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荒知青网 | “知青代表会”的由来与发展
2022年10月03日 09:35:52 来源:知青问题研究 访问量：1363次
作者:孙成民
通过召开综合的或单项的代表会议来总结经验、表彰先进、推动工作，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党和国家至今都沿袭并传承下来的一项重要工作措施。在知青上山下乡历史进程中，这一工作措施的基本内涵、发展路径、实际效应等，都有着独特的表现。这里，仅以四川为例，就“知青代表会”的发展演进情况作一概述。
“知青代表会”是指在知青上山下乡进程中，由各级党政及其部门为总结工作、交流经验、表彰先进、推动工作，而召开的以下乡知青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为主体的代表会议。它的产生与发展，与不同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所依托的历史背景及其发展变化相关联。
四川最早召开的知青代表会现难以查考，但参加这类代表会或座谈会的对象最早是不分工农、不分城乡的青年学生却是无疑的，这些“青年学生”在当时亦称为“知识青年”。如1956年4月重庆市知识青年积极分子大会召开，参加会议的知识青年积极分子有600 多人，团市委在大会上授予80人为“重庆市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称号。此后，全省各地大都采用召开应届毕业生代表会或座谈会的方式，动员落榜学生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如1957年4月，江津专区团委召开知识青年代表大会；同年5月，重庆市召开中学毕业生代表会议等。
这之后，由于一批又一批回乡青年为农村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一批又一批城镇下乡青年开始奔赴农村，一些地方开始不定期地召开回乡青年代表会或座谈会。此时，由于回乡青年人数占绝大多数，而且“下乡”与“回乡”在待遇上也区别不大，又都是参加农业生产，从户籍关系上看也都是农村人口，因此，召开这类代表会或座谈会，大多地方冠以“农村青年”代表会或座谈会的名义，这样既可包括回乡青年这个主体，又可包括下乡青年，都可称之为农村青年。
1960年11月，重庆团市委召开农村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座谈会。会议主题是“热爱农业劳动、立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参加会议的是奔赴农村并取得一定成绩的青年代表。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书记辛易之、常委廖苏华等会见了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全市农村青年中开展“五比”竞赛的倡议书，即比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雄心大志，比不畏艰苦、不怕困难的革命精神和革命志气，比成长得快、提高得快，比巧干和钻研精神，比宣传党的政策及时、执行党的政策坚决。这时的农村青年积极分子中已包含了一部分由城市到农村的青年。
这类农村青年代表会，其主办单位一般是当地党委、政府，有些是团组织、教育、农业等部门。因此，从一开始出席这类会议的领导规格就较高。一般来说，党委、政府主要领导人要出席会议并讲话，党政分管负责人作工作总结报告。因为这些都与当时从上到下强调加强农业、开发山区、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工作重点攸关。
1961年7月，由重庆市农业局、教育局、团市委联合召开了“全市农村知识青年代表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郊区各农村人民公社和各国营农场的知青代表共280多人。市委书记辛易之讲了话。会议授予赵孝荣、马永炼、王万荣等52人为重庆市农村知识青年积极分子称号。《重庆日报》发表题为《在农业战线上作出更大的贡献》的社论。
同年8月，成都团市委召开回乡青年积极分子座谈会。参加会议的以回乡知青为主，也有下乡知青及部分学校学生参加。市委书记郭实夫到会讲话，他鼓励青年们努力生产，艰苦创业，为建设新农村贡献力量。在会中，团市委表扬了在大办农业、大办粮食中取得显著成绩的张洪道、杨元安、范贵珍等65名青年，鼓励他们红在农村，专在农村，在农业战线大显身手。《成都晚报》还为此发表题为《青年们，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出自己的力量》的社论。 
自1962年下半年起，在国营农林场安置城镇青年学生已成为国家的一项重要工作。此时，围绕城镇青年学生的动员、安置、教育等工作而召开的这类代表会议，无论从会议名称上，还是参会人员上，体现城镇知青到农村的特征越来越明显。 
