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荒知青网 || 知青岁月 | 孙四敏：延安，我的第二故乡

黄土地 延水情

延安，我的第二故乡

孙四敏

我们这代人是随着共和国的脉搏长大的，在党的哺育下、在英雄人物的熏陶下成长起来，每个人心中都充满了革命的理想和社会的责任感。

1968年8月，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学校里顿时沸腾了，从1966 年6月停课起，两年多无所事事的中学生们开始了一批批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年12月底，我们68届毕业生被分配到延安插队落户。在我的心里，延安是接纳、养育红军的革命圣地，是抗日战争时期无数革命青年向往的地方。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1969年2月1日，怀着对革命圣地的憧憬和对理想信念的激情，我登上了奔赴延安的火车。火车站熙熙攘攘，我和同学们心中洋溢着即将面对新生活的兴奋，并没有伤感之情。

火车到达铜川后，我们改坐敞篷大卡车，沿着黄土高原浩浩荡荡北上。正值严冬季节，植被稀疏，望着辽阔、光秃秃的黄土高原，顿觉凄凉。在奔赴延安的路途上一共花费了整整三天时间。我们到达延安县城后，在延安师范学院住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一早，我们女八中的150人和男八中的150人乘车奔赴距离延安东30里的李渠公社。到达李渠镇时，老乡们吹着唢呐扭着秧歌，敲锣打鼓地欢迎我们。接着，各个生产队便按照分配的名单领走了自己队的学生。 我们大队九名女生、三名男生，大队长用平板车拉着我们的行李，进入了一条山沟，去目的地中庄大队。沿途看着两边光秃秃的山、陡峭的山崖，我不禁思索：我们就在这种山上干活儿吗？这哪能站得住呢？从此，我们的插队生活拉开了序幕。

我们班的四名女生住在乔大叔的院里。乔大叔夫妇俩善良朴实，对我们很友好。他们有三个孩子，大儿子叫仁殿，十几岁了，自打我们搬进去就成天跟在我们后面，随时准备帮忙。半年后，我们又搬家到旁边的院子——单身中年大叔杨巨山家旁边的窑洞，在那里一直住到我们离开。

劳动篇

由于是冬季到村里，农活儿主要是修整土地、积肥、往地里送粪。这些活儿对我们这些刚从大城市来的中学生来说确实有点难。第一天，队长派活儿就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让我们几个知青往一座山上送粪，一上午每人挑四担粪，完成任务就下工。若在北京爬这样的山，来回四次就够受的，何况还要挑着担粪。

我在学校喜欢体育活动，在几个知青中算体质比较好的，勉强可以承受。但是有位同学腿受过寒，挑起来很费劲，挑到第三担时实在走不动了，把担子往地上一扔，就坐在地上流泪。虽然我也很累，但是看着她那样，不禁心疼她。我们不能第一天就认输，于是就咬紧牙关拼全力帮她完成了最后一担。我挑了5担。

还有一次也让我印象深刻。队长派村里唯一的富农子弟去一座很远的山上送毛粪（就是没有加工的人粪）。这个活儿很脏，也很累，因为山是斜坡的，毛粪怕洒，多累都不能放下担子休息。那个小伙子觉得队长分配不公，拒不接受，而队长觉得下不来台，坚持让他去。二人争吵起来，眼看着都快动手了，我出于好心就主动说道：“队长，我去吧。”大伙儿都说，这活儿一个女孩子怎么能干呢？还有些人起哄想看热闹。一种倔劲儿油然而生，我想着绝不能给知青丢脸，挑起毛粪就走。直到开始上山，我才知道有多难。 

走到半山腰时，汗珠子滴答滴答往下掉，两条腿直哆嗦，肩膀火辣辣地疼，但是不能把粪桶往地下放。我只能咬着牙，心里默念着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坚持将毛粪挑到了山顶。放下粪桶的那一瞬间我就瘫坐在地上。

经过这件事，老乡们对我们北京知青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非常认可我们的努力，常常说，“北京娃吃苦耐劳，都是好孩子”。

然而，冬天的农活儿只能算作小打小闹，真正到了春耕和秋收的时候，才是最考验人的。春天到了，老乡们开始逐步地教我们各种农活儿。和老乡一样我们每天早上6点左右天刚蒙蒙亮时就上山。中午，各家把饭装在瓦罐里，由专人送到山上。饭后一直干活儿到晚上七八点钟，等天黑得完全看不见了才开始下山。我们这些知青逐渐地融入了农村，与老乡们并肩生活、劳作。

我在那儿还学会了只有男人才干的活儿：拿粪和犁地。拿粪就是在脖子上挂一个装满混着种子的大粪筐，跟在犁地的牛后面一把接一把地撒种子和粪，撒完一筐要赶快跑到堆粪的地方装满，再跑回来跟住牛，地是斜坡的，着急跟着牛则经常连滚带爬的上上下下，筐勒得脖子生疼，腰也疼得直不起来。犁地则需要很强的腿劲儿和臂力才能扶稳犁跟在牛后面，所以这两种活儿一般是男人干的。

到了秋天丰收时节，收割完庄稼，背着上百斤的庄稼上山、下山更是家常便饭。收回来的庄稼要放在场子里，用最古老的办法打连枷。打连枷是陕北农民使谷物脱粒的一种方法。连枷手持的部分是一根木杆，木杆顶部有孔，穿过孔洞连上用枣树枝做的木条，再同用驴皮条绑定的三四根荆条连接，干活儿时举起木杆将荆条扬起，空中稍停顿，然后荆条落地打在谷穗上，起到脱粒的作用。这个活儿累在需要十几个人排着队有节奏地举起来打下去。大家挥动连枷的步调要一致，如果其中一个人乱了，大家就都乱了，所以再累也要跟上节奏。队里这种活儿没有女人干，干一天下来腰酸背疼，胳膊疼得抬不起来。

