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兆奎：兵团八年 彪炳史册——我的兵团记忆
2020年05月12日 23:55:16 来源:浓情黑土地 访问量：4102次
作者:任兆奎
作者其人
任兆奎，1932年生，I947年9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8月加入共产党。1955年一1979年先后在友谊农场，七星农场，合江农垦局，东总，兵团工作，后调入省直机关计委，计经委。1994年在省府副秘书长岗位离休。
兵团八年 彪炳史册
——我的兵团记忆
任兆奎
龙江六月千顷绿，大荒七秩五车书。又是一个孕育丰收的季节，也是黑龙江农垦在改革中不忘初心，砥砺奋进的日月。在回顾垦区七十年峥嵘岁月的时候，我总是忘不了50年前的“6.18”——1968年6月18日，毛主席批示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往事。毛主席批示组建兵团，是在特殊年代做出的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战略决策。回顾历史，撤消东北农垦总局，成立兵团，在当时“文革”风暴日渐猛烈的混乱时期，垦区正处于动荡无序的无政府状态，对保护东北边境地区生产力，保护垦区广大干部，巩固边疆，建设边疆，全面完成屯垦戍边任务，维护边境地区的稳定和安全，推动各项生产建设更好的更快发展，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我原在东北农垦总局担任计划财务处长。兵团宣布成立后，迅速派遣一批现役干部进驻东总机关，果断地解散了群众造反派组织，制止了群众之间的互斗派性活动，全面接管了东总党政领导权力。直接领导机关“斗批改”，我们一批几十名被长期监管劳动的局处级干部，走出了“牛棚”参加整党学习，不久我被宣布“解放”，并选调到哈市兵团司令部报到，以37岁的年龄光荣“参军”，入伍解放军序列的兵团机关，被任命为司令部计划建设处副处长，协助任圣鹏处长主持全面工作。1971年春，任圣鹏升任兵团后勤部副部长后，沈阳军区党委任命我为兵团司令部党委委员、计划建设处长。一直工作到1976年8月兵团撤销，历时整整八年。光阴荏苒，岁月如梭。转眼半个世纪过去了。回忆我在兵团工作的日日夜夜，心系兵团，同呼吸共命运，风雨同舟，休戚与共，历经风雨和峥嵘，至今心潮澎湃，久久难以释怀。兵团八年走过的道路艰辛而辉煌，近百万兵团战友创造的历史功绩，将彪炳史册，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1961年11月，国务院决定成立东北农垦总局，成为农垦部直属的全国最大的垦区。农垦部第一副部长张林池兼任总局党委书记、局长。周总理指示东总要搞好屯垦戍边，建成国家商品粮生产基地，每年要增产一亿斤商品粮，几年后每年给国家上交100万吨商品粮，为京津沪和军队专用。正在垦区积极贯彻周总理指示，在战胜三年自然灾害，总结大跃进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全面整顿农场经营管理，在全国率先进行农场经营管理制度改革，学习解放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同时，推广产量工资制，施行超产超收奖励，调动了广大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各项生产建设事业日新月异，蒸蒸日上，全局年年增产，年年增收，年年盈利，职工收入也年年增加，同当时全国一样，形势越来越好。正在此时漫延全国的“文革”风暴，席卷而来，造成垦区一时大乱。黑龙江垦区的文化大革命，同全国、全省一样，始于1966年中共中央的《5.16通知》。自当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北京接见并表示支持“红卫兵”之后，东总机关和垦区所属各农牧场便纷纷成立起各种不同形式的群众“造反”组织，由“破四旧”和“革命大串联”逐步发展到“造反”、“罢官”、“夺权”，斗争的矛头直指从总局领导到农场和生产队的各级“当权派”。1967年6月15日，“东北农垦总局红色造反者接管委员会”接管了东总的领导权，自封为垦区的最高权力机关。从1967年10月开始，揪斗“走资派”的浪潮波及到农垦系统的最高领导者。总局党委书记彭达彰、局长王正林及一批处级干部，有的被隔离审查，有几十人被关进“牛棚”监禁劳动。已经调任省委书记处书记的张林池也被“揪回”总局批斗。以张林池为首的多数总局级领导干部被“造反派”拉到各农场进行巡回游斗，所到之处，一般都由当地农场领导干部陪同接受群众的“革命大批判”。此时，黑龙江垦区上下指挥系统基本失灵，正常的生产秩序已被打乱，多数领导干部被污为“走资派”、大批科技人员靠边站接受审查批判。职工群众人心惶惶、等待观望，各项工作处于无序状态。“文革”造成的垦区内乱与黑龙江省日渐严重的边境危局，呼唤着一个能迅速稳定农垦大局，有效部署战备大局的新的领导机构，兵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所以，兵团组建后的第一要务是准备打仗，尽快组织一支团结对外的大部队。