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荒知青网 | 克尔伦通讯第698期、第700期

世纪之约 情在草原

骈江芳

  草原情牵万里之遥，世纪之约绿色链接。冥冥中我们早已相识，其实我们从没谋面。这两条铁轨早在五十多年前曾经相交又背道而去，有机会相识却没有缘分谋面。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半个世纪的追寻一个小时的会面，在此时上演啦！我和知青好友“干枝梅”报团“新马之旅”与在新加坡生活的几位西旗知青相会在新加坡某酒店。我们终于在五十三年后第一次见面，这也可能是今生今世的唯一会面。这次出国游，甚至堪称奇迹之旅！
  何自力，一个新加坡华侨。1967年随父母回到中国，他那时候和我家都住在河北大学家属院。在文革时期被裹挟也上山下乡来到草原。我们曾经都是呼伦贝尔草原知青，曾经在网络上互有交流，发邮件通信。这次和他见面的第一句话，他先说：“我和你弟弟认识，他现在怎么样？”我说：“他很好，时常念叨你。”
  他说“那时我们一起踢球，在河大家属院里。”我说“你们男孩子一起玩，我们女孩子是不踢球的，想不到我们曾经近在咫尺却不认识。”谈话就这样开始了。
  那天，新马旅游团加了两个景点，本该晚上8点多就入住酒店的，结果推迟时间10点才到。此时，他们已经在酒店等我们好久，我俩顾不上办入住手续赶紧跑过去和他们握手言欢。虽然没有见过面却也没有陌生感只有亲热的寒暄，说不完的草原话题……
  我们五人来自西旗四个公社，我和余效敏是克尔伦牧场的知青；何自力是达赉公社知青；李琦是杭乌拉公社知青；李继军是黄花公社知青。大家想不到竟然在异国他乡相聚。这次会面多亏李琦的联系，他开私家车将何自力带到我们旅游团下榻的酒店，才实现了这次难得的世纪之约。
  李琦和李继军是夫妻，他们双双在新加坡给女儿看孩子。因长期生活在这里对新加坡比较熟悉，每天开车接送外孙和外孙女上下学。他说只要给了酒店邮政编码就可以导航找到酒店。说实在，那天的景点行程对我来说并不重要，晚上的会面才是本次旅行的最重要的节目，多少年来我一直期待这一刻。
  早晨我俩还在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候机，晚上我们五位草原知青竟然梦幻一样的在万里之遥的新加坡见面啦！真是“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2008年是下乡四十周年，我与新加坡的何自力在网络上取得联系，因难忘草原情结纪念下乡四十周年他通过邮箱发过来他的文稿、书法、诗词、画作来纪念我们曾经的草原岁月。并赠送邮寄过来他的著作《心里话》拜读过他的作品，深感他的人品，他的真诚，他的本色。自何力是艺术家、音乐家、画家、作家。他多才多艺会弹钢琴、会唱歌、并且是专业水平。在天津时家里有风琴可以随时弹奏，他开画展，出画册，还是新加坡联合早报副刊的专栏作家。一个人能做好这么多事儿，真是个不可多得人才啊！
            本文作者乌兰花为新右旗克尔伦牧场天津知青2024.4.12.于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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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友琴

