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青兰小苹(左)和陈红在当年住过的窑洞前合影
●喜相逢
●2014年,北京知青回到当年插队的畔坡山村,与乡亲们在一起
1970年3月,北京召开了延安地区插队工作座谈会,会议决定派遣1214名北京干部到延安管理28000名北京插队知青,老陈就是其中被派遣的一名干部。
有水平的同志都有一种特殊的能量,就是无论把他放在多么窘困的环境里,他都会很快地对周围的人产生正面影响。老陈到延安后,和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把知青的工作做得很好。
当年,北京知青到延安插队的人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5岁。当时,面对着销掉北京户口、远离家乡,这是多么大的人生变化!面对着我们不稳定的情绪,老陈常常对我们讲:“不管未来如何,咱们要先把眼前的事情做好。”他面对逆境的态度,也深深感染着大家。
几十年后,每当我回忆起自己的插队岁月,就会想起老陈,想起他对我们说过的话:“你们在农村的生存能力根本没法和村民相比。组织派北京干部跟你们一同去农村,就是为了维护你们的权益,解决你们在插队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问题。”
如今,每当想起他的这些话,我的内心依然无比温暖。
1969年2月2日,天气也像人的心情一样,阴沉沉的,16岁的我登上了西行的列车,带着对家、对母亲的依恋和牵挂,走得匆忙而无奈。
黄土高原上的那场雪真是大。放眼望去,天地一片混沌。银装素裹的高原蜿蜒起伏,夹着一道道的沟壑,旷野静寂无声。一辆辆车轮上缠着防滑铁链的大卡车,满载着北京下乡知青,在白雪覆盖的盘山道上向着陕北高原的深处驶去。
经过几天的路途颠簸,一个中午,我们终于到了县城。下车的地方是个平整的小广场,广场上熙熙攘攘,各村前来接知青的老乡早已在此等候多时了。人是灰头土脸的人,车是木质架子车,驴是个头儿不大的灰驴和黑驴,时不时还龇牙咧嘴地叫唤几声。我和同学们跺着冻麻了的双脚,等着村里的老乡上前认领。
“后段家河的,谁们是分在后段家河的?”一个中年汉子用带着浓重鼻音的陕北话大声招呼着。
凡被他点了名的都围到了他身边。5个男生、6个女生,共11人。只见那汉子穿着一身蓝黑色的棉袄棉裤,腰间扎着一根绳子,头上扎着一块已经洗不出本色的毛巾。个子不高,瘦小精干。“我是后段家河的队长段京玉,把你们分到我那哒咧,咱就相跟上紧忙走,还有五十里路哩,赶天黑前要翻过山才成。”
在段队长的招呼下,我们上路了。要走五十里山路才能到村里,况且是盖满积雪的山路。出了县城向东,走了一段慢坡后,转过一个弯儿就开始上山。路又陡又滑,我们女生互相拉着、拽着、搀扶着,一步一滑地艰难走着,我们背着随身的书包,不一会儿就走得气喘吁吁、浑身冒汗。
由于是山路,连架子车都不能用。行李、箱子全是靠驴驮和老乡们肩担、背扛。路上,我听说分到我们刘家河公社的一个女生居然带了一架钢琴,八个老乡愣是从县里翻山越岭地往村里抬。
一路上,没人说话。只听见自己踩在雪路上发出的咯吱咯吱的响声。我越走心里越沮丧,越走心里越凉:“光进一次县城就这么难,今后还回得了北京吗?”
到陕北后第一宿的热炕睡得我们像翻烙饼,不过真是解乏。早上起来,女生小刘神秘地说:“你们猜我做了一个什么梦?铁箅蒸笼!”
来陕北没多久,就到了春节。段队长怕我们知青想家,知道我们也不会做饭,就把我们分在了老乡家里过年。而且还一再说这是任务。可谁能料想到,过这个年却是老乡家“最后的辉煌”。陕北前一年遭了灾,等待他们的是饥荒。他们把一年中最好的吃食留到了过年,而且还无私地招待了我们。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些。陕北的老乡真是好啊!
