入1.7亿多元。”

陈吉才说：“时运不济啊！那几年连遭大灾，东面涝，西面旱。兵团原准备在1973年把生产局面扭过来，不料东部又是大涝。东部的2、3、4、6 四个师是兵团的产粮基地，它们一受灾，对兵团的粮食总产量影响很大。

兵团的很多军人对国务院的批评都有看法，大家有怨气的原因在于，省里在报告之前从未和兵团沟通过，兵团不仅没有申述机会，而且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被人告到了中央。蒲更生副政委就说：‘哪里有上级告下级的道理！’

后来我查到了一份资料，了解到1973 年黑龙江农场局的生产情况比兵团更糟糕。兵团有1750 万亩地，收了9.3亿公斤粮食，亩产约53斤，上交了2.3亿公斤。农场局有800万亩地，收了2.6亿公斤粮食，亩产约33斤。这两组数据说明：农场局的生产情况还不如兵团。同样是受灾减产，为什么只是兵团挨批评？兵团的生产归省里代管，我们有的军人气得说：‘被代管的就是后娘养的啊？’

军队最重战功和荣誉，搞生产也一样，收成减了，不管是什么原因，不管别人是不是比你更差，你总归是打了败仗，颜副司令和任政委都觉得压力很大。老颜头那么大脾气一个人， 兵团戴上了‘王小二’的帽子我没见到他骂娘。他不仅承担了责任，还给下面做工作。他在 一次会上说：‘中央的批评主要责任在我，不是批评你们，是我没当好班长，希望大家以中央的批评为动力，把兵团的工作搞好，让黑龙江省放心，也让中央放心。’

1974年5月，兵团党委给黑龙江省委和省革委会交了一份《关于1973年企业亏损的检 查报告》，并且安排两大首长分别下去蹲点抓生产。任茂如去了20团，颜文斌去了18团， 带着农业处的王强处长一行7人，和大家一起掏厕所，积厩肥，一身枪伤和疾病的60岁出头的人了，真不容易！第二年老天爷也配合，水灾不闹了，兵团大丰收。丰收的局面一直持续到1976 年兵团撤销。

2004 年春节前，我去大连看望颜副司令。干休所的人告诉我，按规定颜副司令员的车该换了，但他说无所谓，有车坐就行了。我想，如果中国的各级领导都能像颜文斌这样一心为公，廉洁自律，我们的党风、政风和整个社会风气一定会是正气浩然，一片蓝天。

颜文斌去世后，女儿颜慧平写了一篇纪念父亲的文章，其中有两段话让人们对这个兵团当家人的性情多了几分了解：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副司令员颜文斌少将因病于2014年４月１日在大连逝世，享年9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