骈江芳
草原情牵万里之遥,世纪之约绿色链接。冥冥中我们早已相识,其实我们从没谋面。这两条铁轨早在五十多年前曾经相交又背道而去,有机会相识却没有缘分谋面。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半个世纪的追寻一个小时的会面,在此时上演啦!我和知青好友“干枝梅”报团“新马之旅”与在新加坡生活的几位西旗知青相会在新加坡某酒店。我们终于在五十三年后第一次见面,这也可能是今生今世的唯一会面。这次出国游,甚至堪称奇迹之旅!
何自力,一个新加坡华侨。1967年随父母回到中国,他那时候和我家都住在河北大学家属院。在文革时期被裹挟也上山下乡来到草原。我们曾经都是呼伦贝尔草原知青,曾经在网络上互有交流,发邮件通信。这次和他见面的第一句话,他先说:“我和你弟弟认识,他现在怎么样?”我说:“他很好,时常念叨你。”
他说“那时我们一起踢球,在河大家属院里。”我说“你们男孩子一起玩,我们女孩子是不踢球的,想不到我们曾经近在咫尺却不认识。”谈话就这样开始了。
那天,新马旅游团加了两个景点,本该晚上8点多就入住酒店的,结果推迟时间10点才到。此时,他们已经在酒店等我们好久,我俩顾不上办入住手续赶紧跑过去和他们握手言欢。虽然没有见过面却也没有陌生感只有亲热的寒暄,说不完的草原话题……
我们五人来自西旗四个公社,我和余效敏是克尔伦牧场的知青;何自力是达赉公社知青;李琦是杭乌拉公社知青;李继军是黄花公社知青。大家想不到竟然在异国他乡相聚。这次会面多亏李琦的联系,他开私家车将何自力带到我们旅游团下榻的酒店,才实现了这次难得的世纪之约。
李琦和李继军是夫妻,他们双双在新加坡给女儿看孩子。因长期生活在这里对新加坡比较熟悉,每天开车接送外孙和外孙女上下学。他说只要给了酒店邮政编码就可以导航找到酒店。说实在,那天的景点行程对我来说并不重要,晚上的会面才是本次旅行的最重要的节目,多少年来我一直期待这一刻。
早晨我俩还在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候机,晚上我们五位草原知青竟然梦幻一样的在万里之遥的新加坡见面啦!真是“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2008年是下乡四十周年,我与新加坡的何自力在网络上取得联系,因难忘草原情结纪念下乡四十周年他通过邮箱发过来他的文稿、书法、诗词、画作来纪念我们曾经的草原岁月。并赠送邮寄过来他的著作《心里话》拜读过他的作品,深感他的人品,他的真诚,他的本色。自何力是艺术家、音乐家、画家、作家。他多才多艺会弹钢琴、会唱歌、并且是专业水平。在天津时家里有风琴可以随时弹奏,他开画展,出画册,还是新加坡联合早报副刊的专栏作家。一个人能做好这么多事儿,真是个不可多得人才啊!
本文作者乌兰花为新右旗克尔伦牧场天津知青2024.4.12.于津
在写前面:45年前的1979年1月,云南西双版纳农场的几万知青开始回城,揭开了全国知青大返城之序幕…… 2023年12月18日,很久以来想做的一件事终于达成 ——我和丁惠民先生第一次通了电话。感谢当年的知青朋友WSD的帮助。
丁惠民是云南景洪农场的上海知青,出生于1953年,父母都是普通工人。1966年,他读上海历园小学6年级。因为1966年6月以后全国学校停课,他无学可上,这也是他的最高学历。
1970年,和他的同代人一样,作为小学六年级还没有毕业的孩子去了云南景洪农场10分场(曾经一度改编为“生产建设兵团一团十营”,后又改回原名)。云南景洪离上海有四千多公里的距离。
丁惠民 1978年,他带领西双版纳数万云南知青采取行动,公开“我们要回家”的诉求。他起草三次请愿信,上万名知青签名按手印,他们三次发信给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没有回信;他们举行罢工,要求回家,没有结果;最后,28名知青代表从西双版纳出发,在昆明—北京的火车不准他们乘坐的情况下,改乘昆明—成都的火车,终于辗转到达天寒地冻的天安门广场。在广场上,他们举起了“我们要回老家去”的横幅。
我找到1968年12月22日的《人民日报》,拍照放在这里。照片上有毛泽东的一段话,当时被称为“最新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毛泽东在此前和此后,都作有关于知青的“最高指示”,一直持续到他在1976年死亡前几月。但这一段包含了一组对一个社会巨大群体打击沉重的新概念。其中的“知识青年”,是指城市学校的学生,后来被简称为“知青”,毛要他们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些新说法、新做法,导致文革中一千八百万城市青年离开父母、离开家庭、中断教育,到遥远的农村去,并被要求在那里“扎根”,即永远不再回城。
“知青运动”,被列为文革造成的主要“新生事物”之一。反对这些“新生事物”就被说成“反文革”,就是“反革命”。“反革命”是那时候最严重的罪名之一。
