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荒知青网 | 林嗣丰：知青是共和国改革开放的脊梁

  在共和国历史上，知青也许就可能是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团体了。在共和国70年的历史中，这个与共和国同龄的团体在国家最困难的时期，担当起了无法推辞的责任，为共和国的强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成为时代赋予的脊梁角色。这两次脊梁性的贡献都是在国家的重大转折时期，用知青的自我牺牲让共和国度过了难关，从而实现她的重新崛起。虽然这中间夹有许多的无奈，但正是这种带着无奈的牺牲，才换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今天。这两个脊梁性的贡献，一次始自“文革”发生后的1968年，正当国家政治经济十分危急，城市无法安置大量积压的人口，国外势力又重重围困情况下，1700多万知青“舍小家为大家”，告别城市、告别父母来到农村，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国家度过了难关。第二次则是在改革开放企业转型的重大关头，返城后刚刚完成重新立足城市的时刻，为了改革开放能够顺利深入开展，企业转制能够顺利进行，又是知青站了出来，再次牺牲自我，成为下岗大军的其中一员，客观上助了改革开放的一臂之力。今天的论述重点谈谈第二次的脊梁性贡献。

一、充当改革开放事业的思想启蒙者和鞭策者

文革结束后中国向何处去，成为了摆在全体中国人面前的重大课题。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发表，引导人们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为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与此同时，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卢新华的小说《伤痕》，在全国引起了轰动，小说控诉了十年动乱对中国人民造成的精神创伤，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在此前后，《神圣的使命》《高洁的青松》《灵魂的搏斗》《献身》《姻缘》等一批知青创作相继涌现，形成一种“伤痕文学”的潮流。这些文学作品的出现，是经历了十年下乡生活后，知青们对那段生活的反思，也是一种思想的启蒙，对后来的改革开放有着十分重要的开拓意义。

随之而来，知青中涌现出了以梁晓声、叶辛、史铁生、张抗抗、王安忆、张承志等为代表一大批的著名作家，他们的作品，如《今夜有暴风雪》《蹉跎岁月》《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隐形伴侣》《本次列车终点》《黑骏马》等，以较高的思想和艺术价值，在再现知青生活的同时，也为改革开放的实施在思想上做好了准备。

进入改革开放后，知青作家更是把目光投向身处其中的知青群体，关注他们的生活，反映他们在改革开放中的情景。梁晓声的《返城年代》，书写了知青们再创业的艰难历程；叶辛的《孽债》，更揭示出知青面对那段不可回首的经历及眼前困境仍艰难前行的历程；而史铁生的散文《我与地坛》，则表现了对生命意义的思索，给予一种身处困境中仍积极向上的品格，这对处于改革开放浪潮冲击下无所适从的人们，无疑是一种鞭策和鼓励。

二、成为改革开放事业的领军人物

知青中有一批在农村通过自身的努力走上领导岗位的优秀者，当他们从农村返回城市以后，过去的成就都归回到零，一切都需要从头开始。但他们仍然发挥在农村养成的吃苦耐劳精神，从最基层做起，一步步重新走上领导岗位，成为改革开放中的领军人物。现任上海厂长经理人才有限公司老总、云南知青肖建安就说到，当时自己所在公司的领导层中，大多来自下过乡的知青，大家在企业发展的理念、行动上都能保持高度的一致，而且特别能吃苦，对公司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这一切现象的出现，都是因为大家都曾是知青的原因。

不说目前在中央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人群，许多都有知青的经历，他们正带领全国人民将改革开放事业引向更深的领域。在我们身边，就有许多知青出身的领导干部，他们曾经为改革开放做出过重要贡献。和我一起下乡的一位知青，在农村入了党，提了干。回城后从街道打包站做打包工干起，成为了静工集团老总，不但为国家积累了财富，而且为许多回沪知青解决了就业问题，减轻了国家就业分配压力。

上海高博特生物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刚是黑龙江爱辉县外三道沟知青，下乡后当上了生产队副队长，还入了党。1973年被推荐到上海化工学院读书，毕业后自我创业，成立了高博特公司，是知青一代在改革开放中的弄潮儿，现作公司董事长，继续在为改革开放做贡献。他们都在改革开放中发挥着自己的力量，是各条战线的领军人物。

