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年华：我的知青生活

2017年04月11日 23:29:29 来源:上海知青网访问量：1480次作者:刘年华

（资料图）

一、出发去黑龙江农场

　　1969年3月11日我们早上到新闸中学报道，出家门邻居都送到慈溪路弄堂口，热泪在涌出来，我尽力克制。那年头我父亲54岁了，将近老年，姐姐去年去插队了，哑巴哥哥算是照顾的已去崇明长江农场，我也不懂父母送别儿子的悲痛心理，他们最喜欢我，也没有问“去几年”、更不会去问“工资多少”。进学校后老师叫我，“门口有人找”，好不容易挤到门口，我的哑巴哥哥举着个闹钟要给我，大概我爸爸觉得下乡应该有个钟，那年头手表是很稀罕的，知青都没有，直到1972年我才自己花钱买了宝石花牌手表，宝石花比上海牌便宜，大概80元，上海牌17钻的120元。学校门口人多，爸爸自己年纪大挤不上去，要哑巴哥哥挤，可怜他不会说话，拿了个纸条写着我名字。

　　然后乘新闸中学安排的大客车到上海市第一师范学校。在一师看到一个小姑娘斜背个书包在哭，很伤心、引起我注意，到农场才知道她叫汪静，车到天津还有个解放军干部在站台看她。9点30 分车队出发去彭浦火车站，天下小雨，客车车窗没关，我们都很激动探出半个身体神经病似的向沿途送行的路人挥手，上衣淋湿了，随车工宣队阿姨肉麻的声音充满关切的说“小将们把窗开小点，不要淋湿、小将们......”，文革时期红卫兵后面总拖2个字“小将”，我心想我没参加红卫兵、我不是小将。沿北京西路东行到石门二路折向北，那年头过闸北公园就基本是农村了，没有路人了，到了华东开关厂今汶水路，全是农田。车队下共和新路左拐进入小路，路不宽仅可以通行两辆汽车，路两边是绿油油的小麦，再拐个弯直达站台。彭浦车站是货运站没有围墙，仅几条赤膊铁路。火车原定12点发车，由于送行亲友哭天喊地的围着无法开车，铁轨旁维持程序的民兵手挽手，用脚抵着车厢，“一二三”哨子响起，列车晚点40分钟启动。

　　这趟列车有12个车厢，6节是花园农场，6节是我们龙门农场的。我是坐在靠车门的第二排，6人座我靠过道，我旁边是周炎、靠窗是倪得芬，对面是刘根生、郑志明、杨梅（倪得芬朋友花园农场的）；过道对面4人座是新闸中学陈欣、刘彩英、浦文英、刘裘丽4人座；浦文英她们背面是新闸中学鲁长胜、郑家全，4人座只有2人。当时我只认识同班同学周炎，周炎家庭条件好，在南京西路泰兴路雪豹皮草行楼上、南京西路陕西路高层有两套面积很大的房子，文革中有这样的房子不得了，所以他不适应农场的生活，精神反常不买饭票，不去食堂吃饭，我管了他约10天饭，10天后不告而辞出走回上海，从此失去联系。

　　火车在细雨中过南翔，哭声停止，嘻嘻哈哈的一片杂音，知青们年轻活泼、好动的本性不改。第一餐送大排客饭一人一盒，听别人说“黑皮”吃了8块大排，我不知道他怎么弄到的；杨梅和郑志明他们嘻嘻哈哈，郑忙不迭的把自己的好吃东西拿出来向杨梅献殷勤，这实际没啥，但那个年头稀奇；还有人在过道表演杂耍真是个“活宝”，听说叫张必财；随行的上海工宣队在车厢内呵斥知青“不许抽烟、不许抽烟”，这个工宣队好利害，到农场后我看见他揪着一个在抽烟的知青在革委会前“向毛主席像请罪”把知青头钦下去。我常到两个车厢结合部认识了张建国，他说有个亲戚什么在大同什么的，陈怡系陈欣哥哥，他不是新闸中学的，但跟妹妹一起去农场互助好照应，晚上陈怡说“到卧铺睡觉去”，我不知道他怎么能进卧铺？

