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

2016年03月08日 05:51:20 来源:潇湘在线访问量：3307次

（资料图）

上山下乡的启动

    湖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叶。其历史背景有三：一是当时有一部分城市中小学毕业生既不能升学，也不能就业。二是由于农业合作社的高速发展，需要一大批财务会计、记工员、扫盲辅导员等。这一大批人到哪里去找呢?毛泽东说，可以动员大批的中小学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他还说：“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工作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三是实施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需要。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写道：“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上山下乡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的伟大事业。”(这里第一次提到了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问题。)

    1957年4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关于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的长篇社论，明确提出“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同年8月，团中央和教育部联合召开8个省和8个大城市中小学毕业生工作汇报会。会议认真研究了中小学毕业生的安排问题，不能升学和就业的中小学毕业生的学习等问题，提出了具体意见，并向党中央作了《关于当前中小学毕业生工作的一些情况和问题的报告》。党中央及时批转了这个报告。

    中共湖南省委根据《报告》的精神，在长沙、湘潭、衡阳、常德、益阳等城市做了广泛的宣传。长沙市委在《报告》批转之前，便已经做了宣传发动工作。原因是1957年3月，刘少奇来长沙视察时，接见了市中等学校师生代表并作了报告，刘布光．湖南省委党校(湖南行政学院)教授。他鼓励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积极争取参加农业生产，做我国第一代有文化的农民。全市中、小学毕业生通过学习和教育，思想觉悟普遍提高，“做中国第一代有文化的农民”成为许多毕业同学的行动口号。6，fl，28日，市十二中初中毕业班22名团员和青年学生联名写信给共青团长沙市委，希望团市委支持他们实现到农村去的愿望，团市委当即回信表示鼓励和支持。与此同时，各校毕业生也纷纷报名，要求上山下乡。到6月底，毕业生报名到农村去的已有600余人。到10月底，未能升学的毕业生已有370人去农村参加农业生产，其中由团市委介绍去各县、乡的有322人，学生自己联系挂钩的有48人。这些人中属本届毕业的276人，历届毕业的94人；高中毕业的14人，初中毕业的231人，高小毕业的125人(15周岁以上)；男性226人，女性144人。他们被分别安插在华容、南县、沅江、安乡、湘阴、望城、长沙、浏阳、城步等县，有的从事垦荒劳动(城步南山牧场最初是由长沙、邵阳等地的知识青年开发的)：有的在农村从事与农村发展相关的文化、科学、教育事业。到1957年底，全省城镇知识青年约有l000人上山下乡。

“文化大革命”前的上山下乡

   “大跃进”后，我国出现了连续三年经济困难。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提出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5月中央工作会议又提出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决定在三年内减少城镇人口20130万，其中1961年减少l000万。在这种情况下，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又被提出来。当时，我国每年的同龄青年约1500万人，绝大部分家居农村，而城镇的青年仅有300万人。就是这300万青年，能够继续升学、就业的也极少。为此，中共中央决定，在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和大办农业、大办粮食中，要有组织有计划地动员城镇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参加生产建设。

    1962年初，团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给走向农业战线的团员和青年的一封信》。这封信对于城市下乡知识青年如何正确地认识当前的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城市青年到农村有无前途、如何对待农村艰苦环境和困难条件、以及如何帮助下乡青年解决实际困难等同题作了具体的回答，并提出了殷切的希望。这封信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它使已下乡的知识青年安心农村建设，积极为“大办农业”作贡献；使将要下乡的城市青年提高了认识，解除了顾虑；使广大群众认清了形势，增强了克服困难的信心。

    随后，共青团湖南省委在全省团员青年中做了广泛的宣传发动工作。共青团长沙市委配合党和政府，动员全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取得了很好的成绩。1962年上山下乡人数为1777人，1963年为3508人，1964年为5047人，1965年又有4000多人。到：1966年3月，上山下乡人数共有1．5万余人。他们分别在长沙、衡山、桂阳、郴县、江永、零陵、岳阳、黔阳、湘潭、湘阴等11个县和钱粮湖、君山、干山红、杨林寨、黄盖湖、茶盘洲、西洞庭、屈原等19个国营农场。