由于会干这些男人干的活儿，我自然是全村女人中工分最高的。当然，干农活儿的磨炼并没有那么轻松，最苦的要属快到冬天时最后一次收黑豆。因为黑豆不易脱粒又不怕冻，那个时节已经开始下雪，黑豆秧冻得割不动，只能拔。黑豆的秧上有刺，拔起来很扎手，戴手套都不管用，每次收工回来，双手都血淋淋的。

一次收工后，我感觉特别疲惫，逐渐落在队伍的最后。可能是低血糖的缘故，我晕倒在路上，而天色已晚，谁都没有发现，等我醒过来，自己爬起来走回村里。不得不说，如此这般的农活儿，对于我们这些从小在城里长大的孩子，确实是一件苦事。

陕北女子骑驴上山的形象过去大多都是从风俗画上看到的，但是我还真有一次骑驴下山的真实经历。记得那是一个夏天，我们在村东头的山上收割麦子，割完麦子还要背着麦子下山送到场上。山路狭窄陡峭，又背负那么沉重的麦子，稍不留意，便会摔下山去。为了防滑，我学着老乡把鞋脱了，光着脚背麦子下山。回到窑洞，我感觉特别累，吃完饭倒头就睡，只觉得脚上有点痛，却没力气查看。午后队长一吹哨，我们就又出发去西南方向的山上收麦子。我依旧光着脚走路，一直爬到山顶干活儿的地方，在坐下来等其他老乡到齐的时候才顾上看看脚。这一看可不得了，发现脚下全都是大血泡。老乡们看了特别心疼，一边用烧过的针给我挑泡，一边喊着远处放驴的人把驴赶过来。队长不让我干活儿了，要我骑驴回家休息。社员把我扶上驴背，毛驴驮着我慢慢向山下走去。当我发现脚底的血泡时，生理上的痛感瞬间被放大，心却被乡亲们的关爱温暖着感动着。这种在艰苦的条件下温暖的真情，令我一生都难忘这段经历。

正是这种自讨苦吃而不是被动接受锻炼的做法练就了我们吃苦耐劳的精神，为我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生活篇

除了农活儿多，那时的生活也是非常艰苦的。最主要的是干活儿累还吃不饱。陕北高原干旱少雨，广种薄收，粮食产量非常低，一般亩产只有几十斤。为了不给农村增加负担，我们知青第一年吃由国家供应的商品粮，其中细粮非常少，主要是玉米、高粱和黄豆，尽管不太好吃，但还是可以吃饱的。在我们知青吃饭时，经常有老乡站在门口看着，我们有时会问一句：“吃饭了吗？”随后就给他们盛点。我们知道，他们一般都是家里缺粮比较困难的农户。

延安产的高粱非常干硬，老乡们都用来喂驴、交公粮。我们把高粱磨成面蒸成饼，黑乎乎的，一咬一个牙印，大家笑称其为“巧克力”，其实非常难以下咽。夏天收麦子时非常累，老乡看着我们吃得不好很心疼，就从队里粮库给我们调拨一点小米，让我们在劳动后可以喝点小米粥。

插队一年以后，我们就和老乡一样，凭工分分粮食了。一年一个男劳动力只能分到两百多斤原粮，我们女知青分的就更少了。好在我们村的知青家里生活都不算太困难，大家冬天回北京探亲时不用带粮食回去，这样我们连带麸子、糠皮一起加上土豆、红薯等混着吃，好歹能坚持一年。

每年到土豆收获季节，我们则以土豆为主食，把好的土豆放入地窖储备，把烂的和砍成一半的洗一洗放在碾子上，压碎了盛到洗脸盆里放点盐和玉米面和在一起蒸熟了就是我们的主食。那些年吃土豆真是吃伤了，尤其是我的胃不好，吃这些东西总反胃酸。回北京后许多年我都不再吃土豆。由于没有油，我们一般都是用水放点盐煮菜吃。有时老乡看我们不能换着花样吃，只吃这几种，就给我们擀一种用蔓豆面加上榆树皮面儿的杂面（由于榆树皮有黏性，这种杂面擀得好会非常薄，擀得好的提溜起来能照见人，当年在陕北 第一次见面考验新媳妇就是看她擀杂面的水平），那就算我们改善伙食了。多年以后回村，老乡问我“想吃什么呀”，我说“吃杂面”。老乡笑说：“现在谁还吃它呀”。

此外，村里没有煤，没有电，极度缺水，也没有像样的路。我们需要上山砍柴。我的一个同学曾经为了砍柴，从山上摔下来，头破了，被老乡们轮流背着跑了十几里地到公社卫生站缝了好几针。

我们还要隔一段时间拉着车跑八九里地到延河对面的朱家沟煤矿去买煤。有一次，我们四个女知青和一个男知青去买煤，在回来的路上翻了车，连人带车一起摔到了沟里。万幸的是，人还比较机灵，没有大碍，大家一起先把车拉到路上，再一次次把煤捡上来。

由于缺水，我们知青每天早上共用一盆水，每人轮流擦一把脸就去上工了。在农村没有清洁的条件，每个人都要经历长虱子、被跳蚤咬的一关。刚开始，我们这些女生还大呼小叫的，时间长了，大家也就见怪不怪了，还调侃虱子为“革命虫”，这一切都给知青生活带来很多困难。 

在艰苦的生活中，我们享受着延安老乡对我们的真诚关爱。由于在学校时爱玩，不注意保护胃，我一直有比较严重的胃病。有一次我胃疼，石满恩夫妇知道了，请我去家里吃饭，一碗挂面加了三个荷包蛋。这对当时的一个家庭来说是非常奢侈的支出，但是他们非常真诚地劝我吃下去。我实在是胃里难受，再加上很长时间没吃过这么好的东西，胃也承受不起，吃完面我强忍着还是在出门时吐了。他们家的狗立刻扑上来舔食干净了。当时我心里非常难受，觉得对不起他们一家人。