上级要求兵团一方面要把垦区“斗、批、改”继续推动下去，另一方面又要求兵团必须尽快地结束农垦系统内的动乱局面，集中精力搞好战备和生产。面对上述情况，兵团党委认为，对内稳定社会，对外维护边境安全，二者都和人员内耗水火不容，必须消除派性，结束内斗，稳定局势。于是，决定“办班”“放人”。1969年 5月10日兵团党委会议纪要指出：“现在关押的人，除证据确凿的杀人、放火、放毒的危险分子外，其余人员应全部释放。放出后，办好学习班，有问题的把问题弄清楚；关错了的，使其提高觉悟，正确对待，消除对立情绪。”“办班”分级进行，兵团、师、团各负其责，兵团主要办团（场）一级靠边站的干部学习班，从1970至1971年上半年就先后办了7期，参加人员达300多人。每期学习班都由兵团政委和政治部主任进行动员和总结。参加各级学习班的干部回到原单位后都根据当时需要，逐步安排了工作。在解放干部工作上，兵团动手早。兵团组建后，司令部设在哈尔滨，原东北农垦总局领导和机关干部300多人，其中处以上干部40多人（多为抗战和红军时期的老干部）都在佳木斯待分配。兵团党委迅速派出后勤部延军政委和司令部作训处姚永汐处长到佳木斯办班，按照沈阳军区领导关于“解放大批干部从中选拨部分专业人员充实兵团司、政、后机关”的指示，学习班结束后，原东总机关留下了包括我在内的21名干部（其中总局领导1人，处级3人，其余17人为专业技术人员）充实到兵团司、政、后各部门工作，其余干部均分到各师团工作。1969年10月任茂如政委到兵团工作，又传达了沈阳军区领导关于“解放干部的工作要加快”的指示，进一步加快了兵团解放干部工作的步伐。由于兵团解放干部工作动手早，动作快，所以各级领导班子很快得到充实，进而推动了兵团组建的步伐，使各项工作很快步入正轨。兵团历时八年，正处于“文革”极左思潮盛行时期，虽然按照中央和省里的要求，先后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等项工作，但都是在兵团党委统一领导下有序进行，兵团党委始终坚持“不管批什么，都不能影响战备；不管怎么批，不能把人心批散了，把思想搞乱了”。因为兵团团以上领导班子主要成员都是现役军人，没有山头，没有派性，所以，遇事决策快，办事效率高。有些工作尽管有“左”的印记，但对兵团的战备和生产，均未造成重大损失。从这一点看，全国十年文化大革命，而黑龙江垦区真正“闹革命”只有三年，兵团的组建，及时地扭转了边境地区的混乱局面，保护了垦区生产力，保护了垦区大批干部。我作为一名老垦荒，亲历兵团八年，深有体会。全国“文革”十年动乱、十年的浩劫，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大批干部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成立兵团，垦区领导机构列入解放军序列，军事化组织，实行军事化管理，有效有力地避免了“文革”风暴对垦区的破坏。这真是北大荒垦区的大幸，广大干部职工的大幸，国家的大幸。
开发建设北大荒，是党和国家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兵团组建时，黑龙江垦区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培养干部，积累经验，创造典型，示范农民”的重要指示，已经历了国营农场初创和开发建设两个重要时期。这两个时期开发建设的地域主要在完达山南北两麓和乌苏里江以西的密虎宝饶地区以及黑龙江南岸、小兴安岭东侧和嫩江流域。经过这两个时期的开发，垦区国营农场的数量和土地经营规模迅速增加，各项事业均有很大发展。兵团成立后，如何在抓紧战备的同时，搞好平战结合，劳武结合，不断扩大耕地面积，为国家多生产粮食，这是摆在兵团面前的一件大事。当时，可供兵团连片开发的荒原主要在同江和抚远地区。这片地区是三江平原的腹地，是北大荒待开发的核心地带，这一地区又恰恰是兵团当时戍边的空白点。据有关资料记载，这一地区有一百多平方公里，人口却只有6800人，是名副其实的有边无防，是兵团战备防御线上一个最危险的大口子。苏军一旦在冬季发动进攻，坦克和装甲车十多分钟就可越过界江，毫无阻挡地从三江腹地向内地长驱直入，直接威胁国家的安全，所以，兵团果断决定组建六师。六师辖原来归三师管辖的23、24、25、27等4个团（成建制划给六师），另新建6个团，即60、61、62、59、57和68团，以及反修营。新建团由三师、四师抽调人员、机械设备、物资，负责包建，做到了当年建点，当年开荒，当年打粮。对组建六师，开发三江平原核心腹地荒原，我是怀有一种深厚的特殊感情。1957——1959年，我在那片黑土荒原地带的七星农场（25团）担任党委书记。在那里艰苦奋斗了一千多个日日夜夜。那里留下了我二十五、六岁的青年时代，风风雨雨踏查荒原的足迹，留下了荒原变良田的浪漫梦想和美好愿景，留下了一片难以忘怀的未竟事业。兴建六师，使我们那一代人未果的夙愿得以实现，多么令人兴奋和鼓舞啊！对如何扩大开荒面积，加快六师发展，在六师内外是有争论的。