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荒知青网 | 克尔伦通讯 第十二期

  一、重返校园的向往
作为67届高中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能上名牌大学，我向往着、努力着！虽然阴错阳差最终没有实现自己的心愿，但是我上了一所终生难忘的特殊大学﹣﹣内蒙古知识青年共产主义大学，名字很长，大家简称为“内蒙古知青共大”。

我是1968年7月8日天津市第一批到内蒙巴盟乌拉特前旗苏独仑公社插队的。和所有在内蒙古兵团和农牧区插队的知青一样，上大学、选调都是大家向往的。尤其是我们与大学招生仅一步之遥！由于文化大革命，大学停止招生，偶尔收些工农兵学员分到基层也是凤毛麟角。1975年9月在全区知青先代会上，许多人提出希望能上大学深造。

1976年3、4月份，自治区知青办许维俊主任请示自治区党委，开始为知识青年筹办一所大学。当公社党委通知我到呼市内蒙知青办报到，参与筹建知青共大时，我欣然启程，荣幸地参与其中。到呼市报到时，北京知青黄念生、吴卫东，天津知青郭善则已到。黄念生曾任生产队政治队长；吴卫东来自牧区双腿在放羊时冻残；郭善则熟读马列、毛选，我十分敬佩他们，四个人一见如故。任务是起草知青共大开学典礼上的领导讲话和学员发言。

刚参观完的"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黄念生为我们介绍：江西共大创建于1958年大跃进时期，办学宗旨是为农村培养又红又专的农业技术人才。总校在南昌，分校建在若干山头，吸收大量农村青年半工半读、勤工俭学，边建校、边开荒、边学习农牧业知识和农机操作，是被毛主席赞赏的新型学校。另一所是毛主席亲自上课的"抗日军政大学"。到延安的知识青年经过抗大集训，学理论、学军事，分赴抗日前线后，成为优秀的党政干部。这两所学校的共同特征是把一批有文化的热血青年通过短期学习培养成有理想、有实干精神的党的中坚力量。"抗大"和"江西共大"是当时教育战线的两面旗帜，所以，"举抗大旗，走共大路"成为知青共大的宗旨，意在把内蒙古农牧区优秀的知识青年集中到这所学校，通过学习真正成为"大有作为"一代。

1976年距大规模上山下乡已8年，由于种种原因，留在农村的知青生活、思想都存在各种问题，尤其是当年的招生、招工工作，使人们对理想和现状充满疑问，希望找到答案。我们四个凑在一起海聊着各自在农牧区的生活，一方面历史的责任和前辈的榜样使我们热血沸腾；另一方面农村的贫穷落后和知青在农村的地位、前途、命运使我们困惑，终日劳作没有时间学习，独立作战没有知己彼此交流，所以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这所新型学校，希望有一次学习机会和同命运的人在一起讨论问题。

知青办许维俊主任、王振田和耿鸿钧处长和我们一起勾画着未来学校的模样，稿子写了又改，改了又写，不是在写发言稿，实际是为大批知识青年到农牧区插队的路子对不对争论到深夜。讨论无尽无休，带着一脑袋糊涂襁子，4月中旬匆匆忙忙随第一批学员来到凉城岱海农场，开始了大学生活。

二、创建学校的激情

岱海农场依山傍海、风景秀丽，还是革命老区。内蒙古知青办先在此建立知青农场，办了几期知青理论学习班，后自治区决定拨50万元筹建"内蒙古知识青年共产主义大学"。我们刚进校没有住处，是农场知青临时腾出几间房。

1976年5月4日开学典礼时，我们在一片空场上，用几根椽子支起帆布，用石头架上木板搭个主席台，用杆子打出校牌，所有的学员席地而坐。学校无教室、无宿舍、无教师、无任何教学设备和办公用品，空旷的土地上只有一群热情的学员。大家重复着"列宁在1918"电影里警卫队长瓦西里的一句经典台词"面包会有的","知青自己的学校会在我们手中诞生的"。激情、自信和责任激励着共大创业者！

第一批学员78人分成6个班。班长大部分是在农村入党的党员。有11名党员，成立了党支部，我任书记。7、8月又补充一批新学员，扩展为120人，分为两个班，后来又按专业：农机、农学、赤脚医生、理论分为四个班。所以，首批学员经过三次班级变更。

学校的行政规格比较高，校长是自治区党委委员沈新发同志，副校长有凉城县委副书记兼武装部长张进才；全国劳动模范、凉城第一个农业合作社的带头人郭老虎，知青农场的王振海书记◇真正主持工作是内蒙古知青办的宋石如。工作人员几乎全是学员，黄念生、郭善则任理论教员，吴卫东、赵玉春任办公室主任，原生产队长林颂民安排学校劳动，王爱武是会计，吴继武负责食堂和生活，刘继武负责食堂和生活，刘百昌、于慧琦负责到呼市要物资，梁林、小庞开车……

