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荒知青网 | 两台电影放映机的“光阴故事”​/任印龙（附往期回顾多篇）

两台电影放映机的“光阴故事”

任印龙

看电影在今天的中国是一件平常的事。可在20世纪70年代的山区，却是一件奢侈的活动。随着夜幕降临，银幕拉开，十里八乡的人都会齐聚一堂，随着跌宕起伏的电影剧情一起，同欢笑共流泪，如梦似幻。如果说电影就是一个个梦，那么放映机就是造梦的机器。在50年前，我和同事们就在延安钢厂里埋头苦干三个月，就造出了两台这样的“造梦机”，并在随后的10年中，前后放映近百部电影，为大家平添很多美好的光影记忆。

70年代期，延安钢厂刚刚建成，很多插队的知识青年告别田野，招工入厂，开启了人生新的篇章。但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大家的业余生活十分枯燥。全厂没有一台电视机，连收音机都很少见。看电影成了大家为数不多的“盛事”。可当年要看一场电影，必须要去延安县城电影院，距离25公里。有的时候看完晚上的电影，回单位已经是深夜了。

能不能在家门口看上电影成了大家的心愿。那我们就自力更生。钢厂领导提出能不能自制两台35MM电影放映机丰富大家的生活？并要求全厂各部门给与最大支持。

动员会上，电影放映机制作小组成立，由清华大学的高材生、厂电器工程师李志清担纲，并抽调电工魏明、杜玉堂，仪表工常文涛，机修钳工李文章、曾豫和我为制作组成员。

当时大家刚刚学徒三年，出师不久，虽然技术略显稚嫩 ，抱着对知识的渴望和制作放映机的极大兴趣，我们不分昼夜，在厂里的连铸小楼按照图纸反复调试，组装、试机。

电影放映机的结构十分复杂，由灯箱光学系统、传动输片系统、激励灯、供片盒和收片盒、电器元件等构成，大大小小需要上千个零件。

机架、机架板和片门架是电影放映机的核心部件。大部分系统设备都要安装在片门架子上。如镜头架子、激励灯架、齿轮架子等，机加工要求精度极高，尺寸不能有一点儿差错。

制作机架的材质是铝合金，需要先做一个等比的木胎，然后再行翻砂铸造。要求不能有沙眼，结构要密实。

机架毛坯制作完成后，再由铇工加工平面。但铝合金材料韧性大，特别容易损坏道具。为了减少磨损，铇工精心调整刀具角度，将一块毛坯铝锭加工成规规矩矩的长方形铝块。

划线工作是加工前很关键的步骤。线条复杂，加工深浅不一，需要边划线，边加工，几何形状不同，有时候工作人员需要公式推算，才能划出正确的图形。

最难的就是随后的铣床加工，技术含量很高。铣工反复研究图纸，从固定机件到如何走刀都详细实验。铝合金材质在机加工过程中容易变形。为解决这一问题，大家摸索合适的进给速度和切削速度的配比，合理冷却，精确定位，精心操作。谋定而后动。在最后组装工作中十分顺利。没有一个螺丝眼错位。随后的片盒制作，从找料到钣金十分顺利，安装一次到位。

控制片速的马耳他机构、电影镜头、传动电机则必须从北京购买。因为当时属于国家紧俏产品，负责购买的同事到北京到处找熟人，跑细了腿，用了一个月时间才买到，很不容易。

拿到这两个关键部件后，我和电工师傅们集中在连铸小楼进行电影机的组装调试工作，边安装，边调试。对输片线路进行反复矫正，对激力镜头位置进行调整，确保声音正常。

试机过程中，必须保证输片系统各个机件始终处于同一垂直面。我们就找来电影院的一本废弃胶片纪录片《云南烟叶大丰收》在食堂反复回放。由于胶片已经老化，经常断片，大家就用透明胶进行拼接。令人难忘的是，即便当时看了上百遍的这部纪录片，仍然令大家津津乐道。

前后大约尽力三个多月，两台35mm电影放映机制作成功。

记得在最后一次试机前，制作组长李志清反复叮嘱我们一定要熟悉放映流程，做好映前准备，检查片路，安装影片时刻观察机器运行情况，等待换机信号等。当间歇齿轮以每秒24格画幅速度传输影片时，随着机械摩擦发出的哒哒声，在聚光灯下，影片平稳，声音曲调正常，换片信号传输稳定。 李志清兴奋的说，我们试机成功了。

几个月的辛苦没有白费，大家的投入得到了回报。两台电影放映机顺利通过延安电影公司的严格测试考核，取得了合格证书，正式“上岗”。

后来我经过延安电影公司的考核，成为一名业余电影放映员。每周为全厂放映两次电影，逢年过节还要增加放映场次。每当钢厂广播通知晚上要放映电影时，大家都像过节一样，早早拿着凳子站好位置。不仅有家属员工，还有周边的村民们。就连电影屏幕的后面都站满了观众。直到1984年离场，我前后为钢厂放映了10年近百部电影。那段时间承载了我最美好的青春记忆。以前露天放映电影的日子 ，那种亲切热情的氛围现在连豪华电影院都比不了。

主人公任印龙（左）和延安钢厂工会干部白志祥一起放映电影。

以上两张老照片为机修钳工全体人员

历 练

   ——延安钢厂轧钢车间工人康书旺

我是70年8月招工进延安钢厂的，分配在轧钢车间加热炉工作。一直到1984年4月没有离开过加热炉。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我们加热炉也有许多感动人的难以忘怀的事情。

在轧钢车间里，加热炉作为整个生产线的“龙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的主要任务是将钢坯加热到适合轧制的温度，以确保钢材的质量和性能。在这个过程中，钢坯表面的氧化铁皮容易脱落，形成杂质，这些杂质在高温下不断堆积在炉炕上。随着时间的推移，炉炕上的杂质堆积得越来越高，这就会影响到加热炉的正常运行。这个时候，就需要进行一项即艰苦而又重要的工作——打炉炕  

 
    在短暂停炉的时间内，我们要冒着高温爬进炉子里，在高温、高粉尘的环境下，手持钢钎、撬杠和大锤，在狭小的空间内，用力去敲击炉炕上的杂物，将氧化物层一点点地清除掉。最热的时候在里面只能工作一两分钟。厚厚的皮鞋底子经不住炙热的高温，烧的脚底像开水烫了一样难受。最困难的是敲下来的大块出不了炉门，还要继续解体成一个个小块儿，才能出得了炉门。那可是铁块啊，非常难敲开，敲开了的那部分也是温度最高的时候，里面还是红红的，几乎无从下手。每次我们都是抓紧时间在里面往下敲，外面的同事们用钩子配合着往外掏。要知道，敲下来的那可都是还没有退温的钢铁杂质物，一块块红红的，重重的，多棱多角的，温度高高的，谁见了也都要退避三舍，躲让三分。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即使是最坚固的皮鞋，也难以抵挡高温的侵袭。

有一次，我的脚脖子上不慎溅进了一块黄豆大小红红的铁皮渣，由于滑落在脚脖子上，又有袜子挡住，一时间很难拿取不出来。尽管我很快爬出了炉子，迅速脱掉皮鞋，铁渣还是深深的嵌在皮肉上了。那可不是起泡的问题了，肉已经焦了，疼的钻心，至今还留着那么一块伤疤，这算是我在延安钢厂工作时留下的特殊纪念了。这份纪念不仅是皮肉上的印记，更是我们艰苦奋斗，不怕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肯定。

