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何自力
何自力无论年轻时在中国,或者中年时在新加坡,父亲对党派政治都毫无兴趣,从不参与。
但是六十年代中期,在文革期间,他却带着家人离开了新加坡回到了中国,当时叫认识他的人都百思不解。
据我所知,主要的原因是要为母亲的突然和严重的眼疾去找唯一的希望(奇迹)。加上他自己也已近退休年龄,可能对之后在本地养活一家人觉得压力太大;还加上他那代离乡背井的华侨多少有点”落叶归根“的情感——他最终选择就是归国还乡。
回国前对“文革”的性质和后果自然认识不清估计不足。父母本想带我去北京中央音乐学院找马思聪,让我去“深造”。没想到,几乎是我们踏入国门的那一刻,便在新闻里听到马思聪“叛国出逃”的消息。
不多久,凭着自己沧桑的经历和扎实的学识,父亲的头脑便清醒过来了。文革的洗脑和疯狂在他身上基本不起什么作用,反而让他产生了更多的疑问,进入更深刻的思考。
对我这个“宝贝”的小儿子呢,在各种各样艰难复杂的环境中,父亲从来都是放手的,信任的。他让我自己去面对历史,经历人生,让我自己去跋涉探索,摔跌碰撞,自己爬起来,养好伤,继续上路……他似乎相信,一切是非善恶,要在人生的曲折中自己去搞通。
本来,传统的东方家长,对子女的“前途”会策划得非常妥当周详,对子女的“为人”会管理得非常严厉紧约。父亲却仿佛极度西化,给了我独立自主的最大空间,给了我莫大的信任和尊重。
现在,我那十岁的儿子已经开始叫我信任他,叫我别对他过度保护。看来,我真得好好向自己的父亲学习。
我和父亲有三次难忘的别离。
第一次,我不足十九岁。从来没有离开过家的我,要到“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边疆去放牧。此去何时得返,当时是不问这样的问题的。父母亲当然不舍得我走,更是放心不下,但却没有阻拦我。出发那天,整列火车载满了赴边疆的青年学生。父亲独自前来为我送行,交给我一盒当时还算“奢侈”的点心,默默地挥手……
第二次,我已经三十二岁,这回我要越过太平洋,到另一个世界(美国)去读书前路同样充满了未知数,而且是同上一回完全不同的未知数。
这次离别之所以难忘,是因为离别之后,整个太平洋的相隔却意外地拉近了我和父亲之间的距离。我在本文的中篇曾经说:“在父亲身边”这么多年里,彼此难得交流。如今不在身边,通过大量的书信往来,父子之间则似乎无话不谈。他在信中谈起很多过去的人和事,发议论,聊心事,有甘有苦,有爱有憎……
第三次是五年以后,我从美国回家探亲完毕,又要再往大洋彼岸去了。父母亲那时都年近八旬,身体虽然没有太大的问题,却是已到暮年。大家不愿说出口,心里却都很明白这次别离的重大意义。
我跟父亲在家门口道别,平生第一次紧紧地拥抱着他,亲吻了他的双额。那也是最后一次……
父亲在九O年三月十七日于广西南宁病逝。当时我未能守在他的身边,而且还是过了不少日子以后才得知他故去的。其间,我还继续给他写着信。
噩耗终于传来。我到一所小教堂里痛哭一场。出来正好仰见明月一轮,从此觉得父亲就在上面。
本文作者何自力系新右旗达赉公社天津知青(新加坡华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