（未完待续）本文作者原为内蒙古巴盟乌拉特前旗天津知青

松竹散人

甘肃兵团体系内的知青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来自数省,共万人以上。来甘肃军垦最早的一批知青是1964年，最晚的1968年。他们共同经历十年左右的军垦岁月，这十年经历融入生命之中，从青春懵懂的少年直到而立之年。

十几年时间人生的轨迹画了一个圆圈，转了一圈又回到原点。这个过程充满酸甜苦辣，人生滋味比酒还浓。七团战友邓恒的经历颇具代表性，他说回家的路有多远，是长路漫漫走了十几年。下面文字根据他的自述整理删减改编，此举为阅读方便且根据发文规则，有些字词须回避。
    1967年，是我们告别海河之滨的家乡，到甘肃生产建设兵团的第三年。艰苦生活的历练，使得我们这些十七八岁的男女初中生成熟了一些，有了稚嫩的独立思考：戈壁荒滩经我们的辛勤劳动后变成了“农田”，可是不长庄稼。
    比我们早来一年的兄弟连队如此；祖祖辈辈在此扎根的毗邻公社的农民贫困异常。泼冷了当初满腔的青春热……“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那句在文革中鼓舞斗志的口号，激励着我们。
占兵团人数百分之八十的数万各地知青，纷纷跑回了自己家乡城市，不是去造反，而是蛰伏在各自家中，整日里惴惴不安。
    战友们的回家之路可谓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充满着艰辛、惊悚，但却义无反顾。由于当时新疆两派武斗波及旅客列车，致使兰新铁路柳园至嘉峪关一段停运。要想东去只能自行设法到三百公里外去乘车。我们的一拨战友男男女女十几人扒上了一列油罐车，在狭窄的间隙中迎风冒雪大半天，赶到了目的地。
    还有一拨战友由于没有革命大串联的相关资格和证明，多次在宁夏、内蒙古等地被赶下列车。待赶到北京时身上已无分文，饿了几天肚子更别说买车票回天津了。无奈，他们随众人来到中央文革接待站，在那里蹭了三天饭，最终经家人、亲戚资助，才得以回家。我等几个铁路子弟还是比较幸运的，被千里迢迢赶来兵团的家长接回，享受的是铁路家属待遇。
    在享受了不到一年的家庭温暖之后，1967年开春，中央通过下发文件、发表两报一刊社论等形式，把知青回城“造反”定性为“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参与的反革命经济主义活动，要求返城知青一律回去“抓革命，促生产。”
  先是街道的“小脚侦缉队”深入知青家中侦察；而后让各学校停课后闲得难受的中小学生到居民区搞门对门的大批判；最后，各级民兵指挥部粉墨登场：勒令、通牒、武装押送，各种威逼利诱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当年被敲锣打鼓轰轰烈烈欢送下乡的我们，只得灰溜溜地回到大西北的荒漠戈壁。文革中的兵团农场，始终不折不扣地贯彻 “抓革命”，试图通过不间断地继续革命来提振士气、激发斗志，以改变农场经济江河日下的颓势。
    但是文革运动中的一番折腾，使得“促生产”的愿望如同雾里看花，知青们的心境和生活就更是雪上加霜、跌入谷底。实事求是地说，上级领导并非无所作为，他们对西湖地区的历年开发状况感同身受，多有了解。这些从战争中学会战争的老革命们采取了“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战法，整建制地调兵遣将。
    从1972年开始，七连、十三连、十四连、十五连都陆续调走了。一千多名与我们同车共济的战友们都离开了这片贫瘠的、让人看不到希望的土地。他们调离的方向令我们羡慕不已。一路向东，尽管有的三四百公里，有的一千多公里，尽管玉门、靖远、景泰也都不是多么富庶的地方，但是去那里有盼头呀！“宁愿向东流血流汗，不愿向西拄棍要饭”成了留下战友的共同心声。
    1975年8月，在河南省漯河特大水灾发生之后，又有消息说农场要全体内迁支援灾区，着实让我们高兴了一阵儿，到后来却是望眼欲穿，不了了之。
    一晃就是十年。开始，我们在社会政治氛围的高压和影响下信奉这样的政治口号：“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累不累？比比革命老前辈。”然而，残酷的现实教育了我们。每一趟回家探亲，都促使我们把理想主义的空想升华为现实主义的批判。
    “悔不悔？光阴虚度大西北：值不值？十年仍吃嗟来食。”十年中，战友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靠山、有背景地走阳关大道，通过上学、参军、招工脱农回城。本团一位战友是某上将的侄女，被几位穿军装、开军车的现役军人堂而皇之地调走了。有门路、肯花钱的走旁门左道，通过病退、困退、办紧俏物资离开兵团农场。