还有许多知青，在农村时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回城通过自己的努力，也成为独挡一面的领导干部，在各个岗位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改革浪潮来临之时，审时度势，带领群众负重前行，走出了一条共同富裕的道路。我团马胜利，后来调到西北航天高科技研究所。1981年，研究所所在地区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山洪暴发宝成铁路全线冲垮、单位与外界公路完全断绝，厂房被泥石流掩埋，职工大食堂和粮库被洪水瞬间席卷消失，两千多名职工家属只靠“国防科工委”直升飞机空投维持生活。他身体力行抢救淤泥中的精密设备，组织身强体壮的青年职工翻山越岭徒步运粮，拍抗洪救灾现场照片，利用业余时间帮助组织职工渡过受灾难关，得到了大家的认同。隔年，被研究所任命为行政处副处长，时年31岁，为研究所最年轻的非专业学科出身的处级干部。为了提升自己，他参加高考去河南大学上学。毕业后回到原单位的工作中，接手了有五位经理、财政负债的三产，一年后建立一座机械加工厂，安排无业职工子女就业四十几名，利润上百万，被全所职工推荐任单位的物业公司总经理，主管全研究所科研、生产、生活房产。实现资产3.6亿，光职工房改集资住房1500余套。这样的例子在知青中到处可见。

三、面对下岗勇敢前行的优秀群体

如果说上面所说的两类人是改革开放中的佼佼者外，大部分知青则埋头于基层中，是在改革开放中，企业改制时下岗，面对困难的勇敢前行者，他们是共和国脊梁的主要构成者。

由于历史的原因，知青群体中大多数人下乡前没有多少文化，回城后又囿于生活的艰难，无法去获得更多提升的渠道，他们一直在社会的最基层默默工作。当他们好不容易使生活重新走上正轨时，又恰恰赶上改革开放的阵痛期，企业体制的改革让他们成为了下岗工人的主体，再一次面临重新就业的考验。在这样艰难困苦下，他们没有埋怨，没有气馁，而是如当年下乡一样，再一次为国家挑重担，为共和国的崛起挺直了脊梁。

我们团的一位知青返城后，已经做到了车间主任的岗位，但下岗让她再次失业。但她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努力自寻出路，看过仓库，摆过地摊，做过鸡蛋饼，卖过铁板烧，一个女同志风里来雨里去，不仅撑起了一个小家，而且撑起了一个大家庭，为国家分忧解难。最后又到街道居委会做起了里弄干部，做就业援助，为纠纷调解，做起婆婆妈妈的事情来，成为了出色的基层干部，从另一个角度支撑起改革开放的大厦。还有一位知青本是育才中学的高才生，下乡后在机务改革上屡有创新，回城后却分配到了菜场虎货车，后辞职到锦江车队当出租车驾驶员。在这样基层的岗位上，他曾代表公司用流利的英语向国外代表团作报告，为新来的员工做培训，在普通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凡的成绩。还有一位女知青，下乡时只是一名普通的农工，非常不起眼。回城后也在菜场工作，当一名售货员。她工作一丝不苟，把知青时代养成的优秀品质带到城市中，最后成长为市场的管理员，受到领导和顾客的称赞，直到现在已近古稀，仍被返聘，继续发挥着余热。她说，当初每天天不亮就到去菜场，骑着自行车，一路无人，真的很吓人，硬是凭着下乡时练就精神才坚持下来的。

这些最最普通的事例，真切地体现了知青为改革开放所做出的原生态的努力。

四、创造机会提升自己的苦行者

为了使自己能够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能够贡献更多的力量，许多知青寻找一切机会来提升自己，想方设法进入学校去学习，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进学校读书在现时的年轻人看来，那是件十分普通的事情，渠道多多。但在那个时候却并非是件容易的事。一则并非你想读书就有读书的机会，二则有了机会也并非能让你赶上，三则赶上了也并非有理想的学校。

记得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已经到了学校当了教师。由于刚刚工作一年，单位不同意去报考；到了第二年又因为学校教师岗位缺人，干脆就不提可以报考的事，就这样失去了高考的资格。直到1982年电大招生，才得以利用业余时间学习，系统地学习的中文课程，拿到了大专的文凭。我们团有位知青，育才中学的老高三毕业生，1977年高考以黑龙江省第二名的傲人成绩通过高考，却因为是高龄考生而不能去理想的高校，只好去了东北重型机械学院。好在她努力，最后回到上海，成为重要岗位上的优秀人才，退休后还被单位聘用。

