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2月4日我们来到贺县铺门公社河南大队十五生产 队。虽然还有十多天才到春节，但已经感受到浓浓的乡村年味。

　　生产队给我们三个知青组成的“新家庭” 送来了柴草、粮油，一些村民还送来了自制的年货——各种大米糯米糍粑、粽子、煎裹等。这些初次见到的 乡村年货不仅令我们新奇，而且味道 清新，数量很多(尽管每天放开吃， 还是有一些糍粑因为存放日期过长，导致发霉，浪费了)。这对于我这个在城里常年吃不饱的人来说，农村的第一个春节，由于农民热情邀约到家吃饭喝酒，馈赠丰富食物，不知不觉冲淡了我离开家人过春节的愁绪，下乡伊始便亲身感受到农民的质朴和热情。

　　转眼到了下乡第二年的春节，两位知青伙伴回城过年，我单身一人留在农村。原因很简单，一是父亲仍然 被隔离审查回不了家，城市家中没有丝毫过年的喜庆祥和气氛，不如留在农村减轻些压抑的心情。二来六口之家 只有父亲每个月47元工资，平时最好的菜就是西红柿煮豆腐，肉都吃不起，不如留在农村把返城的路费寄给家里，也能让家里人吃上肉。三来俗话说得好，人多好耕田，人少好过年，家里少我一个吃饭就少一分负担;四来每年春节前一段时间，公社、大队都要组织劳力修水库，不少人因不愿意节前离家到水利工地，生产队只好以多记工分来激励，如平时劳动最高一天记十分，上水利工地劳动每天可记二十甚至二十五分。自己留在农村过年，可以到水利工地一直干到除夕，多挣不少工分。

　　得知我一个人留在农村过年，队里的村民更加热情，许多农户排好日子轮流请我到家吃饭(类似北方的吃派饭)。更出乎我意料的是，孤身一人在铺门任职的公社党委书记黄天才得知我留在农村过春节，竟通过大队党支部罗书记通知我，大年初一请我到公社办公室吃年饭。要知道当时知青生活在农村底层，我们眼里大队党支部书记就是挺大的官了。记得我刚下乡没几天，在田垌上遇到大队支部罗书记，他跟我握手并寒暄了几句，我激动得逢知青就讲。现在公社书记请我吃饭喝酒，我更是兴奋不已。

　　初一那天起了个大早，穿上唯一一件没打补丁的小翻领外衣，上午九点钟准时来到公社办公室。我看到公社办公室没铺砖块的厅堂的泥土地上挖了一个坑，坑边用几根铁条架着一口铁锅，地上摆着两个分别盛满鸡肉和猪肉的大脸盆，装满芹菜、卷心菜、小油菜的大簸箕。我 知道这是“打边炉”吃法(到北方后知道这叫“涮火锅”)。除了我，还来了几个住在公社附近的公社干部、大队干部。黄书记一进屋看见了我，竟一见如故似的拍着我的肩膀说：“小满，能留在农村过年，难得难得!我们好好喝顿酒，过个好年。”

　　尽管是第一次见公社书记，由于在自治区乒乓球运动队经常陪自治区党委乔书记打球，我知道官越大越没架子，所以见了公社书记和几位素不相识的干部，尽管也一阵激动但是也并不怯场。大家围着火锅坐在小板凳上，碗碟放在各人面前的地上，齐齐动手涮起肉来。黄书记捧出一大坛自泡的药酒，几句拜年话说完，大家立马大口吃肉喝酒。这是我有生以来吃到的最鲜美的鸡肉猪肉和最甜嫩的蔬菜!大家边吃边聊，聊工作，聊样板戏，聊收成，还聊到知青中因为初到农村或语言不通引发的趣事笑话等。鸡肉猪肉吃完一盆又端来一盆，蔬菜吃完一簸箕再上一簸箕，绝对管够。中途有离席回家的，也有随时加入的。这顿饭从上午九点多一直吃到下午四点多，我觉得一顿吃了过去十年的肉都不止。冬天天色黑得早，我从未喝过那么多酒，虽然没醉，但回队里要走十来里路，黄书记怕我路上出问题，安排我住在公社的招待房。次日(年初二)照着昨天的模式又是饱餐一顿，到午间散席，各自返家了。