在那个岁月里，我们在艰苦的条件下，没有畏缩过。尽管生活、生产非常艰苦，在轧钢车间的成绩单背后，都凝聚着我们加热炉工的汗水和忘我的奉献。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小钢铁让位给了大钢铁，小企业变为了现代化大企业，当年非常熟悉的加热炉没有了，我真的一时感到很遗憾。我曾几次回去看我的加热炉，并且近距离拍下了许多照片。我留恋从加热炉炉门冒出来的熊熊火焰，留恋那风机雾化重油喷着火焰的轰鸣声，更留恋轧钢机压延钢锭时的有节奏的低沉的嗡嗡声响。看着钢锭一道道的变细，听着宛如交响曲的各种生产杂音，宛如工业进行曲的乐章，也是一种人生享受。如今，年龄大了，我更加想念那些在高温下默默奉献的朋友们，感谢我们自己为社会做出的巨大贡献。
    在延安工作生活的十六年间，我在延安钢厂度过了人生中最宝贵的青春时光。在那里，我流过汗，也流过血，每一滴汗水和每一份努力都融入了这片热土。我熟悉延安钢厂每一个工作场景，我深深地怀念着那里的每一寸土地，它们构成了我青春最珍贵的记忆。

     当我回想起在延安钢厂的日子，我仿佛又看到了那熊熊燃烧着的加热炉，感受到了炉膛内炽热的气浪。我记得那艰苦的打炉炕工作，虽然经常累得筋疲力尽，但每当看到炉膛恢复平整，心中便充满了满足和自豪。

我还怀念与工友们并肩作战的时光。我们一起面对高温、高粉尘的恶劣环境，一起克服工作中的种种困难。那些欢声笑语、互相鼓励的日子，成为了我心中最珍贵的财富。
     延安钢厂不仅是我工作的地方，更是我青春成长的摇篮。在那里，我学会了坚韧不拔、勇往直前的精神，也收获了宝贵的友谊和回忆。即使如今已经离开了那里，可我的心依然牵挂着那片热土，怀念着那里的点点滴滴。

奔 赴 延 安

孙宝印

一九六九年一月十一日是我人生的起点，这一天正好是我十七岁零六个月，北京火车站人声鼎沸，红旗招展，一千三百多名赴延安插队知青胸带红花齐聚于此，人们怀着各自不同的心情，喧嚣于站台之上，组织者慷慨激昂，呼前呵后，忙的不亦悦乎，知青家属痛哭流涕，不少人晕厥于地上，知青本人或是默默流泪，或是呆若木鸡，也有激情亢奋一族，陈词于此。上午十时正，一声汽笛长鸣，火车徐徐开动，车上车下哭声一片，车上知青悲痛欲绝，车下亲属随车长奔，此情此景如不在现场是根本无法体会的，我在写到此处仍在流泪------。我们已经是第三批赴延安的知青，一月七日是第一批，据说那天中央和北京市的领导都到车站送行，场面之大更是壮观。北京再见！

自此离开生我养我的土地。可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别竟是二十四年，直到一九九三年五月，我及我在京的家人费尽千辛万苦，托人、花钱、送礼、请客，终于才又回到北京，为我们办理手续的这些人高高在上，好像对我们在进行施舍，世道变了------。

我离京以后，听家里人讲，由于我的插队给我的父母减少了许多麻烦，也为兄弟姐妹减轻了许多学校和社会压力，为此我还稍稍感到一丝欣慰。

从北京到延安当时坐火车只有经过郑州到西安，在西安换车再到铜川这一条铁路线，由于我们这趟车是专列，在西安就没有再换车，到铜川时已经是第二天傍晚了，火车跑了三十多个小时。我们在铜川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天还没亮就坐上部队的蒙着帆布蓬的大卡车，车队像长龙般在陕北的盘山路上行驶着，非常壮观，想起来也是一道风景线。我们坐在遮盖严密的车棚里什么也看不见，沿途在经过一个个村庄时，只能听到乡亲们敲锣打鼓的声音，可谁也没精神探出头去看,都跟闷葫芦似的呆坐在黑洞洞的车棚地下，六神无主！因为没有柏油路全是石子路，一路颠簸，有好多人，车一停就掀开帘子往外吐，一直到天黑才到延安县城。下了卡车一个个都跟土猴是的，大家也顾不上拍土，四处张望，终于到延安了，新中国的摇篮，革命圣地。有人大声朗诵着：“今日来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所有人都兴奋不已。

夜色中揽视延安，远处一层层灯火错落有致，有人喊“延安的楼房不少啊！”有人附和“还挺高的吗！”，近处一排排窑洞更是引起大家的兴趣，“这是毛主席住过的地方”一片欢声笑语。大家此刻忘记了三天来的一路奔波，沉浸在美好的想往之中。

第二天天一亮，映入大家眼帘的延安城令大家心头为之一颤，此时正值严冬，一个个光秃秃的山头，连颗树都没有，风起之处黄土漫天，昨晚看到的“高楼大厦”原来是对面山坡上一层层一排排的土窑洞里发出的光亮，脚下的延河裸露着干涸的河床，宝塔山上的宝塔顶上还晃动着一缕枯草，一片凋零，这就是延安，当时真实的延安。一盆凉水浇透每一个知青的心，此时大家怀着更加沉痛的心情相互告别，踏上各自插队的地点。

我插队的地点是延安县蟠龙公社核桃坪大队。位于延安县城以北六十多公里，当时的长途车只能开到一个叫玉皇庙的地方，距离蟠龙公社还有十五里。因蟠龙公社不在公路边上，到蟠龙这段路是简易土路，好多地方都在河床上走，不通长途车，因为我们是专车，把我们送到公社，至此我们乘车的行程全部结束了。在蟠龙我们再一次分手告别，赶赴各自的生产队。

我所在的生产队距离蟠龙公社五里地，只能走毛驴车，那天队里的书记、队长等到公社接我们，我们带的东西都很多，看到他们没有带任何交通工具，这怎么办？队长说：今年收成不好，驴乏干不了活，东西我们背回去，说着几个老乡用几根绳子就把我们的几个好几十公斤重的大箱子背起来了，五里地的山路啊，这是我第一次为人的能力感到震撼，心中不由肃然起敬，心想毛主席说的太对了，为什么叫我们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呢。下午我们终于进村了，一群群衣衫褴褛，双手插在袖筒里的老乡们站在路上，顽皮的孩子们围着我们前后转，半山坡上站着七八个衣着整齐而时尚的青年女子也在向我们张望，我们好奇地问村支书“那是什么人？”，村支书说：“那也是你们北京娃，也分到咱们队了，比你们早来了几天”。后来才知道她们是北京女十二中的才女，是第一批到延安的北京知青。至此历经整整四天的行程，终于来到了我们插队的地方——延安蟠龙核桃坪。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孙宝印

我们所在的这个生产队有四十多户人家，二百多口人，主要以李姓和程姓为主，典型的族氏村落。据说李家是这个村的老户，程家是外面迁徙来的。从居住环境可以看出来，李家住在阳面山坡上，石窑、砖窑较多，而程家住在山角处的背阴里，大部分都住的是土窑洞。李家是大户，人口较多，程李两家的积怨很深，这里的斗争主要是族户争斗。

