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荒知青网 | 平凡往事 青春无愧——记百合大队上海插队知青集体

北疆逊克县有一个百合村，在当地算作一个大村子。50多年前，远道而来的上海知青到这里插队时，百合大队有社员百十来户，耕种七、八百垧地，那都是称得上一马平川的良田。所以，百合社员们的日子还算过得去。知青来了，这个村子热闹了起来，这场景足有十年的时光。后来大批知青走了，迄今已有40多年了。往事并非皆如烟，村民与知青彼此留下的与这片土地相关联的一段段记忆，至今历历在目。

英雄情怀与平凡往事

先后分四批出发到百合插队的上海知青，总共有113名，正好凑满一个连队编制的人数。他们下乡时，几乎都不满18周岁，可以戏称“少年连队”。

1969年3月17日出发的第一批知青中，只有一位是成年人（20周岁），就是上海市闸北二中1968届高中生彭得胜，与他同行的还有32名来自不同学校的68届初中毕业生。作为第一批知青领队，彭得胜到了队里，也是该队知青带头人。据回乡知青姚凤霞回忆，上海知青到队里马上参加民兵军事训练，彭得胜是民兵连头头，在军训队伍长途行进中，奔前跑后，大声呼喊，给队友加油鼓劲。队友们也个个不示弱。队伍中有一位绰号“蚂蚁”的知青陈彭年，个小志大。他在离沪时赋诗一首《挺进！向着黑龙江畔》，诗云：“茫茫雪原是我家，立屹边疆把敌杀。”对他来说，到了边疆拿起枪，是一种神圣。他与四位室友，跑到县城照相馆各拍了一张手持冲锋枪的真人秀，寄给家长，展示军人的雄姿，释放少年豪情。

后来的几批知青也都怀有一番到边疆去保家卫国的心情。第二批知青是来自上海市第十二中学的22名1969届初中生。他们是在1969年11月下旬到达百合的，正赶上逊克有记载以来最冷的冬天。他们立即开始艰苦而又繁忙的劳动，还要投入到紧张的军训之中。一大早，出操训练，晚上轮班站岗放哨，白天还要正常干活。身材瘦小的钱伟珠回忆：一次半夜12点，突然响起了紧急集合的号声，指挥百合民兵连军训的现役军人杨排长带领队伍野外拉练。女知青每人扛一发炮弹。天色昏黑，雪地有亮，女知青一个个好样的——怀抱着炮弹在积雪中深一脚浅一脚地急速前进，无一掉队。她还自豪地说：当时国家如有需要，我们必定会毫不犹豫地上前线去送弹药！第三批知青队伍中的杨浦中学女生陈建新在下乡前参加上海市中学生赴黑龙江学习慰问团，到过逊克县，感受到边疆的遥远和农村的落后，但她还是义无反顾地报名插队逊克，与25名1969届同学一起北上。上海市阜新中学1969届毕业生王金保在听取逊克女知青李华到校作的逊克反修前线插队报告之后，也与22名同学结伴而行。想想当年，四批百合知青报名插队北疆的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形势所然。他们效仿自幼耳濡目染的英雄，有心报效祖国，到反修最前哨去。

都说“少年壮志不言愁”，但在面对后来遇到的琐碎事、烦心事、苦恼事时，下乡之初由英雄情怀引发的激昂情绪不免日渐沉静下来。“少年连队”要做的毕竟是大量的平常事。干活，挣工分，养活自己，帮衬父母，逐渐成为下乡知青的“活思想”。对于城市娃来说，农村劳动不仅仅需要付出体力，也会随之发生思想感情上的变化。