我是坚决支持新建六师的，坚决支持王少伯师长不怕艰险，敢作敢为的革命精神。在兵团领导的指示下，我多次去六师进行调研，在我的职权范围内，在投资和机械设备投放上，大力支持六师发展。六师师部位置，初期规划设在火烧孟，即规划中的61团团部所在地，现创业农场，此地过分靠近边境第一线，一旦发生战事，几乎无战略回旋余地，同时又处于荒无人烟的原始荒原，且地势低洼，交通十分不便。师部机关长期设在临时修建的几栋木制活动房子里，机关工作和人员生活极端困难，师部建设的具体位置难以选择，几乎无立足之地，无法正常进行全师指挥活动。师党委当时进退无据，处境尴尬。在这种情况下，我经过多次调研，在征求师长王少伯、政委贾吉祥的意见后，我回兵团机关直接向兵团第一副司令员颜文斌将军大胆建议，将六师师部位置回撤至七星岗，即现在的建三江，靠近已经过十几年建设的七星农场（25团），建立六师指挥机关。这样，就能有依托地迅速把师机关指挥系统建立起来，开展指挥工作，统领全师八个团（原有四个场团，新建四个团），四万多兵团战士和老职工，尽快全面展开各项生产建设和戍边工作。颜副司令员听完汇报后当即表示同意我的意见。后经兵团常委研究并报请沈阳军区批准，将六师师部回撤至25团。这一重大决策，为以后六师指挥机关尽快建成并顺利开展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条件，也为建三江地区的城市化发展创造了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六师的组建，是北大荒开发向三江平原腹地和核心地带一次重要进军，是北大荒开发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突破。六师地处黑龙江省东北边陲的同(江）抚（远)地区，是有名的三江湿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及以前开垦的土地大多地处湿地边缘地势较高的位置，而六师开发的土地则是地势低洼的地带，沼泽遍地，水草丛生，不要说开荒，就是走路都十分困难。这里从春到秋，从早到晚，蚊子、瞎蠓和小咬不停歇地叮人、咬人。拓荒人住的是帐篷和地窨子，喝的是水泡子里的水。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在解放军干部的指挥下，在老复转官兵和科技人员的带领下，4万多名知识青年，以豪迈的革命精神，打响了向同抚荒原腹地进发的战役，到1975年底，六师新开垦荒地近二百万亩。今天的原六师（建三江管局）已拥有一千一百四十多万亩耕地，年产粮食一百二十多亿斤。均占全垦区的三分之一以上，是当今北大仓的主要产粮地区。人称“米都”。曾经的六师师部、各团团部都已建成了一座座现代化的农垦小城镇，像一颗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三江大地上。实践证明，六师的组建、开发与建设，不仅为后来建三江地区的建设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是兵团留给黑龙江垦区的一份最大的有形资产。
党的领导是我军的军魂。兵团属军队序列，在党的建设上始终坚持和发扬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光荣传统，不断加强党的领导。一是认真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活动，坚持用毛泽东思想育人。兵团时期，正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广泛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时期。为使这一学习活动开展得更加扎实有效，兵团党委提出：在学习内容上要有针对性，要紧密联系战备和生产实际，有的放矢地安排学习计划和内容，如在戍边工作上，联系边境战备形势，选学毛主席有关准备打仗和人民战争的论述，在屯垦方面，结合农业学大寨的实际，选学毛主席有关搞好农业生产“八字宪法”、广积粮等论述。在学习时间上，根据农时特点，不强调“天天学”“雷打不动”，农忙少学，农闲多学。兵团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1971年2月在全兵团“双代会”（四好连队和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上大胆提出“天天读”要灵活掌握。这一提法不仅是超前的，而且也是有风险的，因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尤其是提出“天天读”“雷打不动”口号的副统帅还在，怎能没有风险？二是开展创造四好连队、评选五好战士活动，坚持释放正能量。部队工作有句口头禅：千条小河归大海，件件工作下连来。如何把件件工作分类、归纳、整合，有序进行？兵团领导把人民解放军创四好连队、五好战士的工作方法移植到兵团各个师、团、营、连，把纷繁复杂的工作归纳分类，按“屯垦戍边”的要求，结合兵团实际，年初提要求，半年检查评比，年末进行评优奖励。