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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曙明:我的知青岁月

2017年03月11日 18:53:30 来源:《知识青年在佳木斯》 访问量:1512 作者:周曙明

                       (资料图)

19707月,我下乡到汤原县振兴公社双兴大队,插队的屯子位于偏僻的松花江北岸,江畔是一大片沼泽荒草甸子,距县城一百多公里,是汤原最边远的角落之一。我在那里度过的日日夜夜,发生在我身边的件件往事,至今回想起来,仍然别有一番滋味。

 

看夜电影

 

那时劳动和生活的艰苦是甭提了,文化生活更是贫乏得枯燥无味,屯子里别说电视机,就连收音机也是罕见的。那年头要是能看上一场电影,简直会开心得像过年一样,兴奋得不得了。

同年12月下旬,已是大江封冻,冰天雪地的严寒季节,当地老乡在这农闲季节有“猫冬”的习惯,我们知青在队里也没啥活可干。听说江南(松花江南岸)的桦川县城悦来镇在放映《红灯记》电影,这对于几个月来没有看过电影的我们来说,真是馋得慌。于是趁农闲时去看一场,过把电影瘾。尤其是女知青们,她们下乡五个月来,一直呆在农村,还没出过门,都快憋死了。当时,我在知青点管理伙食,曾几次过江去悦来镇买菜、购副食,所以对那儿的地形较为熟悉,几名女知青为此都要求我带她们过江去逛街看电影。松花江对岸的悦来镇,它的位置在我大队东南隅,徒步有二十多公里。

那天,我们十点多钟就吃了午饭,我带着阿玉、阿英、阿莲、阿惠四名女知青,一行五人从大队启程徒步去悦来镇,出发时尽管气温在零下20几度,但大伙很久没有出门,心里却是热乎乎的。我们都穿着支边时发的黄棉袄、棉裤,头戴骆驼绒的棉帽,脚穿棉胶鞋,套上棉手套,女同胞们脖子上都围了围巾,带上手电筒,“全副武装”出发了。我们踏着冰雪,雄赳赳气昂昂地循着用汽车和马车碾压出来的江上雪道,一路上欢天喜地向桦川县城前进。

北大荒的冬季日短夜长,下午二点多钟,淡淡的太阳已经偏西了,我们终于进城了。我们先在电影院买好当晚六点钟的票,然后,悠哉游哉地轻松逛街,对于第一次到桦川县城游览的女知青来说,她们都感到非常新鲜好玩。桦川县城虽然不大,平坦而宽阔的柏油马路上,汽车、马车、自行车、行人熙来攘往比较热闹。她们走在街上,高兴得叽叽喳喳像小孩一样,流连在百货大楼、副食品商店、菜市场等地,开心极了。不到四点,天就黑了,大家也饥肠辘辘,我们在一家国营饭店点了青椒炒肉片、酸菜炖粉条、芹菜炒牛肉丝、木耳干豆腐炒肉片、豆腐汤等几个热菜,每人又吃了烧饼、白面馒头,美美地打了一回牙祭。饱餐一顿后,才慢悠悠地走进电影院,在温暖的电影院里。四名女同胞非要我坐在她们中间的位子,她们还买来了香瓜子,一边美滋滋地欣赏电影,一边津津有味地嗑着瓜子,这情形是我们离家五个月来最惬意的一次看电影了。

电影散场了,我们不得不离开了久违的电影院,趁着黑夜的雪光往西北方向赶路返回大队。晚上的天气可不像白天有太阳,北风怒吼,声如虎狼,夹杂着飞舞的雪花呼啸而来,横扫银色的江面,吹在脸上像针刺一样疼痛,我赶紧扣紧帽子的两翼,缩着头,弯着腰,顶风向前。走在江面的雪地上,忽然看到有狼的脚印时,几个女同胞吓得一阵尖叫,我心里也着实紧张得不得了,赶忙点燃一支烟,据说,狼最怕烟火,看到烟火狼就不敢接近。我告诉女知青要她们每人在江畔折一根树枝拿在手里,以防狼的袭击。当时,我这个唯一的男子汉是不能退缩的,学着《红灯记》电影里的李玉和形象,强装好汉,吼起“浑身是胆雄赳赳”的京剧唱腔给大家壮胆助威。其实,我心里也挺害怕的,我带着她们去看电影,万一出了事,我可担当不起啊。那天跌跌撞撞回到宿舍已是半夜十二点多了。