在写前面：45年前的1979年1月，云南西双版纳农场的几万知青开始回城，揭开了全国知青大返城之序幕…… 2023年12月18日，很久以来想做的一件事终于达成 ——我和丁惠民先生第一次通了电话。感谢当年的知青朋友WSD的帮助。 
    丁惠民是云南景洪农场的上海知青，出生于1953年，父母都是普通工人。1966年，他读上海历园小学6年级。因为1966年6月以后全国学校停课，他无学可上，这也是他的最高学历。
    1970年，和他的同代人一样，作为小学六年级还没有毕业的孩子去了云南景洪农场10分场（曾经一度改编为“生产建设兵团一团十营”，后又改回原名）。云南景洪离上海有四千多公里的距离。
   丁惠民  1978年，他带领西双版纳数万云南知青采取行动，公开“我们要回家”的诉求。他起草三次请愿信，上万名知青签名按手印，他们三次发信给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没有回信；他们举行罢工，要求回家，没有结果；最后，28名知青代表从西双版纳出发，在昆明—北京的火车不准他们乘坐的情况下，改乘昆明—成都的火车，终于辗转到达天寒地冻的天安门广场。在广场上，他们举起了“我们要回老家去”的横幅。  
  我找到1968年12月22日的《人民日报》，拍照放在这里。照片上有毛泽东的一段话，当时被称为“最新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毛泽东在此前和此后，都作有关于知青的“最高指示”，一直持续到他在1976年死亡前几月。但这一段包含了一组对一个社会巨大群体打击沉重的新概念。其中的“知识青年”，是指城市学校的学生，后来被简称为“知青”，毛要他们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些新说法、新做法，导致文革中一千八百万城市青年离开父母、离开家庭、中断教育，到遥远的农村去，并被要求在那里“扎根”，即永远不再回城。
    “知青运动”，被列为文革造成的主要“新生事物”之一。反对这些“新生事物”就被说成“反文革”，就是“反革命”。“反革命”是那时候最严重的罪名之一。 
     55年过去了。有人说，知青是自愿下乡的，现在虽已经回城，依然眷恋着乡村。什么叫“自愿”？只有在可以选择的情况下，才会有“自愿”。而知青从来没有过选择的可能。直到毛泽东死亡两年多后，1978—1979年云南知青抗争返城。1980年，知青下乡政策被停止。 
  在丁惠民之前，知青们已经想了很多办法回城回家：“走后门”“找关系”，给干部送礼、送钱，想办法办“病退”“家庭照顾”“独生子留城”，女生设法找城里丈夫结婚，用性服务贿赂有权有势的干部，各种各样。概括地说，就是个人在“最高指示”构建的大网上，找个小洞钻过去。钻小洞并不容易。除了物质和性服务的付出，还有道德和心理的永久伤害。 
  1971年，第二号人物林彪摔死在蒙古以后，知青的事情似乎有了一点松动。1972年底，福建莆田县的农村小学教师李庆霖冒险给毛泽东写信说，他的儿子是1968届初中生，在农村插队收入低，不能养活自已。毛泽东给他寄了300元。 
  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由于强奸多名女知青，两名军人干部贾小山和陈国良被判处死刑。新华社记者把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用十六种方法捆绑吊打知青，写进“内部参考”，作为“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问题通报。但是知青们都明白这些措施只是要修理枝节让他们继续留在农村，而不是让他们回城。 
     北京知青钟阿城，和丁惠民在同一个分场，八十年代他成为知名作家。1978年他办理回北京的手续，景洪农场不给他户口。场长夫妇到北京。阿城妈妈请他们在大饭店吃饭，场长妻子说想要毛毯（当时一条价格超过一般人一个月工资），阿城妈妈立即买了送上，但户口还是没有给阿城；场长妻子又说要吃银耳（当时一斤价格超过一般人半个月工资），阿城赶快买了一斤送去，还是不被放行。当丁惠民的油印公开信传开，农场领导问钟阿城是不是他写的。阿城指出信中有病句，以证实不是他写的。在那种情况下，农场干部立刻把户口给了他让他回北京，以免他加入知青抗争事态。 
  我和我的大妹妹小时候都跳了班，她14岁，我16岁，作为知青到了云南。我们无路可走，在劳动之余自学了从中学到大学的数理化课程。文革后恢复高考，我的父母平反后，我们以高分考进了最好的大学。我知道我们是例外的例外，同龄人都没有在学校学过中学数理化课程，很少人能考进大学。 
     但是，勇者、智者如丁惠民，他领导的抗争，帮助了所有的知青。 1979年1月，西双版纳农场的几万知青开始大回城。一时间转户口的地方出现了大拥挤，因为知青怕办晚了就不让办了。 
丁惠民是1979年10月最后离开西双版纳的。他父母工作的工厂已经搬到湖北，妈妈提前退休，让丁惠民办了“顶替”。两年后他和一名西双版纳的重庆知青结婚，他调到重庆的一家高温作业工厂当工人。他们有了女儿。 
     回忆当年北京请愿，丁惠民说到，实际上去了28个半人，因为28人中有一个女知青是怀孕的，在北京差点发生流产，把他急坏了。好在没有出事。那个孩子长大后考进了幼儿师范，她喜欢小孩子，现在是很好的幼儿园老师。谈到这个叫着他“叔叔”长大的知青二代，丁惠民的声音里满是温情。 
     绝大多数知青以个人方式设法离开农村，丁惠民却选择抗争被强加给整一代人的所谓知青生活。他是站出来为自己也为全体知青回家的公开明确地争取的那个人。他领导了抗争的全过程。在全国一千八百万下乡知青中，此前，没有任何一个人像他那样做。
     知青回家运动没有发生在有更多上海知青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也没有发生在有更多知青的东北建设兵团，却发生在云南，因为那里有丁惠民，有那个领导大家采取行动的人。拿英国哲学家柏林的话来说，是坚持运用“积极自由”的人；拿简单直白的话来说，他是个英雄。 
     一位比知青一代年轻十多岁而没有当过知青的朋友说，在从丁惠民身上，可看到“虽千万人吾往矣”中那个“1”的力量（即英文所说的power of one），那个赋予后面无数个零以意义的“1”的力量。没有前面他这个1，后面的无数个零也只能还是零。他有决心，有愿景，有行动力，也有领导力。他没有号召别人冲锋而自己却躲进战壕里，而是身先士卒，冲在最前面撤在最后面。
     这位年轻朋友为丁惠民的所作所为流下了眼泪。她说，假使可以选举，我会投票选丁惠民当市长…… 在全国一千多万知青中，丁惠民是独特的和非凡的。他对知青群体命运的体验与对自己行动的选择和担当，帮助后来者免于被强迫中断学校教育、被强迫离开父母，去遥远的地方“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从1978年10月到1979年10月的一年，成为值得曾经的知青不能忘却的一年。当年的知青和后世来者，当向丁惠民和他的知青同伴们的抗争，投去深深的敬意。 
    向丁惠民致敬！                                      

