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春节的温暖印记
延安富县知青/高庆和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春节,空气中似乎还是隐隐的那股熟悉的年味,大家又开始重复着过年的那点事儿。
约朋友节前聚餐,张罗家人的年夜饭,街头巷尾布置了彩灯,小区里也是年复一年按照老样子将已退了色的灯笼挂了起来。
可我或许是因为老了,几十年来过了太多春节,或许是因为好多年在春节期间没有听到爆竹声了,总觉得这年味儿一年比一年淡了点儿。思绪又不由地飘回到年轻时,在陕北度过的那个春节。那段记忆,在岁月的沉淀下愈发清晰,仿佛就在昨天。
王国举篆刻
1969年1月,我响应号召来到陕北插队。在那片黄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干着繁重的农活,烈日晒黑了皮肤,粗糙的锄头磨破了双手。就这样,在村里慢慢度过了一年多的时光,后来被抽调到由各公社知青组成的县宣传队。宣传队的活动结束后,县里不舍得让我们回村,便把我们分别安排在多个单位,以便日后随时能集中起来开展活动。我则被分配到了县印刷厂。
那是个很小的企业,总共也就二十多个人。一走进厂里,看到的是那陈旧的近乎原始的机器设备,仿佛一直在诉说着过去的故事。石板印刷,每印一张都需要人工繁索地操作;硬木刻字,老师傅全神贯注地在木头上刻出一个个规整的字;还有那人力铡刀裁纸,每裁一刀都带着吱吱扭扭的响声,显示出一种古老的仪式感。
王国举篆刻
那年春节前,我费尽周折,让家里人托关系,在北京弄到了一台铸字机和一台裁纸机。为了这两台机器,我特意出差回了趟北京办理手续。时间有些巧合,在离春节前不到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我像献宝一样跟着机器一同返回厂里。师傅们看到这两台机器自是喜出望外,这将使小厂里的生产更上一个台阶。我则因为随同这两个宝贝刚从北京回来没有几天时间,所以这年的春节也就没再回家过了。
年三十儿下午三点,厂里放假了。同事们都归心似箭,很快就走得一个不剩,空荡荡的厂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显得形单影只。那两台机器还没拆箱,静静地靠在车间的角落里。我自我安慰着:“看来今年这春节是与我无关了,一个人过也没啥,那不是还有两台也是从北京来的机器陪着我吗。”
闲来无事,我百无聊赖地走在小县城的街道上,寒风如刀割般刮过脸颊,街上几乎看不到行人,更让我感觉心里空荡荡的。家家户户门上崭新的春联在风中微微晃动,时不时传来的鞭炮声,这一切都在提醒着我,过年了。不时从半掩着的户门里,传出嚓嚓的炒菜声,寒风带来了一阵阵肉香味,还夹杂着大人和孩子的欢笑声。
王国举篆刻
刚才还觉得无所谓的我,突然感到平日里狭窄的街道此刻却无比空旷。更要命的是一种莫名的伤感忽然涌上心头,我真的就这样孤单冷清的过年了?好歹也得有块肉吃,有口酒喝吧。于是我冲向了供销社,供销社的赵老汉正要挂上门锁,见我急急的奔来,掀开门帘让我进去。货架上已经没有几样东西让我选择了。只好买了几块麻饼,那麻饼类似北京的桃酥,却没有那般酥脆。还买了一瓶凝着一层白油的猪肉罐头、一瓶水果罐头和一瓶白葡萄烧酒。提着这些年货我回到阴冷的宿舍。一个十五瓦的灯泡是烘托节日气氛的唯一道具。