55年过去了。有人说,知青是自愿下乡的,现在虽已经回城,依然眷恋着乡村。什么叫“自愿”?只有在可以选择的情况下,才会有“自愿”。而知青从来没有过选择的可能。直到毛泽东死亡两年多后,1978—1979年云南知青抗争返城。1980年,知青下乡政策被停止。
在丁惠民之前,知青们已经想了很多办法回城回家:“走后门”“找关系”,给干部送礼、送钱,想办法办“病退”“家庭照顾”“独生子留城”,女生设法找城里丈夫结婚,用性服务贿赂有权有势的干部,各种各样。概括地说,就是个人在“最高指示”构建的大网上,找个小洞钻过去。钻小洞并不容易。除了物质和性服务的付出,还有道德和心理的永久伤害。
1971年,第二号人物林彪摔死在蒙古以后,知青的事情似乎有了一点松动。1972年底,福建莆田县的农村小学教师李庆霖冒险给毛泽东写信说,他的儿子是1968届初中生,在农村插队收入低,不能养活自已。毛泽东给他寄了300元。
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由于强奸多名女知青,两名军人干部贾小山和陈国良被判处死刑。新华社记者把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用十六种方法捆绑吊打知青,写进“内部参考”,作为“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问题通报。但是知青们都明白这些措施只是要修理枝节让他们继续留在农村,而不是让他们回城。
北京知青钟阿城,和丁惠民在同一个分场,八十年代他成为知名作家。1978年他办理回北京的手续,景洪农场不给他户口。场长夫妇到北京。阿城妈妈请他们在大饭店吃饭,场长妻子说想要毛毯(当时一条价格超过一般人一个月工资),阿城妈妈立即买了送上,但户口还是没有给阿城;场长妻子又说要吃银耳(当时一斤价格超过一般人半个月工资),阿城赶快买了一斤送去,还是不被放行。当丁惠民的油印公开信传开,农场领导问钟阿城是不是他写的。阿城指出信中有病句,以证实不是他写的。在那种情况下,农场干部立刻把户口给了他让他回北京,以免他加入知青抗争事态。
我和我的大妹妹小时候都跳了班,她14岁,我16岁,作为知青到了云南。我们无路可走,在劳动之余自学了从中学到大学的数理化课程。文革后恢复高考,我的父母平反后,我们以高分考进了最好的大学。我知道我们是例外的例外,同龄人都没有在学校学过中学数理化课程,很少人能考进大学。
但是,勇者、智者如丁惠民,他领导的抗争,帮助了所有的知青。 1979年1月,西双版纳农场的几万知青开始大回城。一时间转户口的地方出现了大拥挤,因为知青怕办晚了就不让办了。
丁惠民是1979年10月最后离开西双版纳的。他父母工作的工厂已经搬到湖北,妈妈提前退休,让丁惠民办了“顶替”。两年后他和一名西双版纳的重庆知青结婚,他调到重庆的一家高温作业工厂当工人。他们有了女儿。
回忆当年北京请愿,丁惠民说到,实际上去了28个半人,因为28人中有一个女知青是怀孕的,在北京差点发生流产,把他急坏了。好在没有出事。那个孩子长大后考进了幼儿师范,她喜欢小孩子,现在是很好的幼儿园老师。谈到这个叫着他“叔叔”长大的知青二代,丁惠民的声音里满是温情。
绝大多数知青以个人方式设法离开农村,丁惠民却选择抗争被强加给整一代人的所谓知青生活。他是站出来为自己也为全体知青回家的公开明确地争取的那个人。他领导了抗争的全过程。在全国一千八百万下乡知青中,此前,没有任何一个人像他那样做。
知青回家运动没有发生在有更多上海知青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也没有发生在有更多知青的东北建设兵团,却发生在云南,因为那里有丁惠民,有那个领导大家采取行动的人。拿英国哲学家柏林的话来说,是坚持运用“积极自由”的人;拿简单直白的话来说,他是个英雄。
一位比知青一代年轻十多岁而没有当过知青的朋友说,在从丁惠民身上,可看到“虽千万人吾往矣”中那个“1”的力量(即英文所说的power of one),那个赋予后面无数个零以意义的“1”的力量。没有前面他这个1,后面的无数个零也只能还是零。他有决心,有愿景,有行动力,也有领导力。他没有号召别人冲锋而自己却躲进战壕里,而是身先士卒,冲在最前面撤在最后面。
这位年轻朋友为丁惠民的所作所为流下了眼泪。她说,假使可以选举,我会投票选丁惠民当市长…… 在全国一千多万知青中,丁惠民是独特的和非凡的。他对知青群体命运的体验与对自己行动的选择和担当,帮助后来者免于被强迫中断学校教育、被强迫离开父母,去遥远的地方“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从1978年10月到1979年10月的一年,成为值得曾经的知青不能忘却的一年。当年的知青和后世来者,当向丁惠民和他的知青同伴们的抗争,投去深深的敬意。
向丁惠民致敬!