实践证明，这一活动不仅使连队工作井井有条，忙而不乱，而且通过年年评比，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争先创优的积极性。三是积极发展新党员，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兵团组建时，有一千多个连队（都是在原有生产队的基础上组建的），虽然都有党支部，但许多支部党员数量少，且多是老党员。为改变这一现状，兵团党委要求各基层连队注意从战备和生产实践中发现和培养党的积极分子，并要求各团级党委组织部门办好入党积极分子学习班和新党员培训班，尽早使基层连队达到班有党员，排有小组，连有支部的要求。据统计，兵团存续期间仅在知识青年中就发展新党员一万多名。四是强调内外团结，保持边疆地区和谐稳定。兵团虽属解放军序列，但实际上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小社会。它的生存与发展，需要一个良好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所以，兵团很强调要搞好内外部团结。在对外关系上，周边单位把兵团看成是部队，兵团也确实把与周边县乡的关系提高到军民关系的高度来对待，努力做到不与民争利。一旦发现个别单位或个人与地方政府或老百姓发生矛盾，都由领导同志出面，及时妥善化解。在内部关系上，主要是搞好现役干部与非现役干部之间的团结。在这个问题上，兵团领导抓得早，抓得及时，而且，始终把现役干部当做矛盾的主要方面。兵团组建后，随着组建工作和战备工作的落实，及大批干部的解放，兵团各项工作出现了良好的势头。这时，在一部分现役干部身上程度不同地表现出骄傲自满情绪，认为面貌的改观，形势的好转是自己努力的结果，因而在工作中表现出对非现役干部尊重不够，特别在农业生产上不虚心向非现役干部学习，工作主观，听不进不同意见，影响了非现役干部的积极性。兵团党委发现这一情况后，首先在现役干部中开展反骄破满教育，要求团以上现役干部在现役军人党支部会议上先作自我检查，然后，大家批评帮助，最后，作自我批评。在此基础上，兵团党委在“双代会”上公开提出“团以上党委普遍开展一次反骄破满教育”。这次教育取得了双赢效果，不仅使现役干部受到了深刻教育，提高了认识，改进了工作，而且也使非现役干部感到了军人出身的干部襟怀坦白，敢作敢当，实事求是，有错就改，从而增强了与现役干部的亲和度。亲历兵团的人都有这种感觉，兵团的政治工作有的放矢，掷地有声，既注意解决现实问题，更注意人性美的打造。这一点，我体会颇深。前几年，有位朋友跟我说，哈尔滨东站一伙伙知青回访北大荒，都打着兵团某团、某营、某连的旗帜，有的拉着“保卫钓鱼岛”的巨大横幅，喊着“祖国再召唤，重新拿起枪”的口号，很感动人。我觉得这不能不说是兵团岁月赋予他们的大局意识所致。而那一面面带“兵”字的红旗，不仅表达了他们一种不乏军旅色彩的身份识别，也把原兵团广大干部职工和现役军人组合成一个有机整体。黑龙江兵团带给后人的震撼，不仅体现在兵团撤销后人们这种特有的凝聚力，更体现在现役军人与非现役军人结下的深厚友情。北大荒人把这种友情定名为共同戍边的战友情和一起屯垦的荒友情，这也是北大荒独特的军民鱼水情。它既包含在一起生活、工作中互相关心、支持，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也包含分别后互相思念、牵挂，魂回梦绕的浓浓大荒情。1988年秋，兵团第一副司令员颜文斌同志回访北大荒，北大荒人用最尊贵的礼仪接待了这位刚从旅大警备区副司令员岗位上退下来的开国将军。将军在垦区访问期间，总局老领导王强局长和军事部于勋政委全程陪同。一路上所到之处，管理局和农场领导以及农场干部职工都热烈欢迎，向老将军介绍垦区的巨大变化。老将军也不时地询问他熟悉的农场干部和职工的情况。当他看到农场的现代化大农业和新兴的农垦小城镇时，喜溢眉梢，连连称赞：“你们干得好”。老将军从不喝酒，但在即将离开垦区的那天晚上，饱含激情地高举酒杯，祝愿北大荒已经变成北大仓！感谢大家在兵团工作时期对他的鼎力支持，并诚心诚意地表示，对他工作中的缺点和不足，给予原谅。使在场的所有人无不为之感动，高度赞扬老将军在兵团工作八年的骄人业绩，钦佩革命军人的坦荡胸怀和高风亮节。一杯酒，一席话，表达了现役和非现役干部之间、上下级之间情同骨肉的情谊，彰显了老一代革命者与北大荒人襟怀洒落的大度和宽容。