弹指一挥间,四十二年过去了,我们几个当事人仍刻骨铭心地记着这件事,每每相聚谈及此事,仍津津乐道,仿佛又回到了当年那个激情燃烧的青春时代。

 

在“北大荒”第一次过年

 

中华民族传统的新春佳节即将来临。近日,我路过火车南站东路售票处,看到那蜿蜒数百米长的排队购票人群,看到那外来务工者归心似箭,急盼返乡过年的焦虑神色,触景生情,不禁勾起了我四十二年前在遥远的“北大荒”过年的情景。

在春节前当时县和公社知青办下达通知,明确规定:浙江知青在下乡的当年是不准回家探亲的。遵照上级指示,我大队十七名宁波知青无一例外,只得硬着头皮就地过年。

当时,“北大荒”农村生活十分艰苦,平时我们吃的是苞米馇子、窝窝头、小米粥等粗粮,一年到头难得吃上几次肉,住的是泥草垒的土屋,知青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天在黑土地上修理地球,累的够呛。

过年过的就是大年三十,当时在偏僻的异乡,我们既没有收音机,更没有电视机,文化生活更是贫乏得枯燥无味,过年无非是过饮食年,吃好喝好就算很幸福了。当时,我们知青点还是集体伙食,大队张罗搞了半只猪,分配了一批大米、白面及粉条、豆腐等副食,准备过年让我们好好改善一下生活。

除夕的年夜饭,我们七手八脚忙乎了一阵,宰鸡退毛、炒菜烧饭、包饺子、煎油饼,宴席搞的比较丰盛。在热乎乎的大炕上,卷起铺盖,放上炕桌,端上香喷喷的猪肉炖粉条、蘑菇炖小鸡、土豆炖牛肉、花生米、白菜木耳炒肉片、干豆腐菠菜凉拌、血肠酸菜豆腐汤、还有宁波寄来的带鱼干、橡皮鱼干、虾皮、紫菜等十来道菜,主食有大米饭、水饺、油饼加上老乡送来的粘豆包,佳肴美味满满地摆在桌上,香气扑鼻,令人垂涎欲滴。

开宴之时,外面尽管冰天雪地,室内却是热气腾腾。我们把几张炕桌拼放在一起,全体男女知青盘腿坐在炕桌旁,谈笑风生,其乐融融。给我们做饭的老共产党员、大队治保主任翟富贵大爷,打开60度“北大荒”白酒,我们纷纷用搪口杯、饭碗斟满酒,女同胞则倒上低度果汁酒。老人家首先致词:“孩子们,你们十七、八岁就离开了父母,从大老远南方来到俺这疙瘩,真是不易啊!今天过年,一定要开开心心,吃好喝好。干!”他淳朴的话音刚落,就响起了响亮的碰杯声,大家也纷纷回敬翟大爷,异口同声地祝他老人家身体健康,新年快乐。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宴席场面变得火爆起来,“全福全啊,哥俩好,六六顺,八仙过,”幺五喝六的划拳行令声此起彼伏,响彻知青宿舍。男同胞们嘴里抽着“迎春”牌香烟,推杯换盏,咕咚咕咚大碗喝酒,大口吃肉。不善划拳的阿杰和我,分别用笛子和口琴,合奏起《喜洋洋》的乐曲为大家助兴,在欢快的旋律中知青们激情燃烧,纷纷手舞足蹈,表演起来。阿利早已按捺不住音乐的诱惑,用他那洪亮的男高音,在我们的伴奏声中唱起了《大海航行靠舵手》、《我爱祖国的蓝天》等歌曲,他美妙的歌声震撼人心,在热烈的掌声中他又唱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沙》、《红梅花儿开》等前苏联三首歌曲。吃喝弹唱,对酒当歌,人生几何?阿德也不甘寂寞,他唱了一首《谁不说俺家乡好》还不过瘾,又一把拉起阿萍声情并茂地唱了一首《敖包相会》的男女声二重唱,大家拍手鼓掌,表示赞赏。阿良也不甘示弱,借着酒劲,吼着嘶哑的嗓子,学着京剧《红灯记》里李玉和的唱腔,来了一段“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