    这个时期的上山下乡，主要采取三种形式：一是到国营农、林、牧、渔场参加劳动，这是当时最主要的形式；二是安排到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队，不少地方还采取发动知识青年投亲靠友，或者暂时把知识青年编成小组，集体生活，分散劳动；三是采取试办半农半读或青年农业生产建设队等形式，将知识青年组织起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锻炼，使他们掌握了一定的生产技能，习惯了农业劳动，适应了农村生活后再到农村长期落户。

    1963年7月5日至9日，共青团湖南省委召开了下乡知识青年积极分子座谈会，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书记处书记李瑞山及省委、省教育厅等有关方面的负责人接见了与会代表，并进行了亲切的交谈。会上表扬了李启连等15名优秀知识青年。

    1963年秋，全国推广浙江省嘉兴等地安排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经验，开始转为以到农村人民公社插队为主。到农村人民公社插队的形式很多，一种是集体插队。三四个或五六个，多到十多个，集体吃饭，集体住宿，分散到队里参加劳动。一种是单身插队落户，自己开伙，少数是住在干部或社员家里。一种是投亲靠友。实践证明，插队落户的容纳量大，花钱较少，收效快，被当时认为是一条安置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好路子”。邓小平在1964年1月党中央书记处讨论城市青年F乡问题时说，安置城市知青的办法，插队落户，每人给安置费不到200元，而插场每人则要1000元，如果一年100万人插场的话，需要十几亿元，这怎么得了。周恩来同意这个意见，并提醒做知谚晴年工作的同志说，脑予里要有国家大、人口多这个概念，考虑问题就要从这里出发。可见，以插场为主转为以插队为主，是从我国国情出发的。以后，知识青年到农村人民公社插队，成为安置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主要形式。

    为了推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共湖南省委安置城市知识青年领导小组与团省委于1964年5月下旬到6月中旬，组织了由16人组成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巡回报告团到长沙、衡阳、益阳、湘潭、邵阳、常德、株洲等市巡回报告，用优秀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亲身感受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收到了良好的效果。8月6日至13日，省委、省政府在长沙召开了全省城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会议。中共湖南省委、团省委、省妇联、省农垦局领导到会并作了报告，号召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生产本领，自己管理好自己的生活等等。

    1964年4月和5月，中共中央先后批转了团中央《关于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报告》和《关于参加农业生产的知识青年受到歧视、打击污辱的四份材料》。中央批示中指出，今后按照国家建设的需要，不仅每年要有计划地做好动员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而且在他们下去之后还要认真做好巩固工作，并且要注意充分发挥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积极作用。周恩来总理始终亲自抓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中央成立了安置城市知识青年下乡领导小组，由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负责。中央和地方设立了相应的办事机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具体组织实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安置工作。

    从1962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前，全省先后有68600名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他们新建集体队(场)271个，分散插队的知识青年小组4000多个。他们改造了数以百万计的大小山头，唤醒了沉睡千年的荒洲野地，共开垦荒地76900多亩，还开垦了大片果园、茶园，为国家创造了财富；他们把文化带到了农村，成为农村“三大革命”(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运动中的一支活跃力量。同时，他们自身也得到了很好的锻炼。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了生产能手、技术标兵；有的成为赤脚医生、民办教师；有的当上了大队、生产队领导干部；有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如李劲，他父亲是长沙市劳动局局长，母亲也是国家干部，‘1963年7月在长沙市第一中学高中毕业后，他既可以考大学，也可以在城市就业，但他毅然选择了上山下乡的道路，到江永县桃川农场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把青春献给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事业，成为广大知识青年学习的典范。