为了适应战备与生产的需要，兵团党委十分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八年间，修通了二（龙山）抚（远）公路，建成了福（利屯）前（进镇）铁路，架设了兵团通信网，大规模开展了农田基本建设，输配电线路建设（密山至七虎山154千伏输变电工程等），有力地改变了边境地区的面貌，推动了“屯垦戍边”工作的进程。二抚公路的建设结束了三江腹地没有公路的历史。1969年3月2日珍宝岛自卫反击战打响，按照中央的指示，沈阳军区和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于同年4月决定修建富锦县二龙山镇至抚远县县城抚远镇，全长235公里的战备公路——二抚公路。这条路，人称“酱缸路”，要求修成能够运输兵员辎重的一条稳固型的国防公路，并把抢修“二抚公路”的任务交给了兵团。兵团接受任务后，立即成立了以司、政、后三大部门首长为领导的“二抚公路建设指挥部”，副参谋长鲍鳌同志担任总指挥，并于4月底赶赴二抚公路施工现场，进行现场办公。在235公里长的战线上，分别成立三个工区，设立工区指挥部，仅仅用了十几天的时间，就组织了6800人的筑路大军和必需的设备、物资到筑路现场。在地域偏远，砂石料运距远（平均65公里），施工条件恶劣，技术人员少，施工人员新（绝大部分是知识青年，女的占30%）等诸多不利条件下，筑路队伍上下团结一心，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以临战状态，克服阴雨天多、蚊子小咬瞎蠓多、干净水少等重重困难，全心全意投入到修路工作中。兵团第一副司令员颜文斌、副司令员刘竹轩同志都亲临现场作动员，勉励、慰问筑路大军。经过7个月的艰苦奋战，于1969年11月建成通车，受到了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和沈阳军区的表彰。建成了我国第一条支农铁路。如果说，二抚公路的建设解决了三江腹地内部的公路交通问题，那么，修筑福前铁路则是为了解决三江腹地与外地交通网络的连接问题。不论是从北大荒的永续发展着想，还是从国防建设考虑，抚远地区都需要有一条铁路将三江腹地与外界连接起来。为此，1972年初，兵团党委报请国务院、铁道部和黑龙江省政府，申请修建从集贤县福利镇至六师60团团部（前进镇）的“支农”铁路交通线，简称福前线铁路。并派计划建设处任圣鹏处长持不同报告到北京西皇城根9号院找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余秋里同志汇报、请示，余秋里副总理非常重视，听完汇报后，当即批示“同意”，说：“总投资没超过一个亿，不请示总理了，我就签字批了”，当时在场的有国务院副秘书长兼法制办主任顾明同志（曾任周总理秘书）。国家决定由铁道部第三设计院勘测设计，哈尔滨铁路局组织建设，兵团参加施工。为了争取福前铁路早日开工建设，兵团司令部、三师、六师积极主动配合铁道部第三设计院和哈尔滨铁路局进行铁路建设的前期工作。1974年国务院正式批准建设福前铁路。兵团从三师、六师抽调了几千人组成筑路大军，与铁路部门的筑路员工一起奋战4年，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于1978年胜利完成了226.6公里的施工任务。40年后，我们回过头来审视这两项在垦区开发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巨大工程，仍然值得我们农垦人骄傲和自豪。如今，这两条运输大动脉为三江平原地区3市6县、两个农场管理局25个农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它们像两座丰碑横卧在三江大地上，也昭示着兵团在北大荒建设中的一项具有重大战略和历史意义的光辉业绩。基本建成了垦区通信网。兵团成立以前，东北农垦总局与农场之间，省农垦厅与农场之间的通信联络是依靠地方邮电部门的电话、电报网络进行的，通信的质量、效率和时效性都比较差，难以适应战备与生产的需要。兵团成立后，为了改变通信不畅，上下联系困难的状况，下决心解决通信难的问题。本着独立自主，平战结合的原则，开始了兵团骨干通信网的建设。由计建处、物资处、供应处和通信处密切配合，协同作战，从线路规划、计划安排、材料筹集、资金供应、设备与器材选购以及工程施工等各个环节，都作出周密安排。首先完成了545国防通信线路、兵团通往带岭基地通信工程、兵团通往二师、三师、四师的通信线路；然后，又架设了兵团经铁力中转到一师、五师的通信线路，最后建成了兵团至六师的通信线路。从1970年8月至1973年底，兵团至6个师的通信线路全部架设完毕，全长一千多公里，彻底改变了垦区的通信面貌。不仅可以保障应急战备及平时生产指挥的需要，也为后来垦区通信设施的改造升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完成了三江平原地区输变电网络工程建设。兵团组建后，在省市电力部门配合支持下，对区域内的输变电工程进行了有史以来的首次统一规划和改造升级联网建设。在兵团司令部计建处的统一安排指挥下成立电力办，组织专业队伍进行施工。投巨资兴建密山至七虎山57公里、154千伏、穿山越岭的高等级的输变电工程，与鸡西电厂联网，从密虎饶宝到建三江、富锦、友谊、红兴隆、集贤、福利屯、桦川到佳木斯、鹤岗、萝北，东部二、三、四、六师，全部师团的电力网络与国家电网联网，并统一进行技术改造，升压为11万千伏安。全长约1100多公里。联网后，直接降低了用电成本，减少了线损，方便了输变电工程维修管理，方便了团队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同时也使周边部分县乡和广大群众受益。这项工程的完成，改变了整个三江平原区域内电力供应状况，实现了统一调度，统一维修的科学化管理。完成一批重点水利工程建设。三江平原地区地势低平，内涝严重，每遇春涝，常常推迟播种时期，秋涝又影响农作物收获，对增产威胁很大。兵团很重视水利工程建设，各团都有专业水利施工队伍，长年进行水利工程建设，坚持边治水边开荒边耕种，逐步扩大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面积，逐步摸索扩大水田种植面积，保证了耕地面积的逐步扩大和粮食总产的逐年增加。同时，还完成了兴凯湖湖岗闸建设，一方面使湖区下游减轻了洪涝灾害威胁，同时也逐年扩大了水田种植面积。对55团查哈阳浂区枢纽工程进行了恢复扩建改造，将水田面积恢复到6-10万亩达到了历史最好水平。还有20团蛤蟆通水库、云山、青年等水库工程也进行了重点维修扩建，扩大了受益面积。