这碗面也让我记了一辈子，永远记住了老乡们真诚的脸、善良的心。我们每个知青生病了，老乡都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一口一句“北京娃不容易”。

无论是劳动还是生活，三年的插队光阴中，年轻的我们与乡亲们结下了亲情般的深厚感情。纵然时间流逝，每个人都把这里当成自己的第二故乡。

大有作为

我到延安插队，只是单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认为知识青年在农村、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从不会去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还有什么背景。从小根植于我骨子里的观念就是不能虚度年华、碌碌无为，一辈子要活得充实、有价值、有所作为，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岗位，都要尽心尽力地工作、生活。为了尽我们的一份力量改善农村的面貌，知青们做了很多事情：给老乡办夜校、给孩子们当老师、活跃团支部、用自留地种试验田。我们从北京带去不同品种的种子，教老乡种菜。过去村里只种白菜、萝卜，我们在自留地里种了西红柿、茄子、柿子椒、黄瓜、西葫芦，我们的菜园任老乡随意采摘并给老乡种子。我们还在自留地搞套种，在玉米地里种豆角，鼓动和帮助生产队种果树，等等。

印象比较深的是，我们在炕头搞红薯嫁接。由于缺水，陕北的白薯又干又不甜，而北京的红薯比较甜且稀软。我们从北京带来红薯，和当地的白薯搞嫁接，在我们的炕台上培育，结果非常成功。老乡们高兴极了，都来要秧苗。就是这样，我们这群朝气蓬勃的学生，用尽全力为村里做我们所能做的一切。

在延安插队的三年多时间里，我教过书，当过妇女队长，做过会计。1971年1月，我入了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后来，我又当了大队党支部副书记，一心想尽自己的力量去为农村的建设添砖加瓦。插队两三年后，因为北京知青有文化，陆续开始有不少单位来延安招工。一次，汉中的一家军工企业来招人，我被大队推荐。我妹妹在延长县插队，也被推荐了。她来找我，希望和我一起去汉中。但是我想到我们班那位腿不好的同学参加劳动很费劲，就动员乡亲们改成推荐她，说我留下可以干活儿，她身体不好，让她离开。最终，乡亲们同意了，我留了下来。没想到，1972年大学开始招生，在乡亲们的推荐下，我上了清华大学。

延安三年多的插队生活让我吸足了地气，从乡亲们那里汲取了很多营养，学到了他们的朴实、忠厚、吃苦耐劳、善良、真诚，对我个人坚韧品格的养成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有了插队的底气，好像再没有吃不了的苦、扛不过去的难。通过三年多的插队，我们了解了农村，了解到我们的国家还处在一个刚刚发展的阶段，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解决，需要我们学好知识报效祖国。

1976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工作，所参加的项目荣获过科学院一、二、三等科技奖。1986年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大潮中，组织安排我出任所办、院办公司总经理、董事长。1999年又调任软件所担任党委副书记、副所长。

几十年来风风雨雨、起起伏伏，历尽坎坷、挫折和磨难，一次次在风口浪尖上经受重大考验。我逐步由一个单纯的技术人员成长为具有一定能力的管理者。1993年12月我荣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奖。1999年荣获科学院“巾帼建功”称号。并多次荣获软件所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这些与我插队时打下的基础有关，是插队生活让我了解了社会，了解了劳苦大众，培养坚定了爱国主义信念，锻炼了体魄，磨练了意志。使我具备了诚实、诚信、不怕困难、坚韧不拔的品质和人格。插队生活给我的职业生涯垫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对我后来的人生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重返延安

离开延安后，心里一直放不下乡亲们，放不下那块培育我的土地。几回回梦里回延安，魂牵梦绕想延安，怎么表达都形容不了我心里对延安乡亲们的牵挂。我曾三次重返插队的中庄大队，一次次看着村里发生的惊人变化。2019年2月是我们知青插队50周年纪念。我一直酝酿着什么时候组织全队知青集体重回延安。2018年9月25日终于达成愿望。这也是我第四次回延安。

9.26一早，我们一行12人乘车回村，离着村里还有一段距离就听见热闹非凡的锣鼓声。远远望去，只见路两边满是村民。突然,炸耳的鞭炮声在村中腾空而起，“热烈欢迎北京插队知青重回故里”的横幅标语映入眼帘，心中的感动再次涌起波澜。我们赶快下车迎过去，一双双手紧紧相握。大家望着眼前满脸笑容的乡亲们，你是谁？他是谁？双方的目光透着思索，似乎都在寻找…… 

“梦回故里 情系中庄”村委会门上的标语告诉我们，就像在1969年2月，经过三天的旅途已疲惫不堪的我们踏着冰雪被村民们迎进村一样，今天他们将我们再次拥入怀抱。走进村委会的会议室，只见长长的桌子上摆满大盘大盘的苹果、香蕉、葡萄、花生、瓜子、大红枣等干鲜果和自制的月饼、煮毛豆、煮花生及热腾腾的煮玉米。

会议室宽敞明亮，布置有序。当初村子里除了场院，根本没有集体活动的场所，集体议事都是晚上在各队的饲养室。今天，全村的人都坐在砖墙瓦顶的大房子里，为我们的到来聚会。

落座后一杯杯茶水便送到面前，完全是城里人的待客方式，不禁令人疑惑，这是当年的中庄吗？那时村民们的衣服都打着补丁，一件衣服穿四季，小点的孩子们有的都光着身，哪里会有茶水待客？当乡亲们也在我们身边纷纷坐下，一排座位不够又坐了第二排，第二排后面还站满了人。这分明就是中庄啊！他们的穿着打扮与城市里人无异，年轻婆姨们还更时髦。队长招呼着敲锣打鼓的后生们歇下，跑前跑后的摄像小伙跟进室内，继续拍摄。掌声过后，欢迎会开始了。