　　尝到留在农村过年的甜头，下乡第三年春节照此欢度。下乡将近三年，除了回城参加地区知青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我天天呆在农村里，包括过春节。尽管自己这样做的主观原因是少花路费，省钱顾家，可是客观上 给社队干部造成了“连春节都不返城，是真正安心农村干革命”的良好印象，对我而言，可以称得上过了三个“革命化”的春节。

赤脚医生救了我一命

　　每年的夏收夏种又称为“抢收抢种”(简称“双抢”)，即在最为炎热的暑期，把头造成熟的稻谷收割脱粒晾晒去瘪入库，又把收割后的田块翻耙平整、育秧拔秧插秧。俗话说“人怕老来穷，禾怕寒露风”，就是说如果禾苗的生长期在寒露节气前不能完成抽穗扬花，寒露风起后花粉无法酿入稻壳，将来谷子就不会饱满。每天三四点钟上工抢收稻子，犁田耙田插秧，晚上拔秧送肥至十一二点，每天夜以继日持续将近两个月。加上三伏酷暑，头上烈日炎炎，水田热气上蒸，湿热包裹，燥热难耐。

　　第一年“双抢”刚结束，同队的两个知青伙伴回城了，家里只剩我一人。那天傍晚我从田里除草收工回到家，突然感到天旋地转，倒在床上就睡着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从矇矇懂懂慢慢醒来，一看叫醒自己的是大队的女赤脚医生。原来那天傍晚天色昏暗，还刮起了风，行将下雨。赤脚医生回家路过我家门口，看见我们知青家院门大开，我的衣服仍晾晒在院里，就帮我收了放到床上，这才发现 昏睡在床上的我。

　　她把我叫醒，一问得知我已经昏睡了两天两夜没吃没喝，马上给我量体温：高烧39度，立马给我打葡萄糖针。但是不知是我的血管狭窄还是赤脚医生的手艺不高，针头插进静脉，针管里的葡萄糖液还没推进血管，红殷殷的血液却先倒流进了针管，针管的葡萄糖白色液体变成了粉红色。赤脚医生是个年轻村姑，吓得赶紧拔出针头，为难地跟我说：“我没法给你打针输葡萄糖了，但你必须要有葡萄糖营养才能维护身体，如果你不怕自己的血，就把针管里的葡萄糖喝下去吧。”知道是自己的鲜血，我怎么会觉得害怕呢?把针管里的葡萄糖液倒进茶缸里，兑上开水一口就喝了下去，又吃了退烧药，睡到第二天能够起床行走了。

　　天刚亮我遵照赤脚医生嘱咐，慢慢步行十里路到了公社卫生院看中医。老中医说我得的是小伤寒，起因是一个夏天体内积压许多热毒，现在身心一放松，病毒立即总爆发。喝了他开的三 副中药，痊愈了。

　　我非常感谢那位好心的赤脚医生，是她好心帮我收衣服，及时发现昏 迷不醒的我，救了我，如果我再昏睡一天两天，可能就变成睡长觉了。我还要感谢老天 爷，居然在我昏睡不醒之际刮风下雨，把赤脚医生引到我的家里及时解救了我。真是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呀!