作者简介:王友琴,1952年出生,1968年毕业于北师大附属女中,曾作为知青下放云南。1979年以全国高考文科状元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8年获得中国社科院文学博士学位。1988年赴美,曾在斯坦福大学教授中文,现为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教授 、知名的文革研究学者 。
文章来源:新三届 2023年12月22日
他坐在悬崖的边缘(四)
——史铁生的故事
霍 秀
我们楼上楼下小心翼翼地参观着,眼花缭乱地赞美着,看到他俩的五星级卫生间和巨大按摩浴池,还有如厕后能够冲洗的马桶,那真是此生第一次开眼,想象力不够丰富的都不知道怎么用。为了让我们每个人都能有单独的一间卧室和独立卫生间,到洛杉矶的第二天,我们就帮立哲搬家,他在别的区又贷款买了一幢别墅,全家搬过去住,这座别墅留给我们住。张瑾把我们带到自己的卫生间,一一介绍刚买好的各种洗漱用品和卫生器具的用法。为了这六位同学能住的舒服,他俩匆匆忙忙准备了好多天,总算弄了个七停八当。
孙伯母喜欢带着我们上街逛,她说着中英交杂的语言:“走,咱们去Yard sale!”Yard sale是美国一道非常有特色的人文景观。一些美国人生活虽然富裕但绝不浪费,喜欢把自己闲置的物品,衣物,家具,书籍,首饰等打理干净,每周日放到院子里摆卖。一方面清空了家里闲置旧物,也顺便跟邻居路人友好地聊天交往。但通常摆Yard sale的都不是想花太多时间去卖钱,主要目的是清理旧物,所以卖的东西的价格一般都很低,有时甚至半卖半送,只要买家将东西搬走就好。
我和希米,柏晓利三位女士收获颇丰,现在柜子里还留着一大堆首饰。记得买的时候挑了一条项链,金发女主人拿过来一个装满首饰的盒子,晶莹的眸子就像大海蓝色的眼睛。她笑眯眯地看着我:”都送给你,拿走吧。““哦不,谢谢,不可以的,我不要。”“你很美,一定要送给你。”怎么推辞也没有推辞掉,那位魅力女主人的诚意让我深深感动。
而我喜欢观察的不是那些便宜的物品,而是那里的人。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有光芒,这么灿烂,而且爱助人。走在路上东看西看时,经常有人问我,是否需要帮助?从老人到小孩子,无论什么年龄,全身都洋溢着一种从未见过的惬意和美丽。是善良,无拘无束,还是宗教带来的爱意?或许这就是人的本真,而我们已经失去了生命的底色?
我早就习惯了在恐惧、提防和冷漠的环境下生活,习惯了登峰造极的歌颂和深入骨髓的仇恨。走在大街上,哪里敢向陌生人微笑?别人要多看我一眼,我都会赶紧回避他的目光。这里则不然,不管是否认识,只要迎面碰上,四目恰好相对,对方就会送给你一个毫无防范之心的善意微笑。开始时我有些警惕而且奇怪,他干嘛冲我笑?他想干什么?后来才知道,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收获信任和友好的眼神。我甚至在想,这里才像是人类王国。以前去过日本韩国等东南亚国家,却为何没有这种感觉?
他们被上帝吻过吗?也许这应该是最基本的文明教养,是一种久违了的常识。这种人与人的关系我几乎没有经历过,一路都是快乐生命的波浪,闪烁着色彩缤纷的光芒。仰望苍穹,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弥漫天宇,让所有的人服从于某种秩序和大爱。
比如希特勒,你不能说他没有精神,有仇恨鼓舞起来的那股干劲儿也是一种精神力量,但你可以说他丧失了灵魂。灵魂,必当牵系着博大的爱愿。
生命的意义/ 不在于它的长久,/而在于它/ 为后人所带来的典范。 ——史铁生
(未完待续)本文作者曾为插队山西的北京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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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铁生的故事
霍 秀
从宙斯到女娲,从康德到尼采从宙斯到女娲,从康德到尼采,还有苏格拉底、耶稣和成吉思汗,还有人类的起源、迁徙和血缘关系,宗教和无神论、社会的进步和退化……“咱们的时间太有限,生命和事业都经不起折腾,赶紧学呀。“ 立哲说。,还有苏格拉底、耶稣和成吉思汗,还有人类的起源、迁徙和血缘关系,宗教和无神论、社会的进步和退化……“咱们的时间太有限,生命和事业都经不起折腾,赶紧学呀。“立哲说。
几十年的文化断层,使我们既不了解如今的西方,也不知道中国的过去,生命被撂荒的时间太多,人人都有一种如临深渊的危机感,中国向哪里去?我向哪里去?如今新的知识和思想涌了进来,冲刷着大一统的荒芜地带,清流使患了沙漠症的心脏生机勃勃, 终于我们知道了那是一片荒漠。这帮人就像进入炽热的青春期,疯狂着躁动着,一个个身无半亩,心怀天下,立志读尽人间书,立志让荒漠不再拒绝绿洲。
“等等,你刚才说的再重复一遍好吗?”我经常这么急匆匆地叫,恨自己没带个录音机。
这是我们一年一度的聚会,大家敞开了吃喝,抡圆了忽悠。后来被阎阳生雅称为“沙龙”,陈冲戏称为“裴多菲”。
这种聚会一共也没有多少次,细细算来大约只有六七次。每次结束大家都意犹未尽,把头转向我:“下次聚会什么时候?等你安排呀!”
聚会是我和铁生商量着办的,当然不能让他张罗,我就成了聚会召集人。
记得是两三次聚会之后,我想,这种聚会太难得了,就像精神上的吸氧和洗练。可惜那些跳跃的思想稍纵即逝无法复制,令人遗憾。再聚会应该把它录下来,以后说不定有机会整理出书。思忖许久,我却不敢承担那复杂繁浩的文字整理工作。忽然想起学兄阎阳生,他是1977年高考的中国文科状元,极擅长纪实文学的写作,如今正在进行清华附中“史记”的采访编纂,为此日前还找我小谈过一次。于是,2006年春节到来之时我们便邀请阎阳生同来相聚。聚会时他果然兴奋异常如获至珍,必打开录音笔,捕捉那些飞扬的思绪。他的手快笔勤,一些聚会短文和照片很快就见诸报端。
生命在闪耀中现出绚烂,在平凡中现出真实。一个伟大的灵魂,会强化思想和生命。——史铁生
聚会时,如果大家聊得尽兴,铁生坐的时间稍长些,希米就会拄着拐杖一歪一歪地走过来坐到旁边,静静地给铁生按摩双腿。那腿早已肌肉萎缩,像是两根没有任何知觉的干树枝。但希米却从不放弃,她轻轻地怜爱地捏着揉着,希望荒芜充满水分,希望沙漠长出灵芝 。
衣着上铁生十分随意,但每次聚会都会看到他脚上十分扎眼地穿一双崭新时尚的运动鞋,鞋带系的整整齐齐。希米总会调侃地说:“看我们领导今天的鞋子好看吗?这是那天在某某商场买的。他的鞋永远不着地,所以永远是新的。他是有几双好鞋……真浪费,你们说是吗?”