这个队的土地听起来很多，有好几百公顷，而实际上，这个村东西不过四华里，南北不过三华里这个范围。因为都是山地，山前山后山左山右都是土地，丈量起来土地不少，如果在平原，这点土地就少的可怜了。这里的人口密度还是很大的。而过度垦荒致使这里的土地十分贫瘠，加上水土流失，土层很薄。再由于都是光秃秃的山头，没有任何的植被，导致这里十年九旱，人为因素让这里更是雪上加霜，这里的人贫穷到了极点，吃糠咽菜是稀松平常的事，饿死人的事时有发生，人们的脸色都是黑漆漆的，一看就是营养不良造成的。当时这里的人五十多岁已经是老态龙钟了，这个村就没有超过七十岁的人。但毕竟这里是老区，人民对毛主席对共产党的那种朴素感情，还是真诚的，他们始终相信毛主席是不会忘了他们的。北京知青的到来给了他们打了一针强心剂，他们渴望给他们带来好运。所以这里的老乡对我们的到来还是非常友好的，虽然我们之间差别很大，但并没有多少距离感，我们很容易就融合到这个新的群体里。

陕北是黄土高原的腹地，居住条件主要以窑洞为主。因为这里雨水少，黄土层又很厚，打个洞就可以住人，所以世世代代陕北人就居住在这窑洞里。后来有钱人，开始建造石窑和砖窑，其优越性是不受地理位置的限制，平地上也可以盖窑洞，而且比土窑洞更宽敞更高大。还有一种是半石窑、半砖窑，在山脚下土层不太厚的地方打一个洞，洞口怕不牢固，用石头或砖做一个接口，这就是半石窑了。我们刚到时就是住在这种半砖窑的窑洞里。窑洞内最里面是一个通长的土炕，土炕前搭了一个土灶台，上面镶了一口大铁锅，我们分灶后就在这里做饭，做饭的余热通过土炕的烟道再排到窑洞外，冬天就全靠这点热气取暖了。土窑洞冬暖夏凉，这点比石窑和砖窑好。有钱人家的窑洞口从上到下都是木头窗棂，采光好。我们住的这个窑洞，因为这户老乡家较穷，窑口是用土坷垃垒起来的，只在门上留了一个五十公分见方的小窗户，糊上窗户纸后，窑洞里黑乎乎的。门旁边有一口大水缸，这就是我们五个男同学居住的家。

陕北农民的劳作方式极为原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没有时间概念，也没有星期和月的概念，按农时种地，按天数赶集，按日头吃饭。每天，生产队长天一亮就在村头的牛圈顶上敲响上工的钟声，其实也不是什么钟，就是挂在干树枝上一个报废的生铁铸的犁头，这时三三两两的社员脸也不洗，牙也不刷，出了被窝，穿上透心凉的破棉袄，腰间用条破布带子一扎，扛上农具就出来了。靠在牛圈墙外晒太阳，有抓虱子的，有捻毛线的，懒洋洋的坐成一排。队长派活，派完活后总要喊上一句：“受苦人走了”。我们刚来时听了非常气愤，怎么能把社员说成受苦人，怎么能把劳动，把建设社会主义说成是受苦，这可是原则问题。为这句话还把生产队长告到村支书那里，并要求对这种错误言论进行批判。红卫兵革命小将的革命造反精神，在那一刻又表现的淋漓尽致。可见我们在文革中受的毒是如此之深，教条主义、形式主义与现实是如此的水火不容。

劳动报酬是以记工分来体现的，每个社员都有一个工分本，由生产队的记分员和会计共同签字完成，年底凭工分本的记录来核算工时，当时社员中流行的一句话“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非常形象。年底根据当年的粮食产量，留足上缴公粮的部分和种子、饲料，剩下的进行分配，十五岁以上的算一个人的口粮，以下的算半个人的口粮，按人头每人有份，但并不是白给，要用工分折算，挣够一定数量工分的就不用出钱了，挣不够的还要出钱买，工分超出部分进行现金分配，根据当年的收入换算成分值，折成钱。我们刚到那年，听说上一年的年成不好，一个工才八分钱另几厘，也就是一个全劳力干一天挣十个工分，年底分配才能拿到八分钱，惨不忍睹啊。工分标准男劳力十、九、八、七分不等，女劳力五、四、三分不等，等级评定要经过社员大会通过，往往在评定工分等级时，老乡们打的不可开交。我们刚到时男的定为八分，有一个是七点五分，女的定为四点五分和四分。刚开始什么都不懂，也不敢吭声。干了几天后，觉的不对劲，我们知青真是接受再教育来了，干活特别卖劲，而那些社员偷奸耍滑，能不干就不干，记工分时反而人家挣十分，我们才八分，女知青的更惨，才挣四分。这哪成啊？我们的这些才女们一下翻天了。

生产队开社员大会一般没有女人参加，都是每户当家男人出席，炕上炕下坐一窑洞的大老爷们，年纪大一点的叼着旱烟袋，年纪轻一点的用旧报纸卷着靺鞨烟（新疆产的烟叶），整个窑洞雾气腾腾，中间灶台上点着一个马灯（牲口棚里用的大号煤油灯），生产队长或村支书坐在炕沿上就开会了。

那天我们的才女们全部到场，那阵势真是给知青涨脸，这些老乡们从来没见过这场面，我们毕竟是一个战壕的，男知青们也站脚助威，生产队给闹的没办法，说也说不过，一让再让，最后男知青四个人定为十分，一个定为九分，女知青最高的定为九分，其余为八分。这样的决定还都不行，我们的才女们一定要同工同酬。队长，书记都哭腔对她们说，这是队里多少年的规矩，今天已经被破了，再往高定就无法领导社员干活啦。就这样，我们知青在生产队里的第一炮打响了。

隔时间不长，我们的第二炮开始了，这一次震撼了整个生产队。

三月下旬春播开始了，有一天，队长对我们说发现有人偷种子，是由于在播种前领的种子多，在播种时撒的种子少而被发现的，而且是谁偷的都告诉我们了，并说这人是个惯偷。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啊！我们一听这哪行啊，偷种子这是什么性质问题？事情太严重了。当时我们太年轻也太冲动，不由分说，去了两个男生就把人带过来了。那个老乡进来还不以为然，让他交代，他死不承认。这一下惹恼了我们，有同学一下就把皮带抽出来了。一顿暴打，把生产队长吓傻了，那个老乡哪经过这阵势，立马就全交代了。偷的种子还藏在播种的那块地里，我们押着他把偷的种子取回来。人赃俱获，开大会进行批判。钟声一响，社员全来了，大家议论纷纷，不知道是什么事，队长躲在一边不敢吭声。这个会由我们知青主持，当把人押上来的时候，全村人都目瞪口呆，这个人被五花大绑，一脚被我们踹跪在地下。窑洞里鸦雀无声，他向社员交代偷种子的过程，向大家作出保证。会开的那叫严肃，震惊了每一个到场的人。我们保护了大家的利益，打击了不良行为，得到了社员的赞许。

通过这事件，生产队从上到下对我们知青再也不敢小视了。我们的形象树立了，我们的威信提高了。我们进一步融合到这个乡村里，成为了他们的一员。今天回想起这件事，好像当时有被人利用的感觉。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给村民做主问心无愧，只留下美好的回忆就行了。

不能光革人家的命，我们是接受再教育来的，磨炼自己是一个非常艰苦的过程。第一次重体力劳动让我刻骨铭心。

刚来的那年四月初，正值春耕大忙季节，也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生产队的牛、驴、羊没有草料了，只能去买。顺我们村这条沟往上走二十几里的地方是下坪公社，那里人少、山高、林密，是阴湿地区，雨水比较充足，草料很多。因路不好走，没有车，草料运回来只能靠人去背。村里的壮劳力都得去。我们的工分已经挣到十分了，哪能不去。那天一大早吃完饭，再带上点干粮，提上根绳子就出发了。走了两个多小时才到，休息了一会就开始捆草过磅。我的那一捆一百一十多斤，还算是轻的，老乡们还是照顾我们，他们的每一捆都比我们的大很多。