如果说兵团八年的历史是黑龙江农垦史中的一幅画卷，那么兵团时期的工业发展则是这幅画卷里壮丽的篇章。黑龙江垦区开发以来，一直是以农业为基础，以粮豆生产为重点，产业结构单一，一切围着农业转，只重视农林牧副渔农业内部产业结构调整发展，忽视工业产业的发展。有一些工业企业也多是小型的、自给自足型为主，如小农机厂、小面粉厂、小榨油厂、小砖瓦厂、小煤矿、小制材厂等，较大型的工业企业只有肉联厂。而农业是微利企业，基础又十分脆弱，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差，一旦遇到大灾，就会造成粮食减产，企业亏损，职工生活困难的局面。兵团成立后，兵团领导一直在思考如何改变单一农业的状况，加快大的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问题。经过多方调查研究后，兵团党委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按照‘三就四为’补缺配套优先的原则，从实际出发，立足当前，瞻顾长远，全面安排，重点突破，以轻促重，以重支农，以工补农”发展工业指导思想。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兵团在垦区原有工业的基础上，加快了发展工业的步伐，陆续建设了一批比较大的工业项目，如浩良河化肥厂、跃进山钢铁厂、林源炼油厂、林源毛纺厂，还有制糖厂、造纸厂、乳品厂、淀粉厂、糠醛厂等。这些企业的兴建，不仅改变了兵团单一经营的产业结构，同时也弥补了国家一些物资供应不足。这批工业项目的建设拓展了就业门路，增加了知青就业，又为进一步发展农业和各项社会事业积累了资金。在发展兵团工业的过程中，兵团领导真抓实干。臧公盛副司令员亲自抓工业项目的建设，经常深入到重点项目（跃进山钢铁厂、林源炼油厂、毛纺厂、浩良河化肥厂等）建设工地，现场指挥，一蹲就是一两个月。司令部、后勤部都派副部级领导干部长期在建设工地坐镇指挥，对外协调、疏通关系，解决建设过程中的一些难题，保证了建设项目的建成投产。项目建成投产后，又不失时机地狠抓企业管理，认真开展“工业学大庆”，使企业的生产经营很快步入良性轨道。尽管在这一时期有“左”的因素干扰，但总体而言，兵团工业发展的方针是正确的，方向是明确的，效果是好的，成绩是明显的，有效地改变了原来农垦系统的经济结构。兵团成立时，原东北农垦总局工业总产值为 13665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9%；到兵团撤销的前一年，即1975年兵团工业总产值达到38100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37.8%。七年时间兵团的工业总产值增加2.44亿元。增加了178.8%。兵团组建时，恰逢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在全国掀起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高潮之际，兵团成为知青上山下乡的主要接收单位。到1970年底兵团先后接收北京、上海、天津、杭州、哈尔滨等地知识青年32.5万人，加上兵团成立前接收的2万人，兵团知青总数达到34.5万人。如此大量的知识青年集中在3年时间内来到兵团，当务之急是要解决知青的住房、防寒等问题，但是，原有农场的职工住房又少又简陋，无法满足知青住宿的需要。解决住房困难的唯一办法就是自力更生，自己动手建房。兵团领导一方面积极请求上级支持，一方面发动群众，上下齐动员，自己伐木、烧砖、烧瓦、拧拉哈辫，盖房子。到1971年底，所有知青都住上了像样的集体宿舍，还建起了集体食堂。兵团后勤部又赶制了5万件棉大衣，发给有需要的知识青年。如果说解决知识青年吃、穿、住是现实问题的话，那么，如何加强知识青年的学习、教育和健康成长则是长远大计。34万多知青大军来到兵团，是北大荒开发以来人数最多、思想活跃、朝气蓬勃的一支队伍，给兵团带来了勃勃生机。然而，由于受文化大革命极左路线和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知识青年中也存在这样那样的思想问题，如何针对知青中的现实思想，开展思想教育，加强学习、引导，是关系兵团长远建设的重大问题。