作者简介：王友琴，1952年出生，1968年毕业于北师大附属女中，曾作为知青下放云南。1979年以全国高考文科状元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8年获得中国社科院文学博士学位。1988年赴美，曾在斯坦福大学教授中文，现为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教授 、知名的文革研究学者 。  文章来源：新三届 2023年12月22日
 

他坐在悬崖的边缘（四）

——史铁生的故事

霍秀

我们楼上楼下小心翼翼地参观着，眼花缭乱地赞美着，看到他俩的五星级卫生间和巨大按摩浴池，还有如厕后能够冲洗的马桶，那真是此生第一次开眼，想象力不够丰富的都不知道怎么用。为了让我们每个人都能有单独的一间卧室和独立卫生间，到洛杉矶的第二天，我们就帮立哲搬家，他在别的区又贷款买了一幢别墅，全家搬过去住，这座别墅留给我们住。张瑾把我们带到自己的卫生间，一一介绍刚买好的各种洗漱用品和卫生器具的用法。为了这六位同学能住的舒服，他俩匆匆忙忙准备了好多天，总算弄了个七停八当。
    孙伯母喜欢带着我们上街逛，她说着中英交杂的语言：“走，咱们去Yard sale！”Yard sale是美国一道非常有特色的人文景观。一些美国人生活虽然富裕但绝不浪费，喜欢把自己闲置的物品，衣物，家具，书籍，首饰等打理干净，每周日放到院子里摆卖。一方面清空了家里闲置旧物，也顺便跟邻居路人友好地聊天交往。但通常摆Yard sale的都不是想花太多时间去卖钱，主要目的是清理旧物，所以卖的东西的价格一般都很低，有时甚至半卖半送，只要买家将东西搬走就好。
    我和希米，柏晓利三位女士收获颇丰，现在柜子里还留着一大堆首饰。记得买的时候挑了一条项链，金发女主人拿过来一个装满首饰的盒子，晶莹的眸子就像大海蓝色的眼睛。她笑眯眯地看着我：”都送给你，拿走吧。““哦不，谢谢，不可以的，我不要。”“你很美，一定要送给你。”怎么推辞也没有推辞掉，那位魅力女主人的诚意让我深深感动。
    而我喜欢观察的不是那些便宜的物品，而是那里的人。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有光芒，这么灿烂，而且爱助人。走在路上东看西看时，经常有人问我，是否需要帮助？从老人到小孩子，无论什么年龄，全身都洋溢着一种从未见过的惬意和美丽。是善良，无拘无束，还是宗教带来的爱意？或许这就是人的本真，而我们已经失去了生命的底色？