面对开怀畅饮的热闹场面,被知青们称为“金嗓子”的阿芳姑娘,今天却沉默寡言,似乎心事重重,提不起精神来。在我们起劲的鼓动下,她勉强用那低沉、深情的唱腔唱起了“告别了妈妈,再见吧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载入历史的史册,一去不复返……”这支来自扬子江畔的《知青之歌》,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北大荒”,是我们都耳熟能详的。她悲悲切切地唱着唱着,泪水不禁夺眶而出,歌儿把她的思绪带到了遥远的南方故乡,想念起白发年迈的父母双亲。“每逢佳节倍思亲”,我们不少知青也都想起那魂牵梦绕的故乡,忍不住鼻子一酸,潸然泪下。阿永喝醉了,捶胸顿足,突然号啕大哭起来,口中不断念到“我要回宁波去过年,我要和家人团圆!”在新春佳节里,谁不祈盼能回家与家人欢欢喜喜过年?这是人之常情。哭吧,哭吧,只有泪水尽情地流淌心情才能好受一点,才能冲淡这抹不去,挥不掉浓浓的乡恋和乡思。

午夜时分,远处传来了“劈劈啪啪”的鞭炮声,昭示着新的一年来临了。我也喝多了,感到天旋地转,醉意朦胧中仿佛进入了一个五彩斑斓的梦幻世界,我看到了“北大荒”五谷丰登的喜人景象,看到了自己遇到了好运,看到了光明灿烂的前途……

 

在北大荒第一次吃狍子肉

 

“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这句当年流传于北大荒的民谣,形象地描绘了那儿的富饶情景。

那是1972年中秋,我去鹤立河农场五分场看望一位在那儿当“羊倌”的老同学,他所在的分场地处松花江下游,东南隅是一大片绿浪无垠、人迹罕至的沼泽草甸,丰茂的水草高达一米多,在这方圆数十公里的草原上,经常有野鸡、狍子、狼等野生动物出没。

傍晚,老同学放牧归来,兴冲冲地拖着一只从草地深处捡来,被狼咬得血肉模糊、湿漉漉的死狍子。狍子形状像我们宁波山里野生动物角麂(俗称鸡狼),又近似动物园里的小鹿,黄褐色的皮毛,头上无角,四腿又长又细,奔跑如飞,简直可以与汽车赛跑,机灵得很。

当时,知青的生活是艰苦的,一年到头难得吃上几次肉,腹中肠胃都是油水空空。当大家看到有狍子肉的野味可开荤时,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个个来劲,高兴得一扫劳动后的疲惫,七手八脚迅速地忙开了,又是剥皮,又是开膛,把烧炕的炉子燃得旺旺的,有人向老乡借来一只大铁锅,把那洗净后剁得一块块精瘦的狍子肉,放入盛满凉水的锅里用急火猛烧,不一会儿就把肉煮得半熟马上捞起,然后掏掉带有膻腥味的锅水后,再把肉重新下锅,放入大蒜、干辣椒、生姜、蒜瓣、酱油、食盐、茴香和少许料酒等调料,然后用文火悠悠地焖上一小时。

掀锅后,那热气腾腾的狍肉香味扑鼻而来,酱红的色泽油润光亮,焖煮得酥烂糜软,肉与骨头只要锅铲一碰几乎分离,浓郁的香气满屋飘逸,馋得大家口水直流,有人迫不及待地从锅里拿了一块肉塞进嘴里,烫得吡牙咧嘴,还大叫“好吃!好吃!”当时住集体宿舍的知青们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就是同宿舍内,谁有好吃的,或家里寄来邮包食品什么的必须“共享”。“红焖狍子肉”被满满盛了一脸盆后端放在炕上,同屋十余个知青都来分享,大家或坐或站围在炕沿边,手撕口咬,狼吞虎咽,那煮得烂乎乎香嫩嫩的狍子肉,几乎用不着费劲咀嚼,其美味远远胜过“红烧狗肉”的滋味。

