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荒知青和北大荒知青文化

2015年03月01日 23:07:11 访问量：2552次

我们这一代人（这里主要指“老三届”加上“六九届”）是在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特殊的时期成长起来的。知青则是这一代人中最为特殊的群体——这一代人中只有知青成为那个时代的一个独立阶层，而没有象那些留在城市的人、进入工厂和军营的人，很快融化到了其它阶层之中。无论由谁书写中国现代史，知青都是不可忽略的一章。

北大荒知青虽然只有几十万人，却是全国1700多万知青中最活跃、最有组织、最有能量的群体。几十年来，各地的北大荒知青自发地、持续不断地进行了各种集体性活动，包括成立各级知青联谊会，进行各种聚会、纪念、返乡活动、旅游活动、实物和图片展览、文艺演出，出版了数以百计的回忆录，在众多网站上发表了大量回忆文章和对历史的反思评论。直到已经年愈花甲的今天，这些人的各种活动仍然方兴未艾，规模之大、影响范围之广都远远超过了别的知青群体。无论是在同龄人的其他群体中，还是在其它历史时期的老年中年群体中，都很难见到如此热烈、如此持久、如此普及的集体情结。

如何认识这种现象呢？有一种看法认为，这是因为北大荒知青“受传统思想教育束缚太深”而且“反思不足”，是一种病态的“文革思潮”。可是这些说法根本无法解释北大荒知青对“第二故乡”怀有的深厚感情，无法解释北大荒知青（包括农场老职工）之间的深厚友情，更无法解释这种感情为什么能几十年如一日地热烈而持久。

要正确看待这种现象，首先应该认识北大荒知青的特点。我们觉得有以下几点:

1.“老”知青多。北大荒知青基本都是“老三届”和69届，下乡早，在1968年6、7月份就形成了高峰。由于后来国家很少从农场招工，他们多数返城较晚，因此下乡时间较长。以我们三十四团十八连为例，七十余名城市知青中80%以上的人下乡时间超过5年，平均下乡时间为8.2年，远远超过了全国知青平均下乡时间的4.3年（这些数字的来源分别见本博文章《十八连知青史调查报告》和《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规模图》）。从这个角度可以说，北大荒知青在全国的上山下乡运动中付出最多、牺牲最大。在我们的知青史调查报告中具体叙述了长期的上山下乡是如何严重影响了知青的学业，影响了他们一生的职业、工作和生活，包括婚姻和家庭。学历不足成为大多数知青毕生的短板。尽管他们被公认最敬业、最勤恳，尽管有些人后来通过自学和在职进修努力弥补不足，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始终未能跻身于“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精英阶层，其中一部分甚至成了新时期的弱势群体——长期下岗待业。

2.大集体的独立生活方式。这种集体性特征在北大荒知青身上显得非常突出。当年每个连队都有几十个或一二百个知青集中地生活在一起，这使得他们大体保持了原有的城市青年学生的思想意识和生活习惯，即使在农村多年也没有被“再教育”成农民。经济上的平均主义和集体生活方式也使许多知青和老职工在长期的劳动生活中自然萌生了与任何物质利益无关的纯洁的友谊。这种情谊大多数人回城后再也没有遇到过。

3.北大荒知青在长期的下乡过程中付出巨大牺牲的同时，也为边疆农村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后者就是几十万知青在黑土地上创造的生气勃勃的北大荒知青文化。

为什么北大荒知青能够为边疆建设做出贡献？这是由当年北大荒农场的具体特点决定的。

首先，北大荒地区沃野千里地广人稀，国营农场是从无到有快速发展起来的；一部北大荒的开发史，前20年就是外来者的拓荒史。到了1960年代末期，北大荒农场的进一步发展遇到了明显的瓶颈：1.最初开发北大荒的主力军十多万转业官兵此时的平均年龄已在40岁左右，他们的子女还小，因此明显缺乏年轻的劳动力。2.经过老一代开发者的艰苦奋斗，北大荒农场已经初步实现了农业机械化，正在向现代化大农业生产基地迅速发展。但是转业官兵的文化程度大部分是小学程度（以上转业官兵的年龄和文化程度的数字来自先前的博文“1958年北大荒转业官兵的基本特征”），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需要。这时的北大荒需要外来的劳动力，需要年轻的劳动力，尤其需要有一定文化知识的劳动者。知青的到来恰好满足了这个需求。这些来自城市的知识青年平均年龄不足20岁，高中生占18%，其余是初中生（数字见《八五八农场史》），是北大荒农场建立以来最年青、文化素质最高的劳动者。

