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前排刘玉芳、程美珍;后排胡金秀、金美娟、路悦华。
主编/戈飞
连载:《北疆彩虹》(24)——女桥工二、三事
李舜英
支边回城,已经三十六年了。每当我回想起在大兴安岭女子架桥队那2600多个日日夜夜,总是感慨万分。我们历经了艰辛,也得到了磨炼;我们付出了青春,也收获了坚强。作为特殊年代的一个特殊群体,有时候想想,我们也值了。
初到碧州
1971年11月11日,我响应毛主席上山下乡号召,从上海来到了大兴安岭,保卫边疆,建设边疆。坐了五天四夜的火车,来到驻地碧州。打开车门,一眼望去,“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伟大领袖的伟大诗章就好象是为此时此刻的风景所作。但我无心欣赏,只是担心着未来的命运。
在这里,我们被称之为“小上海”。一批早来一年的“老上海”,成为了我们学习班的导师。通过他(她)们高超的政治理论和现身说法的教育,再加上忆苦思甜和军事训练,使我们这些刚出校门的“小上海”受到了震憾,稳定了情绪,解除了焦虑,坚定了信念。一个月以后,我被分配到新林区桥梁大队女子架桥队杂工班,并被任命为班长。
根据当时的宣传,我知道女子架桥队是世界上唯一的一支由清一色的女子组成的架桥队伍,承担着与男子汉同样繁重的劳动强度,实践了毛主席“妇女能顶半边天”的伟大论断,是中国“工业学大庆”的一面旗帜。我为自己能够有幸进入这样一个红遍全国、享誉世界的标杆单位,兴奋了好几个晚上都睡不着觉。
凿冰挑水
大兴安岭地处祖国北疆,冬季气温低至零下五十多度。据介绍,六十年代大兴安岭最低气温曾达到零下六十多度。在这里,滴水成冰不是一句形容词,冻掉下巴也不是一句玩笑话。而且当时架桥的设备仅有卷扬机、搅拌机等简单的设备,设备几乎是原始的,在这样的环境下架桥,除几位老工人师傅外,几乎是清一色的刚出校门的一群女孩子架桥,其艰难程度是可想而知。
由于是冰天雪地,所以所有的浇灌原料都要加热。黄砂、石子,要放在大铁板上用人工炒热;搅拌用的水,也要放在大铁锅上烧开。工作量之大,劳动强度之累,是现在一代的年青人难以想象的。我的任务,就是要把河里的冰层凿开,把冰洞里的水打上来,挑到大锅里。
我人小个子矮,两个大水桶有我半人高。再加上雪地结冰一步一滑,腰酸背疼、眼冒金星不说,肩膀让水桶压得肿起老高,棉胶鞋让水溅得成了冰坨。一天工作十多个小时,一天又一天,天天晚上肩膀痛脚底凉,无法入睡。
终于有一天,大乌苏彩虹桥建成了。连长说我作为班长能够以身作则,重活累活抢在前头,在连队大会上表扬了我。那天晚上,我彻底放松了,早早就入睡了。
装卸水泥
那一年,我们到西林吉架桥,也就是现在的漠河县。当时,西林吉是中国铁路的最北端。
记得是严冬里的一天,已经是下午5点钟了。由于靠近北极,大兴安岭冬天的夜晚来得特别早,5点钟已经是漆黑一片了。这时候,连长给我们班下达任务,说是为了让出铁轨,有一列火车皮的水泥要连夜卸下,运回连队。
我带领班里的小姐妹们,带着整整一个白天的劳累,带着肚子里刚刚咽下的窝窝头和土豆汤,爬上卡车,赶往货场。一包水泥有一百斤重,我个子小,夹不住也扛不动,只好用背驮。一个车皮卸下来,我就感到这个腰都不是自己的了。
更可怕的还不是累。因为车站到连队有一个小时的路程,卡车开走后,我们只能在原地休息。大兴安岭严冬的夜里,人在外面睡着了的话,会被冻死的。以前我就听说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过。所以,不管怎么累,不管怎么困,我都要不停地招呼她们,要活动手脚,活动身体,不能让我的小姐妹们睡着——冻死。
黎明时分,水泥运完了。我们迎着初露的曙光,扛着一夜未眠的脑袋,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爬上卡车返回连队。
回到上海已经整整三十六年了。但是,我仍然怀念那曾经的岁月,曾经的连队,曾经的姐妹,我曾经为之奋斗了八年的第二故乡——大兴安岭
2015年8月8日写于上海
李舜英曾任女子架桥队力工班班长。
女桥工郭菊芬
左起:女桥工郭菊芬、郭菊芳两姐妹
左起:张丽铮、周霞雯。
烘炉工陈根妹
王招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