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荒知青网 | 崔为芳：黑土地

　　我是六九届上海市新沪中学初中毕业生， 1970年4月赴黑龙江省爱辉县爱辉公社外三道沟大队插队落户。

　　根据中央30号文件，我1974年1月回沪，3月被分配在静安区卫星仪表厂工作，同年10月进入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幼儿园任教师。1986年走上领导岗位，曾经担任静安区多所幼儿园的园长及联合支部书记、幼教总支委员等。工作期间曾多次被评为市、区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上海市尊老敬老先进工作者，2007年11月退休。

　　退休后继续在静安区教育学院及上海市致立学前教育职业技能培训中心任副校长、静安区劳动社会组织联合会理事等职至今。

　　现在我已进入俗话说的花甲之年，回忆往事，最不能忘怀的是我第二故乡——黑龙江省爱辉县爱辉公社外三道沟，我们去时年纪最小的只有十五岁，最大年龄也才十七岁吧，虽然我在那里时间并不长，然而带有“童年”的趣事令人终身难忘。

趣事

　　黑龙江的冬天白雪皑皑，阳光下是一片白光刺眼而惹人喜爱的美丽北国风光，冬天要为来年的春耕做准备。

　　记得那年冬天早晨特别的寒冷，一位姓王的老乡带着男知青们去刨大粪。两头尖尖的铁镐非常笨重，知青们的手中磨起的泡变成了老茧，累了也不敢吱声。一会儿工夫大家都刨得浑身冒汗，眉毛与鼻下都结了一层厚厚的白霜，犹如一个个“白胡子老爷爷”。

　　大概那老乡觉得冷了，他说“你们挖挖它，我去去就来”，说着他就走了。因为他是山东籍人，方言味儿很重。他刚一走，不知谁淘气地说“哎，他叫我们玩玩，我们就玩玩吧！”“好哇！”当他回来一看大家都没在干活，非常生气，说：“我叫你们挖挖它……”还是那位淘气青年回答：“对呀，你刚才不是叫我们玩玩嘛，那我们就玩了呗！”老乡听了只能又好气又好笑地摇摇头。

这可算是一次“由于语言不通，产生的误会吧”——因为据说这是周恩来总理曾经为了解决当时中苏边境矛盾时所说过的一句话。

憾事

　　那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事情。

　　我们在上海时就听说在东北一不小心很容易长虱子，虽然当时我不曾见过虱子，可非常害怕它。结果，有一天，我们有些知青头上、衣服上真的都长了虱子，此时我才第一次见到虱子是什么样子的。其实虱子一点不可怕，因为听了一些传说和自己的无知，使我对虱子更加惧怕犹如天敌。

　　终于有一天，我觉得身上痒痒的，脱下衬衣仔细检查，突然在腋下褶皱处发现了令我毛骨悚然的虱子，好强与要面子的我还不敢告诉任何人，只能偷偷地一只一只把它们掐死，直到再也找不到虱子。

　　按理这时把衣服洗干净就可以了（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件衬衫），但真糟糕，极其惧怕虱子的我怎么都不放心，觉得恶心、害怕、甚至感觉如果再穿这件衣服，说不准哪儿又会有虱子出来。思量再三，我只能把这件心爱的衣服悄悄地扔在火里烧了。

　　现在想起这件别人都不知道的事，我自己都觉得太幼稚可笑了。

开心事

　　1972年春节，我没有回沪，队领导请我帮助老乡们排评剧“沂蒙山”。

　　这是一出反映解放战争时期沂蒙山区老乡们帮助解放军，一位“红嫂”用自己的乳汁救解放军的动人故事。说真的，我自己才多大，根本不会唱评剧，可我还是欣然同意，并抓紧时间看谱学唱，然后让老乡们听，我唱的对吗？在自学的基础上，每天中午抽时间，手把手的教主角“红嫂”学会所有唱词与唱段。

　　这出戏排演成功，为本队和邻队的老乡、知青们演出了好几场，还应邀去公社演出，受到一致好评。当时有老乡就称我为“崔导”，我真的开心极了。

第二故乡--催我成长的土地，我爱你

　　还没有成年的我们在外三道沟那片土地上学到了许多，得到了磨练，那是一片催我们成长的土地。

　　我已经不记得是在干食堂，还是干农活时认识小昌子的，他是队里给我安排的师傅。他言语不多，但据其他老乡告诉我，他是队里出名的生产能手，特别是用钐刀割麦子。以后我曾下地与大家一起干农活，亲身感受和亲眼所见那真是没说的。

　　在知青食堂一起干活的日子里，他带我几次下黑龙江捕鱼。我们每次要用力地把小船划到上游撒网，然后慢慢随水流而下，到一定时间收网，这样来回多次还不一定有大的收获。

　　我早听说黑龙江最有名的是大马哈鱼和鳇鱼。记得有一次在收网时，感觉特别沉。小昌子高兴地说：“小崔，今天我俩运气好，一定有大鱼了。”果然不出他所料，我们捕捉到的是一条足足有几十公斤重的大鳇鱼，这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这么大的鱼。“哇！”上岸后许多人都奔走相告来看那年第一次打上来的第一条大鳇鱼。