　　列车过天津后，每逢列车停站，站台就有当地组织的欢迎队伍敲锣打鼓，也不断有铁路工人像铁道游击队一样上下车跟我们讨要毛主席像章，那年头人们的脑子都出了毛病。车出山海关站刚启动，车门口有个知青把吃剩的大梨头扔向欢迎的人群，我觉得丢知青脸。大虎山站很小当年没有围墙，也几个人男女青年挎着铁皮鼓（类似少先队鼓）敲鼓，好像到锦州站是黑天也有队伍“欢迎、欢迎”。车到沈阳站是早晨，年轻女青年载歌载舞，我注意到她们都是脚穿黄色解放鞋，颜色已退为白色、很旧（那年代生活都困难）。车出沈阳车厢内热闹起来，知青们发现在天津站买的熟鸡蛋冻成一个冰球了，往地上砸能蹦起来，感到很滑稽大家纷纷往地上撇，我舍不得。

　　车一路北行，车窗外越来越荒芜，知青们热闹的气氛没有了，也许累了，也许害怕了。车到龙镇，一片白雪皑皑，一溜敞篷卡车，“一分场的”、"二分场的"，直叫唤，真荒芜啊，有的知青哭了。

　　我中学同学周炎。他到农场约十天夜间逃离黑龙江农场，再也没回黑龙江，从此我不知其下落，成为46年之迷。

　　二．龙门农场的知青监狱即小号

　　1974年某天我们几个上海知青晚饭后在龙头山散步被龙门农场总场保卫干事人称“头颈”用手枪逼着抓上嘎斯车，不知道为什么？同抓的还有上海知青应x平、陈x明等几个上海知青，有个头从嘎斯车驾驶室出来牛哄哄的告示：“我是刘长林”，这个名字知青都知道，是农场的保卫科长，相当于苏联克格勃头捷尔任斯基。车开到公路附近“头颈”又下车去抓上海知青周均，周均说“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振振有词，我听到清清楚楚，终于没有抓周均。悻悻的上了车，“头颈”拿着手枪，一路啪啪开枪打飞鸟，实际是给我们下马威，我寻思有啥稀奇，你玩的是手枪，我们一分场武装基干民兵玩的是56式冲锋枪和马克辛重机枪，到场部保卫科停车，看到我们刚下乡时的一分场北安知青郭连长，他对“头颈”疑惑地说“把老实人都抓来了”？

　　小号在良种场二劳改宿舍进门的炕上，车到良种场小号把我们塞进去并咔嚓上了锁。黑龙江龙门农场总场《小号》是囚禁犯错误知青的地方，我来农场几年还不知道有这么个地方。铁笼里人躺下身体不能伸直（长、宽都不够一个人的身长），也不能站起来，只有坐着可以直直腰，秋天里面没有褥子、没有被子，因此不脱衣服，也不给洗漱，上厕所要”报告”，看管的来了才能去解手，如果看管溜号了你就大小便憋着，有人被关时间长了脚臭哄哄的，小号里面挤得动一下要别人配合。我看见上海陈x新（上海知青在里面），陈x新说已经呆了2个星期了，喝水、撒尿要报告开门，显得很疲惫，我很同情，我心想要关出毛病的。

　　大约晚8点，“头颈”带我去过堂，室外黑暗处“头颈”突然拿手枪管袭击我后背，痛的我直冒汗，转身我两眼怒视他“我是一分场武装基干民兵排长，你凭什么打人”? “头颈”被我镇住了，没敢再袭击我。进屋一屋子保卫干事，手里都拿着家伙有手枪、木棍你、铁锹，凶横地问“偷没偷过鸡、鸭？龙头山二劳改的工具是不是你偷?破坏生产”？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抓我，我理直气壮顶撞他们，我是武装基干排长，分场团支部副书记，你们算什么东西？我们民兵集训时指导员一直强调武器使用规范”枪口不能对人”，谁敢动手”？但我心里突突的，没有再挨揍。僵持不下，里屋出来来个干部模样的，非常很客气地请我进里屋，还是那几句问话，误会希望理解，然后他说“你晚上回不去了，我领你去二劳改食堂吃块豆腐，明早你回去吧”，听说吃豆腐我馋得口水都出来了，他领我到食堂给我馒头和一大块刚做好白豆腐，我要了些酱油美滋滋地享受。