老乡发明背东西的方法很科学，绳子往两个肩膀一扣，后面人向前一推就背起来了。一百一十多斤的东西背在身上，沿着弯弯曲曲的山间小道走二十多里地，那是什么感觉？此刻，我想起了刚到延安时，老乡们背起我那个反正我一个人搬不动的大箱子，使我为之震撼的情景。今天，在自己身上得以体验了。

我们几个同学前后招呼着一路前行。最初还可以，越走越不行了，浑身从里到外都被汗水湿透了。初春的天气还是很冷的，外衣脱掉了，毛衣脱掉了，尽管三步一停五步一歇，大家始终咬牙坚持。天都快黑了，老乡们一个一个超过我们，已经走了近四个小时，我们还在路上。什么叫举步维艰，此时对它的理解是多么的深刻啊！眼泪不由的掉了下来。

就在这时村支书、队长带人又折回来接我们，就像见了救星一样，太令我们感动了，此时贫下中农的高大形象在我的心中升起。这次体验是我人生的一个蜕变。人生一世就是在艰难困苦中前行，没有平安大道，没有一帆风顺，只有吃得昔日苦中苦，才能得到来日甜上甜，一个男人的脚步起航了。

第一次吃糠。那个年代物资极度匮乏，全国城镇户口的一切生活必需品都要凭票供应，粮食和油首当其冲，这些都是国家统购统销的物资。我印象中，离开北京时的每月粮食定量是二十八斤，到延安以后每月粮食定量四十四斤原粮，磨成粮食也就有三十斤，每月四两胡麻油。在北京时没有感觉粮食不够吃，可能是没有太多的体力劳动，另外副食也比较多的缘故吧。可是到了延安，粮食是唯一保证生存的物质，根本没有副食，加之强大的体力劳动和正在长身体的年龄，供应的那点粮食根本不够吃。最初还经常给家里写信要全国粮票，到粮站再买点粮食补贴，可是时间长了自己也不好意思了，因为北京的粮食供应也是限量的，加之全国粮票很难换到，所以每每与家里写信都谎称粮食够吃了，但是家里人为了我还是省吃俭用，只要能换到全国粮票都会隔三差五的连同钱给我寄过来。回想起来，我全家人为我付出的太多太多了。真是，我一人在外，牵动着全家人的心。

延安当时是连续几年的大旱。我们生产队上一年的人均粮食分配才二百八十多斤原粮。许多人家粮食分回后，还了上一年借的债，吃不到三四个月就没粮了。我见到的这个村里没有一家不吃糠的，只是吃多吃少罢了。在糠的种类里面，小麦磨完面剩下来的叫麸子，是糠里面最好的，谷糠还凑合能吃，糜糠是最难吃的，据说喂驴驴都不吃。在如此艰苦的生活环境下，我们刚来时的那种傲慢狂妄的优越感荡然无存，原来一百斤小麦磨七十斤面就不磨了，什么概念，磨八十五斤叫标准粉，磨七十五斤是富强粉，想当初我们吃的可是比富强粉还富强粉的面啊！后来一百斤小麦磨完后，能剩五六斤麸子就不错了，就这点剩下的麸皮往磨好的面里一倒，与好面一搅合，也拿去吃了。现在想来，这不是我们今天的全麦粉吗！我们超前了近五十年，哈！哈！

谷糠是碾完小米剩下的谷壳，再磨成面炒熟，老乡叫它糠炒面。糜糠和谷糠的加工方法一样，糜子碾出来的米叫黄米，其糜壳更硬，磨成的面更粗，吃起来更涩，拉嗓子眼儿，很难下咽。

我有过一次吃糜糠的经历，至今记忆犹新。

陕北种地经常要爬很高的山和走很远的路，往返一次又耗体力又耽误时间。所以，中午饭就在山上吃。快到中午时派两个人回去在村里把每家每户盛饭的罐子收齐，再担到山上。这担饭的活很不好干，一个人总得担十七八个罐子，每个罐连汤带饭都得八九斤，罐子是那种上了釉的瓦罐，本身就很重，一百五六十斤一口气担到山上去，中间不能停，因为往地上一放就会撒了，担饭的人都是体力最好的人。有一次，饭担到山上没有我的饭罐，原来是担饭的老乡在中途换肩时把我的饭罐撞到山边的石头上打碎了。得，没饭吃了，这时几个老乡都凑过来纷纷拿出自己的饭给我吃，并且都说着：“不好吃，你尝尝”的话。从天一亮就上了山，一直到中午，真是饥肠响如鼓啊，跟老乡的关系已经没的说了，围坐一圈开吃。那正是青黄不接的时节，老乡的饭基本是清一水儿的苦苦菜豆芡饭（黑豆碾子压后煮成的粥），加上一小袋糜糠。吃饭时糜糠和菜汤用筷子跟颌面是的，搅的干干的就这么吃了。那味道，那感觉，现在想起来-----，可是在当时确实解决了饥饿，也确实帮我们渡过了那艰苦卓绝的岁月。

环境可以改变一个人，更能够改造一个人，在恶劣环境中走过来的人，更懂得人生的含义，更珍惜生命的可贵。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其实就是一个自我改造的过程，是一次心灵洗礼，是灵魂的升华。多少人片面的理解毛主席的教诲，甚至质询它的正确性，包括我在内，在最初看到的农民，全是丑陋、肮脏、落后的一面，接受他们的再教育？真是不可思议？而真正扎根于他们之间，这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人们才是真正最最值得尊敬，最最值得学习的人。

知青集体

孙宝印

我们所在的这个生产队共有知青十四人，全部都是北京来的，五男九女。我们五个男生都是现在的北京市第二十五中学的（当时是男校），四个属兔一个属龙。九个女生有七个是北京市第十二女子中学的，另两个是其中女生的妹妹，她们姊妹三个都来插队了，年龄和我们一样，都是初中六七届的，两个小妹一个是属龙另一个属蛇。大家原来都不认识，真是不远万里走到一起来了。

但是，坦率地讲我们在插队期间相处的并不是很好，相互间没有什么合作、支持和帮助，甚至说话都很少,之所以成为这个样子，我认为一开始的基础没有打好，同时大概也存在有那么几个原因吧，其一、在学校时男女生分校，男女生之间没接触过，不知如何处理之间的关系；其二、年龄都太小，涉世太浅，个性又都极强，脾气暴躁点火就着，缺乏理性；其三、自立能力太差，不要说是在这穷乡僻壤，就是在北京让这些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公子哥娇小姐们独自生活，也会呼天唤地骂街撒娇的，自身条件不过硬。其四、生存条件太恶劣，劳动强度太大，生存压力、生理压力、精神压力等使人处于崩溃边缘，生活太艰苦；其五、初来乍到，对周围环境不认识，跟别人又无恩怨，所以情绪发泄只能在我们内部。综上这么几点，导致我们之间产生了许许多多的不愉快。有几件事情至今使我难以忘怀。