说实话,漂亮的运动鞋穿在铁生的脚上并不十分适合,两条松松的裤腿下面,鞋子总是显得很大并有点夸张。这是铁生希望能用生命换取的奢侈。铁生曾说,他愿用一生的生命去换取刘易斯一天的双腿。我不知道,他是明明知道不可能换取才这么说的呢,还是真心希望做这样的交换?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铁生将如何计划每一秒钟、如何度过每一秒钟?他将用什么方式来证明自己全部的生命力和爆发力?还有跑它三十公里的耐力、还有猎豹般健美的双腿、还有条状的坚实肌肉、还有奔跑起来像云中雷霆的响亮炸裂,还有用脚亲吻大地的初恋陶醉?对铁生来说,这是地老天荒也享受不到的幸福,是用尽笔墨也无法形容的残酷。
生命的意义莫过于/学会在幸福中流泪 ——史铁生
有了希米细致入微的照顾,铁生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不敢想的事儿能想了,根本不能去的地方能去了。1997年夏,我们竟然从东半球升空,在天上飞过了北极,然后降落在西半球的洛杉矶。
同行共六人,铁生夫妇,还有清附同学张铁良,王立德,友谊医院的医生柏晓利。铁生生病后几次住在友谊医院,柏晓利是他十几年的大夫,同学们去看望铁生就与柏大夫熟悉了。这次同来美国,就是给铁生的安全系数上个大保险。
我们坐着立哲买的大房车在美国的高速路上撒欢奔驰,大喊大笑。使劲儿掐自己,很疼,再掐,更疼,不是梦。立哲也疯了,车飞驰的时候,他开始嘚瑟,把两个脚丫子放到了方向盘上,双手高举着说:“现在这车是自动驾驶,快来看!”那时候根本没听说过什么定速巡航,大家都看傻了,啧啧称奇,感慨不已。
美国的高速路延伸到看不见的远方,就像是对明天热切的梦想。
这是立哲惊天动地的创意,他和铁生是生死之交。他说,铁生一定要到美国看看,再不来怕是来不了了。他说,买房车是为了铁生,他在轮椅上坐一两个小时就必须躺倒放平,所以房车后面部位的双人床是给铁生希米准备的,别人不许躺。这次玩儿,这帮人要跑遍美国,亲眼看看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没落,看看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劳苦大众。美帝国主义说不定哪天向我们疯狂进攻呢,开着房车,吹起小螺号,冲向糖衣炮弹。
先到了洛杉矶立哲的大别墅。孙伯母笑着迎出来,80多岁的老人,精神矍铄,面容慈祥,脸色白里透红,走路脚下生风,白发底下生出黑发,让人惊羡万分。我们诧异地问她如何保养的身体,她告诉我们,自己是虔诚的佛门弟子,潜心修炼才获得了这种健康。再跑出来的是立哲的妻子张瑾,两三年未见,张瑾变得成熟干练,动作敏捷,快速利落。抱着他们一岁多的宝贝女儿楼上楼下地跑着,忙不过来。
这是个大家庭,有两位老人需要悉心照顾好,张瑾自己的妈妈和孙伯母。还要照顾好北玲留下的两个孩子捷声和捷妮,这应该难度更大。她自己也是宝妈了,还帮立哲打理着几个公司,家中还隔三差五地招待着各路朋友,走马灯似地来来往往。只要来了客人,基本都吃住在他家。我几乎没见过张瑾走路,都是一溜小跑,有时累得弯腰捶背,大喘气。我心疼地说:“张瑾,你实在太累了,快坐下歇会儿吧。”她笑答:“ 不行呀,没时间坐。我原来以为嫁给立哲是来享福的呢,原来是来干活儿的!不能以一当万的没法做立哲的婆姨!”