1963年1月，重庆市下乡上山人员代表会议和国营农场青年职工代表会议同时召开，来自各区县农村和29个国营农场的728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开幕时，市委书记辛易之作了报告；会议结束时，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讲了话，他说，知识青年响应党的号召，参加农业生产，方向是正确的，这是一种革命的行动，是一种移风易俗的行动。会议表扬了国营农场青年职工中的积极分子102人和先进集体8个。《重庆日报》在发表的题为《到农村去的路越走越宽》的社论中说，知识青年们要下定决心为这一光荣豪迈的事业干一辈子，用忘我的劳动、智慧和创造，在新中国的建设史册上，写下光辉灿烂的一页。
以农村回乡青年为主要对象的代表会议，旨在鼓励他们踏实苦干、多作贡献的精神，同时也对城市青年到农村以热烈的召唤。各地党政领导大多出席这些会议并作讲话，其会议主题、讲话精神，体现了鼓励回乡和城市青年奔赴农村、大办粮食的基本取向。这些代表会议实际上是后来召开的以下乡知青为主体的代表会议的前身。
1964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提出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有必要动员和组织大批的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参加农业生产。随后，四川各地掀起城镇知青下乡上山热潮，一个旨在大造声势、总结经验、表彰先进、推动工作为基本目的的各级下乡知青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会议纷纷召开。
1964年2月，重庆市下乡上山人员代表大会召开，这是现今查考到的四川第一次以下乡知青为主体的市一级代表大会。这次会议较之过去同类会议有一些新的变化。首先是参会人员广泛，参加会议的下乡知青代表既有市郊区县农村的，也有省内其他专县农村的，还有国营农林牧渔场的；有市属区县街道青年、知青家长代表等，还有安置下乡知青的涪陵、江津、达县等专县的负责人。其次是会议规格较高，以重庆市委的名义召开，市委书记辛易之、李唐彬、孙先余和驻军首长丁盛少将等党、政、军负责人出席会议。再次是会议主题鲜明，明确提出“动员起来，到农村去，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奋斗”的口号，旨在掀起下乡上山、向农村进军的热潮。还有就是会议宣传热烈，声势大、内容多。对这次会议所产生的效应，中央劳动部、省劳动局、省安置办的一个调查报告中有所记载：“重庆市通过这一次会议大造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从事农业生产意义的声势，掀起了一个震动社会各阶层、激发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到农村去的热潮，推动了全市动员工作的广泛深入开展”。
四川召开的最早以“下乡上山青年”命名的市一级代表会议，要算1964年3月成都市召开的下乡上山青年代表会议。这次会议是在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组织城市知青下乡上山决定以后召开的。市委书记郭实夫，副市长张为炯、漆鲁鱼、廖家岷等出席会议。参加会议的下乡知青代表，有从1957年就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有来自凉山、雅安、温江等地区和市郊农村的，有来自国营林牧场的，还有知青家长代表、城区街道青年代表和安置地区有关专县的代表等。参加开幕大会和听报告的共有5000多人。郭实夫在主题报告中说，知青参加农业劳动是伟大的革命行动，是党和人民的需要，是能作出贡献的。城市知青要到农村去贡献力量，发挥作用，要继承和发展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自觉地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自觉地和各种困难作斗争，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担子拣重的挑，要把自己锻炼成有理想、有志气的坚强的革命者。凉山、西昌、温江、乐山等地负责人发言，介绍各地情况，欢迎更多的城市知青到农村去、到山区去，为建设新农村奋斗。
1966年2月，重庆市召开下乡上山知识青年代表会议。这是“文革”前四川召开的最后一次有较大影响的下乡知青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主要来自达县、涪陵、江津、万县等专区和市属农村的插场、插队知青代表，还有来自街道青年、家长代表等，以及安置专区及部分县的负责人。参加开幕会议的共3000多人。重庆市委第一书记、市长任白戈出席开幕和闭幕大会，并在会上作报告。他希望下乡知青充分认识自己是站在一个重要的光荣的岗位上，积极投入到三大革命运动中去，锻炼自己成为一个革命者。市委书记鲁大东以及市委、市人委、市政协负责人出席会议。副市长陈荒煤作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实现革命化而奋斗》的报告。达县、万县专区负责人讲了话。