我早就习惯了在恐惧、提防和冷漠的环境下生活，习惯了登峰造极的歌颂和深入骨髓的仇恨。走在大街上，哪里敢向陌生人微笑？别人要多看我一眼，我都会赶紧回避他的目光。这里则不然，不管是否认识，只要迎面碰上，四目恰好相对，对方就会送给你一个毫无防范之心的善意微笑。开始时我有些警惕而且奇怪，他干嘛冲我笑？他想干什么？后来才知道，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收获信任和友好的眼神。我甚至在想，这里才像是人类王国。以前去过日本韩国等东南亚国家，却为何没有这种感觉？
    他们被上帝吻过吗？也许这应该是最基本的文明教养，是一种久违了的常识。这种人与人的关系我几乎没有经历过，一路都是快乐生命的波浪，闪烁着色彩缤纷的光芒。仰望苍穹，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弥漫天宇，让所有的人服从于某种秩序和大爱。
    比如希特勒，你不能说他没有精神，有仇恨鼓舞起来的那股干劲儿也是一种精神力量，但你可以说他丧失了灵魂。灵魂，必当牵系着博大的爱愿。
    生命的意义/ 不在于它的长久，/而在于它/ 为后人所带来的典范。 ——史铁生
                                  （未完待续）本文作者曾为插队山西的北京知青