    “文化大革命”中的上山下乡

    1968年，“文化大革命”进入第三个年头，毕业生积压在学校中的问题，在普通中学中表现得尤为严重。据统计，全国1966年至1968年3届初、高中毕业生的总人数达1350万人。如果不能妥善地把他们安排出去，在社会秩序**不定的情况下，将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鉴于这种情况，1968年4月4日，中共中央在转发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报告的指示中，要求各部门、各地方、各大中小学本着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简称“四个面向”)的方针，对大、中、小学已到毕业期限的学生，一律及时地予以适当安排，做好分配工作。

    1968年夏天，在各省、直辖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开始了对毕业生的分配工作，广大毕业生从这时开始，一批接一批地走向边疆和农村。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用“最新指示”的形式向全国公布了毛泽东的一段话：“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这样一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便掀起了更大热潮。

    这时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带有“文化大革命”的明显特征，被赋予了政治运动的性质。

    第一、在舆论宣传中，其意义和作用被人为地夸大，赋予浓厚的政治色彩。如大肆宣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是加速青年思想革命化的重要措施”，“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是忠不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问题”，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有着重大的意义等等。反复强调，知识青年是否上山下乡是衡量一个青年“革命的或不革命的”唯一标准。在“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这样的宣传在人们心理上无疑造成了一种政治压力，甚至会使人们违心地作出抉择。

    第二、在组织安排工作中，一哄而起，“一刀切”，缺少长远规划和整体安排。各个地方不区别具体情况，不考虑本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所有城镇都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连城镇人口很少的西藏也不例外。对于知识青年也不考虑个人和家庭的实际状况，强迫一律下乡。这种完全从政治任务的角度着眼，不考虑各种实际情况的作法，给知识青年个人、家庭和地方组织造成了巨大困难和损失。也正因为如此，这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给国家和社会带来许多难题和“后遗症”。

    第三、在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过程中，采取了极端的绝对化的行政手段。如举办知识青年和家长的“学习班”，开展“大批判”，有的甚至采取强迁户口、断绝口粮供应等手段，进行逼迫。

    第四、片面强调艰苦环境可以锻炼人，在知识青年下乡地点的选择上，不考虑知识青年的实际情况和生活能力，使有的知识青年生活无法自理，给国家和知识青年家长带来沉重的负担。有的知识青年对国家对社会因此产生不满情绪，酿成一些社会问题，造成了不良的后果。

    这个时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主要形式就全国来说是参加生产建设兵团或者到国营农、牧场，在湖南最多的是到农村插队落户，少数人随父母到“五·七”干校劳动。1973年，株洲市采用厂社挂钩，集体安置知识青年到农村社队生产劳动的“株洲经验”在全省广泛推行，发展成为工矿企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一种主要形式。

    从1968年到1973年底，湖南全省先后有28万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据1973年底统计，他们中有978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6900多人人团，85人被选进了省、地、县的领导班子，12700多人担任了社队干部，36000多人担任了民办教师、赤脚医生、拖拉机手和农业技术员等。

    1973年6月22日至8月7日，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28个省、市、自治区，11个军区、5个生产建设兵团及中央有关部门共123人出席了会议。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有关指示，会议认真总结了“文化大革命”五年来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检查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研究了统筹解决知识青年问题的办法。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抱病出席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这次会议通过了由周恩来主持起草并修改定稿的两份文件，即《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草案》和《1973年到1980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初步规划草案》。这些文件指出：各级党委要深入学习、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有关知识青年工作的指示，层层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对下乡知识青年的全部情况严格地进行检查、总结经验、加强领导；切实解决下乡知识青年在口粮、住房、医疗等方面的实际困难；大力加强对下乡知识青年的培养教育，帮助他们学习政治理论、文化科学知识和技术，积极培养他们加入共青团、共产党，参加各级领导班子；坚决刹住在招工、招生等工作中“走后门”的不正之风；发动广大群众，对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犯罪活动作坚决的斗争，保护知识青年之间的正当恋爱和婚姻；有关部门和省、市、自治区要作长远的全面的规划，同整个经济建设、开发边疆和文教科研规划衔接起来。