女知青姚筠芳第一次干大田活，就是参加播种黄豆。四人一组播种，前有两人刨坑与下种，第三人就是抓粪到坑里，后面一人填土盖种掩粪。她负责抓粪。一手挎筐，一手抓粪。这个活儿对于有“洁癖”的上海女娃来说，真是脱胎换骨的行为改变。男知青黄大耀下乡后不久干起了“打场”的活。“打场”，就是将大豆脱粒归仓，这是一年之中最为关键的农活。适逢寒冬，干活辛苦；尤其是要赶时间，必须一日三班轮流换班干，干夜班的人特别辛苦。黄大耀在一次夜班“打场”时，因为缺乏经验，也因为太投入，没有注意到自己的三根手指在寒风中发生的冻僵情况。幸亏身边的一位老社员及时发现，当即手捧白雪不停地搓揉被冻僵的手指，一直搓了有半个小时左右，才见手指渐渐显出血色，避免了一次手残的事故。在这场突发事件中，黄大耀感受到了乡亲的一份舐犊之情。另一位男知青陆定中，分配到在大队铁器铺为铁匠赵炳太当助手。他在铁匠铺里一呆就是三个年头，整天制作铁器农具与给牛马挂掌。叮当叮当，师徒俩在捶打声中集中心力打制铁器成型，因无法躲避飞溅的铁沫，溅到身上立即散发出一小股焦臭味道。他忍着，这是劳动，也就是生活。女知青朱荩雯，下乡之初，人瘦小，体重不足80斤，被安排去放羊，算是照顾性的劳动岗位了，可这也不好干。有一天因放羊人的一时疏忽，找不到羊群了。那可是98只羊，是大队的一大笔财富！年轻的羊倌急煞人了。最后还是在老羊倌赵大爷的帮助下，找到羊群，并顺利地赶回羊圈。由此，她一下子朝着那位貌不惊人的老羊倌仰视起来。

随着“少年连队”在农村的日子一天天延长，他们的日子变得平平淡淡。日常最主要的活动无非就是干各式各样的农活，觉得自己其实与老乡社员们也没两样。有了这份平常心，知青们也逐渐融入到了百合社员群众之中。

不甘平庸与有所作为

下乡后，“少年连队”日渐变化，他们渐渐磨掉了城市娃的稚气与娇气，染上庄稼汉的粗犷与豪气，谁英雄好汉，唯有在生产劳动中见分晓。新的一批知青骨干也自然形成了。

出身于普通家庭的陈仁立，从小身体健壮且头脑灵活，在下乡的第一年无论是生产劳动还是民兵训练都是走在前头。夏收割麦，他拿起大芟刀，像模像样地开趟子，一排排麦子躺倒在他身后。同伴们为他叫好！收秋后，他奉命去县战备营报到，被派到干岔子岛上值勤，先后担任武装民兵基干副班长、班长、爆破队队长。他在那里值勤三个多月，学到了边防军人的优秀素质。在此后的插队岁月中，这些军人素质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他在一次野外作业时，适遇几位社员（含知青）渡河时船翻落水，他与另一位知青华炳均迅速反应，下水救人，抢救出三人，避免了一场悲剧。他还利用在岛上值勤学到的军事技能，在生产队里自制炸药，开山炸石，为队里挣钱。有一次，他听到社员家属难产急需输血，他二话没说，和同队知青葛辰宝、金志云与华炳均，骑马直奔县医院，四人同时输血，帮助孕妇脱离险境。因为陈仁立的突出表现，大队党支部看重他，派他担任第三生产队副队长、大队团支部书记、大队武装基干民兵排排长、民兵连连长等职务。1973年夏，大队推荐他上学深造。

还有一位知青顾建平，下乡后，他先是担任记工员。到1972年初，大队分成三个小队。各小队各自组织生产、经济独立核算。他担任第一小队会计，当起了小队的“半个家”。这时他未满20岁。他要操持队里的财务、资金流转、物质库存、生活资料分配、年终结算等等庶务，还要常年参加集体劳动。付出最多，累计工分也最多。当年他得到4038分（工分），为该队之首。以后，他还被派到第二小队当队长，当起了“整个家”。1975年9月，他加入党组织，当年度，他获得县劳模称号。以后，他又担任了大队党总支副书记。因他有才华，1977年初，他以“以农代干”的身份，奉调县委组织部工作。