李渠镇的镇长艾绳富特地赶来参加欢迎会，致辞中讲到中庄的现在和变化，还讲到中庄未来三至五年的发展规划，精准扶贫将使乡亲们的日子节节登高，让人心中充满期待。

知青们给乡亲们带来了新农合的捐助款12110元。时逢中秋国庆双节并至，还为村中75岁以上的18位老人每人送上一盒北京稻香村糕点。书记乔振东代表村民签字，接受了捐款，全场鼓掌。

随后，大家边吃边聊，无不在回忆几十年前的那些人与那些事……打锣的后生说，他是吃着我寄来的奶粉长大的……  我提起，有一次犯胃病吃不下饭，石满恩给我煮挂面，那个年代缺衣少食那么困难，他在碗里给我打了三个鸡蛋......知青马最良说，刚到延安时，由于水土不服，不少人身上腿上开始起水泡，溃烂后血肉与鞋袜粘连，从此落下疤痕......董晓玲上山砍柴， 失足从崖上摔下，马驹和乡亲们轮流把她从山沟里背出来，走了十几里山路送到卫生院……  

从朱家沟煤矿拉煤回来的路上，路窄坡斜车侧翻。马最良反应迅速，跳车后听见身后煤块咔咔的移动声，瞬间推开吴凝凝，又跳到沟里，近百斤重的大煤块翻滚下车，正砸在他和吴凝凝刚刚跳下车站立的地方，两人幸免于难……  

张红说，干活时，嗖的一声，镰刀失手划破手腕。累娃（是一个哑巴）立刻冲过来，撕破自己的衣服为她包扎。那天她一直担心着，穿着破衣服回家的累娃是否会受到父母的责怪。说到这里，张红已经哽咽了。她说，这件事在心里整整记了五十年！今天特地从上海为累娃带来一件新衣服。掌声中，累娃起身收下这份挂念了近五十年的礼物。这个回忆、这个场景使在场的人满眼含泪。为那个年代累娃纯真的友爱，为今天张红深厚的友情......

在会议室里，累娃拿着本子和笔，当场写出村里12个知青的名字，令我们好不惊讶！身为聋哑人，奇怪他是如何学会写字的？想当年他衣衫褴褛，见到人就啊啊啊，不会说话只会叫，常被村里的孩子追追打打。谁知他竟如此有心，记住了我们每个人的名字和面孔。他的笔划工整，字体劲秀。原来，是他的弟弟王栓上学回来教他的。累娃比我们小两岁，心地善良又朴实，样样事情都比我们做得好。锄地时我们动作慢，他常溜过来迅速地划上几锄头，帮我们追上队伍；砍柴时带着我们，哪里柴多去哪里，教我们怎么砍，他动作快，砍好自己的柴后就帮我们砍。那年我自己回村，刚走到村前的空地上，累娃首先发现了我。哇啦哇啦地把全村人都喊出来迎接我。

会后乡亲们集体合影并簇拥着我们去村里转转。我们亲眼看到村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已经没有人再住土窑洞，都住上了石窑，有的还住上了二层小楼。全村都通电、通上自来水，烧上天燃气。沟里有直通公社的公路，家家粮垛满仓。村里果树都长起来了，老乡还指着山上的果林说，那就是你们当年种的苹果，现在已经挂满枝头了。村民们退耕还林、在沟里筑坝拦水，满坡油绿，真是改天换地、旧貌变新颜。

当初的水井还在吗？它已经改道，建起泵房，家家户户通了管道，告别了挑水的日子！在免除了农业税之后，他们已不再以种地为生，自留地种些糜子、山芋、豆子及苹果等只供自家食用。

从村口走到村子的另一头，全长两公里。还没来得及看够，已经到了吃午饭的时间。来到村委会门口的场地上，婆姨们在支起的炉灶和锅台前忙不停手，还紧着跟我们打招呼，真有过年的气氛啊。那天一早，村里特地到冯庄（王岐山插队的地方，在我们村山的后面）抓了两只羊宰杀，煮出的羊肉汤的味道，香鲜二字绝不足以形容。伴着杂面饸饹一起吃，更是久违的美食！还有大家总念叨的油馍馍、炸油糕，当时只有过年才能吃到啊！蒸白薯、煮玉米，这地道的香味在北京还有吗？大盆的杂面条，配着香菜、小葱、小辣椒和野蒜调伴的各种小料，都吃不过来了！样样当地美食都勾起我们对当年的回忆。今天，苦涩早已被沉淀，在历经艰苦、曲折与奋斗之后，现在的我们已可以自信地谈笑风生忆当年。

终于要离开村子了，双方都是万般不舍。婆姨们送来头天用碾子精心压出的小米和黄米，装了满满的一大麻袋，足有上百余斤。还有绿豆和蔓豆，也是乡亲们自己种的，分装在一个个白色的小布口袋里，袋口仔细地用红毛线绳扎紧。大纸箱里是一袋袋的延安特产狗头枣。乡亲们一袋一袋地往我们的车上装。他们的盛情让我们万分过意不去，同时也再次感受到，现在农村的物质生活条件的的确确是极大地提高了，再也不是我们插队时那缺衣少食的状况了。