窗外的鞭炮声渐渐的密集起来了,一阵接着一阵,一颗礼花炮在不远处炸响,震得窗户纸也随着抖动起来,彩色的光透过纸窗映在了我的床上。我坐在桌前,打开酒和罐头,开始了我一个人的年夜饭。我缓缓拿起酒瓶,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轻声说:“新年快乐”,随后,噙着泪,朝着东北方向,遥祝我的父母家人,愿他们新年吉祥。一时的恍惚中,我看到了家人围坐在桌前,也开始了唯独缺少了我的年夜饭,他们也拿起了酒杯,祝福我一个人孤身在外,健康平安。那一夜,我伴着冰凉的罐头,伴着思念与孤独,不知不觉喝光了那瓶白葡萄烧酒。
初一一大早,我还没起床,就听到门外有人喊我。来人是厂里的张司(当地称师傅为司)。他的黑棉袄上沾着些面粉,一番拜年寒暄后,他说道:“你一个人过年太惜荒(可怜)了,中午到我家吃饭,吓ha好(好歹)也能红火些。”我又惊又喜,忙不迭地点头答应。
到了中午,我想着去师傅家吃饭不能空着手,便先跑到供销社想买点儿礼物,可供销社过年不营业。我正不知所措时,张司迎面走来,他是来接我的。我踌躇着说空手去实在不好意思,他不由分说拉起我就走,边走边说:“还拿啥礼嘛,去就好咧。”
王国举篆刻
张司家的门框上新贴了对联,两块门板上贴着门神,屋里热气腾腾的,弥漫着一股温暖的气息。炕上摆着一张小炕桌,张司热情地张罗我在炕上盘腿坐下。不一会儿,师娘端来一个两尺来长的漆木托盘,托盘上摆着三碟三碗,其中一个最大的碗里,装着满满一碗圆鼓鼓的扣肉,那油亮的琥珀色泽,让人看了就要咽口水。另外两个碗里放着炖豆腐和炖萝卜,三个盘子里是洋芋丝、芹菜炒豆腐干和,还有家家过年都不能少的油糕。这是我下乡以来见过的最丰盛的菜肴。
张司拿来一瓶白酒,上炕坐下,给我俩每人倒上一小杯,举杯说:“吓ha好吃饱、喝好,过年不想家。”我招呼着站在门口的两个七八岁的孩子和还在忙活的师娘:“一起来吃呀。”孩子看着我,仍旧一动不动地依门站着。师娘说:“你俩先吃,我们不急。”我转眼看向师傅,师傅解释道:“没那规矩。有客人来,婆姨娃娃不能上桌,等咱俩吃毕,他们再吃。”我放下酒杯,对师傅说:“过年就是过个红火,一起吃才像过年的样子嘛”,在我的一再坚持下,师傅勉强允许两个孩子上炕来一起吃,可师娘却怎么也不肯。
我和师傅开始推杯换盏,谈笑风生起来。两个孩子却迟迟不动筷子,我对他们说:“吃呀。”孩子不说话,只是眼巴巴地看着他爸爸。师傅给他俩每人的碗里夹了些豆腐和洋芋丝,孩子们这才闷头吃起来。见状,我夹了两大块扣肉放进孩子的碗里,说:“叔叔是北京来的,今天咱们就讲北京的规矩,娃们多吃,大人少吃。”孩子们看向爸爸,师傅哈哈哈地笑了起来,说:“好,今年春节咱家就按北京的规矩办。”孩子们看着我,腼腆地笑了,师娘站在旁边,看着孩子们大口吃着肉,笑着说:“快给你北京叔夹块肉,祝你叔过年快乐不想家。”这时,外面的鞭炮声此起彼伏,屋里也是谈笑风生,气氛也一下子欢快起来。这顿饭,我吃得无比开心,感觉我的春节团圆饭,在张司家被补上了。
饭后回到宿舍,刚想睡一会儿,李司来喊我,请我明天去他家吃饭。送走李司,没过多久,王司又来请我初三到他家吃饭。后来才知道,三位师傅怕我一个人过年想家,节前就把我的三天春节假期商量安排好了。三位师傅家的饭菜虽都是陕北特色的过年饭,饭菜的种类却各有不同,张司家是春节必吃的油糕,李司家是黄橙橙带有些酸甜口味的摊黄黄,在王司家我吃到了红亮亮香气扑鼻的油泼辣子面。这可能也是他们事先商量过的,是让我吃到更多的陕北味道。可吃饭的氛围都是充满了同样喜悦同样的温馨。
王国举篆刻