与顾建平同一批入党的还有王金保、顾福金、陈建新。

王金保，被人称作“干活累死累活的老黄牛”。下乡后，他被分在三队劳动，什么苦活累活重活，他都跑不掉。大冬天到三线打柈子，有他的份；另一年夏季到小兴安岭山三线“建点”，也有他的份；人工扛200斤重的大豆袋子入库，还有他的份。小队独立经营后，他一边赶着马车，当上“马老板”，一边担任小队会计，配合小队长张锡光工作。1974年初，张锡光改任大队“一把手”，辞去小队长职务，王金保挑起三队队长的重担。

顾福金。他在队里接受民兵训练，态度认真，表现积极，作为武装基干民兵的一个好苗子，被派到县民兵战备营的西山分队值勤，在那里担任分队事务长。经过一年多的前线锻炼，他回队了，在大队民兵连与第一生产小队担任一些职务，到了1974年，担任第一小队队长。他的工作好坏直接关系到30多户社员和30多名知青的一年收入。他思路清晰，抓主业，促副业，搞创收，用好人。他在任两年，该小队保持了好势头，为后任打下很好的基础。

女知青陈建新，是整个大队第一位女知青党员。她下乡后一直表现突出，一度担任第二小队队长。入党后，因工作需要，调到公社机关工作。还有一位女知青党员戴月英，她从下乡一开始就是一位入党积极分子。她参与办文化夜校，教一些社员识字读报；她参加出黑板报，宣传国家大事，报道好人好事；她在1972年夏季参加百合大队女子突击队到三线筑路；其间，她自编一个“知青救火”的短剧，在筑路营演出；她作为女民兵骨干，积极参加民兵训练并取得好的成绩。她在1976年加入了党组织，在大队接收11名四川宜宾知青后，这位老团支部书记，带领新知青开展团组织活动。百合的知青吴思发、吴格平、金志云、葛辰宝、蒋柏鑫等知青，也在各自岗位上有过特殊表现，分别受到县、社知青代表大会等会议的表彰。

在知青骨干的带动下，百合大队知青集体一直保持着团结协助、奋发向上的精神状态，为百合大队的村庄建设与生产劳动做出了重要贡献。大队的诸多岗位，如会计、出纳员、保管员、教员、拖拉机手、赤脚医生、铁匠、木匠、磨坊师傅等，都有知青担任。各队有一些烦心事总是交给知青去办，比如“护青”与“看场”，就是不让家养猪偷食庄稼，是得罪人的活儿。老社员少有人愿意干，只有“愣头愣脑”的知青愿干肯干。还有几次上三线干活，因那里条件艰苦又要离队几个月，老社员不情愿去，只有知青报名踊跃。再有在那些年发生多起急需血源抢救重急病患的事，志愿献血者几乎都是知青。特别值得一提是，大队多次文艺演出更是由知青“包圆”。至今令老知青记忆犹新的是从1969年国庆节开始，知青在大队舞台上出演京剧《沙家浜》以及天津快板、三句半、舞蹈、演唱等节目。以后几年，文艺骨干戴月英、顾建平、姚筠芳、张联群、张晓东、朱荩雯等人组织多次演出，次次精彩爆棚；除了在本大队演出外，还受邀到新丰、靠山等周边屯子演出。令知青与全体社员振奋的是1975年春节扭秧歌活动。那一年冬季，知青留队人员特别多，县、社通知可以组织集体扭秧歌。社员群众立即行动起来了，知青更是兴奋与活跃，一支人数众多的秧歌队伍随即组成。腊月就开始练习，到了正月，几乎天天出演，不仅在村里演，还到外村演，甚至到了县城去演。那个春节，村庄里洋溢着一派祥和愉快的气氛。