作者/丁一

 我是爸爸的独生女儿，也是他的掌上明珠。但是我并不喜欢爸爸的生活方式，这么多年来他并没有尽到一个当父亲的责任，做事情从来没有顾及到他还有一个女儿，有一个家。
  从我上小学到大学毕业，我的所有学费、生活费都是靠妈妈供给，爸爸没有为家里赚过钱。在我的记忆中，我爸爸整日就是一个忙忙碌碌，到处奔波的人。他的心里装的全部都是“知青”，没有想到还有一个家，还有老婆和女儿。
  前几年，我们在江北区嘉陵江边的房屋拆迁，按照政府的安置我们将会分到五里店的一个新修的小区，那里的房子有电梯也有广场花园，但是我们没有补平方面积的钱，还有新房的装修费，只好放弃了。因为我们家里平时没有一分钱的积蓄，只有二手房可能买得起。
  为房子的事情妈妈上上下下的跑，妈妈看中了现在我们住的这套房子，前几年重庆的房价还没疯涨，我们的拆迁补偿费刚好能买得起这套房子。这是司法局的老家属区，过去在计划经济的时候都是靠单位来解决住房的，司法局就在自己有限的面积里，见缝插针地建造了这栋家属楼。
  我们家朝南面对的是一栋斜楼，离我们最近的距离不到五米，斜线的最远距离不到十米，因为楼盖了很多年了，现在司法局的家属基本上都搬到更好的地方去了，这几栋楼或买或租，原来的司法局的人反而少了，居住人员也比较杂。旁边楼底下还搭满了违章建筑，住着许多外来民工，所以一片嘈杂声。朝北的楼房从卫生间的窗户后面可以触及对面的墙，相隔不到两米。
  只有我的小房间窗户外面开阔一些，可以晒到点太阳。现在大城市里很少再能看到我们这样的建筑。妈妈看中的理由是这里的装修虽然过时了，但还可以用，将就着住进去可以省了装修费。虽然没有阳光通风也不好，不过这套房子是三居室有九十多平米，我爷爷和奶奶身体不好，就指望着和儿子在一起度晚年，如果爷爷奶奶过来居住不显得拥挤，更是考虑到房间在二楼老人上下楼不吃力。家里的空调和一些家具都是原住户留下的，省了不少钱。
  多年来，妈妈一直打几份工，就是为了多挣几个钱供我上学用。妈妈现在还在为一家盲人按摩诊所做杂务工，清晨六点左右就要出门，洗被单、毛巾什么的，要到八、九点钟回来，下午还要去收拾。这份工作开始的时候一个月只有两百元，干的时间长了，人家也觉得妈妈朴实勤恳，每年加一点，现在已经加到每月六百元。我说妈妈你已经是五十多岁的人了，何苦那么辛苦。妈妈的回答一直说不累不累，有点收入补贴家用也是好的，所以一直坚持到今天。
  爸爸被拘留后，我跟妈妈说，不要再出去打工了，妈妈说虽然去年你爸爸拿到了养老金，万一你爸爸被判刑，养老金也就没有了，你爸爸的医保金没有交完，我不打工哪有钱为你爸爸交纳医保金。
  我妈妈也反对爸爸“职业革命家”的生活，对爸爸好言相劝没有用，他们老两口就是因为这种事情经常争吵。爸爸的回答就是：你们光想的就是自己自己，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到底是干什么的？爸爸提出的问题，我听了好几年了，读了大学以后才渐渐明白这就是所谓的人生观的问题。
最喜欢说的就是雷锋的人生观：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是活着绝不是为了吃饭，一个人活着就是能为了别人过得更美好。我觉得爸爸也不像雷锋，人家雷锋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革命军人，是所有中国人的偶像，而你只是一个普通的退休老头。妈妈不能忍受爸爸的这种人生观，所以在几年以前两个人就协议离婚了，没有争吵，没有声张，更不让我知道。
  现在我也是一个大人了，才明白他们多年分居的原因。我渐渐长大了，我能体谅妈妈，也慢慢理解父亲，特别是看到父亲和那么多的知青叔叔、阿姨在一起的开心快乐，和父亲对他们的感情，我更理解了他们。父母离婚后，生活上仍然是妈妈在一直照顾着爸爸，我知道妈妈从内心里是爱着我爸爸的，她为了我和父亲任劳任怨，洗衣、做饭、料理家务，一刻也没有停歇过，我看到的默默奉献的是妈妈，爸爸的影踪我依旧很少看到。
  爸爸一生为之奉献的是“知青”，可是知青都是穷朋友，他们都处在弱势群体的位置上，身体好的可以赚钱养家糊口，身体不好的，往往连工作也找不到，没有工作的还是要养家糊口，还要交纳养老金、社保金、医保金等等，每每遇到这种人来哭诉爸爸还会拿出钱来慰问。妈妈生气就生气在这里：你自己都没有承担过家里的生活负担，还要去管别人，难道你是一个包打天下的英雄？可是爸爸老是说，我们家又没有负担，比人家的生活好多了，爸爸的比就是这样比的，他一直与和自己生活条件差的人比，从来没有和那些家庭条件稍好一点的人家比。
  爸爸有的时候可以办出惊天动地的大事，就拿办全国知青文化节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是民间的个人力量办不起来的，我觉得这么大的活动能办成也是全国知青对我爸爸的信任。对他的人品，他的能力，他的事业心的认可。要不换个人来一没钱二没权谁会听你的话？这一次我爸爸出事，在重庆请不到律师，好容易找到一家律师事务所人家开口就要三万，最后研究说不敢接，怕受丁惠民的事情牵连影响到他们的生存。所以我们只好请上海的律师，说实话律师费是朋友资助的，我们为接待律师也很发愁，我们没有钱去开宾馆，好在律师能在我们的寒舍屈居。
  我们很感动，也很愧疚。大热天多少次跑江北分局都是步行的，住了五天没有一天开过空调，害得李律师身上长痱子。妈妈陪李律师去朝天门看涨水，乘的都是一元钱的公交。天黑了我们想在外面随便吃一点，李律师也坚决不同意说要回家吃，因为他看到了我们家的清苦。妈妈开玩笑地说李律师到重庆来减肥了。六十七岁的李律师还患有多种疾病，能在那么热的天气里，不远千里到重庆这样的火炉城，上下奔波劳累，人家为的什么？是为了赚律师费吗？我不这样认为。
    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太知道毛泽东了，因为有这样的爸爸，也迫使我看一看爸爸床头放的毛泽东选集。我看到有一篇《青年运动的方向》里面有这样一句话，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只有一个标准，就是这个青年是不是和劳动人民相结合，如果和劳动人民结合的就是革命的，如果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欺压老百姓的就是反革命的。
    不管我的爸爸是什么结局，我相信我爸爸是一个好人，他无罪！我爱我的爸爸！

