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锦旋：我的岁月甘泉

我的岁月甘泉

作者：黄锦旋

（原海南农垦岭头茶场广州知青）

         我今年过七十岁了，算是古稀老人吧？！

　　每天早上在茶楼饮茶“一盅二件”时，望着室外的阳光，总是盘算着：回去五十年在海南农场，这时候该是烈日当头了，已经是挥锄汗流浃背了……

　　我现在怀疑，那繁重的活儿，我真的做过吗？

　　真的做过吗？

　　我现在拿茶壶手也抖了。当喘着气扛十斤米上楼时，半途歇着还想：当年我扛着二百斤米上下卡车，是真的吗？那次爬白云山时我腰酸腿疼，一步三歇，就想，当年我在连队放牛，漫山遍野追牛，也是真的吗？

　　如今古稀了，怎么了？迷糊了？忘了？都忘了！那艰苦的岁月都被今天享福的日子淡忘了，老知青已不再能提当年勇。然而，那青春的岁月里的有趣事总是忘不了，闲闷时想起也会不禁偷着乐，那可是我艰苦岁月里的一缕甘泉呵！

       探亲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国务院取消了探亲假。当1968年恢复时，我第一个申请探亲回广州，这儿太艰苦了，真的受不了。走时连水桶也带走，想着回广州后绝不再回来。

　　可是我忘了户口，在广州没户口连粮食也没有啊！于是当中央的“七三”“七二四”文件下达，我只好又回到岭头茶场继续革命，但下决心，一定要每年都回广州探亲，吊颈也要喘口气，当是回家歇歇吧！

　　1969年8、9月，我盘算着够一年了，便向连队说“爷爷病了”申请探亲，于是兴高采烈地回到广州，临行时答应了大伙的委托，到他们家帮带吃的东西回。

　　我最爱吃烧肉，回广州第一天就嚷着要吃“烧肉”。妈妈小心地拈出一张肉票，说：“这月就剩这张了”。

　　烧腊档前排满了人，我刚站下排队，后面便跟上了一位大妈。她瞧着我黑红的背肩(夏天，我只穿背心上街)，说：“细佬，你是插队揸7(锄头)的？晒到好似非洲黑人咁。”(那年头还未兴称“知青”，因为锄头像个7字，凡上山下乡挥锄的都形象地称“揸7”)，我说：“是，刚从海南岛探亲回。”话刚落音，前面排队的人齐齐转头望着我，有上下打量的，有呆呆凝神的，更有走到我背后瞧的。

　　一位大姐说：“你在海南岛哪个县？哪个农场？听说是兵团了？”我报上了“琼中县岭头茶场，六师十三团”。这下可炸锅了，有说她家孩子是五师的，有说四师的等等，问我是否很艰苦的，听说山蚂蝗会上身……排队的人家里全都有孩子上山下乡到海南岛的。

　　一位阿姨忧忧地问：“是否连草纸也无？”我笑着说：“海南的树叶比手掌大得多，那用买草纸？”亚姨说：“我家的那个是姑娘啊。”大家“哄”声笑起来。

　　大家都忘了是在买烧腊，连玻璃柜档里的操刀师傅也出来，收钱收肉票的大妈问：“那大离你有多远？我个仔在那大。”我说：“不知。只听过那大但未去过。”又有人问：“兵团好？还是农场好？”“住茅草屋又点火水灯，危险呵！”……大家都为远在海南的孩子们操心，对我，此刻简直就像他们家回来探亲的孩子一样。

　　我心里有点酸，也有点荣耀感，感到自已像光荣肩负海南的农友委托一样，向广州家里汇报。于是耐心地同这排队买烧腊的大妈，阿姨，大姐介绍兵团、农场，在深山老林，我们的砍岜开荒、烈日挥锄等等情况，几位大妈边摇头边擦泪。最后我说：“艰苦是艰苦，但我们年轻！"奇怪，我那时讲话好像是个“学毛著积极分子”一样。