    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结束之后，中共湖南省委根据会议精神于。1973年8月10日专门召开三届六次全会(扩大)，讨论《湖南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草案)》，《规定》制定了一系列有关改善和加强知识青年工作的政策。全省各地按照《规定》要求普遍设立了“知青工作办公室”。插队知识青年有的由家长所在单位办“知青点”，并且派出“带队干部”帮助管理。各地还注意每年组织慰问闭深入到本地区知识青年的集中点去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和开展慰问活动。这些做法使得下乡知识青年的意见、要求有了......定的反映渠道，知识青年的生活和管理得到了一些改善。总之，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以后，由于对知识青年的政策进行了一些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左”的影响，使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一些带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得到了局部的缓解。

湖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

    到1975年底，湖南全省先后共有4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上山下乡的终结

    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十分关心知识青年问题。中共“十一大”结束以后，从1978年开始，国务院即组织人力到各地就知识青年问题进行调查研究，酝酿根本上调整知识青年工作政策，并于1978年10月31日至12月10日，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会议讨论和通过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两个文件，明确提出调整政策、广开门路、采取多种形式妥善安排知识青年，积极解决存在的问题，加强对知识青年的培养教育工作。这次会议认为，城市中学毕业生的安排，要实行“进学校、上山下乡、支援边疆、城市安排”的原则。并提出举办大学分校、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等，为更多的城镇中学毕业生创造学习和就业条件。

    在这次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召开之前，已有一批又一批的知识青年通过上学、转调、招工、病返、困退以及落实政策等各种途径和方式陆陆续续地离开了农村，回到了城镇。这次会议结束以后，一股知青回城风席卷而来。1979年春节，大批知青返城过年，知青回城风达到了高潮。长沙也不例外，下乡在零陵、益阳、郴州等地的知青纷纷返回长沙。这样，知青问题就成了一个影响安定团结大局的严重社会问题，当时的知青办成了l丁作最紧张、最繁重的部门。

    为了平息知青返城的浪潮，1979年1月到4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多次召开会议，听取汇报，研究办法。具体措施是：一方面进行安抚和疏导，做好知青和知青家长的工作；另一方面，大力发展集体所有制的知青劳动服务公司，把大批青年组织到市政工程、房屋修缮、短途运输、手工编织、生活服务等各行各业里去。经过一年多大量的工作，特别是城镇个体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知青的就业增加了新路子。同时，全党进一步解放思想，广开门路，到1981年，上山下乡的知青基本安排完毕，各地不再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同年底，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被撤销，各地的相应机构也随之撤销。但由于多种原因，湖南全省仍有上百名城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留在农村、农场和边疆。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前后长达二十多年，它是那时我国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产物，同时，也是“左”倾的培育人才思路的必然趋势，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文化革命”中已成为新、老、大、小知识分子的“必修课”。其出发点在前期(“文化大革命”前)与后期(“文化大革命”中)有很大差别。1957年，不仅出于解决升学矛盾，而且有适应农业合作化后急需知识青年的问题。1962年至1965年是出于解决就业矛盾，也是基于当时毛泽东提出的“接班人”条件和青年学生的自觉需求。在“文化大革命”中，强迫因素大于自觉因素，有些还含有政治**因素。无论在前期和后期，大多数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是忠诚地响应党的号召，满怀壮志豪情，积极投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行列，在祖国的边疆，偏僻的山村，过着艰苦生活，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在广阔的田野里，用青春汗水，耕耘播种，为祖国农业生产作出了贡献。他们当中还有些人热心地为当地农民教学、行医，为农村文教卫生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成绩。特别是他们在艰苦环境中，用自己的青春年华换取了宝贵的人生经验和思想成果，使他们一生都得裨益。就以湖南为例，到1975年底，湖南全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有50000多人加人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17000多人参加了各级领导班子，45000多人担任了理论学习辅导员、民办教师、赤脚医生、农技员、农机手等，涌现出了如张国清、刘湘娥、李仙桃、莫臻等一大批优秀知识青年代表，为湖南农村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编辑：惠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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