从1964年中央作出城市知青到农村去的决定，至1966年“文革”运动爆发之前，四川各安置有下乡知青的专、州、市、县，大多陆续召开过下乡知青代表会议。进入1966年以后，省安置领导小组要求还没有召开过下乡知青代表会议的地区，应在1966年7月底前，在党委领导下，以共青团和安置办的名义共同召开一次下乡知青代表会议，以表彰先进，树立一批大寨式的集体和先进人物标兵，推动下乡知青开展“比学赶帮超”竞赛热潮。可以说，这一时期各级召开的知青代表会议，无论是参会对象、会议规模，还是党政重视、会议主旨；也无论是总结经验、表彰先进，还是布置任务、推进工作等，共同构成四川“知青代表会”的必备内容与基本程序，这些都为此后更大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期间召开的知青代表会议提供了重要借鉴。
1968年12月毛泽东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以后，更大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在中国大地兴起，更大声势的知青代表会议也在四川各地相继召开。
四川知青基本上是以省内插队安置为主，在“说走就走”的初始阶段，动员与安置任务较为繁重，各地单独召开知青代表会的并不多。适应当时政治氛围的各类“积代会”“先代会”，如“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农业学大寨先进集体和个人代表会”等，在各地较普遍地召开。此时，一批下乡时间不长但颇有收获并取得成绩的知青被推荐参加了这类代表会。如重庆嘉陵机器厂到宣汉县插队落户的知青中，1970年被推选回厂参加厂“积代会”的知青代表就有13名，出席县“积代会”的代表有25名，出席地区“积代会”的有6人。据四川省毕业生分配组1971年底的统计，全省1964年以来下乡知青中，出席县以上“积代会”的知青代表共16155人，其中县14905人、地区1092人、省158人。
自1972年以后，四川各级共青团、妇女联合会、贫下中农协会等相继召开代表大会，下乡知青成为这类群团组织的基本成员之一，其先进代表也被推荐参加这类会议。如1973年4月召开的共青团达县地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全区11个县共有37名知青团员代表出席，其中有4人当选为团地委委员，占委员数的8%。1973年7月召开的共青团四川省第五次代表大会中，全省下乡知青团员代表就有127名，省委负责人在会中专门看望了全体知青代表；在当选的139名委员、候补委员中，就有8名知青榜上有名，其中在凉山落户的成都知青孙传琪当选为团省委副书记。
与此同时，四川很多地方开始以党政或主管部门的名义召开知青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代表会议。1973年4月，毛泽东主席给知青家长李庆霖复信以后，通过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精神的传达贯彻，四川各地加强知青工作、统筹解决知青问题，成为当时知青工作的主基调，而召开知青代表会也成为了一项重要的工作措施。
1973年7月召开的重庆市下乡知青代表大会，则是当时四川影响较大的一次知青代表会。出席这次会议的有20个代表团，其中市属各区县11个代表团，涪陵、万县、达县、南充、江津、内江、宜宾等对口地区7个代表团，还有云南生产建设兵团、驻渝部队2个代表团，共有2327名代表参加会议。这次会议是在贯彻落实毛泽东主席关于“统筹解决”知青问题的精神下召开的，重庆市委给予高度重视，主要领导亲自抓，市委书记鲁大东主持各代表团团长会议，市委书记丁长河在大会上作工作总结报告。会上有27位代表作大会发言，其中下乡知青代表11人；大会交流了经验，表彰了先进，部署了工作。
由于知青代表会是分级召开的，而县级是最基本的单元，因此，四川很多县的党政都制定有定期召开知青代表会的计划，一般是一年或两年召开一次，也有不定期召开的情况；地、市一级范围就更大一些，凡定有工作计划的，也至少为两年召开一次这类代表会。一般来说，上一级知青代表会的代表是在下一级代表会中推荐选拔出来的，其代表性、影响面会更大一些。
召开“四川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代表大会”的计划，是在1973年9月结束的四川省委、成都军区党委知青工作会议期间就有所酝酿的。1974年初，省委确定下半年召开；当年7月，全省地、市、州知青办主任会议对此进行了研究；此后，省委知青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向省委“建议在11月份举行”。由于诸多原因的影响，四川省知青代表大会于1975年11月在成都举行。