——史铁生的故事

霍秀

一路都在聊。“立哲，美国经济、军事、金融、科技、教育都世界第一，现在全世界学生都向往到美国留学，是进来人最多，出去人最少的国家。建国才二百多年，为什么一直这么兴旺？”我问。
    立哲说：“主要是先进的民主政治制度，市场经济制度也很完善。美国是全球第一个实行三权分立的共和制国家。美国的核心竞争力应该就是独立宣言上说的三大权力：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是最重要的。而政府的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才产生的。所以，不论哪届政府想破坏这些权利的时候，人民就有权利改变或废除它，建立一个新的政府。不论发生多少枪击案，也不可能禁枪，因为枪是用来保护自己，监督政府的。”
    “唐朝的时候，咱们也是万邦来朝呀！”我心有不甘。
    站在唐人街，看到人声鼎沸的各种肤色来来往往，自然而然就想到1400多年前，大唐王朝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际都市，四夷臣服，万邦来朝。那是极盛之世，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留学生”这个词就出现在唐朝，当时号称有数万留学生，日本人居多。日本政府把跟随遣唐使来到中国的留学生分成两种，一种是跟随遣唐使到中国，然后再和遣唐使一起回国，这种学生叫做“还学生”。还有一类是到了中国之后长期居留在中国学习，这种人叫做“留学生”。
   愿有生之年，还能得见此景！
    路途长，犯困的时候开玩笑或讲几个荤素笑话是常有的事。最近看到立哲写的文章《想念史铁生》，才想起来当年还有这么一个段子：
    “1977年，我和铁生躺在雍和宫的小屋里，眼睛望着天花板，我问铁生，当年如果棍棒伺候你，你招不招？铁生说，不招，我没的可招。我又问,日本鬼子把你抓了去,给你上老虎凳,你招不招？铁生狡猾地回答，我的腿没感觉，不知道疼，不招。我又问，如果拿你的家人当人质，你招不招？他反问我，你招不招？我想了想,耍个心眼，我这个人吃软不吃硬，他们要是换个“美人计”，我就招，我这辈子还没娶上媳妇呢！虽是玩笑话，这题目引起我们俩的沉思。
    二十年一晃而过，1997年，铁生躺在大房车后屋的双人床上，横跨美国，两侧窗外的景色向后流动，像在窗子上放电影。希米忙呀，一会儿给铁生换尿管、一会儿给他量血压、一会儿又喂药。霍秀儿（作者原名）进进出出，送吃的、送水。
    我想起二十年以前的问题，故意问铁生，如果你年轻时让日本鬼子抓起来，用这美人霍秀儿给你施放‘美人计’，你招不招？铁生想了想，看着霍秀儿笑着说，得得得，您还是先把我杀了吧，我最怕‘美人计’！拿小眼睛瞟着我，我们两个人心有灵犀，思绪同时回到二十年前讨论的‘招不招’的题目，会意地哈哈大笑起来。打那个时候起，这个‘招不招’的道德困境就穿入我们的生存实践，并必将纠缠一生。”
    读了立哲这段文章，二十多年前的景象跳入眼帘。那天我勤快地给铁生送水之后，柏晓利突然说：“您这是皇上待遇，这屋整个是个后宫啊！”铁生反应极快，说“咱今天就当一回皇上，现在就封。陈希米是正宫娘娘不用说了，朕封你和霍秀儿为左右宫内行走，立哲是二德子。”看到他们拿我开逗，我就顺势双腿微屈，微微俯首，两手互握在腰侧，捏着嗓子说了一句：“右行走给万岁爷请安，万岁爷万福吉祥。“铁生很自信地挥了挥手：“免礼，平身，赐坐。”我赶紧挤到床上希米身边，柏晓利也挤坐过来，立哲喊：“铁良，拿相机！”我们这群人里唯一的摄影师铁良手忙脚乱地咔嚓了一声，一帮人张牙舞爪地笑作一团。
    从此，“皇上”这外号就叫开了。可是，后来怎么也找不到这张底片，也许是把镜头憋了？
    人若无梦，/夜的眼睛就要瞎了。 ——史铁生
    一天，路上休息时，铁生和立哲在房车上聊着天。立哲细细地问铁生最近的身体感觉和服药情况。突然，立哲大叫起来：“不好了，你用这种抗生素防止尿道感染是对的，但是剂量太大了，很伤肾！简直是庸医乱用虎狼药！马上停！”