为此，兵团党委作出决定，要求师、团、营、连党组织，从实际出发，有的放矢地加强知识青年的政治思想工作，各级主要领导亲自抓这项工作。各基层单位都成立了有连队领导、老职工代表、知识青年代表参加的“三结合”思想工作小组，定期分析知青的思想动向，掌握思想脉搏，及时的有针对性的做好知识青年的思想工作。八年间，兵团发扬中国人民解放军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坚持把用毛泽东思想育人放在首位，引导青年树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自觉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主动改造世界观。这些工作，在当时的条件下，尽管不可避免地带有“左”的色彩，但它为广大知识青年的健康成长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在对知识青年进行思想教育的同时，兵团各级组织放手让广大知识青年在三大革命实践中锻炼自己，增长才干，并根据他们的特长，为他们创造条件，使他们有展现自己的载体，有创造业绩的平台，有放飞梦想的空间。理想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使一大批知识青年茁壮成长。许多知青很快成长为各行各业的骨干，不少知青被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据不完全统计，到兵团撤销前，有10300名知青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110800人加入了共青团，有1000多人被选送到各大专院校深造。从兵团走出去的国家高中级干部、作家、艺术家、企业家、运动健将，大约有千余人，其中副国级和省部级领导五十多人，从这里走出国家副国级的外交部长和央行行长。这些成功人士的成长无一不体现出兵团对知识青年的关怀和教育。人们说，兵团是一所大学校，大熔炉，这话千真万确。相信无论时光如何消逝，知青们记忆中最重要的那幅画面一定是定格在兵团时期的北大荒。多姿多彩的北大荒文化，大体由四个部分组成：一是乡土文化；二是军旅文化；三是下放到北大荒的一批“右派”带来的“流人”文化；四是知青文化。兵团时期，军旅文化和知青文化占有重要位置，特别是知青文化大放异彩。在北大荒的开发建设进程中，十万复转官兵带来的军旅文化为北大荒人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然而，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使军旅文化一度遭到破坏。兵团组建时，各基层单位的业余文化生活主要是唱革命歌曲，跳“忠字舞”，看16毫米露天电影，业余文化生活比较枯燥。大批知青来兵团后，客观要求必须尽快改变这一局面。兵团领导也深知文化工作的重要性，深知部队文化在部队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在深入群众的过程中了解到，知识青年从大城市来到东北边陲的荒原上屯垦戍边，不仅是工作与生活条件艰苦，文化生活也十分贫乏，进而对未来前景的展望也很朦胧。为此，兵团领导在狠抓知青政治思想工作的同时，下大力抓好基层文化工作，努力改变部队文化生活单调枯燥的面貌。先是在兵团各级宣传部门设立专管文化工作的干部，在团以上单位设立新闻报道组和业余文艺宣传队，在连队培养文艺骨干，设立黑板报、墙报和专职通讯报道员。兵团时期形成了自下而上的新闻报道队伍体系。这不仅使基层的好人好事及时的得到宣传，而且培养造就了一大批文学人才。著名知青作家梁晓声、肖复兴、贾宏图、张持坚等都是报道员出身。兵团和师团每年都分别组织不同形式的调演、汇演，既丰富了基层的文化生活，又发现和培养了许多文艺人才，著名相声演员姜昆、赵炎和话剧演员濮存昕等一批文艺名人都是从兵团连队的小舞台走向全国大舞台。由兵团政治部主抓的各类文化人才培训班，贯穿兵团整个时期。如通讯报道班、美术摄影班、文艺骨干班等，接连不断，其中仅美术创作班就办了36期。随着兵团文化工作的繁荣发展，一些反映北大荒生活的原创性作品不断问世。兵团政治部先后编辑出版了《沃土朝阳》诗集，《北疆战士》报告文学集和《我爱边疆》《知识青年在北大荒》《大有作为新一代》等三本摄影画册，以及《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青年版画选》、《广阔天地绘新图》、《扎根边疆版画选集》等画册，真实的反映了兵团时期文化工作的创新成果。兵团文化工作的特点就是接地气，有活力，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兵团各级群众文艺骨干都生活在群众之中，他们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知道群众苦和乐，了解群众的文化需求。所以，他们创作的文化产品，不论是小说、绘画、样板戏、舞蹈、相声、快板、三句半等等，都很受群众欢迎，都很接地气，内容健康文明，充满正能量。