因为我是客人,老同学特意掰了一只狍子腿给我,那颤颤闪闪富有弹性的狍蹄筋上面一朵朵焖得烂熟的肉朵,诱得我再也顾不得斯文了,张嘴大口大口啃咬,吃得满嘴油渍渍的。豪兴起时,又与这帮哥们吆五喝六划拳猜令,咕咚咕咚地开杯畅饮60度的北大荒白酒,美美地打了一回牙祭。

 

  

 

同学阿惠与我一起到黑龙江省汤原县振兴公社双兴大队插队。我们同睡一铺炕,朝夕相处,亲如兄弟。

阿惠身子瘦削,寡言少语。阿惠从小喜欢吹笛子,在校时还是位文艺骨干。在插队落户的岁月,短短的一尺半竹笛,竟成了阿惠的精神支柱。

夏天,铲田收工回来,我们累得一身臭汗,都喜欢到江边去游泳洗澡,顺便在草甸子中采一些黄花菜回去做菜。阿惠面对绿浪无垠、蜂喧蝶舞的沼泽草地,时常触景生情,拿出心爱的笛子,吹起《蓝蓝的天上白云飘》和《牧民新歌》这样的曲子,笛声中抒发出他对大自然美景的爱恋。

“每逢佳节倍思亲”,溶溶月色中秋夜,知青们嚼着月饼,走出土屋,仰望皎洁的明月。宁静的田野上,飘逸出一曲悠扬的《谁不说俺家乡好》,行云流水般的音韵甜美悦耳,余音袅袅,回荡在小屯的上空。阿惠用笛声表达对故乡如丝的情愫,攫住了知青们的心,唤起了大家对魂牵梦萦的家乡和亲人的无限怀念。

在深秋收获的季节里,白天收割,我们累得汗流浃背,直不起腰。晚上还要到场院里脱谷上夜班,困得眼皮直打架。在田野里或场院的土屋小憩时,我们一边卷喇叭旱烟抽着提神,一边拉起阿惠,请他为大伙吹笛。阿惠便挺挺腰,喝口水,抖擞一下精神吹奏一曲《扬鞭催马运粮忙》。那热烈奔放的旋律,使人心旷神怡,劳作的困顿一扫而光。

隆冬的北大荒,白雪皑皑,寒风凛冽,气温在零下20几度。生产队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刨粪修水利。由于冬季日短夜长,回到宿舍最难熬的便是无聊和寂寞,大家有时还会想家哭鼻子。这时,阿惠拿起笛子吹奏一曲《喜洋洋》。欢快的旋律激起了大家的情绪,我们也不约而同拿起碗、筷、瓢、盆敲打起来,手舞足蹈地吼上一番。

清明以后,柳枝吐出了嫩芽,白杨树披上了绿装,松花江又开始奔腾起来,解冻的江面上到处飘浮着巨石般的冰排,北大荒的春天终于姗姗来了。熬过漫长冬季的村民们,又忙乎开了,广袤的沃野上,红旗招展,拖拉机的轰鸣声,人们春播的欢乐声,车老板的吆喝声,交融在一起,呈现出一幅人欢马叫,繁忙的春耕图。荡漾的春风,使阿惠心花怒放,他情不自禁地用笛子吹奏起“二月里来呀好春光,家家户户种田忙……”那首充满田野春色的优美歌曲,由衷地祈盼秋季有个好收成。