　　转眼第二年夏收夏种又快到了，我对“小伤寒”实在后怕，必须设法改 变这种劳动状况。经过观察，发现当晒谷员的工作比较理想。每天住在晒谷 场上的库房，太阳出来把谷子摊开后，两个晒谷员轮流一个看天色，一个睡觉。太阳下山后把谷子收起，有了晒干的谷子，便在晚上用手摇风车把瘪谷吹出去，有时需要通宵风谷子，半夜生产队还管一顿粥。晒谷员工作难度最大的是应对南方夏天经常光顾的“过云雨”。所谓的“过云雨”，即是由于南方山大山多山高，带雨的云团总是冷不丁从山背后突然降临头顶，哗哗下一 阵后很快又阳光炯炯。这时需要两个晒谷员以最快的速度把晒场上摊晒的谷 子收拢起来，以最快的速度挑进库房(那时没有现在这种大幅的塑料布可用于遮盖摊晒的谷子)。如果正值气温很高时谷子被雨打湿， 必然很快发芽，造成严重损失。由此决定了挑选晒谷员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能够全天候守在晒场，二是能够挑很重的担子。我头一条没有问题，第二条队干部说要“测试”：每个筐装五十斤谷子，一头三个筐，共六个筐三百斤，我用碗口大的竹杠挑起来三百斤，蹒跚着绕晒谷场走一圈约三百米。在场的队干部社员拍手叫好。只有一位村民满脸失落。因为他不相信我能够挑起三百斤，跟我打赌输赢两只鸭子。我撂下担子，看出来他对输掉两只鸭子挺心痛的，便提出三个知青收工后到他家吃晚饭，他杀一只鸭子全家和我们知青一起吃，他听说后脸上立马多云转晴。这一年的“抢收抢种”大忙，由于我当了晒谷员，成功地避免了重染“小伤寒”。

下乡后很快成为主要劳动力

　　我插队的铺门公社农业生产 条件不错，有山有水，田地比较平整，修有小型水库，旱涝保收的优质耕田占比较大。问题是人口密集，国家公购粮任务很重，人均口粮水平较低。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农民认为我们知青来插队是“同他们抢饭吃”，口头欢迎心里犯嘀咕。我意识到要获得村民们的认同，首先是尽快学会农活，拿起农活。而这方面我具有自身优势：适应农活最基本和初入门的功夫是挑担子，我在自治区乒乓球运动队时已经练就了较为强壮的腿力腰腹力，只是肩膀力差一些。不过我在学校就读时，每逢假期也参加过勤工俭学的开荒挑泥，练过肩膀，知道挑担子有“三天肩膀四天腿”的规律。

　　下乡伊始，赶上生产队组织社员到山上把无主坟的砖块挑回队里建砖瓦窑，我从开始挑十二块(要知道这是走山路挑担子哦)，第二天增加到十六块，第三天以后就挑二十块了。队里出工一天记工分，一般是初参加劳动记六分，老年劳力八分，青壮年劳力九分或十分，特别繁重或无人愿意干的活(如逢年过节的加班)，随时商议记高分。我第一天记六分，到第二天提高到八分，第三天就提升为九分。我的腰腿力本来就挺强，肩膀一练结实，挑担子的能力一 下子就增长起来。

　　要成为队里的主要劳动力还要适应当地的劳动方式。除了春节几天，常年没有节假日，下大雨和趁圩(赶集)就是调节休整的时机(致使我几十年来特别喜欢下雨天)。农忙季节每天劳动中没有休息，没有固定吃饭时间，每有机会从田间回村里挑肥料，送稻谷，刚刚抓撒牛粪的手来不及洗，跑回家抓起碗就灌两碗稀如开水的粥，抓几个红薯边走边塞到嘴里。驾驭耕牛犁田耙地也没有统一休息，只是大家看着队长把犁耙往田地上一插，牛站在原地休息，人站到田埂上慢悠悠卷纸烟三分钟，抽完两分钟，一根抽完接着来第二根、第三根。我们几个知青起初不抽烟，就不好意思休息，后来为了得到休息，就只能也站到田埂卷纸烟了。

　　劳动强度最大的是往公社集镇的粮库送公购粮。主要劳力规定一天送五趟，每趟来回二十里路，我每趟挑一百二十斤。送公粮必须选大晴天，以保证稻谷干燥够收纳入库的质量。送第一趟是凌晨四、五点钟就打着手电筒出发，钟第五趟半夜十一、十二点打着手电筒回村。去时挑着担子走十里路浑身汗水湿透，仅有的短裤衩能拧出水，返回时走十里路，火辣辣的太阳又把裤衩晒干，上面结出一层白白的汗渍。除了胜任高强劳动，主要男劳力还要掌握所有驾驭耕牛的农活，如踏田犁田耙田，会用各种农药化肥，打砖瓦坯子、烧窑等农活，我都很快上手，成为名符其实的主要劳动力。