原本以为这个春节会在他乡孤独地度过,可没想到,这个春节过得却是如此充实愉快,它成了我一生中最特别、最难忘的春节。在这片黄土地上,我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最纯粹的温暖与善意。那些曾经的孤独与思念,在这份温暖面前,都被一一的化作了深刻的回忆。而今,每逢除夕,我总能够想起在陕北那年过春节的情景。洛河畔那座小县城,那飘着肉香味、热气腾腾的窑洞,那杯映着星火的烧酒,那淳朴善良人们的笑脸,那些艰苦的年月里赠予给我的那份温情。我在贫困的火焰中淬炼了坚韧,也在围绕着的善良中沐浴了情谊。那段岁月,就像一首陕北民歌,在我的生命里永久地回荡……
作者简介:
高庆和:
陕北富县插队知青;
后分配富县印刷厂工人;
后调石家庄地区印刷厂工人;
后调北京公交总公司;
后调国家开发投资公司,退休。
知青文苑:
说说过年
延安县知青/张迎春
2025/02/01晨
探 亲
作者:北京知青/张迎新
探亲是中国特有的文化和社会现象,节假日人们有机会和远方的亲人团聚,分享生活的乐趣,促进心理健康和情感满足,都是人之常情,事之常理。
春节期间,回家探亲的人们背着双肩背拉着拉杆箱,携夫人带着孩子,拥挤在潮流中。现在出行方便,可以乘高铁、坐飞机,开着自驾车和亲人团聚。一机在手走遍天下,享受无拘无束的生活。我羡慕他们赶上一个好时代。
60年代,70年代初可不是这样,那时候北京管控很严,外地人不能随便进入北京,我在延安插队的时候,回北京探亲也是难上加难不是一件容易事,当时要开三级证明,拿着家里发来的电报做为理由(其实是假电报)一级一级的签字盖章批准,还有期限限制。路途买汽车票、火车票、住宿都需要三级证明,在车上还要不断接受检查。
汽车在洛川县停了下来,司机喊着,大家下车方便一下,我怕有闪失,记住车号,大家行动都很迅速,一会儿都上车了,汽车开始一路下坡,噢!原来陕北高原的地势是这样。从延安到洛川是一路爬坡,从洛川到铜川是一路下坡。下午到了铜川,我拿着三级证明,去买西安的火车票,一上车才知道,这是闷罐车,车厢里黑洞洞的,只有两根蜡烛一闪一闪的,车厢里没有座位,我只能找个角落蜷下来,经过几个小时不动窝的煎熬,腿脚都麻木了,终于到了西安火车站,在候车室里呆了几个小时,次日,我坐上开往北京的列车,心里总算踏实下来了。在列车上,列车员一会儿给送水,一会儿拖地、一会儿检查车票,车厢里渐渐的暗了下来,少了些噪声,安稳后,不一会儿,我就呼呼睡着了。醒醒啦,查票啦,怎么又查票?我抬头看了看外面,到保定火车站了,再过三个多小时就到北京站了。
到家啦,老母亲高兴的合不上嘴,每天变着花样做饭,经过几天的调养,我逐步缓过劲来。不过,没有安稳住几天,街道居委会主任来敲门,回来啦,办临时户口了吗?没有。你抓紧时间,赶紧去派出所办理一下手续,准备住几天呀?我哼唧了几声,打岔过去了。时间过的真快,转眼间快一个月了,居委会主任又来了,到日子了吧,没事赶紧回去吧,回去好好干,要“抓革命,促生产”还说“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我爱搭不理的说:知道。几经周旋在北京呆了三个多月,春节过后,我又踏上开往西北的绿皮火车,继续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2024年春节
1976年夏天,我接到了延安的调令,无比喜悦的心情难以言表。我知道延安生活艰苦,共和国的同龄人从来不怕苦,那时全国上下都在帮助、支援延安,延安一定会很快赶上全国建设的步伐。当我来到延安所见所闻,让我感到意外。