我们心怀感恩而来，旧地重游，重温往事。感恩于同我们分担艰辛与快乐的乡亲们，感恩于在陕北黄土坡上留下的这段青春岁月，它为我们后来的人生道路铺就了成功的台阶。

我们欣喜地看到乡亲们过上了好日子。有一年我看了电视剧“江山如此多娇”非常感动，想起快退休时，有一位知青回村给我打来电话说：老乡让你退休回来还当书记带领大伙脱贫致富。我十分感激乡亲们的信任，但毕竟年龄大了，已经不可能再去承担这付重托。看到电视剧里那么多年轻人舍弃一切改变农村的面貌，多像当年豪情壮气的我们，但比我们那时的水平、视野高多了。心里充满亲切感，深深感动、由衷敬佩。我们国家有这样一心为人民的党和政府执政，有这样甘于奉献的年轻一代，怎么能不改变贫穷，富强起来呢！

孙四敏2025.11.13

孙四敏简历

1968年高中毕业于北京女八中；1969.2在延安插队，曾任大队党支部付书记；1972.5入清华大学读书；1976.1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工作；1985.3-至今，在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工作，期间曾任北京索福软件工程公司（软件所全资）总经理、任北京特宝科计算机工程公司（软件所与烟草合资）董事长兼总经理、1999年任软件所党委副书记兼副所长。2002年任北京中科久辉信息自动化公司（科学院全资）董事长兼总经理。1993年荣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奖，1999年荣获科学院“巾帼建功”称号，个人多次荣获软件所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2025·11·13·编辑

往期回顾

大学生活

延安县知青//孙四敏

    我高中未读完就“上山下乡”了，当我有幸跨进清华大学校门时，对学习科学知识如饥似渴。

    1972年5月8日，我进入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现在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读书，1975年12月底就毕业了。三年八个月的大学生活，不仅帮我打下了良好的知识基础，而且让我从内心深刻认识到，科学要经受实践的检验，是来不得半点虚假的，做人也是这个道理。

    在那个年代，我们被称为工农兵学员，上大学是采取工农兵推荐的方式。那时我在生产队里担任大队党支部副书记，自然而然得到了被推荐上大学的名额。由于我爸爸去世早，妈妈独自在北京，于是公社照顾我，推荐我回北京上大学。原本，我心中的目标院校是北京工业学院，也就是现在的北京理工大学，因为我想上军工学校。公社三百名知青，只有两个党员，除了我，另一位是我高中同年级的同学。她入党比我早，还是公社党委委员，公社不放她走，因此报名上大学的人中只有我一个党员。我的中学是在北京女八中读的，属于比较好的学校，我又是高中生。清华大学来选人，了解到我的情况，便拿着档案不放，就这样，我进了清华大学。

    从中学起，我一直很喜欢的学科是数学，经常到处找题做，因此选择了计算数学这个专业。我也喜欢语文，文笔好，笔头快，嗜好读书，尤其是经典作品、文学名著，我可以一读一整天，沉浸其中。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有一位知名的老艺术家出于自身经历，曾经提点过我要学理工科，相较文科来说，理工科对未来的发展更有益。就这样，我最终选择了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的计算数学专业。

    在清华大学的学习，是一个不断克服困难的过程。那时全国有能力开设计算机课程、教授软件的学校没有几所，清华大学是其中之一。那里教育资源非常不错，都是高级教师授课。那时软件是一个非常新的领域，新技术刚刚出现，还不是特别成熟。而我作为一个高一学生上大学，学习起来是非常费劲的，补基础课需要很多时间。由于学生层次不一样，水平差距很大，系里组织了数学高级班，也就是分层次上课：高中学生自愿报名上一个数学班，其他学生上另一个数学班。我的数学成绩较好，没有花费很多的精力，但是在物理、化学的学习中遇到了一些“绊脚石”。一方面，我们数学专业的同学从心里觉得化学、物理是没有用的；另一方面，我自身总是对物理没概念，似乎搭不上那根弦。中学时，我们的物理课都非常简单，没有深度去挖掘。之后，我去了延安农村，和那些在工厂里的人有所不同，对电学、光学之类的，总感觉理解不了那么透彻，认为化学也与之类似。我从中学起出于弥补短项，利用外力帮助自己学习的目的，就争取为不太擅长的课程当课代表。大学里，我就担任化学课代表。同学们都不爱交作业，化学老师非常着急，总是说：“你想想办法，都不交作业怎么能行呢？”所以在物理、化学学习上有短板，我并不是个例，这是一个普遍问题。

    运动是我非常喜欢和擅长的，我从小就热爱体育运动。清华大学对运动健身也是非常重视的，校运动会项目非常丰富。起初，我经常出现在篮球、排球、田径等各种项目的赛场上。可能是因为插队时期我在劳动中付出太多，所以身体相对比较差，再加上学习压力大，神经衰弱比较严重，同时胃也不好，这些身体原因使得我在大学三年级时坚决地辞去了班长职务，也停止了自己之前一直活跃的体育运动项目，沉下心来全身心地投入学习。在不断克服这些困难的过程中，我从自身做起，认真地做作业、完成课程，踏实读书。尽管我不属于最出类拔萃的那一拨儿，但也做到了踏实努力。