投入真情学好方言

　　我插队当地的方言很难懂，只在铺门公社、紧邻的信都公社的两个大队范围使用，统称“铺门话”。我知道，来到农村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首先应该尽快学会铺门话，掌握同农民群众交流思想、沟通感情的工具。由于从小学三年级得以参加自治区青少年乒乓球比赛，特别是在自治区运动队集训一年，同来自广西各地的球友朝夕相处，加上自己平时注意学习各种方言，我具备了学习方言的基础：我的母语是粤语(又称白话)，可以熟练运用普通话、略通桂(林)柳(州)话，能听懂土白话和三、四成客家话。

　　为了学会铺门话，我劳动时注意听女村民聊天对话，因为妇女聊家常话的语意简单，能猜出大概意思。参加晚上队里学习时，用心听队长念报纸文章，因为文章的语言规范可以听出关键词，猜出句子的意思。雨天歇工就到懂些白话或有文化的年轻村民家串门交谈，因为同他们可以直接请教词汇词组，寻找铺门话的发声特点，分析哪些词汇发音接近白话，哪些接近桂柳话，哪些词汇发音是铺门方言特有的。

　　经过下乡两个月左右学习积累，我初步摸到铺门话发声的规律性特点，大体能够听懂日常用语，通过大胆学说，请村民帮助纠正。过了三个多月，我可以接受生产队队长的指派，用铺门话给村民们念报纸，在队里村民大会上讲话。我能够如此快速用当地方言读报讲话，很快引起大队乃至公社干部关注，他们 据此认定我“尊重贫下中农，同农民打成一片，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能够安心扎根农村干革命”

　　下乡短时间学习方言初战告捷，给了我继续努力的信心和勇气。实践表明，学习方言是尊重当地群众的具体生动体现，掌握方言既是融入当地群众、虚心学习群众的结果，又是进一步同群众交流思想、增进感情的必备条件，是在特定工作生活环境中得以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的奠基性一步。

既要受教育又要有作为

　　自从学会了铺门方言，我能够向当地干部群众更多地了解各种信息，更加顺畅深入地交流思想感情，越 感觉到农民有许多可贵可学之处，同时也发现他们身上的一些弱点不足。我反复领会毛主席对我们知识青年的教导，认识到毛主席既要求我们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们固然首先要做好，同时毛主席也提示我们，“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我开始思考，自己应该如何发挥作为知识青年的长处，为农村和农民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呢?我分析自己在学校读书时表现出来的强项是写作文，在学校参加“文革”的两年多时间，也曾给派别小报编写过一些稿件。而写作正是农村需要做但又没人做的事情，自己可以通过写作来实现“有所作为”。

　　万丈高楼平地起，我从向县广播 站投稿做起。白天出工挣工分，晚上收工吃饭后到大队部或各生产队采访，收集生产进度、庄稼长势、好人好事等通讯素材。到各生产队采访，路途近的当晚回到本队知青户休息，路途远的就在该队或者附近的男知青户借宿一晚，第二天一大早赶回队里按时出工，从不因采访耽误过一天农活。

　　南方一年四季天暖潮湿，蚊子不仅数量多，个头大，而且叮咬凶猛。每次写作必须躲在蚊帐里面，人坐在床上，用一个小板凳放煤油灯，在另一 个小板凳上写字。两年多下来，当我招工离开农村拆卸蚊帐时，蚊帐顶部居然呼啦啦掉下来一大块烤得黑糊糊的焦布，细看才发现这是由于蚊帐顶长期在煤油灯上方照烤造成的，只是因为平时房间光线昏暗而没有发现，因为没有大动帐顶而没有掉落。

　　刚开始时，我把稿件邮寄到县广播站，每天晚上收工进家门就直奔正在播音的小喇叭，听完播报本县新闻才吃饭洗澡。陆续发出七篇稿件杳无音讯，等到第八篇，终于播出了。猛然听到小喇叭传来播音员播报自己采写的通讯，心里一阵激动，因为终于摸到了稿件被采用的路子。