很快,我们就知道了队里的一个工只值一毛多,也就是说一个工分才一分多钱。男生一天定八分,女生一天定六分,女生一天也就勉强挣到一毛钱。弄不好,到年底工分总数不够,还得倒交粮食钱。我们切实感受到了生存的艰难与不易。
没多久,我们就不是刚来时吃当地的酸团子(玉米面发糕,不放碱)难以下咽的学生了,而是成了一群见什么都吃的饿狼。比起老乡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初到陕北的几个月吃商品粮,每人每月三十几斤毛粮。最后实在不够,好像上面给我们涨到四十斤。每个月月底的几天是最难熬的。记得有一次,月底了,没粮吃,我们只从自己居住的窑洞里搜刮出来一些豆子,于是就煮豆子吃。结果知青全部都不消化,胃疼、拉肚子。而一旦把粮买回来,则就像过节一般,先过过嘴瘾再说。
起初,我们决定吃捞面,吃那种纯白面、不掺豆面的捞面。我们事先做了一大盆浇面的卤子,也不过就是土豆丝加上盐和水煮一煮,主题是吃面。一锅面熟了,锅台上摆着十个饭盆(一个女生来了不到一个月就当兵走了,剩下了十个人),十双眼睛眼巴巴地盯着。每个饭盆只能分到一个碗底,迅速吃完后又继续擀面,等待下一锅。就这样周而复始,一大块面吃完了接着再和面、再擀、再煮,直到瓦罐见了底,面没了。王蕴环说:“你们知道咱们吃了多少斤白面吗?整整二十斤,我昨天推完磨是过了秤的。”这顿面从中午一直吃到晚上,每人平均吃了二斤面!
下乡不久,队里让我当赤脚医生。当时,十几岁的我胆子忒大,凭着学医的姐姐寄来的《解剖学》《生理学》《农村赤脚医生手册》三本书,还真干了起来。春儿的妈妈就是我第一个病人。那年她犯了老胃病,疼得厉害了直撞墙。我给她打针、吃药、扎针灸,守了她三天。从此她逢人就说:“叶广荃那女子治病好着哩,心善着哩……”
刚到村里时,我们住的知青窑是原来的小学校,在一个高高的坡上,坡下就是清清的流水。我们出工回来后会在这儿洗洗手,闲时会在这儿洗衣服。夏天,男生们会趁着天黑,用这清水洗去一身的污垢、汗水。
还记得一个月圆之夜,我们女生坐在院子里望着满天的星斗和明月,唱着孙家塔队女生李路作曲、填词的歌。那歌词,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
我孤独地站在延水边,
睁开迷茫的双眼,
深深地怀念故乡啊!望北京归路遥远,泪水像珍珠断了线,无奈啊!
我把它洒向这陕北高原!凄凉婉转的曲调,发自肺腑的呼唤,直唱得每个人泪流满面。记得那时,男生们老缠着段队长问什么时候下雨?明天能下不?不是关心地里的庄稼,而是太累了,下雨就可以歇工了。每天是超负荷、超时间的劳动,吃的又极差,只要是段队长一喊“歇歇喽”,我们会立马找个平整地儿躺下,全然不顾什么体面不体面的。段队长被问得无可奈何时,就会说:“我又不是龙王佬,哪儿能知道哪天下雨?”
那天,终于下起了小雨,大家都歇了工。每当这时,我们知青窑就成了俱乐部。怀页和一群年轻人来了,一些女子和娃娃们也来了,都聚在我们窑里,说着、唱着、笑着、闹着,还有的打着扑克。
怀页正在说着什么,突然停了下来,抬头注视着窑顶,半天不动,最后说是顶上有条缝哩。我们一看,顶上确实是有条细细的缝儿,就在靠着窗户的窑顶上,那是我和王蕴环睡的位置。我们每天躺在炕上,睁眼看着窑顶,竟没发现。怀页拿了一把铁锨,站在了炕上,招呼我们全躲开些。他小心地用铁锨试探着那条缝隙,我们远远地看着,并没觉着怎样。突然,随着一声巨响,烟尘四起,一大块土坷垃直砸了下来。只见怀页本能地顺身一闪,躲到一旁。
这突如其来的事件弄得大伙儿半天没反应过来,我和王蕴环脸色煞白地愣在那儿,看着我俩平时睡觉的地方被砸成了一个大坑。我们躲过了一劫。陕北的土质和别处不一样,凡是能挖窑的地方,那土就硬得和石头一般。说是土坷垃,其实它就是一块大石头。
两年后,我们住上了新箍的石窑。
后段家河,这里是我走入社会的起点。是这片黄土地和老区的乡亲们以他们博大的胸怀接纳、包容了我们,教会了我们如何做人、如何去面对社会。从而使得我们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无论面对逆境还是顺境,总能走得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
正如有人对知青的评价所说:“青春的记忆是他们生命中的一个底色,他们常常拿它作为辨别真伪的一个参照系。几十年过去了,历史和现状一旦让他们迷惑,他们就会拿出来比照一番,就可能会得到有血有肉的证据。”
再见了,留下我们无数脚印的山间小路;再见了,村中那条依然流淌的小河;再见了,我们曾经住过的窑洞;再见了,淳朴的陕北老乡们。再见了,那山、那水、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