    上大学时，我有一个好朋友，她的勤奋好学对我影响很大。她是学习委员，我是班长，我们俩都对当时浮躁的社会风气很反感，一味地沉浸于学习之中。

    我的整个大学时代，用一个主题词来形容就是“好好读书”。那时的大学里，教育改革之风盛行，工农兵学员成分复杂，基础参差不齐，有高中基础较好的高三同学，也有一些五六年级基础的小学生。对低年级的同学来说，跟上学校的课程安排、学习专业知识是有较大难度的。我积极参加了系里开展的“一帮一，一对红”活动。虽然我是班长又是党员，但对政治运动毫无兴趣。在我的观念里，做一个党员，首先要做一个好人，要善良，要乐于帮助别人，要脚踏实地去做人，不能说大话说空话，得不断深耕自己的专业，有真本事、有真才实学才能为国家做贡献。如今我也是这样的，一个党员要眼光高、格局大，务实地去做大事、做实事，为人民服务、做贡献，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溜须拍马的行为，我非常不喜欢，甚至很反感。与此同时，我过去比较单纯的生活经历与体验，也对我的性格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我性子直，说话直接，对待事情也是秉持务实不务虚的原则。我和老师、同学之间的关系都非常好，我尊重老师，团结同学，很乐于与大家团结在一起。即使在“四人帮”猖狂的年代，我也没有参与针对老师们的政治运动。但也有例外，我经常在课堂上与政治老师争执、顶嘴。每当系里召集班长开会，一布置什么工作，我总会成为那个反面角色。因为那时的社会环境下总是有一些假大空的观点，我不喜欢这种讲大话的方式，再加上自身有话直言的性格，便会直接质疑老师和同学所言，提出挑战。

    说话冲、性子直，也使得我在一些事情上坚持自己的看法，按自己的行为做事，不“人云亦云”而得罪了一些人。有一次我回学校，老师说：“孙四敏，幸亏你离开了学校，不然留在学校整死你。”

往期欣赏

我在延安的插队生活

延安李渠知青/孙四敏

第九篇  农民转换大学生

    在延安插队的3年多，我教过书，当过妇女队长，做过会计。1971年1月我入了党，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后来又当了大队党支部副书记，更是尽自己的力量去为农村的建设添砖加瓦。插队两三年后，陆续开始有不少单位来延安招工，因为北京知青有文化。一次汉中的一家军工企业来招人，我被大队推荐。我妹妹在延长县插队也被推荐，她来找我，希望一起去汉中。但是我想到我们班那位腿不好的同学，参加劳动很费劲，就动员乡亲们改成推荐她，说我留下可以干活，她身体不好，让她离开。最终乡亲们同意了，我留下来。以后又有几次招工我都没有去。没想到1972年大学开始招生，在乡亲们的推荐下我上了清华大学。延安三年多的插队生活让我吸足了地气，从乡亲们那里汲取了很多营养，学到了他们的朴实忠厚、吃苦耐劳、善良真诚，对我个人的坚韧性格和品质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有了插队的底气好像再没有吃不了的苦，扛不过去的难。通过三年多的插队也让我们了解了农村，了解了我们的国家还处在一个刚刚发展的阶段，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解决，需要我们学好知识报效祖国。清华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工作，几十年来风风雨雨经历了那么多，插队时打下的基础给我的职业生涯垫了底，对我后来的人生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图6.李渠公社要去上大学的知青们合影

我在延安的插队生活

延安李渠知青/孙四敏

第十篇  放不下的山村

    离开延安后，心里一直放不下乡亲们，放不下那块培育我的土地。我曾三次重返插队的中庄，一次次亲眼目睹着村里发生的变化。2019年，为纪念知青插队50周年，我们全村知青一起回到村里。乡亲们敲锣打鼓地欢迎我们，大家眼里都含着热泪。村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没有人再住土窑洞，都住上了石窑，有的住上了二层小楼。全村都通电通上自来水，烧上天燃气，家家粮垛满仓，村里果树都长起来了，满坡油绿。全村老乡集合在一起搭棚子做饭招待我们，那个花样多的呀！我们知道乡亲们的日子好过多了，心里那个高兴！饭后我们还去村里看望了一些没来参加聚会的老人家和病号，大家非常亲切地回忆着往事。记得快退休时，曾有知青回村给我捎来话：“老乡们让你退休回来，还当书记带领大伙脱贫致富。”我自然是没有勇气担当，毕竟年纪大了腿脚不利索，又有家庭要照顾。后来我看了一部电视剧《江山如此多娇》，感慨万千。看到电视剧中那么多年轻人舍弃一切改变农村的面貌，虽然有点像当年的我们但比我们水平、视野高多了。心里满是亲切、感动和敬佩。我们国家有这样一心为人民的党和政府，有这样甘于奉献的年轻一代，有朴实勤劳的乡亲们，怎么能不改变贫穷，最终富强起来呢？

我在延安的插队生活

延安李渠知青/孙四敏

第六篇  农村的艰苦生活一

    除了农活多以外，生活也是非常艰苦的，最主要的是干活累还吃不饱。陕北黄土高原干旱少雨，土质松软，粮食产量非常低，一般亩产只有几十斤。为了不给农村增加负担，我们插队知青第一年是由国家供应的商品粮，其中细粮非常少，主要是玉米、高粱和黄豆。尽管不太好吃，但吃饱还是可以的。在我们知青吃饭时，经常会有老乡站在门口看着，我们有时会问一句：吃饭了吗？随后就给他们盛点。我们知道他们一般都是家里缺粮比较困难的农户。延安的高粱品种非常干硬，老乡们都用来喂驴和交公粮。我们把它磨成面蒸成饼，黑乎乎的一咬一个牙印，大家笑称“巧克力”，其实非常难以下咽。插队一年以后，我们就和老乡一样，凭工分分粮食了，一年一个男劳动力只能分200多斤原粮，到我们女知青就更少了。好在我们村的知青家里生活都不算太困难，大家回北京探亲时不用带粮食回去，这样算下来我们连带麸子、糠皮一起加上土豆、红薯等混合着吃，好歹能坚持一年。每年到土豆收获季节，我们则以土豆为主食，把好的土豆放入地窖储备，烂的和砍成一半的洗一洗放在碾子上，压碎了盛到洗脸盆里，放点盐和玉米面和起来，蒸熟了就是我们的主食。老乡称作“洋芋蔓蔓”。那些年吃土豆真是吃伤了，回北京后多少年我都不再吃土豆。由于没有油，我们一般都是用水放点盐煮菜吃。有时老乡看我们不能换着花样吃，于是就给我们擀一种用蔓豆面加上榆树皮面的杂面（由于榆树皮有粘性，这种杂面擀的好会非常薄，技术好的提溜起来能照见人，在陕北第一次见面考新媳妇就是让她擀杂面），那就算我们改善伙食了。多年以后回村老乡问我想吃什么呀？我说吃杂面。老乡笑说现在谁还吃它呀。