这些文化作品的展示不仅丰富了基层的业余文化生活，也提高了职工及下一代的文化素质，为北大荒文化的成长与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提升了边疆地区的文化品位，兵团的文艺宣传队多次参加了黑龙江省和沈阳军区的文艺汇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好成绩，曾几次参加了省和军区的巡回演出，大大提高了兵团在省内和沈阳军区所属部队的知名度。评价任何一段历史，都必须准确理解和把握每段历史的主线。按照1968年6月18日毛主席关于组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批示，“屯垦戍边”就是兵团这段历史的主线。因此，评价兵团八年的历史功过，也必须看兵团是否完成了“屯垦戍边”这两大任务。关于屯垦。屯垦的主要任务是多开荒、多种地、多打粮。八年中，兵团开荒530万亩，耕地面积从1968年的1384.9万亩，增加到1976年的1915.2万亩，等于每年增加一个中型农场。尽管农业生产出现过马鞍形，即1971——1973年因农业受灾减产，但从总体看农业生产形势是发展的。特别是六师的组建与开发为建三江地区后期的发展打下了坚实而雄厚的基础。兵团的粮食总产量由组建时的26.68亿斤，增加到38.78亿斤。八年累计上缴商品粮99亿斤。兵团的工业发展也阔步前进，工业总产值由组建初期的1.37亿元，到兵团撤销时的3.91亿元，增长178%。工业生产的快速发展不仅改变了原农场只靠农业单一经营的状况，也为垦区后续工业的发展及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奠定了坚实基础。随着工农业的发展，兵团的服务业和各项社会事业也都有了一定的发展和进步。关于戍边。战备是兵团的第一要务。兵团组建后，首先抓了武装分队的组建，以临战的姿态和速度，很快组建成7万人的武装分队，即两个武装团（一个炮团，一个步兵团），35个步兵营，31个各种炮连，5个高射机枪连，61个警卫通信连，同时装备了各种轻重武器5万余件。其次，抓了武装分队的军事训练，使每个武装人员具备战时应有的基本素质。共培训了军事干部2154人，训练了军事技术骨干2万余人。第三，兵团团以上单位都制定应急作战方案，边境一线团和部分作战任务重的师、团还组织了师团领导和机关进行野战拉练。第四，兵团组织各师进行了战备地形勘察和战场建设，使兵团上下各级明确自己的任务，了解自己的战场情况，做到心中有数，不打无准备之仗。第五，坚持战备教育经常化，使各个武装分队不仅有健全的组织，而且有可靠地思想保障。第六，1969年3月，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爆发后，兵团上下齐动员，积极做好支前工作，全力支持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仅三师二十一团就出动车辆956台次，抢修公路110公里，加固桥涵52座，送出支前面粉八万斤。该团担架营一连三排开赴到珍宝岛，运送弹药，接送伤员，为伤员输血。战斗结束后，沈阳军区为该排荣记二等功。珍宝岛自卫反击战距今已过去半个世纪，如今中俄这两个一衣带水的邻邦已摒弃前嫌，重归于好。但那段充满战争硝烟的历史让我们难以忘怀。但愿这个世界远离战争，让人类拥抱和平。很多人习惯从生产上的得失来评价兵团存在的意义，却忽略了兵团诞生的最主要原因，那就是准备战争。如果当时中苏关系还停留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蜜月期”，黑龙江兵团则不可能出现。客观地说，兵团是国家支撑危局的一个应急措施，对它的历史作用的评价，涉及到对中国那段大历史的评价，看不清那段历史，就看不清兵团。八年，在历史的长河中是十分短暂的，然而，兵团的八年却是波澜壮阔，色彩斑斓。它的成就是非凡的，令人难以忘怀的，足以彪炳史册。兵团八年，我这个不穿军装的“军人”，在解放军序列的兵团机关担任相当职务，在开国将军和老首长的领导下，直接指挥现役副处长和一批参谋人员，日日夜夜，风风雨雨，团结一心，工作了八年。兵团岁月，不仅给那些风华正茂的知青们留下了人生挥之不去，历久弥新的深刻记忆，也给我这个老农垦留下了一段难忘的沧海桑田的足迹。我们在为兵团事业发展而拼搏奋斗中，经受了兵团岁月带给我们锻炼和成长的革命洗礼。
前排左二为作者 作者供图
兵团八年，我们难忘的岁月。让我们永远铭记！兵团撤销三年后，我从大兴安岭农垦管理局局长岗位调省，先后任职省计委副主任，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兼调研室主任，省计委、经委、农办、财办合併后的计经委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省政府副秘书长等，直至1994年离休。（注：此文，是经与陈吉才、张振廷等同志讨论研究后撰写的。文中史料多为吉才同志提供。在此，一并表示致谢！）
编辑：张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