果然，正像立哲预料的，从美国回京后，最可怕的事情发生，铁生的肾脏罢工了，需要透析才能保住生命。铁生当时只是合同制作家，每月工资不到500元，没医保，更没钱，天塌了。
    本来生活就拮据，现在如何支付得起这吸毒般的天价透析费用？如果没能力支付，也就意味着大幕落下。
    朋友们都在为他们着急。我焦急地向希米提出帮助被她谢绝。电话中她轻轻地说：“这是在烧钱，多少钱都不够的。”同学们也凑了些钱，同样被希米“严词拒绝”，女生都说希米是“小辣椒”。
    希米在一个出版社当编辑，能有多少工资？铁生惜字如金，从不媚俗卖字，能有多少稿酬？铁生的父亲去世后，希米每天上班，家中只能请个全天候的保姆照顾铁生，记得我问过希米，一个月800元。
    宗颖在文章中写过，得知铁生透析遇到生命危机，她和作协的陈国华一起找到了“远大“的老总彩虹一起来看铁生 ：”临走之前，彩虹从提包里掏出事先准备好的几打成捆的人民币，对铁生大哥说：“今天先带来这一点，以后再送来。”没想到，铁生大哥笑着用手推开，温和的说：“不用不用。”彩虹急了，说：“我们这么大个企业，还管不了这点事，远大就是您的后盾，您一定别客气。” 彩虹转身又塞给希米，希米更是坚决的不要。
    宗颖写道，一个诚恳执着的硬要给，一个诚恳执着的硬不要，整整一个上午，钱没能送出去一分。金钱遇到了高贵的灵魂，这个上午，我心怅然。
    我是看到这篇文章才知道有此事。铁生，一个伤残之躯，超越了困境、利益、用正直和尊严面对死亡，高山景行，让人肃然生敬。
    过了整整两年，事情才有了转机，在朋友们的全力帮助下，铁生终于办理了大病统筹。但是这可怕的两年也许耗尽了他们的全部积蓄，也许在举债度日，他们付出了多少，承受了多少，又有谁能知道呢。
    苦难既然把我推到了悬崖的边缘，那么就让我在这悬崖的边缘坐下来，顺便看看悬崖下的浏岚雾霭，唱支歌给你听。——史铁生

2010年12月31日，铁生因脑溢血突发抢救无效，溘然长逝。按照他的遗愿，去世当天，他的肝脏被成功移植给天津的一位病人。
    我们的聚会落下了帷幕。
    2011年1月4日下午，“人生最后的聚会—史铁生追思会”在北京举行，当天正值铁生60岁冥诞，近千人一同回顾了铁生的一生，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在追忆他时，深情地说：“他那么多年不能走太远的路，却比更多游走四方的人有着更辽阔的心。史铁生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他当得起‘伟大’这个词。”

那些日子，全国各地自觉地发起各种追思活动，让这个人情冷漠的社会突然间变得有了温度。
   铁生说过：“作家绝不要相信自己是天生的教导员，作家应该贡献自己的迷途。”铁生的一生，都在矛盾、痛苦、纠结、求索、生与死的思考中度过，他贡献出自己的迷途，让“世间一颗最为躁动的心走向宁静”。一位痛苦的想了结生命的读者说：“铁生的书支撑了我们生的信念。”
   铁生救赎了自己，点燃了别人。（全文完）

本文作者曾为插队山西的北京知青 原创新三届 2023-05-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