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荒知青网 | 顾洪章：活跃在农垦战线的知青生力军

当代中国的农垦事业是伴随着共和国前进的脚步，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全国2000多个国营农场像珍珠一样镶嵌在祖国辽阔的大地上，推进着农业现代化建设，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早在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就有大批知识青年参加农场建设。据国家农垦部门的统计资料，截止到1966年，国营农场累计接收安置了25.7万名城镇知识青年。其中，1961—1966年相继有上海、北京、天津、武汉、浙江、江苏等6个省市的12.7万名知识青年参加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仅上海市去的就达9.6万人。他们成为兵团各条战线的一批骨干力量。担任师、团、营、连各级领导职务的有8000多人，受过农学、农机、畜牧、财会、教师、建筑、经营管理等专业训练的有1.2万人。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规模的扩大，高潮迭起，参加农垦建设的人数也急剧增加起来。1967—1976年国营农场共安置了220万人。其中黑龙江垦区为55万人，广东垦区36万人，上海市郊县农场32万人，辽宁垦区22万人，新疆、云南、内蒙古垦区各10万人，江西垦殖场8万人，江苏、湖北农场各5万人，湖南、安徽、北京农场各3万人，其它省、区的农场在2万人以下。在农垦战线安置的220万名知识青年中，有60万人是跨地区下乡的。其中，北京青年12万人，大部分到黑龙江垦区，少部分到内蒙古垦区；上海青年27万人，有12万人到黑龙江垦区，8万人到新疆垦区，4万人到云南垦区；天津青年8万人，半数以上到黑龙江垦区，其余主要到内蒙古和甘肃农场；浙江青年4万人，大部分到黑龙江垦区；四川青年4万人，绝大部分到云南垦区。

在中国农垦事业的发展史上，上百万城镇知识青年以创业者、垦荒者、建设者的雄姿，投身到这一伟大的开拓性事业之中，成为中国农垦事业的一支生力军。特别是在黑龙江、新疆、内蒙古、云南、海南等几大垦区，他们和转业官兵、老农垦员工、当地群众一起，将大片不毛之地改造为良田沃土，创造出巨大的财富，绘出了崭新的图画。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谱写出人生最壮丽的诗篇。他们用血汗书写的英雄业绩将永载史册。

当代中国农垦事业的领导者、组织者和创造者王震将军，在回顾农垦事业发展历程时，曾满怀深情地赞扬千千万万的内地有志青年。他说，当年那些风华正茂的创业者，几十年如一日，为开发边疆，发展我国农垦事业，呕心沥血，成为各级农垦部门的领导和骨干。他们不求名，不求利，把自己的青春年华、聪明才智都无保留地献给了中国的农垦事业。他们的创业精神，永远值得后来者学习。

在记述中国城镇知识青年为创建和发展我国农垦事业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时，人们永远不会忘记城镇知识青年投入到垦荒事业的先行者——青年志愿垦荒队。像业绩卓著的北京、天津、上海和温州等地的青年垦荒队，在《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第一章中已有记述。在这里要强调的是，他们这些青年垦荒者留给后人的不仅是那些被开垦的处女地，那楼房高耸的“共青城”，那欣欣向荣的渔村码头，更可贵的是他们那种志愿献身、无私奉献的精神，那种克服困难、艰苦创业的勇气。这是他们留下的最为珍贵的财富。

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一些青年垦荒者是自愿走入中国农垦大军行列中的。当时，他们本可以留在家乡继续升学，或选择就业。然而他们响应党的号召，怀着一颗为祖国建设奉献青春的心，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一条充满荆棘坎坷的创业之路。

青年志愿垦荒队大都是在荒无人烟、自然条件异常艰苦的环境中开始创业历程的。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当年进驻“北大荒”时，面对的是荒无人际的茫茫草原。他们立下了“落地生根”的豪迈誓言，头顶蓝天，脚踏荒原，以北大荒新主人的姿态，划破了沉睡千年的黑土地；他们冒着零下 30—40℃的严寒，每天往返 90多里，到深山老林中伐木备料，建起自己的新居，在萝北荒原的地图上标上了新的地名——北京庄。从此，他们用辛勤的汗水，换来了一个又一个金色秋天。他们的光荣业绩，在北大荒的开发史上永远闪烁着光芒。

当年，鄱阳湖畔九仙岭一带，荆棘丛生，钉螺遍地，人烟稀少，野兽不时出没。上海青年志愿垦荒队的队员们，就在这人迹罕至的荒山上开始了造福人民、建设家园的艰苦征程。他们正是凭着一往无前、不屈不挠的精神，并且经过几代垦荒者的艰辛创业，终于在鄱阳湖畔托起了如今享誉国内外的现代化的农村城镇——“共青城”。1984年，胡耀邦同志第三次来这里视察，挥笔为他们题写了“有志者事竟成”和“共青城”几个大字。“共青城”是一座充满生机的新城，也是一种艰苦奋斗、开拓奋进精神的象征。