　　此后投稿几乎是百发百中。通讯稿被播报过几篇后，终于有社员听到了，他们开始议论播报的身边事，我也为自己开始有所作为而暗暗高兴。县广播站播发十多篇后，慢慢觉得广播站播出转瞬即逝，影响力不够大，应该给报社投稿，报纸白纸黑字传阅范围大，自己也可以留存。当时全国每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只保留一 份省级党报，广西就只有四个版面的《广西日报》，用稿占投稿量的比例很小。我原来估计见报的难度很大，抱着投十篇才开始采用一篇的思想准备开始投石问路，没想到投稿第三篇就见报了。报纸送到生产队，队长高兴得拿着报纸逢人就说。我受到更大的鼓舞，采访写作的劲头更足，每个月平均投稿两、三篇。在被采用的稿子里，影响较大的可能是我结合自身体会，采写了一篇下乡知识青年如何在接受再教育的同时，自觉发挥作用服务农民服务农村的事迹(如当记分员、农机修理、赤脚医生等)，《广西日报》登载时还配发了“编后语”。

　　我的努力引起了组织上关注。一天，我从村子里挑了一担牛粪正往田里送，路上遇到两个干部模样的人。其中一个叫住我问：“你是知青吧，知道有个叫李小满的吗?”我说“我就是。”他俩惊讶地盯着我看了几秒钟后：“是个男的呀，我们还以为是女的呢。”他俩让我领他们到队部并找生产队长见面。我们边走边聊，其中一人告诉我：“文革”开始后报纸广播采用稿件就取消了稿费，但是广西日报社在每个月底都向各市县印发一个统计表，通报各个市、县来稿多少篇、采用多少篇。近期贺县报道组领导发现，每次报社通报贺县的投稿数和采用数，总是比县报道组根据全组人员自报的统计数字多出几篇，于是向广西报社了解，知道还有个叫李小满的投稿并被采用。县报道组领导说“知青有当赤脚医生的，还没有当赤脚记者的，所以派我们来了解一下。”他们向我了解了为什么会想到写通讯报道，怎么做到采访写作与劳动两不误，还问了我的家庭情况等。尔后他们同队长单独谈话，事后队长告诉我，主要是了解我的日常表现情况。谈话完毕他们让我挑着一担谷子，谷堆上插一杆小红旗，我走在最前面，又从聚在门口围观的村民中点了几个人，挑上担子跟在后面，“咔嚓”了几张照片后握手告别。

　　过了一段时间，他们把几张照片放大晒出寄给生产队，队长自豪地挂在队部办公室正中的墙上，说“这证明了我们生产队教育知青有成绩”。这几张照片在离开农村时没好意思提出带走，有点遗憾。

　　写作投稿使我的农村生活显得更有意义也有了盼头，每隔几天邮递员送来一次报纸，都急切寻找有没有自己采写的稿件见报。为了了解更多信息，开阔思想，提高写作水平，下乡第二年年底领到七十六块工分钱，就花了四十多块买了一台新安江牌三波段收音机。从此插队的日子变得更加充实，自己的视野从农村基层拓展到县省范围，生活目标也从干活吃饭提升到关注精神文化层面。总之，撰写通讯稿不仅使我避免了收工之后脑子空空百无聊赖，而且促使我千方百计扩大攫取各种讯息的范围，通过广播学习到许多知识和了解到更多国内外情况。

　　俗话说，有为就会有位。由于自己坚持不懈写通讯报道，终于等来了一个良机。那天县报道组两位干部又来到队里直接找到我，告诉说广西日报社要招收一批年轻记者，我是被推荐的一个。当记者是我人生的理想目标，县报道组同志带来的喜讯，给我留下了一天天美好的期待。几个月后的一天，大队干部通知我到大队部同县报道组干部通电话，报道组同志说：“广 西日报社来信了，称当记者必须是党员，你现在还不是党员，而且因为你父亲仍在接受审查，县里短时间内也不大可能 发展你入党，所以这次招记者就先放一放。希望你继续努力当好赤脚记者，以后还会有机会的。”这是 我再次因为家庭问题在人生道路上受阻，情绪上低落了几天。但是当自己看到世世代代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父老乡亲在每天辛勤劳作之余，该吃吃、该睡睡、该乐乐、该闹闹，相比之下，自己毕竟还有组织关注，还有一丝盼头，慢慢地释怀了。于是恢复常态，一如既往抱着乐观心态继续挣工分、写报道。