延安市区生活还是不错的,普通农民的生活,不是亲眼所见我不会相信:一孔窑洞一个铺,一领炕席有破洞,一个锅灶连着炕,衣、食、用具缸里装,炕上的几床被子,就是全家过冬的保障。娃娃们的穿着更让我心酸,和我们辽宁的农村没有可比性。这不是困难,是贫穷。北京知青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一定要了解他们是如何在这里生活、劳动的。
我的单位,是来自十几个省的铁道兵和北京知青为主力,领导层,多数是来自陕南、陕北的干部。语言交流是我的困难,所以,我更愿意和北京知青交流。北京娃娃,那么小小的年纪来到这里时,听不懂也不会说陕北话,多苦恼啊。和我一个办公室的李增春对我说:时间长了就好了。是的,时间可以在苦恼中穿过,苦恼也会在时间里消除。这就是北京知青给我上的第一课。当我能自然的于所有人交往时,秋天已悄然而至。
有一天,我们去农场收土豆。在地里收土豆时,我好惊奇,男同志在前面刨,我们女同志在 后面收,王颖的两只手动作太麻利了,一回头,呵!刘易的动作也这么麻利,欧!北京知青,让我好佩服。一面干活,我们一面聊天,原来他们在农村什么脏活累活都干过,最难的是挑水上山,砍柴,烧火做饭、做菜。泪水伴着汗水,春天播种、上肥,有时还要挑水种地。夏天,锄地、拔草、施肥。秋天,收割、担谷、打场拓谷。歇工还要砍柴、碾米磨面。多亏热心的老乡手把手的教,像亲人一样的关怀,已经脱胎换骨了。在经过了失落、惶恐,也历经了,精疲力尽、手忙脚乱,最后做到,得心应手、身强体壮、精力充沛,朝气蓬勃。同时也收获了,勤劳、善良、纯朴、豁达,心灵手巧,纯真朴实。难怪他们说话是京腔京味,做起事来成熟老练。我们同是共和国同龄人,北京知青比我强多了,真是令我敬佩啊!延安不仅养育了当年的红军,八路军,也培育了一代新中国的同龄人。真正的革命圣地!
说起北京知青我有一肚子的感谢话。我到施工队,爱人把我安顿好就回王瑶水库了。我非常感谢身边的东北老乡和北京知青,姜恩会、王文杰、张秀鱼、王颖、刘萍等,在他们主动热情的帮助下,让我尽快的适应了延安的生活。来延安第二年,女儿在延安出生了,由于奶水不够吃,女儿有时哭闹了,知青何秀荣就把本是自己女儿的奶水无私的喂给我的娃,这个感激,让我无数次的流泪。现在何秀荣虽然离开了我们,她的亲人满开奇和女儿,也是我的恩人,愿你们永远健康快乐幸福。78年,知青李万春夫妻调到王瑶,主动把自家的窑洞让给我家老人住,李万春和辛勤倆夫妻的善良、厚道,也一直是知青的楷模。前年,他俩在家里招待施工队的北京老乡,让我们赞不绝口。李万春直至今日,每天早上都在群里祝福每一个人,在他的带动下,施工队的群总是那么温馨快乐。愿他们能长寿百年,永远带给我们快乐健康。2015年春天,是北京知青的彭湘林、王恩昌、王艳敏等组织东北、河北、北京的知青和铁道兵,去延安聚会,在没有微信联系,只能用手机一个一个的联系,买车票、定卧铺、接站。让我们这些老人像孩子一样的高兴。
时间在岁月中穿梭,情感在岁月中积淀。感恩的心在胸中燃烧,感谢的情在心中流淌,北京知青的情怀记在心间,永远难已忘怀。
作者:葛玉敏
1969年1月我插队去了陕西省黄陵县,70年10月招工到了铜川矿务局金华山煤矿工作。
最初我在机电车间干钳工,三个多月后调到车间设计组,之后又调到矿机关动力科做技术工作。在那段时间,每天的工作任务全部是矿务局动力处和下属单位有关动力、生产、机械设备、维修改造等工作业务,还有少量的省外煤矿系统的业务。71年以后,我忽然发现石油和化工的一些业务也纳入到我的工作范畴了,之后我才得知,国家煤炭部、石油部、化工部合并成为燃料化学工业部,陕西省煤炭厅改成了燃料化学工业局。