同甘共苦与情谊延绵

上海知青乍到百合，在艰苦的劳动与生活条件下，男知青有过唉声叹气，对自己的前途十分迷茫，女知青更是泪流湿巾。最深的痛，是思乡之苦。但在寒心之余，知青们感受到了来自乡亲们的温暖。

刚到村时，在知青眼里，当地老乡穿着很土，举止粗俗，不宜交往。但在遇到一件件具体事情时，深深感到了乡亲的热情和人间的温暖。比如有些知青在日常生活困境中，会做出一些不守规矩而损人的事。某女知青宿舍烧炕点火难，就掰邻近老乡家的栅栏当干柴点火用；一次两次还不算，见“平安无事”，连续干下去，一下掰掉了一片。听旁人说那家老乡其实很恼火，只是看“女娃娃”可怜才没开口制止。还有几位男知青偷偷将老乡家的狗宰了吃肉，老乡发现了，只是生气但不言语。诸如此类事，表明看似缺少文化但本性善良的社员，对年轻的知青有着宽大的胸怀。人心都是肉长的，那些犯事的知青，无不感受到老乡的温暖以及不言而教的启示。

知青陈彭年有一年的时间跟着养蜂师傅何祥林劳动。何师傅教他养蜂，也借用蜂群繁衍讲解人生处世之道。家境并不富裕的何师傅见他身体单薄、有时还挨饿，就把家里带来的食物分给他充饥。何师傅尊重读书人，经常是自己忙着干活，却叫他有空看点书。在何师傅的带领下，陈彭年不仅仅学会了养蜂，可以单独管理40多箱蜜蜂，还学到了许多做人的道理以及自我料理生活的本事。师徒俩人朝夕相处，谊同兄弟。

女知青朱荩雯有一件令她感动的事，下乡第一年的冬季，她与同伴们到远离村子的“二线”伐木砍柴。那里的生活条件极其艰苦，劳动强度也很高。姑娘们虽身体疲惫不堪，但丝毫没有退缩之意，还处处比拼谁能完成劳动任务、谁能吃得起苦，身体瘦弱的她也毫不示弱。负责烧火做饭的社员老何大爷看在眼里，非常怜惜城里的姑娘，给了她与另一位体弱的女知青一些伙食上的照顾，并省下自己从家里带来的一篮鸡蛋，做熟了给她俩一天一个补养。她还回忆起一件事：秋收季节，我们几位女知青收工后，疲惫不堪回村时，必经姚大娘家门口，只要被姚大娘看到，总是拉我们到家里去，让我们吃饭喝粥，躺在热炕上打个盹儿。等我们一小觉醒来，看到大娘已帮我们缝补好了磨破的手套，姚大爷为我们磨好了第二天还要用的镰刀。这样胜似父母的关爱，深深温暖着我们的。

朱荩雯说的姚大娘，是大队党支部书记姚玉锁的老伴。至于姚书记关心爱护知青，表现在各个方面。知青到大队的第一年年底分红，工分值只有9毛多，低于以往几年。知青听到一些社员私下嘀咕：外面人来得多了，一碗粥两人喝。情况似乎也是这样，全年收入增加不多，但是劳动人手（累计工分）增加三四成，稀释了工分值。姚书记可不是这样简单地看问题，他向社员群众讲：今年遇了“天灾”，正常秋收季来了一场超强寒潮，大雪覆盖大田，大面积的苞米大豆被压在雪里，还有一小部分麦子没有收回，这才拉低了工分值。知青到来后，增加了劳动人手，在田间管理与搞副业方面，都是有效果的。我们还要看长远，知青那是可以帮我们百合发展的。姚书记还讲了一些诸如培养接班人、反修防修的大道理。他的话不仅仅是教育了一些发牢骚的人，也给知青带来了暖意。