这次知青代表大会，是以省委、省革委的名义召开的，也是四川召开的第一次全省知青代表大会。参会代表主要是全省下乡知青中的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还有四川赴云南支边知青的代表、回乡知青代表、贫下中农代表、社队干部代表、家长代表、带队干部代表、动员和安置工作的先进集体代表等，以及各市地州和县负责知青工作的领导，共计1200多人。时任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主任、成都部队第一政委赵紫阳，省委、省革委、成都部队、省军区领导出席开幕大会。省委书记许梦侠致开幕词，省委书记杜心源作《全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动员起来，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主题报告，省委书记王黎之作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的传达报告，省委书记谢正荣颁发先进标兵奖状，省委书记杜心源致闭幕词。这次大会的代表之广、场景之盛、规格之高、宣传之热，都是四川同时期其他代表会中少见的。
宣传典型、表彰先进，始终与召开知青代表会紧密相联。知青先进典型的事迹可以通过报刊、广播等进行宣传，而召开知青代表会则是增强其示范效应更为重要的方式之一。因为它一头连着先进知青这一群体，另一头连着舆论工具这一载体，更为集中地宣传先进知青集体和个人，其影响作用、激励效应也会更大一些。
鼓励先进、树立榜样，这是知青代表会的一项重要内容。可以说，从四川有计划地开展知青上山下乡以来，不论那一级召开的知青代表会，都会表彰一批做出显著成绩的下乡知青先进集体和个人。参加知青代表会的知青代表，一般以大队或知青点为单位，由下乡知青推选、贫下中农推荐、基层组织审定的程序选出，他们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和代表性；在众多先进知青参加的代表会上，再树立并表彰一批先进知青标兵，以突显其标竿作用，这是知青代表会的通常作法。如在1975年11月召开的全省知青代表会上，省委、省革委决定，授予梅跃农、孙传琪、巫方安、刘裕恕、孙成民、黄先汉、陈月霞、马永贵、蓝真有、张娟、陈沛、沈孝全、曲比吉甫惹和龙日军马场女子放牧班以全省下乡知青先进标兵的称号。这是四川知青上山下乡历史上第一次以省委、省革委的名义表彰的知青先进标兵。
上行下效，此后全省各地召开的知青代表会大多表彰了一批先进知青典型和标兵。如在1976年7月召开的成都市知青代表大会上，受到市委、市革委表扬的郊区县下乡知青先进个人有张官民、李子刚等31人；先进集体有龙泉驿区大兴公社青年队、双流县借田公社11大队3队青年点、龙泉驿区柏合公社跃进大队9队青年点等5个。在1977年3月召开的重庆市知青代表大会上，市委、市革委决定授予巴县红卫公社武学大队知青农场、南桐矿区万盛公社五和大队知青农场、北碚区蔡家公社石井大队知青农场等6个知青先进集体标兵；授予马永贵、李蜀霖等9人以知青先进个人标兵。
在这期间，很多地区和县召开的知青代表大会也都表彰了一批知青先进个人和集体标兵。如宜宾地委、地革委授予郑德琼、张明敦等8人和宜宾县孔滩公社青年队、古蔺县马蹄公社和平林场青年小组为知青先进标兵。内江地委、地革委授予钟玉华、卓云芝等5人为知青先进标兵。达县地委、地革委授予开江县红岩公社4大队知青农科队、宣汉县大成公社青年园艺场、达县张家公社西鹤山林场等9个先进集体标兵，授予冯德君、陈德吉等9人为先进个人标兵。
知青代表会除了对下乡知青先进典型进行表彰和宣传外，还要表扬一批为安置、教育、管理知青作出成绩的基层组织、农村干部、带队干部和知青家长，以及在城镇动员、学校教育和对口安置等方面取得成绩的先进集体和个人。如在省知青代表大会上，这方面的典型仅通过大会交流发言的就有：热情关怀知青健康成长的贫下中农代表贾玉仙、龚光碧、李二章，积极支持子女上山下乡的家长代表朱显英、彭海清，主动配合农村做好工作的带队干部代表齐正孝、吴庆喜，认真作好安置和培养教育工作的垫江、乐至县委和内江县朝阳公社、永川县茶店公社、南充县李家公社党委，主动做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的铁道部眉山车辆厂、成都铁路分局、重庆第二机制砖瓦厂、西昌铁路分局等。
不同时期召开的知青代表会议，离不开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的现实基础与背景，树立并宣传的先进典型也不可避免地会带有这段历史的痕迹。而从总体上看，以党委政府名义召开的这类代表会议，必然会对激励广大知青坚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对鼓励他们积极投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大搞科学种田、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战斗，对形成热爱农村、大办农业、学先进、赶先进、为建设新农村贡献青春的舆论氛围，对加强知青的培养教育、落实统筹解决的政策、唤起社会各界关心知青成长的热情等，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作者孙成民，系四川省社科院知青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曾于1969年至1978年在四川省开江县红岩公社4大队插队落户；本文注释从略。）
编辑：张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