随之,铜川矿务局动力处和矿动力科逐渐与石油化工领域的合作与协作增加,我的工作也有了新的内容,从而使我初步了解了石油和化工方面的生产技术工艺流程,增长了我的业务知识。拓展业务范围后,在以后很长时间里,我先后参与了长庆油田、兰州炼油厂、兰州化工厂、宝鸡石油钢管厂、西安石油仪器一厂和延长石油等单位的一些业务往来。期间出差我还去过宝鸡石油钢管厂,西安石油仪器一厂和延长石油。尤其是在延长石油,使我第一次真正了解到什么是中国石油工业,并且亲眼见到了石油。
在当时的青化砭油田,经有关人员详尽介绍之下,我对石油工业有了更深刻的印象,了解到中国陆上第一口油井就诞生在陕西省延长县。延长石油厂炼制和生产的油品运销西安等地试用,得到了好评,腾益社会,振奋人心,中国近代石油工业开始于此地。
1935年,饱经风雨的延长石油获得解放,石油工人干劲十足,靠土法上马群策群力,生产出汽油、煤油、石腊、油墨、擦枪油、凡士林等产品,保证了中央机关和边区军民的需求。1944年5月毛泽东为陕甘宁边区特等劳动模范延长石油厂厂长陈振夏题词“埋头苦干”予以鼓励。
1975年初为配合延长油矿的生产与技术开发,我们到即将正式投产的原甘谷驿油田实地考察并交流经验。当时的甘谷驿油田还在基建中,厂房、办公室、职工宿舍等,很多都是帐篷和干打垒土房替代,充分体现出石油工人艰苦创业的优秀品质和工作作风。通过进一步的考察交流,我们了解到,油田在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的研制、开发、试验过程中一丝不苟,往往一个数据他们都要反复论证精益求精。
甘谷驿油田工程技术人员在对采油排水及采油废水处理上,针对油田在生产作业过程中产生的废水中含有大量乳化油、溶解油,以及在采油中添加的各种木质素、重晶石粉、黏土等物质,使得废水成分非常复杂的特点。采油废水必须要经过严格的油田常规的处理流程“隔油——浮选——过滤”等三个步骤,处理再利用,结合实际情况提出了具体切实可行的设想和方案,排水和废水处理方法,有效提升了工作效率和生产技术标准。
超过1500米煤矿井下排水、通风是煤矿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煤矿井下排水技术虽然是我们的强项,但甘谷驿油田的工程技术人员根据油田的特殊性,提出了他们自己更符合实际的建议。经过双方反复技术论证之后,一个更加合理的井下排水方案终于形成,而且试验一次成功。从而体现出煤矿工人和石油工人精诚合作的精神,以及共同为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奉献与付出的优秀品质。
延长石油赓续红色血脉,有着一支埋头苦干,满怀信仰的干部职工队伍。信仰能战胜所有的艰难困苦,井场就是战场,立志开创大油田,让工业的血脉奔流四方,石油工人让伟大的祖国更有力量。延长石油是一个特别能战斗和灵魂闪光的百年企业,一代代的石油工人爱岗敬业,在他们身上深深地铸刻着爱党爱国爱人民的崇高理想信念,充满了对中国石油工业的无限热爱。
心有凌云志,延长石油人铿锵奋斗,春秋岁月永远荣光豪迈。
延安电厂,是我插队延安后走上工作岗位的第一站,它在延安建设发电史册上熠熠生辉!更犹如我人生征途中的朝阳,给我温暖,指明航向,燃亮青春——!