敢嫁给立哲的,真得是女中豪杰。除了女人必备的十八般厨艺妈艺园艺, 还得有胆有识,有包容有情怀。这次,我们这一帮人就住在他家,吃在他家。这是多麻烦的事儿呀?家里要招待一帮朋友住上十天半个月的,该多劳神多辛苦,想想都累!张瑾硬是承担下来了。(未完待续)
本文作者曾为插队山西的北京知青
78年那点事
李 琦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的1978年,中国百废待兴,我当时在大庆油田一个偏远地区,见证了中国雄心勃勃的一面。华国锋主席提出了要找到四、五个大庆油田规模的油田,加快进入现代化。我当时的大庆油田天然气公司下属的基层单位“喇嘛甸压气站”是给大庆乙烯化工厂输送天然气的重要单位,我当时是党支部书记。
那年“工业学大庆”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峰,每天迎来大批的全国各大企业领导参观学习。长一百多米宽五十米的高大厂房五台上海生产的大型天然气压缩机日夜轰鸣,每天把60万立方米的天然气源源不断的输送到大庆卧里屯乙烯化工厂,生产的化肥供不应求。这个大型联合站代表着中国新兴的石油化工产业。
那年“工业学大庆”全国会议召开前,国内国外每天来参观者络绎不绝。我的哥们吴德元是北京上山下乡去黑龙江兵团的知青,选调到大庆上学后分配和我一个单位。德元手无缚鸡之力,就让他每天当接待员,给全国来的领导们解说我们的辉煌。
那天一对从美国来的华人老夫老妻联合国官员来参观,和他边参观边聊天。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说她当年毕业于北京燕京大学。越说越近,原来和德元他妈是同窗闺蜜,已经失去联系三十多年了。吴德元他大爷是吴阶平,他爹是协和医院院长,毛朱周的保健医生。
昨天微信聊天让我去美国休斯顿玩些日子,说房间随便我挑,想住哪间住哪间。我说你现在牛逼了,那年在大庆喇嘛甸过春节,三十晚上用啤酒瓶子擀饺子皮,最后为了用谁的脸盆煮饺子争得不亦乐乎。相持不下抓阄他赢了。他的脸盆洗衣洗脚洗鸡巴屌什么都洗。只不过是生铝合金的盆,脏也看不出来。今天想起来我就恶心。
我那些日子每天忙的也不亦乐乎。每天有国家领导来参观就会提前接到通知。许世友来,我特意低头盯着他脚上的鞋看。确实是一双和尚“洒家”的麻绳编织鞋,上面还有一个小红绒线球。陈永贵确实是标志性的布鞋,白羊肚毛巾裹头,一脸皱纹,反而把旁边的吴桂贤衬得年轻了。因为比较近,和沈阳军区司令李德生毕恭毕敬的握了一下手,感觉一点不像打仗的手,肉头头的柔软。倒是余秋里一只空荡荡的袖子让我肃然起敬。大笔杆子胡乔木到”冷冻”岗位参观,对女工康玉霞来了兴趣。问小康是汉族人吗?小康说,我爸是维吾尔族我妈是俄罗斯人,我们家从新疆调来大庆。胡乔木说怪不得。
那天我又接到通知说,把各个岗位上年轻的女工撤下来,换上男操作工。后来远远看到几个人陪着一个七八岁胖胖可爱的男孩,才知道是伟人的孙子,毛Xinyu。至于为什么把女工换下来就不得而知了。终于迎来英明领袖华主席。那是1978年4月18日下午三点左右。联合站只允许岗位工人正常上班。华主席的专车停在距离厂房大门几十米的地方。我们列队欢迎。华身材高大,涤棉军大衣合体,距离我大概十多米,旁边康世恩和石油部长宋振明陪着。华没有上到厂房二层,在一楼听了汇报。
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结束后不久。单位在联合站大门两侧建立起两座高大的纪念碑。左侧是”永远沿着……。右侧是“1978年某某月日英明领袖……”。一年多后,我突然接到通知,让把联合站两侧的纪念碑拆除。我安排工人执行就是了。可惜了纪念碑漂亮带花纹的石材,工人们小心翼翼的把完整的石材搬回家去做茶几。一代伟人的足迹从此销声匿迹。
本文作者原为内蒙古新右旗杭乌拉公社天津知青 2024.1.5
买 电
华禹辰
那天查看家中电表显示余电不多便决定买500元的电。按照以往的程序操作一遍,很快手机上显示500元电费到账但电表上的钱数却始终没有增加。经过仔细查看,原来所付500元电费到了津南区一家用户的电表上了,不免心中懊恼。
想到“12345市民热线”,以前曾给它打过几次电话,所反映的问题基本都能解决。于是再次致电“12345”。拨通后按照提示音选择人工服务,向客服人员讲述了我的问题。我说刚才从手机上买电不知怎么稀里糊涂地买到了别人家的电表上了,希望能帮我把电费找回来。她说,我们可以派单在一周内帮您协调这件事也建议您拨打电力公司客服电话95598。我又拨打了电力公司客服。接待人员了解情况后说,您的电费已经到了对方电表里了,现在没有办法把它转回到您的电表但我们有延伸服务,可以派人联系这家人说明情况,证明您错把电费买到了他家,然后您再和他协商解决……。
第二天上午接到了津南电力局的电话,他说已经联系到了那家房主并把他的电话告诉我,让我跟人家联系。他还说,买错电的事跟人家好好说说,一般人应该不会太过计较但具体怎么解决,你们需要协商。我说非常感谢,随即按照他提供的电话打了过去。对方很快接听了电话,我说不好意思,不小心买电错买到您家的电表上去了。他说知道了,电力公司的人来过电话了,他也看了家里的电表确实多出了500块电钱。他说,他现在蓟县帮着朋友干活呢,过几天回来见个面,再把钱退还给我。我说,那就谢谢啦。
接着就是漫长的等待,在此期间也不免有点嘀咕,不知会不会有什么变故。约十多天后接到了他的电话,说他回来了,问我家在何处?我说在西青某中学对面小区。他说,他知道那,明天咱们见个面。我说,明天我上班,不在家。他问我上班何处?我说在河西梅江商业圈的一家诊所。他说,你是大夫啊?我说,是。他说,他市内的家就在那附近,明天就在那见面吧。
第二天下午,我接到他的电话,从医院出来不远便有一辆蓝色越野车停到我的面前。这样我们见面认识了,他也是一位六十几岁的老年男性。见面的过程很和谐,彼此寒暄之后他将500元钱通过微信转给我。为了表示感谢,我将事先准备的一盒保健品送给了他。我说真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他说,没事。他身边的朋友还怕我着急、催促他尽快把钱送来呢。他说他不太明白怎么会买电买到他家的电表上了。我说,我也不明白。不过我第一次买电时就发现是两个地址,我一直选择我家的地址,这一次不小心点到你家的地址了。
事情很顺利地解决了,我们彼此还建立了微信,相约有事联系。感谢遇上了通情达理的好人,感谢恪尽职守的市民热线12345的办事人员和电力公司客服95598的工作人员,是他们促使这件看似不大却不好办的事情完美解决。作为回访,市民热线、供电热线还打来电话询问我的事情进展如何?我告诉他们已经圆满解决并借此向他们表示了深深的感谢。
时代在发展,购电、买气、买水还有暖气费、电话费、等等好多生活琐事都在网上进行了,这无疑非常便利但也给老年人带来了挑战。所以老年人应该加强学习,尽快地学会掌握新事物而且要仔细认真尽量地避免买错了地方,交错了费。
本文作者为内蒙古新右旗黄花公社天津知青 2024.5.