我在延安的插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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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篇  农村的艰苦生活二

    其次，村里没有煤、没有电，极度缺水，也没有像样的路。我们需要上山砍柴。我的一个同学曾经为了砍柴从山上摔下来，头破了，被老乡们轮流背着跑了六七里地到公社卫生院缝了好几针。我们还要隔一段时间拉着车跑八九里地到延河对面的朱家沟煤矿去买煤。有一次，我们4个女知青和1个男知青去买煤，在回来的路上翻了车，连人带车一起摔到了沟里。万幸的是，人还比较机灵，没有大碍，大家一起先把车拉到路上，再一次次把煤捡上来。由于缺水，我们知青每天早上大家共用一盆水，每人擦一把脸。在农村没有清洁的条件，每个人都要经历长虱子、被跳蚤咬的一关。刚开始，我们这些女生还大呼小叫的，时间长了大家也就见怪不怪了，还昵称虱子为“革命虫”，这一切都给生活带来很多困难。

    在艰苦的生活中，我们享受着延安老乡对我们的真诚关爱。由于在学校时爱玩，不注意保护胃，我一直有比较严重的胃病。记得有一次胃疼，石满恩夫妇知道了请我去家里吃饭，他们煮一碗挂面加了三个荷包蛋。这对当时的一个家庭是非常奢侈的支出，但是他们非常真诚地劝我吃下去。我非常感动而不忍心拒绝。但是我实在是胃里难受，再加上很长时间没吃过这么好的东西，胃也承受不起，吃完面我强忍着还是在出门时吐了。他们家的狗立刻扑上来给添干净了。我当时心里非常难受，觉得对不起他们一家，这碗面也让我记了一辈子，永远记住了老乡们真诚的脸、善良的心。我们每个知青生病了，老乡都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一口一个北京娃不容易。无论是劳动还是生活，三年的插队光阴中，年轻的我们与乡亲们结下了亲情般的感情。

    纵然时间流逝，每个人都一直把这里当成自己的第二故乡。

图4 2019年我们知青集体回村，孙四敏看望石满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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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篇多种锻炼

    我们那时不会去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背景，只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认为知识青年在农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我从小根植于骨子里的观念就是不能虚度年华、碌碌无为，一辈子要活得充实，有价值有所作为，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岗位都要尽心尽力地生活。为了尽我们的一份力量，改善农村的面貌，知青们做了很多事情：我们给老乡办夜校，给孩子们当老师，活跃团支部，用自留地当实验田。我们从北京带去不同品种的种子教老乡种菜。村里过去只种白菜萝卜，我们在自留地里种了西红柿、茄子、柿子椒、黄瓜、西葫芦，我们的菜园任老乡随意采摘。我们还在自留地搞套种，在玉米地里种豆角，鼓动和帮助生产队种果树等等。印象比较深的是我们在炕头搞红薯嫁接。由于缺水，陕北的白薯又干又不甜，而北京的红薯则比较甜且稀软。我们从北京带来红薯和当地的白薯搞嫁接，在我们的炕台上培育，结果非常成功。老乡们高兴极了，都来要秧苗。就是这样，我们这一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们，在用尽全力为村里做我们所能做的一切。

   图5.在油灯下依然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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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开始干农活

    还有一次也让我印象深刻。队长派村里唯一一位富农子弟去一座很远的山上送毛粪，就是没有加工的人粪，这个活很脏也很累。因为山是斜坡的，毛粪怕洒，多累都不能放下担子休息。那个小伙子觉得队长分配不公，拒不接受，而队长觉得下不来台坚持让他去，二人争吵起来，都快动手了，我出于好心就主动说道，“队长，我去吧。”大伙儿都说，这活儿一个女孩子，怎么能干呢？还有些人起哄想看热闹，我心里的一种倔强便油然而生，心想绝不能给知青丢脸，挑起毛粪就走，直到开始上山才知道有多难。走到半山腰时，汗珠子滴答滴答往下掉，两条腿直哆嗦，肩膀火辣辣地疼，但是粪桶不能往下放。我只能咬着牙，心里默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坚持将粪挑到了山顶。放下粪桶的那一瞬间我就瘫坐在地上。经过这件事，老乡们对我们北京知青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非常认可我们的努力，常常说道，“北京娃吃苦耐劳，都是好孩子”。然而，冬天的农活只能算作餐前小菜，真正到了春耕和秋收的时候，才是最考验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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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农村历练