第一个年夜饭。我们到达延安插队是在一九六九年一月中旬，那年的春节是在一九六九年二月十七日，因为离开北京到延安刚刚一个月，加之从延安回北京路途遥远，来回一趟非常不容易，还有就是大多数知青家庭在为知青插队时付出了很多，经济上都比较拮据，所以当年春节很少有知青回京的，我们队的十四个同学都没有回去。我们刚到延安时，按照当时的规定，国家给每人下拨了三百元安家费，但不发给知青本人由生产队掌握，用以安排好知青的生活。另外在一九六九年十月前，每人每个月国家配给原粮（带壳的粮食）四十四斤，细粮占百分之四十，细粮中小麦、谷子各占百分之二十,粗粮有玉米、高粱、黑豆、黄豆等，十月以后国家不再配给，由生产队按社员待遇进行分配口粮。配给的口粮要到当地粮站去买，蟠龙公社只有一个粮站，在过了蟠龙二里地的山坡上，离我们队有七里地。我们知青每个月最少三次到粮站买粮，因为向队里借头驴，一次只能驮一百五十斤左右，所以每次只能买四个人的粮。买粮很辛苦，至少两个人，天一亮就得把驴上好套备好鞍，赶着驴走七里山路，到粮站排大队买粮，基本上成了知青粮站了，人山人海的。回来的路上因驴驮着东西走的很慢，每次都要五六个小时。口粮买回来后是需要加工的，当时队里没有电，没有任何加工设备，麦子、玉米、高粱磨成面是要用石磨来磨，谷子、糜子、豆子是要用石碾子滚压后才能食用，由于上一年大旱收成不好，生产队的驴没有饲料，为保证第二年生产，不让大牲口干活，所以推碾子，推磨只能由人来完成。我们现在的人是无法想象的，也是根本没有经历过的，上百斤，几百公斤的石碾石磨一推几个小时，本应大牲口做的活而由人来完成，而是让这些从北京刚到延安的知青去做，这真是太难为我们了。半天干下来，浑身跟散了架一样，几天都缓不过来，真是让人记忆犹新啊！

初来乍到的我们，什么也不懂，任由人摆弄，嘲笑。推碾子，推磨太辛苦了，谁都不愿意做。于是只好大家轮流干，因为不懂也因太苦，本应一百斤小麦磨八十五斤面粉，而我们也就磨了七十多斤就收拾不干了，浪费非常严重。村支书看我们浪费太大，建议我们养头猪。于是买了一头二十几斤的半大猪，书记说太小了不好活。我们配给的四十四斤原粮碾磨成粮食能有三十斤都算好的。由于浪费太多，一般只能有二十五斤左右。加之十六七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尤其是男生吃的更多，配给的粮食根本不够吃。

当时的农村没有自来水，我们吃水只能到山下的一个泉眼去担水，一担水要一百多斤，要担到半山腰我们住的窑洞是非常辛苦的。因为刚从北京来，生活比较讲究，每天用水量非常大。担水也是谁都不愿干的活，男生还好，晃晃悠悠担一百斤回来剩八十斤了，女生惨了只能两人抬，每次只能抬一桶，走山路一上一下很困难。

做饭也非常艰难，因为都是学生，在家很少做饭。刚到时队里指派一位婆姨（中年妇女）为我们做饭，不到一周就转给我们自己做了。当时的陕北农村做饭非常原始，没有专门的厨房，也没有专用的炉灶，就是在土炕前搭个土灶，土灶上镶一口大铁锅，炒菜做饭就全在这口锅里了。由于我们人多，队里专门腾出一个窑洞，为我们做灶房和放粮食、菜、杂物等。就这个条件可想而知能够做出什么好饭来，况且我们又是初来乍到的年轻学生，这就是我们当时的生存条件。

说了半天，转到正题上，从我们到队里时起，再到过年，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却发生了太多太多的故事。

刚离开北京这个大城市，猛的来到这个穷山僻壤，眼前的一切一切与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说不后悔那是假的，痛苦、想家、追悔莫及，每一个人的情绪都非常低落，迎面而来的又是举步维艰的现实生活。这种压抑不时就要发泄出来，所以我们男女生之间在这一个月的生活碰撞中，矛盾逐渐在加剧。这些矛盾其实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如：今天轮谁做饭啦，明天轮谁挑水啦，后天轮谁磨面啦，谁干的多谁干的少啦，谁吃的多啦谁光捡好的吃啦，等等。虽然都是小事，但那时的我们都非常火爆和冲动，争论不断升级，最后不仅仅停留在争论上了，行动上推三拖四，能躲就躲能滑就滑，苦活累活谁都不愿意干。终于在大年三十的晚上，在全国人民都在合家欢天喜地过大年的时刻，我们几个男生走进灶房，灶房内空无一人，空空荡荡，火已经熄了，严冬腊月寒气袭人，掀开锅盖一锅不知道什么时候煮的老玉米豆，呈现在我们面前，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了，大家面面相觑，此刻的愤怒溢于言表，但是很快就冷静下来了，今天是过年，不要扫了大家的兴，不能让村里的老乡看我们的笑话，于是大家什么也没有动，静静的锁好灶房的门，此刻使我们由长大逐渐开始成熟了。

那一年的冬天特别的冷（可能是心理作用），北风狂呼，黄土漫天，回到我们住的窑洞，蜷缩在土炕上，大家默默无语，只有煤油灯上那一缕孤寂的火苗随风晃动，这就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离开父母，独身在外过的第一个春节，那个年夜值得我记一辈子。

分灶。男女生之间的矛盾明朗化了，已经到了相互不能容忍的地步，生产队的领导做了几次说和也没有作用，大家认准一条就是分灶单过。说的简单，这也是名副其实的一次分家啊。怎么分？灶房只有一个，锅碗瓢盆只有一套，还有一头猪，猪因为吃的不错已经长到三四十斤了。这时知青内部又出了问题，原本分为男女生两个灶，这时女生之间又分出一个，男生里有一个也加入其中，这样就要分成三个灶了。生产队的干部参与分配，队里给的灶房不要了，退给生产队，东西三一三十一分开了，只有那头猪怎么办？队干部建议卖了分钱，一问行情只能卖二三十块钱，分到每个人手里只有两三块钱，大家觉得没意思，又由于好长时间没吃肉了，于是有人建议杀了吃肉，一片赞许声。村支书听了非常心疼，一再念叨“可惜了，可惜了 ”。杀猪的那天非常热闹，因为不年不节，村里没有这个时候杀猪的，村支书掌刀，因为是小猪嘛，很快就完成了，按照村里的规矩猪下水归杀猪人所有，其它所有的肉让老乡做熟。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冰箱，天气也热了，街坊四邻与我们知青一起热热闹闹吃了一顿分家饭。那天那叫一个高兴，来延安这么长时间就没吃过肉，我们这天又吃的是小猪肉，那叫隼猪啊，是我这辈子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品尝，至今还回味无穷呢。

还真别说，通过这顿分家饭，不知为什么，原本剑拔弩张的男女生关系，突然间有说有笑了。大家其乐融融，根本看不出要分开单过了。什么叫不打不相识啊。通过时间的推移，这也就是我们至今仍在保持联系，仍在相互关心的基础所在。人啊这一辈子！