——史铁生的故事
霍 秀
希米过了门儿之后,立即就成了铁生的影子和拐杖,甚至变成了他的一半大脑,除了帮他看书,铁生身体的各种数据,她毫厘不差地管理着。每次在外聚会,我都会觉得希米很难吃一顿饱饭。铁生面前总是放着几个小盒子,希米一会打开这个盒子拿出半粒药,一会打开那个瓶子的吸管,把管子插到铁生嘴里。铁生根本不用想,甚至不太清楚进嘴的是什么东西,张嘴咽下就是了。吃饭时,哪个菜能多吃,哪个菜只能吃一点点,喝什么汤,饭量控制在什么水平上,希米就是个天平,准确严格。等大家都酒足饭饱,希米才会快速地向嘴里扒拉几口饭。
吸烟是铁生的最爱,但是希米规定一天只能吸几根,一次只能吸三分之一或半根。所以铁生抽烟不是抽,是吮吸。他从纸盒里抽出一根烟,把它万般珍爱地夹在厚厚的唇边,点燃后,深深地吸一口,让那雾化了的香气以最柔缓的速度进入身体, 再让它绕着自己曾经的煎熬、痛苦、迷惑或恍然缓缓前行,温柔燃烧,点亮生命深处的精神力量。神学、美学、哲学、心理学等终极追寻就在沉思中静静地凝聚出来,“不惊不懈,如风如流”。
铁生喜欢聚会聊天儿,但他出门则是一件较麻烦的事儿,他很怕冷,所以希米每次都给他带着一堆衣服,薄点儿的,厚些的,帽子围巾甚至薄毯,一会儿披上,一会儿盖上,一会儿掀开。
只要史铁生、孙立哲和陈小悦这三位同学聚到一起,在场的别人就几乎插不上嘴了,大家的目光和听觉、感觉都被他们快速的思维、见解和阔论吸引,引领着思想
图片/到餐馆聚会时抬铁生上台阶 变炫无穷的世界中驰骋翱翔。
比如有一次立哲精神抖擞地赶来,还没落座,还没开吃,看到小悦、铁生、铁良、李子壮等同学都在,就直截了当地说起一个话题:“哎,我最近一直在想一个事儿,就是死亡。咱们折腾了半天,生命的意义是什么?这事儿得好好琢磨琢磨!”
大家笑着看他:“干嘛想那么深刻的事儿!““他真诚地说:“我真的怕死呀。”
这么个人类终极问题压下来,所有人都收敛了笑容,拿起的筷子也停在了盘子边。是吃呢,还是不吃呢?铁生吸了一口烟,绽开一丝令人琢磨不透的微笑,不动声色地说:“生命的意义?你这样问了,当然是有。”立哲追问:“什么意义?”“这什么,就是意义的存在。”“什么?什么就是意义?咱活着就是为了那什么?哈哈!”大家伙儿轰然大笑。尤其是立哲,笑点很低,一句玩笑能笑得惊天动地,能笑得喘不过气来。他是有支气管哮喘的,嗓子开始嘶啦撕啦伴奏:“那什么,可我要是死了,我的一切就都没有意义了。”
铁生慢条斯理地说:“生命本无意义,是“我”,使生命获得意义。”大伙都不说话了,盯着铁生的眼睛。他又说:“我使生命获得意义,如果此言不错,那就是说,我和生命,并不是一码事儿。”“没有精神活动的生理性存活,也叫生命,比如植物人,所以生命可以仅仅指肉身。可是你现在对生命提出了诘问,那就不止肉身了,是你的肉身对精神或灵魂提出诘问。”
“是呀,就算是我的肉身在问我的灵魂,我死了生命还有意义吗?我忙活了半天什么都没了呀!”
“生命的意义有两种吧,肉身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精神活动属于社会科学意义呀。立哲你说的是哪种?”小悦说。
立哲说:“以前我觉得,我们为什么活着?活着的目的是为事业献身,使大多数人生活得更美好。 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是双刃剑,他们贯穿在人类两千多年愚昧与启蒙、野蛮与文明、暴力与理智的斗争中,既引导自我负责的牺牲精神,也激发盲从冲动的热情。家庭传承和社会环境决定了咱们的基本生存假设和命运。 初中以前,咱们都经历了反右、大跃进、庐山会议、三年自然灾害、中苏论战等,但那时候咱们小,这些事儿没有带来直接体验,只是潜移默化地形成了咱们命运的纤维,构筑了认识世界的基本框架,而真实的世界模棱两可。”
半杯白酒下肚,又撕了一大块烤鸡,小悦边吃边说:“奥地利心理学大师阿德勒是反对弗洛伊德的,我记得他说过,人活着的意义就是为了利他和合作。他把精神分析由生物学定向的肉身的这个我,转向社会文化定向的自我,对后来西方心理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生命意义就是利他和合作,来,咱们先干了这杯!”