对农村人来说，干部光说不行，还得实干。为了提高社员收入，在知青下乡的第二年，大队领导班子做出安排，从几个途径着手，千方百计增加经济收入，摆脱贫困。这些途径主要有：一是开荒，增加种植面积，提高粮豆产量。可惜囿于周围自然环境，开荒数量有限，增产也有限。二是开拓门路，多搞副业，增加非农收入。通过伐木采石挖沙，对增收很有效果。三是多种经营，开展养鹿、办磨坊、养羊、种麻、养蜂、种瓜、培育树苗等项目。积少成多，也获得成效。四是精细管理农田，采取选种、施肥、增加大田铲趟次数、防霜灾等措施，从而提高农田单位产量，使得主业增产成为增收的主渠道。在大队党支部的领导下，通过各小队社员（知青）的共同努力，生产队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工分值（每一工2元左右）。多种措施并举的百合，发展成为一个较富裕的大队。

这时候，姚书记对社员群众说：大家日子过好了，这里有知青的功劳！增产增收的各个项目，都离不开知青。知青不光是承担这些劳动，还负责一部分项目的策划。姚书记的这些话，知青听了真舒心。事实上也是这样，知青在村里的那几年，整个大队（含三个小队）分红水平不低，还存下了不少的集体积累（公积金），整个大队的家底子很厚。所以，社员群众对知青的好感不断加深加厚。

日久见人心。随着知青下乡时间的延伸，他们与社员的情感形成了双向交流。知青带给村民的城市文明、时尚的衣着，以及江南风味的饮食，有着很强的渗透力，深深影响着当地的年轻人，由此带动了全大队的青年人，形成了关心时事，参加文体活动的良好氛围。村里的在校学生也受到知青的积极影响，增强了读书学习的动力，升学率亦有了提高。

1978年入冬后，百合知青开始大批返城。离队前，他们的心情是复杂的。既有义无反顾回家的决心，又有无愧于百合、满足于成果的坦然，还有与百合大地和乡亲离别的惆怅。百合，毕竟是他们青春的印记，是他们的第二故乡，也是他们辞别后一直魂牵梦萦的地方。百合后岗的那一片小松林，是留存于知青心中永远的标志性印象。下乡期间背靠小松林的照片（无论是集体照还是个人照）是他们相册中的珍藏，男女知青几乎每人都有的戎装持枪照则是他们屯垦戍边的青春标志，那些照片刻录着他们曾经的诗和远方。

返城40年了，我们看到一本百合知青集体影集。封面上写着：回忆是凝聚力——魂牵梦萦的第二故乡百合。卷首语是：

人当了一回知青，就像土烧成了陶，永远不会回到那土的状态。即便后来破成了碎片，但永远区别于土，每一个颗粒依然坚硬，依然散发着特殊的光彩！而土，就算是捏成了形，涂上了炫丽的色彩，一旦受压，又回归松散。两者的差距，就是一场火的历练。

附载照片以及说明：

图一说明：1969年3月17日，第一批赴逊克插队的上海知青八百余人离沪出发，同月21日到达逊克。当时，北疆安保形势十分紧张，这批知青全都安排在沿界河（黑龙江）的公社。图为第一批到百合大队插队的11名上海女知青留影纪念。前排左起为王卫民、姚筠芳、丁阿多、张联群；中排左起为刘绣华、刘爱珍、徐锦宝；后排左起为程丽萍、何珍、章文娟、刘春兰。

  图二说明：1975年9月2日，边疆公社百合大队上海知青王金保、陈建新、顾建平、顾福金等4人同日加入党组织。图为插队时期的王金保。 

     图三说明：顾建平在参加民兵训练。

     图四说明：顾福金在操练“重武器”。

       图五说明：陈建新（后右）与金士英（后左）等人合影。

    图六说明：1977年9月29日，边疆公社百合大队女民兵参加军事训练后持枪合影。其中有6位上海女知青，都是参加八、九年执勤任务的“老民兵”。她们是一排左二彭和平、左五胡育珍；二排左二于维峤、左三朱萍萍、左七陈建新；后排左一戴月英。在这批“老民兵”之后，已很难再见女民兵英姿群像。

 公众号编辑：周培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