虽然我们相处不是很和谐，但我们队知青的本质是非常优秀的。我们原在北京受教育的两所学校历史渊源，一所是原贝满女中，一所是原育英学校。这两所学校原本是一个学校，始建于一八六四年，是“庚子赔款”以后美国在北京建立的第一所教会学校，当时分为“男蒙馆”和“女蒙馆”，分别由美国基督教公理会传教士白汉理先生和伊丽莎白.贝满女士创办。一九五一年贝满女中更名为北京市第十二女子中学，是北京市最早十所重点中学之一。同年，育英学校更名为北京市第二十五中学，是北京市东城区重点中学，文革前能考进这两所学校是非常令人羡慕的，尤其是女十二中，是多少闺蜜们梦寐以求的学校。由于我们所受到的教育基础非常好，决定了一个人的本质。虽然插队时我们很年轻，但主导我们的思维和行为准则还是正能量的，大家还是积极向上的。一切行为中规中矩，在我们队的知青里没有谈情说爱的，没有打架斗殴的，没有偷鸡摸狗的，没有当逃兵的。当时，在延安的知青，因为没人管教，一盘散沙，小年轻们正处于青春期，思想意识里还充满好奇和朦胧，生理发育又极度旺盛的青年男女们，在这样没有父母的唠叨，没有学校老师监督的广阔天地里真是为所欲为。那时，谈情说爱的比比皆是，打架斗殴的屡见不鲜，偷鸡摸狗的更是司空见惯，受不了这恶劣环境偷跑回京的大有人在。整个延安地区被这帮知青整得昏天黑地，当地老乡惊叹！这哪是毛主席身边来到学生，哪是接受再教育来的，这简直比胡蛮儿（指胡宗南部队）还土匪。也因为当时知青下乡或到兵团、农场后出现了许许多多的问题。据说问题反映到中央，周总理听到知识青年生存环境的消息后，流下了眼泪痛苦不已。于是，中央于一九七零年五月发出了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中央二十六号文件“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下乡工作”的指示，周总理还亲自打电话给当时的公安部长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让他去看望北京知青。于是北京市由各大机关、企事业单位抽调骨干力量，派出一大批干部到延安知青点住队，加强对知青的管理，这可能是延安知青享受到的特出待遇。我们队在一九七零年也安排了一名住队干部。

还继续说我们这个集体吧。在延安插队的几年中，我们这个集体确实为建设延安农村发挥了一定作用。我们在这个偏远的小山村建起了小学校，通过北京的对口支援，我们为队里争取到一台手扶拖拉机，修起了一条简易公路，开展多种经营。妇女队长、生产队干部等等也有我们知青担任，已经成为生产队里生气勃勃的主力军。原来在一九六九年一个工（干一天的收入）不到一毛钱，到一九七一年已经达到一个工五毛多了。我们这个知青集体多次被评为延安地区先进知识青年小组。大家长大了、成熟了。领导专门拨款为知青建起了新窑洞，曾经分开的灶又合到一起了，我们男女生相互间的感情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我自己的故事之一

孙宝印

赴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大约有两万七千多人,每个人的插队经历都各自不同。据官方报道共有九十六名北京知青在插队期间去逝,至今仍有二百多名北京知青滞留在延安。我所在的蟠龙公社就有一名我们学校的知青在架设电线杆时被砸死了，就埋在了工作过的地方，为此我们还遗憾了很久。

我的插队经历相对平淡，但仍有许多记忆值得回味。

第一年回家探亲。

一九六九的岁末，秋收大忙过后，在延安插队劳作一年的北京知青们都迫不及待的要回家与亲人团聚，此时的心情兴奋激动异常，相约启程的时间，商量带点什么当地特产回去。大家准备着，忙碌着，心中充满喜悦，流露出来的快乐，溢于言表。我也同大家一样，为回家作着准备，并决定我们队的五个男生一起回京。就在这时以外发生了，在一次去蟠龙镇赶集，准备为家里买点当地土特产品时，我将家里汇来的四十元钱全部丢了，也不知道是自己掏丢了还是被偷了，反正没了。怎么办？一下傻眼了，归期已经临近，借钱是不可能的，路途遥远，车费住店费高昂，我的四个男同学凑齐了也不够我的路费，又不愿意向女生去借，老乡们又穷的叮当响，在此时只有向我的同学说：“你们走吧，今年我不回去了”。就这样我们队的男生女生相继陆陆续续离开了生产队，只有我和另外两姊妹知青还在队里，她们为什么也没有走，至今我都不知道。送走同学的那天，表面强作笑脸，内心的酸楚只有我自己知道。此时孤单的我，一个人住在冰冷的寒窑里，钱丢了以后就一直非常噢脑、难过、痛苦。这时的我可以说身无分文，只有同学走时给我留下不多的钱，好在口粮还有，分的土豆白菜也够吃，就这样准备度过这个冬天，于是含泪给家里写信，谎称这里有事今年就不回去了。我的几个同学回京后，不知是受他们父母的驱使还是有意，到我家将我丢钱一事告诉了我的父母，我的父母知道后着急的不得了，赶紧给我打电报并电汇钱给我，叫我一定速速回家。我收到家里汇来的钱已经是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中旬了。这时我再次准备回京，在向村支书请假时，村支书跟我说队里最后没走的知青两姊妹也正准备回京，并让我们一起结伴同行。因为自分灶后我与女生就很少说话，本想推辞，但想到当时两个年轻女孩独行很不安全，于是就答应了。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下旬，是北京知青回京的最后高潮。从延安传来的消息，延安每天发往铜川的班车只有四个班次，运力不到二百人，几千人等在延安，大车店都住不下了，更别说旅馆了，一周内的长途车票早已售罄，而我又归心似箭，恨不能一步踏进北京，怎么办？我一天都不想等了，于是我跟村支书讲，我准备从北线走。北线一般没有知青走，因为北京插队的知青只安排在延安地区，我们所在的位置是延安的北边，穿过延川县的永坪镇就进入榆林地区了，榆林地区没有北京知青，乘车压力不会太大，但路很难走，因为要在绥德县的吴堡镇过黄河，当时的黄河上没有桥，只能乘摆渡过河，河对面就是山西省了，再坐车到太原，从太原坐火车到北京，这就是我计划走的北线。我本想当两位女同伴知道我的计划后，不会再与我同行，可是没想到她们却一口答应同我一起走，于是我们准备动身了。

十二月下旬，具体日期记不清了，那天一大早村支书,还有个叫平的年轻老乡专程去送我们。他们赶着毛驴车拉上我们三个人的旅行包和背包，赶往十五里地外的玉皇庙长途车停靠点。延安发往绥德的第一班车是早上七点，到玉皇庙大约九点多。那天还是比较顺，在路边等了一会，车就来了，车上人很多，但有下有上，我们与支书、平道别后，就上车了。上车后没有座位，到中午时分到达延川县的永坪镇，下车人比较多，我们才有座。长途车司机将车停在路边的一个小饭馆让大家下去吃午饭。这时我注意了一下，这趟车只有我们三个北京知青，延川县永坪镇是有北京知青最远的一个公社，知青人数不多。这情况与我最初的判断相吻合，但也萌发出丝丝怯意，没有北京同伴同行，前程未仆啊。

一路颠簸，下午可能是四点多到了绥德县城，因为我们都没有手表,当时手表很贵重根本买不起。我们下车后就到车站去买明天到吴堡镇的汽车票，头班车票已经没了，还好我们买到了中午时分的车票。为了乘车方便，我们就在长途汽车站附近找了一家客栈住下，这家客栈就是几排窑洞而已，比大车店强一点，不是大通炕，有独立的床，有个暖水瓶，没有自来水，窑洞外有个水井，厕所只是极简易的公共厕所，唯独庆幸的是这里有电，对比一下，我们在煤油灯下已经度过了整整一年了。放好随身携带的行李，因时间还早，我想约她们到城里看一看并吃晚饭，她们称一路太累了不想进城了，就在附近找个饭馆吃点东西便回去睡觉了。约好明天上午见。