“干!”觥筹交错,众人欢快。半杯白酒下肚,又撕了一大块烤鸡,小悦边吃边说:“奥地利心理学大师阿德勒是反对弗洛伊德的,我记得他说过,人活着的意义就是为了利他和合作。他把精神分析由生物学定向的肉身的这个我,转向社会文化定向的自我,对后来西方心理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生命意义就是利他和合作,来,咱们先干了这杯!”
“干!”觥筹交错,众人欢快。
“生命的意义嘛,蕴藏在生命的每一个表达之中,它体现在形式和表现的无限延伸上,存在于一切创造之中。”铁生接茬。有时候他说话有点儿绕,大家都要想一想,琢磨几秒钟才明白。
“对,肉身和精神不能分开!”不知谁鼓掌。
“我觉得咱这个肉身加精神的存在就是意义,你的存在肯定和别人有千丝万缕的社会关系,使这种关系变得美好充满大爱,比如小悦说的利他和合作,而不是相互斗争相互揭发相互仇恨,这个变的过程,就是我们努力的过程,就是生命的意义。” 在他们面前我知道自己是小学生,但还是忍不住插嘴。
“立哲,你是在追求不朽呀,连宇宙都有它的寿命,更别提人类了。”“人类是可以不朽的,思想就可以不朽。不朽的思想就是生命的意义。”大家七嘴八舌:“生命的意义就是生存和繁衍!”“我觉得在于个体独特的价值!”“在于吃喝玩乐。今朝有酒今朝醉!”
看到大家兴致淋漓,我不禁感慨思想钝化的国人终于获得了一些思想自由。想起了古希腊作家朗吉努斯曾说过:“奴隶偶或有其他才能,但奴隶却没有一个人能成为演说家,因为“辩才的源泉是自由”。
经常是一个话题还没结束,来不及品味铁生和小悦思想之睿,来不及了解立哲石破天惊的创意(比如他说因为自己怕死正在研究长生不老的药),他们早就跳入另一个思想交锋,一大堆精深而至高至雅的哲思又迸发跃出,堆在餐桌上了。(未完待续)
本文作者曾为插队山西的北京知青
长征精神伴我行
宋金起
我们在小学中学时就学习了红军长征,不屈不挠、艰苦奋斗、英勇无畏的事迹,红军长征精神是激励我们战胜困难的动力。 1968年8月,我们乘火车从天津到扎兰屯,后乘汽车经大河湾公社到东升大队,坐马车到东升五队下乡。春天种地,夏天拔草,铲苞米,铲黄豆,脱大坯,抬电杆,放马,秋天割地,在薄冰的河里春天起麻,秋天沤麻,打草,冬天跟马车,抗粮包上跳板交公粮……我们不断的得到了锤炼。
1970年11月,我抽调到布特哈旗宣传队商业大队。到商业大队后,先是集中培训,学习、军训、出操等等。后来分到三百宣传队。学习时事政治,站柜台,练算盘,修河坝,打火……。
1天,接到生产大队打来电话,说是公社批准推荐我上大学,需要尽快回去,三天内办理完填表报名手续。我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决心尽快回去办理填报手续。我马上向宣传队杨队长闫队长请了假。晚饭后,又买了两个馒头和一点布留克咸菜,准备第二天乘长途汽车回生产队办理报名手续。
那时的扎兰屯长途汽车站售票和乘车在火车站旁。从扎兰屯到东升大队再步行四里才能到东升五队知青点。长途汽车只到暖泉子站每天一个班车,从暖泉子只能走回东升五队。
早晨吃了个馒头和布留克咸菜,喝了一碗水,书包又装了一个馒头和布留克咸菜。不到早上六点我就赶到了长途汽车站,候车室里熙熙攘攘,排队买票的人已经很多了。排队到售票窗口前面还有三个人就到我的时候,挂出通知牌没有当天汽车票了。我挤到售票窗口向售票员说明了我的特殊情况,希望能帮助安排当天乘长途汽车。售票员只是同情,说是无能为力帮不了忙。
怎么办呢?我在售票口徘徊,一个青年也在售票窗口和售票员交谈,请求帮助,售票员也拒绝了他的要求。我们互相搭讪,得知他是大河湾幸福之路大队的青年,三十来岁的模样,家里有急事要尽快赶回家,也没买到当天的长途汽车票。我们同命相连,讨论起怎么办好。等退票不知有没有,我们讨论来讨论去,只有走。走,才能当天到家!
他是本地青年知道道儿,从扎兰屯到达斡尔公社南,晚饭前就可以到幸福之路大队。我还要过太平岭,过庙山地边,再到东升村,再走四里地到生产队五队,一百多里地。他说:“你在幸福之路大队可以住下,第二天白天再走。”那一年是1969年夏天,我骑马到过明星大队。那时周金月从天津捎来了家里食品。我骑马从生产队到周金月知青点取食品,沿着大道走,早晨去晚饭前回来的。想想红军长征事迹,我下定决心,走!
