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荒知青网 || 回首人生│伍其苏:我的知青生活没有虚度年华
2023年10月20日 07:28:15 来源:一壁残阳 访问量:697次
作者:伍其苏
由于家庭出身地主,曾闻名宝庆教育界的父亲在“文革”中被打成黑帮,我离乡背井下乡边远山区,当然在意料之中。 1968年12月20日,我等103名少男少女下乡到湘西南绥宁县武阳公社。在去途的车上,许多人哀叹流泪。而我因在学生时代就饱受歧视和打压,倒觉得下乡是一种解脱,甚至憧憬农村大有作为的生活。 我们5男5女共10人被分配到大干大队,在第八生产队队长带领下,我与2名男知青来到最边远的一座大山里面,开始了我10年的下乡生涯。 生产队长视我们城里娃娃如自己的子弟,让我们住在他家,和他家人一起吃饭。几个月后,为锻炼我们独立生活的能力,生产队给我们分了自留地。 中学时代,为吸取三年苦日子的教训,在老师的带领和指导下,我养成了种菜的习惯,积攒了一些种蔬菜的经验。分得自留地后,我从邵阳带去河西辣椒、茄子、冬苋菜等菜种。经过精心育苗、移裁、田间管理,我的蔬菜长势特别旺盛,尤其是河西辣椒又长又大,比邵阳市场上的还要好。农民们无不伸出大拇指夸奖:“这个城里青年真不错,我们农民种的菜远不如他!”后来,农民们用我给他们的菜种,照我的种植方法栽种蔬菜,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于是,大山里有了优良的蔬菜品种,增添了诸如芹菜、冬苋菜等当地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新品种。 园艺场的工作,是将山坡开成梯土,栽种柑桔、花生或药材。一天我向场长建议试种一块西瓜地。因我没有种植经验,场长有点顾虑地问我:“行吗?”我自信地说:“能行!”场长将试种的任务交给了我。我自费从邵阳地区园艺场买了西瓜种,还买了西瓜、柑橘和各种蔬菜裁培的专门书籍。每天工余,我如饥似渴地钻研这些书本。 按照书本上的要领,我将土地整理好后,将种子播下。几天后,瓜苗出土了,很是齐整,我那高兴劲无法形容。苗一天天长大,我精心呵护着。一天早晨,我发现很多瓜苗被虫子蛀食。对照书本,查看现场,我判断虫害是萤火虫。但需要的农药无法买到,我便用石灰逐棵地撒布,效果不错。施肥、中耕,我严格地按书本上的要求操作。到7月初,一个西瓜已重达10余斤,我急不可待地摘下尝尝,还不够成熟。10余天后,瓜已成熟。大队干部在场长的陪同下,察看了瓜地,并一起切了几个大西瓜,大家边品尝边夸奖:“小伍真行,没想到我们山区还能种出又大又甜的西瓜!”我也为自己的小成就开心地笑了。 西瓜种植的成功,大队干部简直把我看作万能人物,一切技术活都让我干。 大队买回了新碾米机和柴油机,让我去安装。我用学过的物理知识,将两台机器的轴平行后,用皮带垂直连接,安装好后,非常好用。 大队兴修水电站,让我去搞测量,我亦圆满完成了任务。 1971年的一天,大队书记将我叫去,要我安装大队和各生产队的对讲广播器,问:“你会吗?”这不正到了我的“秧田”里了?学生时代我就喜欢无线电,也装过几台交流五灯收音机和音箱,还搞过外线安装。我斩钉截铁地回答:“行,保证完成任务!”我买回了扩音机和喇叭、电线,带领几个农民助手,每天起早贪黑,干得特别起劲。仅一个多月的工夫,将全大队的对讲广播器全部安装好。从此,每个生产队都能收听到收音机的转播和大队的各项通知,并能像电话一样与大队对话。在当时的偏远山村来说,这简直就是奇迹。 1972年,大队买了一台东方红40型盘式拖拉机,选拖拉机手时大队干部皆认为非我莫属,于是派我去县农机局学习。学习班对学员的学习抓得特紧,每天除白天上课外,晚上都须上课。除了学拖拉机的构造、原理,还要实际操作,每一个部件都要做到能分解、组装。我学得非常认真,每天例行的考试,我总是名列前茅。 3个月后学习结业,我回队后跟公社农机站派来的黄师傅学开拖拉机。当时,农民想拥有一辆单车都是奢望,能开上一台轮式拖拉机的人实属凤毛麟角。知青和农民们都很羡慕我,我自己也觉得很神气。经过一年的刻苦学习,我拿到了驾驶证。由于我虚心好学、吃苦耐劳,不久公社农机站把我调去了。住在公社里面,每天在那里上班,成了一名真正的农机员了,我感到无比自豪。 在农机站的日子里,最艰苦的是春耕和双抢。每天两人一台拖拉机,除了修理外,人停机不停地在田里转。吃在田坎上、睡在田坎上。农民们将我们待如上宾,每餐不是大鱼、大肉,就是鸡、鸭。虽然享受着那个时代神仙也未必能过上的好生活,一季春耕,我们还是瘦了一大圈。拖拉机上田坎后,必须做一次大修,也是由我们自己亲手完成。大修工作又脏又累,但我很乐意,经反复实践,我学到了好多知识和技能,这对我今后的事业大有裨益。 农忙后的工作便是道路运输,这更使拖拉机手趾高气扬。