我一个人闲的无聊就信步往城里走。绥德对我来说还是很神秘的，到陕北后老乡聊天、唱歌都有这个地方，什么“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什么“家住绥德三十里堡村”等等。

汽车站在城边上，顺着城墙往城里走，看到的景象让我大吃一惊，一群群一伙伙的男人们围在一起席地而坐，公开的明目张胆的在进行赌博，再往前走更可怕的事出现了，很多人认出我是北京知青，他们上前跟你搭讪，问你有没有粮票，他们高价收购；问你要不要住店；几个脏兮兮的小孩伸着手拉着你的裤腿跟你要钱要吃的；太可怕了我就一个人，天就要黑了，此时对绥德的好奇嘎然而止，恐惧油然而生。为摆脱当时的处境，真有些慌不择路，一路急行，跑回我住的客栈，现在想起来，这短短不到一个小时的经历，仍历历在目。再也不敢出去了。第二天坐上到吴堡的汽车向黄河边进发，其实路途没有多远，四五十公里路，现在的汽车半个小时就到了，可是当时的路不好，车也不好，总要一个多小时。那天也邪了，半道汽车抛锚，司机修车，大家帮着推车，耽误了一个多小时，总算又上路了。到吴堡已经下午三点多了。我们马不停蹄的赶到摆渡码头，坐上一个挤满了人的大木船，这船没有动力是靠人划的，两个船工撑船过河。这是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接触到养育中华儿女，滋养华夏大地，沿承几千年中原文化发源地的母亲河。黄河水的浪花拍打着船舷，滚滚波涛汹涌而下，如此壮观震撼着心灵。感慨随着登岸瞬间即去，我们提着背着越发显得沉重的行李，踏上了山西这片土地。

因为途中修车耽误了太多时间，山西这边的长途车已经走了，同船的老乡们已经散去，只剩下我们三个人被搁置在这荒滩野外。夕阳已经西下，此时的我们心急如焚。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在公路上拦车，我在路边一直在向过往的车招手，但没有一辆停下来的。此时，我已经感到绝望了，我的两位女同伴反而比我要冷静的多，她们安慰我并代替我，站到路边向过来的汽车招手。说来也怪，很快一辆大卡车就停下来了，我们急忙跑上前去。女同伴的姐姐向司机讲我们是北京知青，要回北京希望帮助我们。司机见到柔弱的女知青，天都快黑了，肯定是起了恻隐之心，让我们赶紧上车。驾驶楼除了司机还能坐两个人，我让她们两个坐进去，我将行李放到车厢上面，爬上了卡车后车厢。当时的心情那叫高兴，一路总认为是拖累的女生，确在最困难的时刻起到了关键作用，对她们的敬畏油然而生。

天已经全黑了，卡车司机把我们拉到一个叫柳林的地方，放在一家客栈的门口，告诉我们旁边就是汽车站，明天一早就有去太原的车。还说，他到柳林就到家了。我当时也不会抽烟，连颗烟都没有送给司机，我们再三谢过司机后，住进客栈。

冬至以后天短，次日天没亮我们就跑到汽车站，因为是始发车，很顺利就出发了。山西大地要比陕北的沟壑平坦多了，窑洞没有了，砖瓦房也整齐了，路也好走了。中午汽车停靠在汾阳吃饭，汾阳是汾酒的产地，饭后离开车还有点时间，就在路边一个挂着幌子的酒店里买了两瓶汾酒，准备回去孝敬老爹。因为从延安走的匆忙，只带了点小米和老乡送的干枣，其他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在这能买到汾酒格外高兴。我的两位知青同伴也买了些东西，就又开始上路了。晚上天黑以后终于到太原了。在火车站前广场我们下了汽车，她们帮我看着行李，我就冲进售票处，去买到北京的火车票，当天晚上十点多有一趟到北京的车，但只有站票。回家心切，顾不得什么了，掏钱就买。

太原也是省会城市，从来没来过，很想到街上看一看，但有在绥德县城的遭遇，也就没了那份心情了。候车大厅里北京知青特别多，一口京腔，一身京味儿装，一眼就能认出来，是北京在山西插队的知青，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因为都在候车，闲的无聊，东游游西逛逛，寻衅滋事，无事生非，起哄捣乱，嘈杂混乱充斥着整个候车室。我的两个女同伴年轻貌美，姿色出众，不时有一些好色之徒过来搭讪，可能有我在旁边，好几位只好怏怏而去。在候车的这两三个小时，我那叫一个紧张。因为我们来的早，排在队伍前面，一放人我们就冲向火车。当年，车厢内的座位一百号以后是不对号的，我们迅速占了几个座位，放好行李，耐心等待开车。终于火车启动了，我们的座位保住了，一块石头落地，我们安稳的睡一觉，明天就可以到北京了。此时再审看一下自己，自离开生产队已经整整三天了，一路上在黄土堆里滚过来，忍饥挨饿，着急失眠，加上担惊受怕，十几岁的我们憔悴了许多。终于坐上火车，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我们到车厢的洗漱间洗去一路的风尘，换上干净的外衣，准备以最好的面貌拥入北京，拥抱家人。

第二天中午时分，我们终于踏出北京火车站。一切是这样的清新，一切是这样的美好。经过四天的艰难行程，我们终于回来了—--北京。

因为我们走的北线，到京的时间无法确定，所以没有家人接我们，我与结伴同行的两位美女道别，明年回延安再见！

此次行程最初我很担心，很害怕，很惆怅，但最终我很感动，很欣慰，很享受。

这次旅程在我的人生中留下了一次可遇而不可求的强记忆。几十年以后我同两位女插友再聚首，可一直都未再提起这次旅程，我想大家谁都不会忘记，都愿把她沉浸在最美好的记忆中，这就是童真感情的真诚写实，让我们把这次难忘而美好的旅程回味到永远吧。

我自己的故事之二

孙宝印

反修路上出民工。

一九六九年中苏边境发生冲突，珍宝岛事件使中国和苏联的关系极度恶化。毛主席发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最高指示，全国备战备荒工作全面铺开，大批三线工程上马，修建防空洞在沿海各大中城市开始行动，准备打仗的气氛空前。延安也在积极备战、备荒，一九七零年延安开始建设一条从姚店到甘谷峪的战备公路，起名叫“反修路”。

当时没有筑路队伍，像修路、挖渠、建水库全是以搞会战的形式，抽调农民工进行建设，所谓的“一平二调”在当时极为盛行。我所在的生产队要抽调两个民工参加修路，不知道为什么，队里的老乡都不愿意去，可能是离不开老婆孩子热炕头和那点的自留地吧。于是队长跟我商量。我当时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大大咧咧，满不在乎的一口答应了。按照规定的时间，背上铺盖卷和队里的一个老乡就到公社集合了。

修公路，这是我从来没有想过，一点认知都没有的事情，原来只在公路上走过，稍有颠簸总要埋怨路不好，这次来修路，可以好好体验一下了。真是“不干不知道，一干吓一跳”。休路之艰苦是常人无法想象的，这时候我才知道为什么叫谁谁不来呢。在陕北的大山里，要修筑一条二级战备公路，就是双车道，宽度不得小于七米，坡度不得大于九度的路出来，谈何容易。没有任何机械设备，没有任何运输工具，全凭人的两只手、一双脚、一副臂膀，逢河架桥，遇山劈石，这就是那个年代“人定胜天”革命英雄主义的真实写照。