　　被捕知青们也一个个也放出来吃豆腐，他们嘻嘻哈哈告诉我“应x平胆小，一打就招，因为他没干过坏事，只能乱招，报了一串上海育才中学同学名，但这些人并没有来龙门务农，他一直挨揍，名单越来越多”。保卫干事以为破了大案，非常兴奋，再拿应x平招出的名单请其他知青招供，这些知青和应x平同是上海育才中学69届同学，他们哈哈大笑，告诉“头颈””这些人不是龙门农场的知青，是以前上海读书时同学”。喜剧般的闹剧就此结束，由于室外寒气逼人，我们几个只能在食堂墙角潮湿的泥土地上蹲着熬过黑夜，天亮后沿被苏联拆除的黑北铁路路基饿着肚子走了8里地回一分场，一路上知青鲁x说“我们是来建设边疆的，被他们这么折腾，心里......”。

　　这时我发现陈x明没有放出来，大约2周后总场到一分场开批斗会，陈x新、陈x明随嘎斯车回一分场，陈x明也站在批斗台上，但保卫干事念批斗名单时没有陈关明名字，开完批斗他被放了，我迎上去问他“为什么关你2周，批斗名单没有你，你站台上神经病啊”？他回答“那天保卫干事被应时平搞糊涂了，晚了休息去了，以后一直没有人提审他”，可怜的陈x明啊关2周，可怜陈x新关4周，又是一场悲剧啊。

　　后来那我听说是上海知青阿乡调皮捣蛋把龙头山二劳改的工具扔河里去了，二劳改没法采石头了。

　　2008年还去看过陈x新，还说起小号同牢事，我问他“你偷东西？还是打人”？他说“都没有啊，关得糊里糊涂”。我只关了几个小时，我觉得我要发疯的。本回忆发<黑土情网>后陈燕萍（周均爱人）来联系她说“这个故事在农场从来没听说过，她今天问周均，周均讲他当时比“头颈”还凶，“头颈”最终没抓他，把陈x明抓了。

　　三．森林扑火

　　黑龙江的每年3到5月是防火期，积雪基本融化，青草没有长出来。东北的森林是落叶林，经过一个冬天的风吹，树梢很干，地上枯黄野草有半米高，像干柴一样点火就着。我在龙门农场的几乎每年参加森林扑火。那个年代最容易及时被组织起来的是人民解放军和知青，因为都是集体生活，而且都有一定的组织机构。一分场的沈海根拿个护林防火的小红旗，在龙头山养路道班前，对来往的社会车辆宣传防火知识，没有执法检查权。

　　我们在农场是看不到火的，着火点可能在几十里外，甚至上百里外，如果空气灰蒙蒙就有可能远处着火了。黑北公路没有路灯，平时晚上一片漆黑，如果远远望去运送人员的卡车灯光连成一条线、连绵不断，今天不来车接我们明天肯定来。

　　扑火没有工具，只发给一盒火柴，那时有个尾山农场烧死几个女知青，我们有一些自身防护知识，是转业干部张德益传授的，据他自我介绍是牡丹江林区长大的，“看到火头过来了，不能顺风逃跑，火的速度跟风速一样快，应该就地点火烧荒，烧出一块空地再扑灭火......”。“撤退转场时必须核对人数，不能丢下一个人，深山老林回不去，会有生命危险”，“实在找不到失踪的人，不要着急，我会朝天开枪的”，这些经验对我们是受益非浅。

　　有一年出发前，一分场食堂给我们发了馒头；卡车到总场，又给了发面饼；到火场步行一段时间，看见襄河农场知青走不动了，把整箱的战备饼干抛弃在小河边。这种饼干是粗粮制的，粗糙仅有甜味（糖精），不见得比馒头和发面饼好吃，对知青来说方便携带、也可以换换口味、更重要的是如果火很快扑灭，剩余的可以拿回去慢慢消遣。我们把馒头和饼掏出扔河边，书包装上饼干上路。黑河地区是丘陵，地势底的地方就是季节河，河里长30公分到50公分高的塔头墩、一个挨一个，塔头墩是一种植物，很滑。我那天下脚特别注意，走了十几里地都踩在塔头墩上，鞋是干的。突然天上飞来一架飞机，先是从我们头上飞过，到远处拐个弯，再低空飞过来，抛下十几袋物品，“空投了，”我们激动的跑过去。发现是草袋子装的面包（没有降落伞），那面包还是热的，包装袋上印着黑龙江省肇东食品厂，我把书包里饼干扔了，脱下球衣包上一大堆面包，这件衣服被面包油侵透了。我们就二十几个人，十几草袋面包，带不走的面包就地抛弃。我一脚没有踩住塔头墩，掉到红色的水里，鞋湿了，晚上要零下5度左右将很难受的。