不少知青都求我搭一程顺风车,农民们赶集也想让我顺带一程,当时的感觉真不比现在开“宝马”逊色。 跑运输并不轻松。当时路况很差,每天都得装运货物,大多往来于武阳、邵阳,一天去,一天回。拖拉机的颠簸简直使人难以忍受,双手紧握方向盘,片刻也不能松懈,还有摔下来的危险。噪音也很大,说话都无法听清楚。但我一想到自己是一名农机手,能够帮助不少人得到方便,这些又算什么呢! 在农机站工作,每年除在生产队拿到最高的工分外,每月还能在站里获得工资和补贴30-40元,这相当于城里一个工人的月工资,我想应当知足了! 在生产队期间,我除了完成生产队、大队交给我的各项任务外,还搞点其他门路捞点外块,但都是躲躲藏藏的,因为这在当时是被严禁的“资本主义”。 与我大队相邻的关峡公社茶江大队,闻悉我有电工技术,请我为其水电站修理发电机。 去后,我发现发电机的线圈被烧坏,便将所有线圈拆除,绕成新的线圈。线圈安装好后,一试车却不能发电。这可是我下乡后的第一个业务,也是第一次单独作业,决不能搞砸。我便求助于书本,方知不能发电是因为剩磁紊乱,便用电源励磁,果然发电机发电了。 电站的工作人员非常高兴,很感谢我,除了请我饱享一顿美味外,还发给我200元的修理费。天哪,它相当于城里工人当时7个月的资啊!自此,我能修理电机的消息不胫而走,时有上门求助者。 养蜂也是我的手艺。我所在的大队地处深山,野蜜蜂资源丰富,农民的粮仓里,山上树洞中到处都有。农民们都用原始方法取蜜,即先用烟将蜜蜂驱散,将整块蜂巢(俗称蜂窝)悉数割下后取蜜。这种方法具有极大破坏性,又会伤害蜂群。 先父年轻时曾养过中蜂和意大利蜂,我从先父那里学了点养蜂技术。闻听老祖大队知青何放吟也懂些养蜂知识,便与他商量移养野峰的事,两人一拍即合。随即按照意大利蜂箱标准,自己动手做了几个蜂箱。我首先在老祖大队一生产队一农户处以五元钱买了他粮仓里的一群蜂。晚上,在何放吟的帮助下去过箱。我戴上面罩,先用烟驱走蜜蜂,继而将巢脾制下用草绑在巢脾框上,最后用碗将蜜蜂逐碗装入箱内,连夜搬回生产队。尔后,我又陆续买了几箱峰,养蜂事业初具规模。 绥宁,这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未受污染的神奇绿洲”,堪称天然的养蜂胜地,气候适宜,蜜源丰富,且四季不断:早春青叶子花盛开,继而油菜花、红花草籽花、板栗花、爆木花……多不胜举。经过自己刻苦钻研书本专业知识和认真、反复实践,养蜂事业终于取得了成效。 有了收获,但对外却不能张扬,只能说是养蜂图个好玩,不能说用蜂蜜卖钱,如果让别人知道,其行为实属“资本主义”,是要受到批判的。所以,摇蜜都安排在夜深人静时进行。1975年的春天,正是摇油菜花、红花、草籽花蜂蜜的大好季节,也正是我在农机站的大忙季节。每天忙于犁田,摇蜜一事无法顾及。这样,只得由爱人何新华勉为其难地接替原本由我来干的摇蜜工作。平时,何新华是非常害怕蜜蜂的,但为了不错过流蜜期的最佳时间,何新华鼓起勇气,在一位与我相处得很好并也想学养蜂的青年农民的帮助下,每天晚上按照我平时摇蜜的操作方法去做,有时被蜜蜂蜇了,也不敢声张。一个星期后,家里原有的一担蜂蜜桶装满了,便用脸盆装,后来家里所有的器皿都用上了,我才闻讯赶回家,借来一台手扶拖拉机将蜂蜜运到茶江合作社卖掉,每斤价八毛,收人颇丰。于是,何新华得到农民的夸奖:“何新华本事真高”。 每年收获的蜂蜜约400余斤,除供自己食用和馈赠亲戚朋友外,还可获近300元的收人。 在农村我还学会了硝毛皮。偶然的一次机会,我结识了一位原籍邵阳的老乡。这位老乡在武阳农资公司工作,他购买了很多毛皮,因工作原因不敢亲自进行硝皮工序,便私下里指导我硝毛皮技艺,帮他硝好这批毛皮。 硝毛皮的工艺细腻,既繁重,又很脏。首先得用专门的铲子将毛皮背向的肉清铲掉,接着是去脂、清洗、浸泡、暴晒,继而再铲,再浸泡,再铲,再晒、去灰、搓揉等等。一天下来,腰酸背痛,但我因又学到了一门新技艺而兴奋。一个多月后,我终于将这批皮毛硝好了.老乡直夸奖:“不错!” 山区野兽毛皮资源丰富,操此业财源广茂。在以后的日子,我利用工余收购了一批又一批毛皮,亲自硝制,收益竟远胜于养蜂。 工余走“资本主义道路”为我创造了财富。1978年12月招工返城时,我家存款已达万余元,早成了后来所谓的“万元户”。作为知青我不知是否可以荣登绥宁乃至邵阳知青纪录? 追忆下乡十年的生涯,我并未虚度年华。随着时间的远逝,乡下那些一幅幅画面,总会引起我别样的怀念…… 伍其苏,1950年生。1968年下乡绥宁县武阳公社大干大队,1978年招工回城。曾任邵阳市龙须塘水泥厂销售科长,现任邵阳市鸿基建材有限公司董事长。邵阳市知青文化研究会顾问,武阳知青回忆录《有字的人生》编委会主任。
图为作者夫妇回城前在绥宁留影。
本文原名《我的知青生活》
编辑:张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