1985年10月15日，在江西共青垦殖场成立30周年之际，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又给新老建设者写去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信中说：“30年前，你们中间的老一代人响应党的号召，高举向困难进军的旗帜，发扬坚韧不拔、艰苦创业的垦荒精神，勇敢地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30年来，你们在鄱阳湖畔的荒滩野岭上安家落户，生根开花，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创建了生机勃勃繁荣富裕的共青城。这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青年的一个富有教育意义的创举”。“今天，在我们党领导十亿人民进行改变自己命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仍然需要大力发扬你们这种极为宝贵的垦荒精神。一切有理想、有抱负、有出息的当代中国青年，都应该从你们的奋斗历程中悟出一个不朽的真理：中国青年的光明前途要靠自己的双手去开辟。”

正是在最先投身中国农垦事业的青年垦荒队员创造辉煌业绩的感召、鼓舞下，一批又一批城镇知识青年投身到农垦事业之中去。进入农垦战线的知识青年虽然仅占全国下乡知识青年总数的16.4%，但由于他们下去的时间、地点、人数集中，又大都是按军队的方式进行组织和管理的，因而具有较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和较强的战斗力、凝聚力。同分散插队的知识青年相比，农垦职工、“兵团战士”的称号更容易焕发这些热血青年的使命感和自豪感，在农垦建设中，这支富有朝气的生力军，创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他们当中涌现出许许多多的英雄模范人物，成为农垦战线知识青年的优秀代表和学习的榜样。

 天山红柳——杨永青

1965年7月，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出国访问回到新疆时，专程到石河子垦区看望了在那里工作的上海市知识青年。当时由新华社发出的一幅周总理同上海知识青年亲切交谈的珍贵照片中，那位在周总理身边，面带微笑、洋溢着幸福感的姑娘，便是被新疆父老乡亲们亲切地称为“天山红柳”的杨永青。

1979年2月17日，正在大批下乡青年返城的高潮中，《中国青年报》重新刊登了1965年周总理在石河子会见杨永青等上海知识青年的珍贵照片，并以近半个版面的篇幅，发表了杨永青扎根边疆、建设边疆先进事迹的长篇通讯。杨永青高中毕业，因病未能参加高考，后在上海参加了工作。1964年春，她一连写了三份申请书，坚决要求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参加屯垦戍边。领导上考虑她的身体情况，未予批准。在香港工作的父亲也来信劝其留在上海，将来再升学深造。可她决心已定，在向党组织递交的一份决心书中写道：“冲破万重关，创业在新疆，一心为革命，誓死不回头。”经过几番周折，终于如愿以偿，成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一名军垦战士。

在新疆，杨永青经受了种种艰难困苦的考验。在芦苇丛生的沼泽地开荒时，要把那些深扎一两米、像玉米棒子粗的苇根刨出，血泡布满了双手；盛夏，大西北的骄阳似火，烤得她脱了一层又一层皮。“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她默默地咽下泪水，工作照干不误。她起早贪黑，废寝忘食，多少个节假日都是在农田、实验室和书店里度过的。在“回城风”中，家里的亲人对她扎根新疆的决心不理解，她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终于坚持战斗在边疆。

杨永青就像戈壁滩上那不畏严寒、不怕酷热、在万里沙丘上顽强生长、给大漠带来勃勃生机的红柳，对广漠的边疆一往情深，得到了党和人民的赞颂。她1973年入了党，被选拔为团场“五七”大学的副校长、副团长，共青团自治区委副书记，五届人大代表，五届人大第三次大会主席团成员。1979年春，已经担任共青团自治区委副书记的杨永青向中央领导同志提出重返农业生产第一线的要求，得到了团中央和新疆自治区党委的批准，她喜气洋洋地回到石河子总场，又重新战斗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

 苦心钻研“金鸡纳”种植技术的——辛温

北京下乡知识青年辛温的名字是和一种名叫“金鸡纳树”的珍贵热带植物紧紧联在一起的。1968年她奔赴西南边陲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后，为了这种热带植物在中国土地上扎根，贡献出自己的青春，取得了优异成绩。

金鸡纳树成品叫金鸡纳霜，是制造奎宁药的主要原料。20世纪初期才移入我国试种。在国民党统治时期8次引种都失败了。刚刚成为兵团新兵的辛温把全部精力投入到金鸡纳的培育之中。

金鸡纳的种子小如芝麻，薄如纸，3300粒才有1克重，价格昂贵，一两黄金才换来一两种子。这种植物的出苗率很低，国外培植的出苗率一般在20%左右。担任苗圃排排长的辛温，在党支部的支持下，成立科研小组，她早出晚归，细心观察，精心培育：在没有实际经验的情况下，凭着一种热爱科学、勤奋吃苦的精神，终于使金鸡纳种子的出苗率达到39%，最高的达71%，为培养我国的金鸡纳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金鸡纳出苗后，易受枯萎病威胁，成活率很低。她读了大量的科技读物，刻苦钻研，一次再次地实验，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使幼苗增强了抗菌能力，大大降低了枯萎病的发病率，提高了幼苗的成活率，金鸡纳的单株成本也由原来的5角3分降到2角钱。