其次，随着农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北大荒农场的第二、第三产业也得到迅速发展。当时各农场的中心地区除了生产管理部门，一般都建有机械修配厂、汽车队、粮油加工厂、副食品加工厂、酒厂、木材加工厂、制砖厂、良种站、科研站、兽医站、基建工程队等等，还有医院、学校（小学大多办在生产队）、邮局、商店、照相馆、招待所，以及大礼堂、电影院、篮球场等文化设施，我们八五八农场在70年代中期还建设了标准的田径运动场和灯光蓝球场。各项文化事业有了很大发展，60年代前半期产生了以诗歌、小说、电影、版画为代表的北大荒文学，在全国都有一定影响的。这些现象说明，当年各个农场的中心地区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城镇化萌芽，物质方面和文化方面的发展都产生了向城镇过渡的趋势（只不过当时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这种过渡不仅需要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和经济基础，也需要进一步改变多数职工原有的农民意识和农民文化，用一种新的先进的文明提升原有的文化。城市知识青年的到来正好带来了崭新的文化，大幅度地促进了这种提升和进步。

在北大荒农场，知青是国家职工，衣食无忧，有较大的比例参加各种非农业生产工作。根据农垦总局的统计（《北大荒全书简史卷》P153-155），截至1977年，黑龙江垦区共有41万知青，工作岗位分布情况如下：

农林牧业生产	284,864	69.2%
机务工人	60,086	14.6%
商业金融服务行业	17,377	4.2%
文教事业	18,448	4.5%
卫生事业	13724	3.3%
科研单位	7,829	1.9%
机关	9,407	2.3%

我们没有其它地区的资料做比较，但根据这些数字完全可以判断，北大荒知青中从事第二、三产业的比例与全国农村相比一定是最高的。在北大荒农场，如果一个知青在写作、教学、音乐、戏剧、舞蹈、美术、体育等方面有一些特长，多数都能在文艺宣传队、体育运动队、通讯报道组、学校教师工作中得到发挥。这些与当时全国许多农村地区劳动力过剩、生产力极其落后，知青下乡后不能发挥优势反而生存困难的情况有所不同。

在这样的条件下，城市知识青年有较多的机会发挥他们在知识和文化方面相对于老职工的优势，他们在北大荒能够做出贡献，也确实做出了贡献。当1970年代末期大批知青离开边疆时，北大荒农场和北大荒人与十年前知青刚到时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北大荒知青为边疆农村建设所做出的贡献体现在黑龙江省农垦系统各单位编写的《农场史》中，几乎在每一本农场史志中都正面叙述了知青在“保卫边疆、建设边疆”事业中的贡献。这个贡献也始终是农场职工的共同认识。本博客（三十四团十八连知青博客）这几年刊登了十多篇农场职工的文章，在即将出版的《八五八农场1950年代转业官兵回忆录》中，也有不少文章提到知青（见本文附录）。这些文章的作者既有1950年代开发北大荒的十万转业官兵，也有普普通通的农场职工，还有一些“荒二代”。在他们心中，北大荒知青的巨大贡献是无可置疑的客观事实，几十年间我们从未见过一个北大荒人对此持相反意见。遗憾的是，很少有知青史工作者认真倾听这些朴实的声音。

北大荒农场这几十年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回顾这段历史时，很多人都认为：在物质建设方面，1950年代十多万转业官兵的艰苦奋斗奠定了农业机械化的基础；而在文化建设方面，转业官兵创建的北大荒军垦文化和城市知识青年创建的北大荒知青文化奠定了农场现代化的基础，而且后者的影响似乎更加深远一些。几十万北大荒知青在黑土地上创造的生气勃勃的北大荒知青文化，是广大知青对东北边疆建设所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

北大荒知青文化是由全国最大的中心城市的知识青年创造和发扬的文化。它是城市的文化，青年的文化，学习和传播知识的文化。

在学习知识方面，十年文革使大多数知青在青年时期丧失了系统学习的机会，但仍有一部分北大荒知青利用了各种机会在工作中、在艰苦的劳动之余坚持自学。北大荒知青中间，后来在文学、教育、新闻、卫生、体育、美术、音乐、曲艺等方面成为专门人才的比例在全国知青中是最高的，各个领域的著名人物可以写出一份很长的名单。这些人的成长，大多与他们早期在北大荒的自觉刻苦学习有关。

在传播知识方面，北大荒知青文化当年在教育、文学、艺术、体育、卫生等方面大幅度提升了农场原有的发展水平，大大推动了东北边疆农村地区的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

教育方面：北大荒农场早在1960年代末期就全面普及了初中教育，领先了全国农村很多年。《八五八农场史》记载，1978年的中学生是1967年的10倍（包括先前没有的高中生），教职工人数是6倍；全农场80%以上的教师是知青，有的连队教师全都是知青。农场职工的第二代全部被“知青化”，他们摆脱了父辈的许多农民特征；无论后来他们走到哪个城市，都不会去当“农民工”。几十年来，许多“荒二代”写过文章深情地怀念和感谢知青教师。

文艺体育方面：“城市知识青年的到来，给僻静的边疆增添了欢乐和活力”（《八五八农场史》）。1968年夏季大批知青到达后，一度统治农场舞台的“忠字舞”立即被知青文艺取代；年底兵团文艺宣传队的演出轰动沈阳军区；群众性的文艺体育活动水平甚至不亚于当时的大中城市；各师、团宣传队和篮球队人才济济，我们团宣传队排演的京剧《沙家浜》在团内外演出40余场，基层连队的群众性的文艺活动得到普及。1973年兵团首届田径运动会在我们三十四团举行，知青来到的第一年我们农场的篮球队就取得了虎林地区的男篮冠军，1972年之后连续多年举行全团群众运动会。

