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农场经历的“封队”的故事

现今新型冠状病毒肆虐武汉，波及全国，武汉封城了。人们必须老老实实呆在家里，那种环境味道，估计很多人从未尝过。可是，五十三年前，我们十一队（注：海南农垦岭头茶场）的老知青就尝过。不过，远远没这次辛辣。

一九六七年初，由于是新建的生产队，经常要上大山砍竹，砍木，有时要在山里好几天。强哥是少不了的主力之一。他是我们广州青年上山下乡突击队队长，年纪比我这些刚出校门小子大四五岁，书没念多少却饱读社会大学，队里繁重活儿必争上，总认为我们嫩，要慢慢地煅炼。可是这次，他躺下了……

从大山回来第二天，强哥说，我不想抽烟了。同宿舍的几个小子高兴地赞赏，可强哥说，抽烟的人不想抽烟不是好事。大家不以为然。他继续说，头顶里好像凿着那样痛。我们手一摸他额头，呵，发烧了。新建队还没卫生员，于是班长要我陪他一起走去场部医院，医生说，感冒了。　　

傍晚，强哥发着高烧，暴燥起来，自己跳起来要去场医院住院了。队长赶忙叫人将大伙房拉柴火的牛拖木架拿来，用蔴绳对拉成网，铺上被子，曹老师(广州知青)扶着强哥躺入牛拖担架，这时，强哥突然喷出吃了的饭菜，曹老师被喷得满头糊状，赶快拿着水桶跑去水井。大伙见不妙，自发十多人齐拥着牛拖担架一起赶去场部，因为山路不好走，路又远，必须轮着换人抬。匆忙间，我拿出强哥的日用衣物，竟没注意自己是穿着牛头裤，光着膀子的也跟着赶去了。

赶到医院天早已全黑，当时的院长是吴庭泽医生，对着抽搐成一团的强哥，马上命令全院参加抢救，通知发电站加班发电，通知茶科所技术员带上显微镜到医院。

显微镜到了，可灯光亮量度不够，(那年代，发电站发的电糟得很)机运队马上开来一辆解放牌，在强烈车灯下，茶科所卫生员(他原是广州的医务人员)报上从显微镜中得的数据。突然，强哥呈出弓角反张，对着灯光嚎叫。吴院长叹息着摇着头，说，马上通知县人民医院派救护车来。

大家急切围着吴院长，吴院长再度摇着头：“是大脑问题，我担心治好也有后遗症。”

医院四周静悄悄的，不时阵阵虫鸣蟀响，附近的夜来香散着令人烦闷的味儿。(从此，这夜来香的味儿是我一生最怕的香气)。半夜了，县医院救护车来了，大家将强哥抬上车，队长把已上车陪去的我赶下来：“你只穿条孖烟筒别去了”。这时我才发现自己全身只有条牛头裤。　　

第二天早上，书记接了电话，强哥走了，死于暴发型脑膜炎，全生产队不准外出。

这可不得了，那时候谁懂什么病毒细菌的？只知会传染的病就是可怕！

中午，队长带着昨晚陪去的人回来，还带着农垦五料局领导和县医院派来的医疗组，十一队开始全面封闭。

说是封闭，大不了不去场部，不去红岛公社新市买东西，反正大伙房有吃不完的咸萝卜干。在这荒野的十一队，根本影响不大，只是邻近的白岭黎村、白银苗寨的人不敢拿芭蕉来卖，我们也不准去人家那儿。首先的工作就是搞卫生！

县医院派来二位医生，一位是钟医生，一位是李医生，都是中山医学院毕业的广州医生。他们带有药品，每天分派每人一次两粒，由于曹老师被强哥喷了一头，要求多吃两粒。钟医生笑着说，“两粒够了，这是磺胺脒，吃多了拉不出尿，伤肾脏。”然后解释暴发性脑膜炎是细菌作怪，人的大脑受攻击了，偏偏有个脑后屏障只有磺胺类药才能通过，现在十一队除了搞好卫生，还要找岀病源预防感染传染。又说根据强哥脚上有个伤口，估计是在大山里感染了。

十一队封闭了几天，连事务长统计员都不准出外，场里派车送些大伙房米粮咸菜或杂物，我们则在队里宿舍附近除杂草洒石灰粉，背着喷雾器到处喷药。水井因为曹老师在旁边冲洗过脏物，所以重点要消毒。

时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全国都燃起革命熊熊烈火，我们只能靠听着场广播晚上转播中央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第二天队长书记敲钟全队集中，在文化室里唱语录歌一二小时，然后队长.书记再根据昨晚听了的新闻，借题发挥美帝苏修封资修的讲半天，下午分班讨论，晚上又再全队集中开大会，听广播。这样，封闭了多少天，就麻木了多少天。

因为封闭期间，揭阳知青老林夫妇同强哥交际颇深，在强哥逝世头七的晚上，伙同我一起，老林夫妇不知从那儿拿出几支拜神的香，还有自己剪出的纸衣服，我则点上一把强哥喜抽的香烟(供销社老谢送的)，一同烧给强哥。于是，我们仨就成了封资修搞迷信活动的对象，“封队”期间，对我们小会批大会斗。我幸亏才十六七岁，情有可原，只是难为了老林夫妇，被斗得厉害……　　

十天后，封闭解除了，我们开始继续开荒砍岜，继续战天斗地，继续接二连三的大会战，大伙累得感叹地说，“还是封队好啊！”

五十三年过去了，十一队当年的“封队”同今天的“封城”断然不同。十一队本处荒山野岭，自身己差不多是封闭状态，但一个传染疾病就马上引起各级领导部门介入，充分说明党和政府历来对传染疾病的万分重视。今天，我们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过的严峻疫情，国家需要我们配合，我们必须配合。封城也好，封村也好，国家都是对的！

待到疫情过后，我们也一定会感慨地说：“还是封闭好啊！”

作者简介：黄锦旋，广州知青，上世纪60年代中上山下乡到原广东农垦海南垦区岭头茶场，在农场12年，78年回城后在公交系统当司机，直至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