1969年1月22日,我和学校的同学们一起乘着知青专列,向着大西北的延安出发,正式走上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道路。在踏入村子的那天开始,我就预感到了今后生活的艰苦。首先,村里用水不方便,全队22户人家只有一口33丈多深的井吃水;其次,就是交通不便,我插队的南河寨村距黄陵县城70多里,距隆坊公社30多里,如要办事儿全部都要步行;第三,就是我们这些刚走出校门的中学生生活自理能力差,不会自己砍柴烧水做饭;第四,就是必须从头开始学习怎样干农活儿。但那时的我们思想单纯,身上还有一股积极上进的劲头儿。在村里乡亲们的热心指导与帮助下,我们还是很快适应了农村的生产和生活,并在生产劳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得到了乡亲们的认可与称赞。为此,我们18名知青的“南河寨大队知青小组”还被评为“北京知青先进集体”,并派同学代表到延安参加了全区北京知青表彰大会。
七十年代初期,延安依据经济建设的发展需要,由首都北京援助建设的五小企业逐步投入生产,一批又一批的北京知青被招工到企业当了工人。我也在那个招工潮里,于1970年10月和黄陵县我们隆坊公社的五十名北京知青一起,带上自己简单的行李,坐着敞篷大卡车一路北上,来到了延安电厂的新厂——姚店电厂,我被工厂分配在汽轮机车间当了一名设备检修工。
当时的延安姚店电厂,六千千瓦的1号发电机组刚刚投入生产不久,陆续共有100多名北京知青来到厂里,让电厂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气象。大家从农村来到工厂,有了比较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种烈强的求知欲望,每个人都在认真的学习熟悉所在生产岗位的操作规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学习笔记。这种如饥似渴的学习风气,为大家尽快掌握工作技能,担当岗位职责,发挥积极作用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我所在的汽机车间维修班,既有几十年从事设备维修的老工人师傅,也有从西安交通大学和西北工业大学毕业的大学生,他们有理论基础,也有实践经验。在这样的工作环境当一名学徒工,随时向师傅们请教和指导,是我们这些刚刚入职的年轻人最优越的学习条件。
在检修班,负责带我实习的是班长陈晋华师傅。陈师傅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老党员,并在解放初期就进入电力行业从事专业技术工作,他在大西北多个火力发电厂工作过,是电力行业富有丰富经验的维修专家。我很幸运在师傅的带领下,既学习设备维修,又学习驾驶行车,特别是在师傅的认真传授和严格要求下,我克服了自身恐高的缺点,在较短时间内,就掌握了对发电机组设备的起吊操作和驾驶技术,并很快进入工作角色。在我参加的汽轮发电机组大大小小的维修工作中,我坚持做到既大胆又认真细心,从没出现过任何操作失误,为保证厂里发电设备维修的安全生产,做出了自己积极的努力。我清楚记得:在一次汽轮发电机维修工作中,我们维修班的全体人员,连续36个小时坚持在现场抢修设备,没有休息,虽然大家身心非常疲惫,但保证全延安地区的正常发电,是我们检修工人的最大心愿。在这次抢修发电机设备的工作中,我亲眼目睹了什么是工人阶级的忘我工作精神,也在与师傅们共同的奉献中受到了深刻的影响,让我享受一生。
1972年电厂进行年终生产总结,我被评为全厂唯一的一名女工“甲级先进生产者”,受到了厂里通报表彰和物质奖励。同年,由于我们汽机车间团支部,围绕车间安全生产开展多项既扎实又有成效的活动,我还被推选为团员代表,出席了“延安地区共青团第一次代表大会”。也是从那个时间开始,我便与共青团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1974年11月,我加入了党组织,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我实现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也实现了父亲这位抗战时期老党员对我的期望。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在各个方面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力争电厂的各项工作中都走在前面。