卫生方面：《八五八农场史》记载，农场的卫生员80%以上是知青；五六十年代曾经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流行性出血热、大骨节病、地方性甲状腺肿等流行病、地方病到了70年代初期得到有效防治，发病率大幅度下降，克山病、麻疹基本绝迹，出血热再没有死过人。我们连的一名北京知青1964年到北大荒长期担任连队卫生员，28年间接生260多次，无一事故，堪称了不起的典型。

北大荒知青文化使边疆地区的教育、文艺、体育、卫生等方面得到空前的发展，水平大大超越了全国其它农村地区，并且在偏僻遥远的边疆与内地中心城市之间建立了紧密的人员联系和文化联系。北大荒知青文化可以说是几十万北大荒知青为祖国的东北边疆建设做出的最大贡献，可歌可泣，光耀史册！

同全国知青一样，北大荒知青文化也受到了上山下乡运动巨澜的挟裹和文革政治的严重扭曲。这使得北大荒知青做出的每一点贡献都伴随着巨大的牺牲，也给北大荒知青文化带来诸多历史局限，使它在当年不可能成为主流文化，只能是背离文革潮流、自发生长的基层文化、草根文化。但黑土地上成长起来的北大荒知青文化并不是文革思潮的产物，也不是“再教育”成功的标志。“再教育”这个词本身就具有否定知青在学校期间接受的教育、否定知青所具有的高于农民的文化知识和城市文明的含义。而北大荒知青文化却是城市下乡青年向老职工学习他们的艰苦奋斗和无私奉献精神的同时，本能地拒绝被农民化，坚持自己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并用其影响和改造农村的结果。我们在反思历史、批判文革和上山下乡运动中的极“左”思潮时，应该划清这些界限，否定该否定的，肯定该肯定的；批判该批判的，歌颂该歌颂的。

北大荒知青文化深刻影响了两代北大荒人，也深刻影响了北大荒知青自己。如果把上述北大荒知青的特点归纳成一句话，那就是：牺牲最大，贡献也最大。这就是几十年来北大荒知青的知青情结如此热烈的主要原因。正因为他们付出了那么多的青春年华与汗水血水，他们才对那片黑土地、那些共同生活的集体（包括老职工）产生了那么深厚的感情，留下了那样深刻的记忆。几十年过去，这些感情和记忆仍然使全国各地的北大荒知青紧紧地连接在一起，心心相印，不离不弃。今天的北大荒知青已经成为全国知青中最活跃、最有集体凝聚力的群体，他们表现出来的热烈、一致、持久的知青情结正是当年北大荒知青文化的延续。这种后知青文化依然保持了当年的鲜明特点，并通过一个个知青集体不断共鸣、放大、延伸，已经发展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一种罕见的文化现象。这种后知青文化与文革思潮没有丝毫关联，它歌颂的是北大荒知青在农村边疆的艰苦奋斗，是知青对第二故乡的深厚感情，是北大荒知青之间以及知青与老职工之间的纯洁友谊。因此，它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依然生生不息充满活力，在社会上焕发着巨大的正能量。

上述对于北大荒知青和北大荒知青文化的看法实际上是许多北大荒人长久以来共同的认识，这里只是把这种潜在的共识表述得清晰一些。我们觉得在这种共识的基础上，以北大荒知青和北大荒知青文化为主题，在知青群体中对这个主题的内涵进行系统的综合性的调查，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也是中国知青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可惜的是，今天的中国知青史研究者似乎还没有以此为主要研究课题的。所以我们不得不向每个北大荒知青呼吁：把这个课题视为我们自己的集体责任。两年来我们对自己的连队进行了两次知青史回顾性调查，撰写了调查报告，出版了一本回忆录，就是希望能为此做一点贡献。但是一个连队显然远远不够。为了验证我们的调查结论是否具有普遍代表性，我们希望能再有几个连队能够进行类似的调查，并且希望能够按照兵团、师、团、连队、典型个人的层次，在教育、文艺、体育、卫生等方面进行深入具体的调查研究。调研的内容既要包括历史上北大荒知青的巨大牺牲，也应该包含他们的巨大贡献；既要包含在黑土地上产生的北大荒知青文化，也应该包括三十年来的后北大荒知青文化。我们有这么多自发的知青志愿者组织，有这么多联系紧密、热心奉献的知青群众，这是其它历史研究课题从未有过的优越条件。唯一缺少的是专业人员的积极性。我们相信，一定会有一些具有专业洞察力的历史学和社会学专业人员能够认识到这个课题的重要性，愿意与北大荒知青一起，采用一种专家与群众相结合的崭新方式，共同开展这项有意义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