随着时间的流逝,昔日同吃同住的伙伴,通过各种途径,有的招工,有的升学,有的参军,有的返城……纷纷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坐标。阿惠因其父亲的历史问题,参军无缘,读书无望,一度意志消沉,闷闷不乐,如泣如诉的笛声中流露出他无奈和失落的心情。好在阿惠人缘不错,大队书记语重心长地开导他:“好好干!”小队队长为了安定他的情绪,特意照顾他去干养柞蚕的轻便活。翟大爷家里每逢包饺子或有什么好吃的,总来请他。好友们也多次劝慰他,尽量让他放下思想包袱。在乡亲和朋友们的帮助关怀下,阿惠又振奋起精神,视逆境为催人奋进的动力,重新扬起了生活的风帆。悠扬的笛声,再次回荡在小屯的上空。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阿惠孜孜不倦的努力下,竹笛居然给他带来了好运。1974年夏天,哈尔滨铁路局福前线铁路工程指挥部来汤原县招聘文艺骨干,阿惠由文化馆王公仁老师推荐前去应试,不久传来了他被录用的消息,我们都为他高兴。离开大队那天,我们几位好友相聚在老乡家,炒上一盘鸡蛋,烙了一叠油饼,大家盘腿围坐在炕上的小方桌旁,开怀畅饮60度的北大荒白酒,频频举杯为阿惠饯行……

 

   

 

“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这首铿锵有力的《毕业歌》的歌声正从松花江畔的一间土屋内响亮地传来,而站在那群十七、八岁知青中间,指挥教唱歌曲的是一位风度儒雅,浓眉大眼,身材中等,四方脸的中年男子,他就是汤原县鹤立中学俄语教师——申文堂。

申老师是佳木斯人,1970年春下乡到我屯挂职锻炼,时年36岁,是协助大队做知青工作的插队干部。申老师待人热情、真诚,富有正义感,是为人师表的一位长者,他视我们知青为自己的弟妹和学生。他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家中有不少俄语书籍和词典,是当时合江地区顶呱呱的俄语教师。

由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苏关系因意识形态严重分岐和边境冲突不断加剧,两国关系极端恶化,申老师的俄语绝技,不但未能帮他大忙,反而遭到无端怀疑而置于无用武之地。但是申老师刚直不阿,不信邪,在农村仍不改初衷,坚持看俄语书,背俄语单词,其孜孜不倦,严谨的治学精神,着实令人感动。他有一副天然的好嗓音,那浑厚、深沉的男中音,用俄语娴熟地唱起《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三套车》、《伏尔加船夫曲》等俄罗斯民歌,真是优美动听,令人陶醉。

我们下乡后,县里规定知青每月有一天政治学习的时间,申老师和另一位插队干部施老师一起担任我们政治学习的辅导员,读报、学文件、教唱革命歌曲、讲解人生哲理,引导我们开展各种有益的文体活动,如在大队操场组织知青篮球比赛、过年组织文艺宣传队演出等,把枯燥的政治学习活动搞得丰富多彩,情趣盎然。

1970年冬天,上级组织我屯十七名宁波知青去外地参观学习,由两位老师带队。他俩忙前跑后,为我们购车票、找旅店、张罗吃饭、联系参观事项,一路风尘仆仆,仔细周到,把参观活动安排得精彩纷呈。在鹤岗我们参观了“万人坑”,对日本帝国主义残害中国矿工罪恶,无不义愤填膺。申老师善解人意,深知我们已多时没看电影了,于是,自掏腰包,不失时机地组织我们在鹤岗看了一场《红灯记》,坐在久违了的电影院里,让我们实实在在地过了一把电影瘾。到佳木斯瞻仰“刘英俊纪念馆”之后,申老师又针对我们喜食大米的习性,带我们到市中心西林街一家大饭店,让大家饱餐了一顿大米饭加猪肉的美味,并自做导游,让我们游览了佳市松花江畔的风光。下乡半年来,我们在农村实在是憋得慌,知青进城,个个流连忘返,一饱眼福和口福,非常开心。

在那“读书无用论”的年代里,“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谬论,严重影响了我们,我们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天与黑土地打交道,在接受“再教育”的道路上,累得够呛,很少有心思去看书学习,认真学习的人反倒被看成“书呆子”,受轻视。但是,我很钦佩申老师的才学和为人,对他很尊重,常去他家登门造访求教,聆听他的教诲,他也多次语重心长,苦口婆心地对我说:“小周啊,趁你现在年青多学点知识,将来总会有用的! ”我至今忘不了他曾循循善诱地教我学俄语的情景,还不厌其烦多次纠正过我一些不正确的发音。为了让我能够多看些书,学些知识,他冒着风险,把自己珍藏的当时所谓的“禁书”《三国演义》、《红楼梦》、《林海雪原》、《红岩》等名著借给我阅读,使我在穷乡僻壤,那贫乏枯燥的文化氛围中得到了宝贵的精神食粮。每每在疲惫的劳动之余,我躺在温暖的炕上美滋滋地细细品味书中的“山珍海味”,真是惬意极了,我如饥似渴地不断吸吮书中的营养,遨游在书的海洋里,各种劳累和烦恼暂时被抛到九霄云外。书开阔了我的视野和胸怀,陶冶了我的情操,滋润了我的心田,使我增长了不少知识。