　　几年来我们一直追火头，打防火带，卡车到了一处，远处风向变了火头转向了，我们就上车换地方防守。没有路跋山涉水整天不停地步行，不知走多少路。仅一次打到火，记得半边天都红了，森林大火热量很高，远远的就感到火的威力，跨过一条满是塔头墩的季节河，爬上山坡，追上火尾，火是在红松林的树梢上随着大风呼呼过去了，树梢烧焦了，树干没有着火，地上有些灌木还着火，我们拿着树枝劈里啪啦一阵猛拍。

　　1974年春是我最后一次扑火，那次全部是上海知青。一天吴汇泉（大家叫他铜板），在我们炸石头的三号地菜窖休息时说“今天空气不太好大概着火了，”被他猜准了，傍晚卡车来接我们了。我们上车前，我看缺几个人就去找，在一分场西头看见“烟丝”（上海知青），说“有事不去”，我说“不去不行啊”他也上车了。

　　卡车被场部牡丹江知青开得快得像发疯一样，坐在车上只害怕。卡车没有护栏，蹲坐在车厢后部的人一会就被颠到车厢前部，后部就空了；前面挤得不行了再挪到后部；又被颠倒前面；就这么周而复始地循环，真累。

　　汽车朝辰清方向疾驶，一分场领导都没去，就我和刘庆杰。二分场杨维玲主任（齐市知青）身穿军服去了。下车后总场向我布置一分场任务：“在沿黑北公路旁防守一段路，要烧出200米以上宽的隔离带，然后扑灭，人员蹲守在旁边，随时准备扑灭飞过隔离带的火星”。我算了一下人数，安排每三人一组防守能300米长度，大家开始动手烧荒。

　　天黑了，远处一片火海，一个山头连着一个山头都是红的，大家说“像南京长江大桥的灯火，一个山头就像一盏桥上的灯。”我们心里也打鼓，这火过来200米宽防火带加80米黒北公路能否挡得住？我们自己能保住自己吗？我作为带队干部来回巡查烧荒宽度是否到位，知青们已经不像早期胡闹，非常自觉守纪律，没有擅自挪动地方、没有擅离职守的。每隔300米就见一堆火，三位知青在烧火取暖、唠嗑、烤面包，火烤得前胸暖，后背冻得要死，白天棉衣是多余的，晚上不抗冻，多好的知青朋友啊，为了祖国我们守卫在火线上。

　　寒冷一宿无法睡觉，天亮后温度上升，我睡在吴海军(已去世)大腿上，他睡在我的腿上。醒后发现周均头靠在黑北公路路基上，身体和黑北公路垂直，却也头高脚底睡着了。公路上卡车呼呼过，离周均头部仅一米多，那些司机也不减速，我起身把他叫醒了太危险。

　　军队有后勤供应，知青没人管。知青穷，没有水壶，也没有人送水，喝沟里的水或就着残雪吃面包，由于季节河春天断流，水很脏的。蹲守了几天，由于没有盐，人感到难受，不身临其境是无法体会到的，我以后再没有经历过缺盐日子。有人看到飞机就大声嚷嚷“空投咸菜、香烟”。正在这时黑龙江省领导，我记得叫苏某，车队检查路过，知青大叫“要咸菜”，我觉得也正常、合理合法，你们后勤工作没做好。下午知青们找到靠近辰清的一户农户家讨咸菜去了，很多人去了，我没去，据说农户很好客，拿出很多咸菜。

　　几天后下了倾盆大雨，雨下透了、大火确实灭了，上面才决定撤退。我们没有雨衣早就成为落汤鸡，没有棚的卡车像装猪一样，一路淋着雨近2个小时把我们送一分场，大家还很高兴因为有剩余的面包、饼干可以以后消遣了。我记得回去热水都没有。第二天当面听到团支部书记冯xx向曹振东主任打小报告“场部说一分场扑火纪律不好，吵着要咸菜，影响太坏”，曹没有答话，真憋气。

编辑：惠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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