　　“听说老是吃萝卜干？”“看他晒得黑黑的，很结实，不错！”“如果我家的也像他一样，我就放心了。”“我马上写信去，要个仔马上探亲，看看有无人家一样黑实。”

　　默默的站在一旁的操刀师傅，他用手指着玻璃柜里掛着的烧肉、叉烧、烧鹅说：“你喜欢那块就指那块！”收钱票的大姐接着说：“称先点(称多点)！”

　　操刀师傅一刀砍下大块烧肉，一轮快刀斩好，用二张荷叶包好，水草一扎，亲自提着出来对收钱票的大姐说：“收一张肉票！”然后将荷叶包着的一大包烧肉交给我，说：“我个女也在琼中县，去年去的。白马岭茶场，六师十四团，应该就在你附近。”

　　当妈妈接过荷叶包着的烧肉时，惊讶说：“你一张肉票怎能买回这么多烧肉？！”

      针线包 

　　临去海南上山下乡时，妈妈拿出一个小布袋说：“这是个针线袋，里面有针，有线，还有个顶指，我知道你会使用的，也必有用的。"

　　妈妈出身贫苦，虽是后来当了资本家，但艰苦朴素作风仍不忘。我们兄弟姐妹几人，从小就学会针线缝补，衣服破了都是自己补。

　　针线袋里有大小不同十几支缝衣针，都插在一个灌着腊块的小硬盒内，缝线只有黑白二种。妈妈说：“黑白二种线够用了。”

　　果然，离开家才知出外艰难，刚到十一队第一天晚上，蚊帐就被不知什么东西咬了个洞，衣服纽扣也被咬掉(那时纽扣是用牛骨做的)。针线包发挥了作用，连芳英班长(广州知青)都夸我针线功夫好。而修理地球的活儿，每天烈日下挥锄，就算不穿衣，裤叉也湿透汗水，很快，针线包又用上了，而且是男宿舍公用。

　　大家都知我有个针线包，虽然供销社一分钱二支缝衣针，他们也懒得买，今天针线包在肥仔处，说不定明天就在奀哥手。只要谁需要缝补，就喊：“针线包系边度？(在哪儿)”自然就有人拿给你。待到你听到有人喊针线包，你就必须拿出来。

　　男子汉的手指总是硬的，很快十几支缝衣针只剩几支，黑白线团也扯得差不多了。我正想星期天去供销社买，却意外发现针线包鼓胀了，原来不知是那位细心的男子汉，已为针线包添了针线，还添了个蓝线团。

　　冬天到了，海南的冬天也会冷，我的棉被套走了点线，于是便喊：“针线包系边度？”小李很快将针线包拿来，我抽出一支缝衣针，随手轻挿在棉被上，再拿出白线团，准备穿针眼。这时，肥仔进门，一下便靠在我棉被上，我惊呼一声：“针！”晚了！

　　经男宿舍人士全都热心地找，差点儿扯破棉胎，都找不到那支缝针，从此，我晚上睡觉总小心翼翼，提心吊胆的，因为说不定什么时候会从梦中跳起，只好嘴里骂句：“臭肥仔！”估计肥仔梦里会打喷嚏，唉，真的是棉里藏针啊！这可成了大家的开心话题。

　　晚年的黄锦旋仍然会飞针走线

　　针线包，是我们那年代必需品，凡是当过知青的都会穿针引线缝补，会用针线包的都是好男人！它留着我们美好的回忆，它也是我的一滴“岁月甘泉”啊！

　　作者简介

　　作者黄锦旋，上世纪1966年，他作为广州市早期的知青上山下乡到了原广东农垦海南垦区岭头茶场，在农场一待就是12年之久，开荒、种茶、放牛……什么农活儿都干过，经受了人生的历练。

　　回城后在广州公交系统当公共汽车司机二十年后退休，他没有满腹文采，只是爱动动笔，记下自己人生经历中的的点滴感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