我们七点多点就上路了,有他相伴边走边谈。先过达斡尔公社南,经过屯子,大道、小道、苞米地,黄豆地……到屯子的时候,我们每人找了个帐子杆。因为他认识路,我们走的路线主要是田间路砂石路,有时穿过苞米地,麦地,黄豆地。大约到了吃晚饭的时候天快黑了,到了幸福大队。到了他们的村子后,他问我:“你住下还是继续走?”为了尽快到生产队,我说:“时间很紧迫,还是继续走,”也不进他们家了。他告诉我到东升五队的方向。他把他用的帐子杆给了我,说是遇到狼的时候做一个备用。我在路边吃了带着的馒头和布留克咸菜,到老乡家喝了些井水,又出发了。
从幸福之路大队出来,已经晚上七点了。那天,天空有大半个月亮,风也不大。我沿着他指给我的道路前行。我大部分时间是在砂石路上走,有时也穿过苞米地、麦地、黄豆地,水泡子,塔头蹲子地……。
因为是年末,大地已经收割完毕。苞米地的苞米杆有的割倒了,有的没割。下过的雪被风一吹,地垄看上去一边白一边黑,白的是雪,黑的是土地。有时踩入雪窝子,一次陷入到大腿根那么深,爬出来看看方向再继续走。想想红军长征的事迹,我没有停歇一路前行。在过苞米地时,有割倒苞米杆的地块,小心踩垄沟防止扎脚,没割苞米杆的地块,踩垄台。过麦地好走,踩没有麦茬的地方走。有亮光的是水泡子,大的沿边走,小的可以小心踩着过去。还不断的听到冰冻裂发出 “咔,咔”响声,最难走的是塔头墩子地,深一脚浅一脚有时被绊倒,爬起来看看方向接着走。在道上可以听到风吹苞米杆发出的“沙沙”声。
不知在什么地方,看到了一对一对小灯似的亮光,我知道遇到了狼。我不理他,双手握着帐子杆一个在前点着地,一个拖在身后,我走我的。如果是狗,是到了屯子附近了,狗叫。在穿过苞米地时,几次遇到过狼。边走边回头看,几对“小灯”跟在身后。我停它也停,这样多少次回头看它都跟着,在我到沙石道上又走了一大段路再回头看,不见了狼的踪影。到屯子里穿行,狗的叫声一片。没有拴着狗跟着叫,像是在送行。
原来准备乘汽车回去,只带了一个馒头和一点咸菜,穿的衣服也少了。走路刚开始凉,现在一会就热了。在夜里长时间走路,只是晚上只吃了一个馒头喝了点井水,电影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的情景出现在眼前,我不知渴不知饿不知道累,背着军绿色绣着红色“为人民服务”的书包,向着生产队方向走呀走着。
渐渐的天发白了,道路看得清楚些了。又走了一段时间。啊,像是东升村,再有四里地到家了。终于走到了我们知青点,敲开知青点的房门,哥几个非常惊讶我这时回来。一看表,凌晨四点多。又饿又渴又累吃了点剩饭睡着了。后来了解才知道,这二十来个小时只吃一个馒头和一点咸菜,走了一百三十多里地。当早上上工钟声响的时候,我赶到了更房,乡亲们听说我是走回来的,非常惊奇称赞,因为生产队从来没有过。上工的人们走了,我在不到九点就办完了填表手续。然后从五队走四里地到东升大队办完了手续。走回生产队的事情感动了大队领导,大队张书记特批我自己把手续带到公社。走四里地又回到了生产队。走的时候知道队里正向公社尖山子粮库送公粮,又和队里落实了跟送粮马车到公社的事。
中午,同知青点的哥几个吃了饭,就睡着了。醒来的时候,看看表已经是深夜了。早饭后,赶到更房,帮助老板儿套马整好车,在天刚刚发亮的时候,我们向公社出发了。
冬天的早晨很冷,穿着借来的毡疙瘩和皮衣。坐马车一会儿,赶紧下来边走边跑,热乎了再上车。这样,一会坐上车一会下车跑一直到了公社。具体办事的同志我不认识,找到了武装部王为民部长,他说:“全公社一个名额,根据你的表现,经过各级推荐,公社通过研究和政审决定推荐你上大学。”又见到了宫俊山乡长,他听说我接到通知后走回到生产队,这么快回来办手续,非常高兴。说了一些勉励的话,我记得最重要的是:“农村需要你们这样的知识青年,希望你大学毕业后回来建设第二故乡。”
上学需要填报的手续很快全办齐了。从扎兰屯来的长途班车还没有到,我赶紧买了返回扎兰屯的长途车票,看望了梁乡长等几位老领导和知青朋友,又到粮库同生产队的老板儿吃了饭,送还了借来的毡疙瘩和皮衣,依依惜别。下午乘车回到了扎兰屯三百商店。
我当时被选调到东北农学院农学系学习。东北农学院正从汤原县迁到阿城,通知暂时不能按时开学,何时开学等通知。我在工作之余,开始复习中学学习过的课程。1972年春天打火后,朱书珍、尹丽华最先知道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到了。我找到旗教育局丁学礼局长,领回了入学通知书。原来批准的是东北农学院农学系,通知书通知入学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后来并入哈尔滨工业大学),学制四年。
大学这四年,伴随着两年多腰间盘脱出一条腿麻木无力的痛苦,边学习边治病。半年时间复习了初中课程学习了高中主要课程,学习的压力和病痛,面对多位病痛退学的同学,想想红军长征事迹,我非常艰苦的坚持圆满完成了学业。1974年秋出席黑龙江省“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代表会”,1975年1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我回到了呼伦贝尔,分配在盟建委综合计划科工作。
本文作者为扎兰屯大河湾公社天津知青 曾任海拉尔市副市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