1971年春,我们振兴公社召开“学毛选先进知青代表大会”,我被大队、公社选上后,主管知青工作的公社胡主任要我在大会上发言。申老师得知后非常高兴,热情鼓励我大胆发言。我写的发言稿,请申老师仔细审阅后,他多次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见,几易其稿,使之内容更加真实动人、有血有肉,持续二十分钟的发言,获得了全场的热烈掌声,公社广播站现场录音后,在全公社有线广播里播出。申老师用心良苦,真不愧是我的良师益友和人生的知已高参。

在秋收大会战中,我为了抢时间,赶速度,在割大豆时拼命蛮干,刀刃碰在坚硬的豆杆中一滑,左手食指被锋利的镰刀割了一个大口子,血流如注,至今仍留有明显的刀疤。当时我躺在炕上休息了几天,申老师闻讯后,特意买来罐头、奶粉和饼干前来看望我,还送来书籍给我阅读,关切地嘱咐我好好养伤,以后干活多加小心,注意安全,感动得我热泪滚滚往下淌。我的被子拆洗后,自己不会缝,是申老师让师母(鹤立林业局干部)一针一线给我缝上,有时我的衣服破了,也是师母用缝纫机给补的,申老师待我真如亲兄弟般的关怀备至。

知青小胡,冬天烧炕过热,把被子烧糊了,申老师得知后,马上找大队和公社反映情况,及时给小胡补助了一床被子,使他能顺利地度过严冬。年终大队分口粮,申老师与大队领导协商后,我们宁波知青得到了照顾,分的大米、白面细粮比村民多了一倍。

我屯地处偏僻的松花江下游,江畔有大批沼泽草甸,交通不便,一天仅有一趟班车通鹤立。如遇雨天,道路泥泞不堪,那就得几天不通车。知青有事要到公社去办,来回二十多里地,经常去申老师那儿借自行车,他毫不吝啬,总是有求必应,他的车几乎成了知青的公车。

申老师不但是我们知青的政治辅导员,而且身体力行,还经常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烈日当空的夏锄期间,他头戴草帽和社员一起下地劳动,挥舞锄头,除草铲地,干活利索,毫不逊色于村民。田间休息时,他还经常给大伙教歌读报,鼓劲打气,让大家在轻松和谐的气氛中,消除疲劳,为此,深得知青和村民们的爱戴。

大约1972年金秋时节,上面来了一纸调令,申老师又被调回鹤立中学任教,两年多来,我们与申老师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真舍不得他走,离开的那天,我们依依送别到村口。

20045月,我随宁波知青回访团专列,重返第二故乡时,在当年下乡的汤原县,我们举办了《知青书画摄影展》,那天,鹤立中学部分教师应邀赶到县城前来观摩,我曾向他们打听过申老师消息,据说,申老师已被调至鹤岗市教育局工作,我为之感到高兴,我想在当今改革开放的大好年代里,申老师精湛的俄语水平,是应该大有作为的。由于回访时间短暂,我未能去鹤岗拜访年过古稀的恩师申老师,深感遗憾。四十多年过去了,我与申老师相处的兄弟之谊,师生之情一幕幕仿佛就呈现在眼前。此时此刻,我只能发自肺腑地向遥远的申老师问候一句“祝好人一生平安!

 

(周曙明,1970年在黑龙江省汤原县振兴乡双兴大队插队,1978年回宁波市,现工作于宁波市海田纸张公司。)




       (原文 政协佳木斯市委员会网站2014-2-21刊发)

编辑:惠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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