辛温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写出了《金鸡纳幼苗培育过程》一书，为兄弟单位试种金鸡纳提供了借鉴，也填补了我国在培育金鸡纳幼苗方面的空白。

1973年，在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听到北京市汇报到有关辛温的事迹后指示说：这个青年写的书，要印出来。并赞扬说：这些青年真可爱。

1979年8月，辛温作为先进知识青年代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受到华国锋、李先念、胡耀邦等中央领导人接见和鼓励。

 当上农场工程师的——方瑜

1979年2月，国家农垦总局编写了一本介绍国营农场知识青年从事科学实验的书，书名《勇于攀登的青年人》，其中有黑龙江省八五三农场北京知识青年方瑜扎根边疆、积极开展科学实验的事迹。1964年9月，方瑜高中毕业后，响应党的号召，来到八五三农场，作为一代有文化的青年，处处注意把自己学到的知识运用到所从事的工作中去。他在猪场养猪时，学会了给猪打针，收集了不少兽用土药方，用土办法给猪治病。猪场水井有 30多米深，饲养员每天要打一百多桶水，劳动强度很大。他在井里安装了个水泵，并试制了水位控制开关，结束了吊桶打水的历史。在修配所工作时，他和工人们一起设计制作了一台可控硅恒流充电机，不仅解决了生产的急需，而且节约资金2000多元。还制作了发电机配电盘、发电机可控硅自动调压器等电器设备，实现了机车电器修理不出分场。

在农场13年，方瑜先后革新和制成了可控硅恒流充电机、电缆测断仪、电子控制高压油泵试验台、晶体管粮食水分速测仪、电子定量计算泵等电器设备。他设计的品体管粮食水分快速测定仪，构造简单，使用方便，可以及时知道场上晾晒粮食的水分，保证粮食及时出场、上交的进度和质量。他制造的晒场粮食自动记数称，既能定量装袋，又可称粮入囤，还可以自动累计斤数，大大减轻了工人繁重的体力劳动，解放了生产力。

方瑜扎根农场，奉献自己知识和才干的行动，受到了广大工人的欢迎和称赞。1979年1月，他被提拔为农场工程师。

 情系橡胶林的群英

在云南、海南垦区的下乡知识青年和发展我国的橡胶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

60年代末70年代初，两个垦区分别接纳了来自北京、上海、四川、广东等省市的20多万下乡知青。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老一代农工的带领下，用自己的青春染绿了座座荒山，用自己的汗水凝就了片片胶林。

张秀珍：广东省东莞县（现东莞市）下乡知识青年，1970年来到海南岛最南端——人称“天涯海角”的南岛农场，当了一名割胶工人。

当她得知有一处边远林段的可割胶树占2/3而单株产量很低时，主动要求去这片胶林工作，决心改变胶林的落后面貌，提高橡胶产量。她用孱弱的双肩，挑土施肥，填盖表土，垫须护根。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她挑烂了 12只粪筐，给胶树施肥 19万斤。她苦练割胶技术，坚持天天收工后在门口的树桩上练刀，做到下刀准、行刀稳、收刀齐，成为全队最优秀的一级割胶工。创造过一刀割胶 68.5公斤的好成绩，荣获海南垦区知识青年“割胶标兵”的光荣称号。 

郭子龙：云南西双版纳胶园东风农场的上海下乡知识青年。他是云南农垦胶园夺高产标兵。他和战友们战胜了干旱、台风的侵袭，靠勤奋，靠科学，连夺橡胶高产。1977年，郭子龙一人生产折合干胶 3.79 吨，创造了农垦系统的高产纪录。他带领的一班人均产干胶 1.82吨，成绩喜人。1978年，郭子龙当选全国五届人大代表。

朱国雨：广州下乡知识青年，1968年来到海南。他同农工们一起积极开展科学实验活动。他们爬山越岭，采集 200多种草药，经过反复试验，创造了用中草药治橡胶根病、刺激乳胶增产的方法，写出了《橡胶根病诊治方法》的小册子，在垦区广泛推广。为了解决测定胶乳干胶含量这一难题，朱国雨用业余时间和假日进行162次试验，终于试制成功第一部光电测胶仪。他在胶园进行的革新、科研，硕果累累，受到广大农垦工人的欢迎，荣获广东“知识青年标兵”的光荣称号。

在我国橡胶事业的发展中，广大下乡知识青年与垦区工人、技术人员联手，创造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到80年代中期，我国天然橡胶的自给率就已达到了50%。如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虽然早已离开了胶林，而当年创下的业绩却会永远留在史册上。

【顾洪章简介，男，1930年生，辽宁省沈阳市人，1948年11月参加革命，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4年以后相继在内务部、农垦部从事救灾、移民和支援边疆工作。从1962年起全国开展知青上山下乡，持续20年。自始至终参加了全程知青工作。1973年曾任国务院知青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1978年任国务院知青办（直属局级）办公室主任、党组成员。1992年离休后，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和《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两部知青史书。本文摘自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217-224页）---“活跃在农垦战线的一支朝气蓬勃的生力军”一节，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1月版。】 

来源：知青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