　　这天别提我俩有多高兴了，平时不太爱笑的小昌子这一整天笑得最多。知青们吃着美味可口的大鳇鱼都赞不绝口，感谢我俩的辛勤劳动。我更是一连好几天都沉浸在这异常愉快之中，虽然很辛苦，但我更感受到其中的快乐以及学到如何下江捕鱼的知识方法。

　　由于疾病等原因小昌子已经早早离开了我们，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他——我的恩师小昌子，他的真名叫宁永昌。2009年回外三道沟时，我特地去祭拜了他。

　　由于食堂工作十分辛苦，又是众口难调，小昌子没多久就不做了。从那以后，知青食堂就由我们知青自己做，自己管理。

　　在那段时间，我边做食堂，还边为知青们饲养过一百多只鸡、鸭、鹅，成为大家所爱称的“鸡鸭司令”。说到养鸡、鸭、鹅，我还真学到了不少本领。我们知青的鸡鸭鹅饲养得特别好，它们三月就陆续开始下蛋，一般老乡家的都要到五月以后。很多母鸡会飞到知青宿舍的屋顶上，在两边狭窄的近屋檐处下蛋，每天都会有一窝一窝的鸡蛋。我必须用大树杆当梯子爬上屋顶，再趴着爬到近屋檐处把鸡蛋捡回来，天天如此。而鸭子下蛋是在水塘里，鹅下蛋在草丛里，这样就极可能会丢失。因此我学会了摸蛋，每天为大家开好早餐后，我就直奔鸡鸭棚。第一件事就是一只一只地摸鸡鸭鹅的屁股，把有蛋的鸡鸭鹅继续关着，直到它们生好蛋才放出，其它的先放出来喂食放养，晚上招呼它们回屋关门，尽量做到鸡鸭鹅蛋“只只归仓”。

　　这些鸡鸭鹅蛋，一部分给知青们改善伙食，另一部分分别写上日期，放入盐水大缸腌制。待到夏天，我每天起早到地里采摘黄瓜，洗净后，两根黄瓜加上一个煮熟的咸蛋，每人一份，给知青们上山铲地时作为午餐的营养补充。到了孵化季节，我还做了一个个鸡窝让母鸡孵小鸡、小鸭与小鹅。临近春节前，要杀鸡宰猪过年，很多知青（就连男生）都不敢杀鸡杀鸭，我一人连杀带宰，褪毛清洗干净后冷冻，给知青们过年时享用。

　　如果在大上海像我这样的独生女，又是年纪那么小的姑娘，用得着我做这些事情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

　　我与吴汉民两人搭档，他是我同校的校友，人很聪明，肯动脑筋。我们两人一起在食堂工作时，一切条件都比较差，所有事情都得靠自己。比如：夏天要自己去地里摘菜；冬天要自己去菜窖挑菜；食堂用水，要自己去挑回；柴在场地，要自己去劈剁。那时我每天早上两点钟一定要起床，生火揉面，晚上九十点钟才能结束。虽然极其辛苦，但是我们合作得非常高兴与默契。他会创新做烤大饼子等粗粮细作，我会创新自制粉皮，拌凉皮等，我们都不断动脑筋想办法给知青们改善伙食。当知青中有人生病了，我们会送去病号饭。记得我把自己从上海带去的卷面，全都做病号饭给知青们用了。

　　在别的知青点因为没有菜，只能喝“酱油汤”时，我们知青点的菜窖里备满了土豆、萝卜、大白菜。我们几乎每月都会杀猪，我还亲自骑着自行车给邻队二道沟、四道沟的知青们送去猪肉，他们既羡慕又感激我们的关爱。曾记得1972年7月，黑龙江省的领导带领各地知青来我们知青点参观学习，以后黑龙江省报记者还报道了我们队知青办食堂的经验。

　　在食堂工作的日子里，我还担任了另一项重要工作，做伙食帐。一有进出钱款笔笔要做好登记，及时清理账目。现在想来当时这么多的工作，我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做过来的，每天睡觉少得可怜。我清楚记得直到我回上海那天晚上，我一人做账到凌晨两点，第二天一早六点多钟与周雪明移交账目时，能够做到分毫不差，现在想起来觉得自己还真不容易。

　　话又说回来，我们的知青集体真如一个和睦的大家庭，特别是在张刚的带领下，大家收工后经常会自觉的帮助食堂挑水、劈柴，有时外面天已经很暗了，我还会听到阵阵清脆的劈柴声，不用猜测，那一定是张刚带领几个男知青在帮助食堂劈柴。不管知青们哪个人有困难事，大家都会主动关心，这样的知青集体怎么能不让人珍爱、留念呢？

　　虽然我并不知道我走了以后的事情，但是至今大家聚在一起说起那些日子时，还经常有人会在我面前赞不绝口地说：“你与山东（吴汉民）你们俩在食堂做的那段时间，我们知青的伙食最好，也是知青们最和睦、最想念、最向往，最值得回忆的那段日子。”

　　——足矣，一切都在不言中。

　　我在黑龙江的时间并不长，但真真实实的故事却很多，有趣的，遗憾的，傻傻的，甚至可能还有点心酸的；别人的，自己的等等，只是不可能一下子说完，那就留一些以后再说吧。

　　最后真切地说一句：黑龙江省爱辉县爱辉公社外三道沟——我的第二故乡，那里有催我成长的黑土地、黑龙江水和老乡们，“我爱你，愿你更好、更美！”

  责任编辑：林嗣丰

   来源：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