这样的例子在知青中是常见的，我们《知青》杂志曾经在2017年恢复高考四十周年时光靠征文活动，收到了许多这方面的文章，比如赵国屏、俞自由夫妇，比如资深文化人曹景德。更多的知青没有机会进正式大学读书，就通过自学来完成，《自学，圆了我的大学梦》一文作者涧鸣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个。他在文章中写到：“我当时最大的困难是家中房子小，只有一间平房，外加一小间接出来的小屋，学习环境太差。”“有时候，为节省时间，我会在厂里的更衣室凑合一晚上，把路上的几个小时用到学习上。我们的更衣室是在锭子车间的角落里，用三个大衣橱隔出来的，只有四、五平方米。夏天，工人们下班后，门窗全部锁死，非常闷热，又没有电扇，我就光着膀子在里面看书。冬天下班后没了暖气，很冷，我就裹上棉大衣，腰上系根旧电线，找两本书当枕头，在长椅上一躺，尽情地遨游在知识的海洋里。”这是那个时代知青读书的真实写照，许多人就是这样完成了学业，成为改革开放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成为了改革开放的脊梁。

五、反哺故乡的志愿者

许多知青返城以后，成为了各条战线的骨干，其中不乏成功人士。他们成功不忘曾经给予他们帮助的第二故乡，惦记着第二故乡在改革开放中的发展，竭尽能力关心、资助第二故乡。也有许多知青，自己并不富裕，他们心中仍然念念不忘第二故乡，关注着那里每一点滴的信息，希望能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为第二故乡的腾飞做点贡献。

上海知青徐桔桔年届六旬，放弃了高薪返聘的外企工作，告别九旬高龄的双亲和出生不到百日的孙女，远赴黑龙江黑河市山河村当起村支书，和北京知青贾爱春一起带领村民搞新型种植合作社走现代农业致富路，不拿一份报酬坚持了五年，到目前为止,只要第二故乡有需要,她还是义不容辞地尽所能予以帮助。成为知青反哺第二故乡的一面旗帜。她们的事迹令人感叹，成为知青的榜样。上海知青杨晓沪，退休后回到当年插队落户的黑河市爱辉区瑷珲镇腰屯村，组建农业合作社，自掏腰包帮助购买农机具，带领村民脱贫致富。三年没日没夜的操劳，使他积劳成疾，累倒在这片深爱的黑土地上，把生命永远地融入了他曾经血脉相依的北大荒!这种精神正是共和国脊梁的体现。

前面说到的外三道沟上海知青、高博特公司董事长张刚返沪以后，“他每年春节都会给村里的每家每户寄去上海奶糖；从1999年起，他组织老知青回访外三道沟，至今已经组织五次了。至于他自己单独的来往已经数不清楚了，只要村里有事，他必定千里迢迢赶过去；每次去都会给村里每个70岁以上的老人、贫困户发红包带礼物，出资帮助该村建立了村史馆，组织上海知青和村里乡亲们搞联欢，今年（2019年）瑷珲知青创编了大型情景诗剧《那份不了情》回瑷珲公演，获得当地政府和老乡们的高度好评！2010年，张刚邀请外三道沟的乡亲们来上海参观世博会，一下子来了三十多位，表达了一位老知青对曾经养育过这片土地的深情感谢。

我们46团知青于2008年、2018年纪念下乡四十周年和五十周年时两次回访第二故乡，为第二故乡的学校支助了书包、乒乓台和课桌椅等，并留了奖学金，还宴请了老职工、老领导，感谢他们当年的关怀，祝愿这片土地在改革的浪潮中蓬勃发展。

知青，是一个时代的特殊产物，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恐怕只是一朵小小的浪花，但他却为这一片热土留下了最为可贵的精神。他们凭着对共和国的一片真情，凭着从小受到的最正统的教育，怀着对祖国的热爱，凭介在农村练就的品质，扎根基层，任劳任怨，默默奉献，不求回报，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公众号编辑：周培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