1975年12月,厂里派我到陕西省团校学习。在共青团的学校里,我们这些来自基层单位的团干部,听了共青团理论知识的讲座,参观农村与企业团支部的工作先进事迹,交流学习了共青团工作的经验和方法,使我开阔了眼界,提高了思想水平,增强了做好共青团工作的信心和勇气。
1976年初,我正式调到厂团委做了专职团干部。那个时间,在厂党委和团委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延安姚店电厂共青团工作开展的红红火火,几乎所有的青年人都积极主动加入到各项活动中来。
我们厂团委的主要工作,一是充分利用生活在圣地延安的天然优势,积极组织团员青年利用业余时间,参观延安革命旧址,学习延安精神,认识延安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提高团员青年们的思想觉悟。二是成立起通讯小组,对各生产车间的生产编写通讯稿件,通过广播室利用中午和晚上职工吃饭的时间,在厂区进行集中报道,广播员都是普通话标准的北京知青。三是成立黑板报小组,选拔字写得好的青年,在电厂生活区开办黑板墙报,大力宣传好人好事。四是充分利用厂里下拨的专款,到市区书店购买几百册文史哲和专业技术的图书,建立电厂第一个职工图书阅览室,每天都有年轻人前来阅览室读书,由此使许多人养成了读书学习的好习惯。那个时间,电厂还成立了文艺宣传队,经常进行舞蹈、小话剧、大小合唱和文艺演出,组织篮球队、足球队、乒乓球队、羽毛球队,还有开展冬季的滑冰活动等等,活跃了整个电厂工人的业余文化生活,调动了青年人学习上进的积极性,也促进了全厂的安全生产。在延安电厂,我学到了做人做事的原则与本领,也为自己今后在事业上的发展道路,打下坚实的基础。
1976年6月,我被组织上调到共青团延安地委工作。那个时候的地委机关大院,一派艰苦奋斗的工作场面。团地委的工作重心是全区十三个县市的农村共青团工作,在我工作的五年时间里,我去过了延安大多数的县市,亲自参加和见证了延安地区团委开展的多项工作大型活动,组织和带领广大青年团员为延安地区的经济建设和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我在延安生活工作了12个春秋,延安的革命精神熏陶了我的思想,农村的插队劳动锻炼了我的筋骨,延安电厂的培育提高了我的工作能力 ,我在延安确立了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人生旅途上从未迷茫,并一直努力前行。
离开延安四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九次回到延安。重新领悟了延安精神的深刻内涵,看望村里的父老乡亲,与延安电厂师傅和工友亲切团聚,看望地委机关的老领导和老同事。每次回延安,我都看到了延安发生的巨大与变化。如今,我插队劳动的村子,已由贫穷落后变成了延安市模范先进示范村!延安大手笔扩建的美丽新城,让我赞美不断,特别让我心情激动的是,当年只有六千千瓦发能力的姚店电厂,如今已重新修建成现代化生产的“大唐延安电厂”,成为全国电网中的重要发电基地。
我爱延安,我爱延安的父老乡亲,我爱曾经工作生活过的延安电厂。我永远不会忘记在延安电厂,那些与我们普通工人同吃同住的厂领导和工人师傅,他们是党委书记阴汝平、申正、王加夫、副主任李鸿升、团委书记耿志鸿;我的师傅陈晋华、张怀智、陈士林、赵涛、王武才。他们是延安精神的传承者,始终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贯穿于当年延安电厂的建设与发展中,是他们的言传身教教育了我,影响了我,培养了我。
延安电厂永远在我的心上!她是我人生旅途中“温暖阳光”的家!
2023年10月
作者简介:徐淑静,女,北京赴延安黄陵县隆坊公社南河寨大队插队知青,大学本科毕业。先后在延安发电厂、延安地区团委、西安航空发动机集团公司团委、陕西省统计局政治处和机关党委、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党委办公室、组织部、人事处、国际酒店管理系和日语旅游文化系任职,于2007 年3月退休。
来源:黄土地延水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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