    春天到了，老乡们开始逐步地教我们各种农活。和老乡一样，我们每天早上6点左右天蒙蒙亮时就上山，中午各家把饭装在瓦罐里，有专人送到山上。饭后一直干活到晚上七八点钟，天黑得完全看不见了才开始下山。我们这些知青逐渐地融入了农村，与老乡们并肩生活劳作。我在那儿，还学会了只有男人才干得活：拿粪和犁地。拿粪就是在脖子上挂一个装满了混着种子的大粪筐，跟在犁地的牛后面一把接一把的撒种子，撒完一筐要赶快跑到堆粪的地方装满了再跑回来跟住牛，勒的脖子和腰疼。犁地则需要很强的腿劲和臂力，才能扶稳犁跟在牛后面，所以这两种活一般都是男人干。到了秋天丰收时节，收割完庄稼背着上百斤的庄稼上山、下山（不同的种类放在不同的场地）更是家常便饭。收回来的庄稼要在场子里用最古老的办法打连枷。打连枷是陕北农民脱粒的一种古老的方法。架子手持的部分是一段木把，上部是用驴皮条绑定的三四根荆条，木把顶部有孔，穿上用枣树枝做的木条同荆条连接，干活时举起木把将荆条扬起，空中有停顿动作，然后荆条落地，打在粮食秸上，起到脱粒的作用。这个活累在需要十几个人排着队，有节奏地举起来打下去。大家挥动连枷的步调要一致，如果一个人乱就都乱了，所以再累也要跟上节奏。这种活是没有女人干的，一天下来，胳膊酸疼酸疼的，抬不起来。由于会干这些男人干的活，我自然是全村女人中工分最高的。当然，这个过程的磨练并没有那么容易，最苦的要属快到冬天时最后一个收的庄稼——黑豆。因为黑豆不易脱粒又不怕冻，那个时节天气已经开始下雪，黑豆冻的割不动，只能拔。黑豆的杆上有刺，拔起来很扎手，戴手套都不管用，每次收工回来，双手血淋淋的。一次收工后，我感觉特别疲惫，逐渐落在队伍的最后。可能是低血糖的缘故，我晕倒在路上，而天色已晚谁都没有发现，等我醒过来，自己爬起来赶紧走回村里。不得不说，如此这般的农活，对于我们这些从小在城里优越条件下长大的孩子，确实是一件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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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延安的插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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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收麦子

    还记得一个夏天，我们在村东头的山上收割麦子，割完麦子还要背着麦子下山送到场上。为了防滑，我学着老乡把鞋脱了，光着脚背麦子下山。回到窑洞感觉特别累，吃完饭倒头就睡，只觉得脚上有点痛，却浑身没力气，没劲儿查看。中午后，队长一吹哨就又出发去西南方向的山上收麦子。我依旧光着脚走路，一直爬到山顶干活的地方，在坐下来等其他老乡到齐的时候才顾上看看脚。这一看可不得了，发现脚下全都是大片血泡，老乡们看了特别心疼，一边用烧过的针给我挑泡，一边呐喊远处放驴的人把驴赶过来。队长不让我干活了，要我骑驴回家休息。社员把我扶上驴背，毛驴驮着我慢慢向山下走去。当我发现脚底上的血泡时，生理上的痛感被瞬间放大，而心却被乡亲们的关爱温暖着，感动着。这种艰苦的条件，温暖的真情，令我一生都难忘这段经历。正是这种自讨苦吃而不是被动接受锻炼的做法练就了我们吃苦耐劳的精神，为我一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图3.插队时期的我充满抱负

往期欣赏

我在延安的插队生活之

初到延安 

 延安李渠知青/孙四敏

第一篇  初到延安

    我们这代人是随着共和国的脉搏长大的，从小在党的哺育下、在英雄人物的熏陶下成长起来，每个人心中都充满了革命的理想和社会的责任感。1968年8月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学校里顿时沸腾了，从1966年6月停课起，整整两年多无所事事的中学生们开始了一批批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年12月底，我们这届毕业生被分配到延安去插队落户。在我的心里，延安是接纳、养育红军的革命圣地，是抗日战争时期多少革命青年向往的地方，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1969年2月1日，怀着对革命圣地的憧憬和对理想信念的激情，我登上了奔赴延安的火车。火车站熙熙攘攘，我和同学们的心中洋溢着即将面对新生活的兴奋，丝毫没有一点伤感之情。火车到达铜川后我们改坐敞篷大卡车，沿着黄土高原浩浩荡荡北上。正值严冬季节，植被稀疏，辽阔的黄土高原光秃秃的，顿生凄凉之感。在路途上一共花费了整整三天时间，到达延安县后，我们在延安师范学院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我们女八中的150人和男八中的150人乘车奔赴距离延安市东30里的李渠公社。到达李渠镇时，老乡们吹着唢呐扭着秧歌，敲锣打鼓地欢迎我们，接着便按照分配的名单各个生产队领走了自己队的学生。我们大队9位女生，3位男生，大队长用平板车拉着我们的行李，进入了一条山沟，去目的地中庄大队。沿途看着道路两边光秃秃的山，陡峭的山崖，不禁思索：我们就在这样的山上干活吗？怎么站的住呢？从此，我们的插队生活拉开了序幕。

（未完待续）

我在延安的插队生活

延安李渠知青/孙四敏

第二篇  窑洞生活

    我们班的4位女生住在乔大叔的院儿里，夫妇俩善良朴实，对我们很友好。他们有3个孩子，大儿子叫仁殿，十几岁了，自打我们搬进去就成天跟在我们后面，随时准备着帮忙。半年后，我们又搬家到旁边院子一户单身中年大叔杨巨山家旁边的窑洞，在这里一直住到我们离开。由于是冬季到村里，农活主要就是修整土地、积肥、往地里送粪。这些活对于我们这些刚从大城市来的中学生确实有点为难。记得第一天队长派活就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让我们几个知青往一座山上送粪，一上午每人挑4担粪，完成任务就下工。若在北京爬这样的山，来回四次就够受的，何况还要挑着担粪。我在学校喜欢体育，在几个知青中算体质比较好的，还勉强可以承受。但是有位同学腿受过寒，挑起来很费劲，挑到第三担时实在走不动了，把担子往地上一扔坐在那就流泪。虽然我也很累，但是看着她那样心疼她，我们不能认怂，就咬牙帮她分担，挑了5担。

（未完待续）

图2 延安窑洞前的我

作者简历

孙四敏  女，汉族，1949.6出生，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

1969.1延安县插队，曾任大队党支部副书记；

1972.5清华大学读书；

1975.12中科院计算所；曾经荣获省级、国家级多种奖项；

1993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奖；

2008年中软国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副总裁；

2012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