    本团一位战友，依靠当外贸局长的亲戚，搞来了整车皮的猪肉，然后顺理成章地“因病”返城了。至于绝大部分没靠山、没门路的战友呢，也在苦苦挣扎！有的是在内心挣扎，违心认命；有的则是用行动挣扎，以探亲回家为幌子一去不复返；还有以自残方式拿到辞职手续，揣着口袋户口离开；有的甚至是赌以命运、以婚姻幸福相搏。六连就有近百分之二十的女战友嫁到了华北各省或津郊农村，择偶的主要条件就是离家近，哪怕对方是农业户口，从未谋面、互不了解也在所不惜。我的启蒙老师是一位在天津牺牲的烈士后人。他在调离兵团时，曾发自肺腑地对我说了一番话，有一句我至今记忆犹新：“从来就没有救世主，行动起来，自己的路自己闯！”
    我渴望回家，家人何尝不是这样？我父亲在文革初期被以“莫须有”的问题调离天津铁路单位，到外地的铁路工程部门工作。1975年，我弟弟技校毕业，如果父亲由干部职务改为工人，当年就能以满55周岁为由申请退休，弟弟就能顶替到他的单位上班。这样办的好处是，我就可以符合“困退”回城条件了。不利之处呢？一则父亲的“问题”一旦退休就有可能石沉大海、无人问津、抱憾终身；
    二则弟弟才十七岁，和我当年去兵团年龄相仿，一旦顶替去外地工程单位工作，就要把户口迁出天津，这要影响他一辈子的生活。我这个做大哥的不能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当家人把这个方案拿出来和我商量时，我毫不迟疑地否决了。
    当年的每一个知青家庭最难念的那本经就是子女的出路问题，家家户户把办理子女回城当做重中之重大事来抓，处心积虑、倾其全家精力、财力，穷其一切亲朋好友关系。哪怕是捕风捉影二则弟弟才十七岁，和我当年去兵团年龄相仿，一旦顶替去外地工程单位工作，就要把户口迁出天津，这要影响他一辈子的生活。我这个做大哥的不能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当家人把这个方案拿出来和我商量时，我毫不迟疑地否决了。当年的每一个知青家庭最难念的那本经就是子女的出路问题，家家户户把办理子女回城当做重中之重大事来抓，处心积虑、倾其全家精力、财力，穷其一切亲朋好友关系。哪怕是捕风捉影、四处碰壁、屡战屡败也在所不惜。、四处碰壁、屡战屡败也在所不惜。
  我家有一位亲戚是当时陕西省的副省级领导，妈妈求到了这位姓周的亲戚门下。善良的老人很痛快地答应下来，并给远在青海省担任副省级领导的红军老战友打了招呼，还准备了一些家乡的土特产让我给这位老同乡、老战友送过去。
    那年年底，我背着几瓶汾酒、几斤山西贡枣、核桃、小米、莜面等土特产到了省城西宁市，登门拜访宋伯伯。宋伯伯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了解了兵团的情况和我的愿望。当即打电话向有关部门询问有关调动、招工的事宜。由于需要时间协调，宋伯伯给我安排了食宿后问我：“是在当地等消息？还是回去等？”看到当地天寒地冻的恶劣气候，也怕给宋伯伯添麻烦，我决定回到兵团等消息。在留下了联系方式之后离开了西宁市。
    半年之后，我的另一处调动方案运作成功。离开农场的归途中，我还专程到西宁去看望了宋伯伯。下乡血泪交织的亲身经历会永久载入史册，世代警示后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国家是社会的整体，“没有人，哪有家？没有家，哪有国？”的家国伦理，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文化和文明的经典传承。唯如此国家才能够长盛不衰，中华民族才能够生生不息。
   邓恒简介：天津人。在西湖农场七团六连13年。后返城在铁路系统从事文秘工作到退休。是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天津作家协会会员。主编或参与编辑了有关甘肃兵团的几部文集。

全国知青活动简讯（二）

▲2024年3月31日北京知青在天坛公园知青角举行“中国老年保健协会知青健康服务工作委员会”开展了委员会的首次宣传活动。此次活动得到了北大荒集团的鼎力支持，委员会主要负责人郝海燕、刘平、朱凝六、秦祥宇等人亲临现场，与来宾沟通，并介绍委员会的宗旨、职责、任务等。该委员会成立的主题是为广大知青，提供文化交流与互助互利的平台，丰富知青的文化娱乐生活，建立全国性质的康养机构从而促进他们的身心健康。
▲2024年3月，重庆历史文化研究会的知青去“西安-延安-汉中”游。他们到黄河壶口瀑布、延安枣园、南泥湾参观游览，并参观了延安知青博物馆。知青接待站拓站长、延安收藏协会冯会长，原延安枣园大队郝书记等人热情接待了他们。他们向延安的朋友赠送了《重庆知青》杂志。
▲2024年3月21—22日，镇江知青作家协会组织了一次知青集体重返下放地——临海农场的大型活动。晚上，知青作协的彩虹艺术团载歌载舞，并点起篝火，大家手拉手舞动起来，这是对青春的追忆，也是对临海这片土地的深深眷恋。（乌兰花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