当大队文书的喜与忧

　　1971 年初的一天傍晚，我从山上砍柴刚回到家，生产队长尾随着进了家门，满脸堆笑说：“今天大队召开生产队队长会，大家认为你安心农村接受再教育，表现积极，能说会写，十五个队长一致推选你当大队文书。”我问文书是干什么的?队长告诉我说：“就是做管公章，开证明，抄抄写写，调解纠纷等工作的。”听到管公章，让我想起了“文革”中看到“夺权”闹剧中抢夺公章的狂热画面，似乎有些懂得了当文书的重要性了。令我特别感动的是，十五个生产队队长，作为贫下中农的代表人物，他们不介意我父亲还被隔离审查，不介意我有个香港舅舅的海外关系，冲破“唯成份论“极左思潮的禁锢，只是根据我近两年的表现，就把那么重要的工作、那么重要的公章托付给我。他们是真正贯彻了党的“重在现实表现”的阶级政策，他们是多么纯朴、实在、尊重实际，厚爱知青。让我当上大队干部，使我减轻了多年来背负的家庭有历史污点的思想包袱，看到了只要努力奋斗就会有光明前景，客观上促使我对插队生涯树起了更高的目标追求，对自己 后来的成长弥足珍贵!

　　此后我就住到大队部，全天候为农民群众服务。抄抄写写的事很快上手，调解邻里纠纷的事也能够逐步做起来。最挠头的工作是调解夫妻关系。我兄弟四个没有姐妹，除了母亲其余五人全是男丁，对女性的性格特点、心理状态、语言表达方式等知之甚少，加之农村夫妻闹离婚还涉及性生活等深层次的问题，我这个二十岁不满、涉世不深的文书，甭说判明是非，甚至有许多话连什么意思都听不懂。开始每次遇到这类问题，那怕已是深更半夜，我只能把大队支书从床上叫起来，请他亲自处理。久而久之，我看到闹离婚的村民白天都要出工劳动，由于收工晚、到大队部要走一定路程，所以通常晚上 十点钟过后才开始说事，听完双方陈述，再劝解一番，起码到鸡鸣头遍。我觉得长此以往会把支书身体拖垮，必须想出有效办法扭转这种被动状态。

　　按照毛主席在《矛盾论》中讲的，首先找到主要矛盾，再找到矛盾的主要方面，然后对症下药，就能药到病除。经过分析和总结，发现闹离婚都有一个共同现象，就是男方欺负女方。欺负的方式多种多样，既有打骂女方的硬暴力，也有不少离奇古怪的软家暴。比如有一位男村民担心妻子会招惹别的男人，不让妻子参加晚上队里组织的集体学习，但又怕她在家私自外出， 就在自己出门前把妻子撵到床上，落下蚊帐，在蚊帐外围贴上纸条，回来检查纸条有没有脱落，致使妻子连厕所都没法上。绝大多数情况是女方坚持要离，而男方因为知道离婚后再结婚要花一笔钱，所以坚决不愿离。针对这一 规律性特点，我采取的解决措施是：凡是离婚纠纷，首先向男方宣布，如果不向女方道歉，如果今后不能改正错误，只要女方再次到大队来提出离婚，不管男方同意与否，立马出具离婚证明报给公社办理，而且离婚后三年内不会在出具再婚证明。这一招果然灵光，男村民百分百愿意向女方道歉，痛改前非。从此以后，全大队离婚纠纷大幅减少。当然，现在反思起来，这种自定“土政策”的做法只能在当时法治遭受严重破坏的特定条件下才能奏效，我这个年轻文书想出这样的“绝招”，实属无奈之举，无论现在还是 今后都绝不可再做。

　　我将近三年的插队岁月是短暂的，比起世世代代扎根农村的亿万乡亲，我所经历的艰辛与付出微不足道。倒是乡村干部和父老乡亲为我在特殊年代特殊环境下健康成长扫除思想阴霾，燃起奋进火炬，使我在迈入社会伊始得以扣正第一颗纽扣，为走好往后几十年的人生路程奠定了坚实基础。一句话，知青生涯有艰辛有付出，但还是幸福感获得感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