修路刚开始时主要是挖土方，每个人都是有定额的，大家搞竞赛，热火朝天。纵深进入山里就艰难多了，那可真是劈山凿石啊！要在半山腰上打眼放炮，炸出一条路来。这是我的真实体验，爬到半山腰，先用一根短钎子钉在石头缝里，用绳子一头拴在钎子上，另一头系在腰上，这就是安全带了。两人一组，一个掌钎一个抡锤，十八磅的大锤一抡上百下，两个人轮换着，一点都不敢偷懒，因为，一上午几个炮眼是定好的，打不完打不好别收工，放炮工验收合格后，在炮眼里装好雷管填满炸药才能下山。我们收工后，放炮工用炮线将一个个雷管连接起来。中午时分大家在吃饭的时候就是放炮炸山的时候，放炮工大声呼喊着，让人离开。接着一声声炮响，地动山摇，尘土飞扬，飞沙走石。下午基本是清理上午爆破的成果，运走碎石块和修整路面，有时还要在补上几炮，这就是修路工一天的劳作。

抡大锤是我最难过的一关，抡大锤一靠力气，二靠技巧，一开始胳膊没劲，抡不了几下，就提不起来了。技巧更为重要，抡不好就要伤人，一旦砸歪了非常危险，不是伤到别人就是伤了自己。我有几次打到别人手上，立刻鲜血直流，我也有被打到的时候，疼痛之极，不过大家都不会埋怨，也不会计较的。最初时，一天干下来，胳膊都抬不起来，晚上浑身酸痛的睡不着觉，到后来，锻炼的也成能手了，十八磅大锤抡起来也是叮当作响。

这次修路最最另我难忘的一件事，是让我永远的知道了自己的一个生理缺陷。修路工的驻地是要随着路的延伸不断搬迁的，在一次搬迁的过程中有一件事深深的印在我的脑海里。那正是最最炎热的夏季，骄阳似火，黄土高原上连颗树都没有，地上晒的浮土四起，我们民工的驻地要搬家了。没有运输工具，只能靠人背肩扛，先搬修路的物资，再搬生活用品，往返要好几次。因为白天太热，决定晚上出发。那天夜色不错，月亮大而圆，但无人顾暇这美好的景致，每个人背着上百斤的东西，一个跟着一个只顾低头看路，急匆匆行走在这大山里。半夜到达目的地，休息了一会，天快亮时分我们往回返。回程到是轻松了许多，大家有说有笑，观山望景，清晨徐徐微风，非常惬意。走着走着，我突然看到前方出现了一片悬崖峭壁，往上看高耸云天，向下望深不见底，半山腰处一条羊肠小道，走到这里我简直天旋地转，两腿发软，怎么都不敢前行。后面的一个个都超过去了，只剩下我队的老乡和一个要好的同学陪着我，他们一再鼓励我：“没事，昨天半夜背着那么重的东西都过来了，现在空手怎么就不敢走了”。我当时都不敢想象昨天半夜是怎么过来的，一旦掉下去可是粉身碎骨啊！也可能当时注意力全在搬运上了，同时也是受到周边工友的影响，一门心思就在干活上了，根本没有注意到身边的危险。前面的同志们越走越远了，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过。那段峭壁有五六十米长，我颤颤巍巍双手扶着岩壁往前挪，最后有一段实在不敢走了，我也顾不了许多了，双腿一跪爬过去了，当时脸色苍白，心跳不已，瘫软在地上。其实这不是第一次了，我记得第一次是在北京景山少年宫体育场里，有一个叫“天梯”的滑楼梯，比一般的要高很多，爬上去后要走很长、很窄、又没有扶手只靠脚下两边的铁网保护的一段木板才能到滑板处滑下去。五十年代出生的北京城里小孩都应该记得，我只上过一次，上去后不敢走，也回不去了，因为后面的小孩一个接一个，当时就是爬过去的，我记忆犹新。这次再现此狼狈像，另我惭愧不已，十八九岁了还这么没出息，当时真是无地自容。幸亏当天回到驻地后，我们队轮换我的老乡到了，赶紧打起行囊走人。如果我再干下去，在修到那段悬崖峭壁时，恐怕就没有我了。后来有了一些知识，才知道这是一种生理障碍“恐高症”。直至今日只要站在高处，腿就发软走不动路。

我修路的故事就讲完了，虽然这段时间不长，但它对我来讲意义非凡。从修路体会人的一生是何等的相似，人们常说“路是人走出来的”，其实不然，走出来的路是弯弯曲曲、高低不平的，只有修出来的路才能更平坦、笔直、宽阔。下的功夫越大，路就修的越好，走起来才能越容易，越快，才能走的越远。人生的路各有不同，走出来的路虽然不太费劲，但终生都是坎坎坷坷，而经过休整的人生路，虽然在修的过程历尽艰辛，但它会让你走的更好。人生的路是修不完的，修人生的路就是在修行，苦行僧终会得到善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我自己的故事之三

孙宝印

王窑水库当团支书。

一九七一年，“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是响彻全国的口号，大庆油田、大寨公社是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广大农村掀起粮食亩产上纲要，垮黄河，过长江，轰轰烈烈的抓革命、促生产高潮。延安地区也实时的决定在延河的上游安塞县王窑公社筑建一座拦河大坝，以保证下游的水利灌溉。因为是延安地区的工程，所以辖区内的各县都要派民工参加建设，就此“王窑水库大会战”拉开了大幕。

这次对参加会战的人员要求比较高，老弱病残一律不要，鼓励北京知青参加。队里又分配了两个名额，我想这次怎么也不会让我去了，我已经出过一次民工了，轮也该轮到别人了，可是越怕什么就越来什么。这次找我谈话的不是生产队长，而是北京派来的驻队干部。当时，我感觉，可能是因为我这人比较刺头不会拍马屁，在他眼里不太好管，顾借此机会把我使出去。他跟我说了一大堆好话，什么你在队里表现不错啦，能力也很强，你在要求进步我都知道，去了以后好好表现，公社的北京干部老沙同志带队，你去了要帮他工作，等等等等。没辙，只好再次收拾行装上路。

王窑水库工地上，四面八方的民工聚在一起，人山人海，各个县、各个公社的红旗迎风飘扬。这次会战的组织工作确实做的不错，总指挥部、县指挥部、公社领导小组、临时党支部、团支部相继成立。蟠龙公社来了近百人，年轻人占了多一半，光北京知青就有二十多个。北京干部老沙认识我，可能也受我们队北京干部的影响，成立蟠龙团支部会上点名叫我当支部书记，闹得我不知所措，只有默许的份了。提起当干部我到也不怵，小学就是中队长，中学也是班干部，可是那是在学校，是在一个完整体系中的集体里，主要任务就是帮助老师干点事情。这个工地上的团支部书记，一开始我并没当回事，反正谁也不认识，都是大人了，自己干自己的活，两个月一轮换也就拜拜了。可是干起来满不是那么回事，三天两头开会，要是干活的时候开会也好，每次开会都是晚上，干了一天累的都不行了，还得强打精神开会，还得表态，怎么发挥和调动团员的积极作用，怎样成立青年突击队，怎样激励青年写申请书，火线入团，等等。白天干活还要带头，你是团支书大家都看着你呢，哪敢偷一点懒。

这里与修路完全不一样，修路是分散作业，自己干自己的，偷奸耍滑还是有的，可是在水库上，那可是百分之百的付出啊！这里真是集团会战，挖掘机、推土机随处可见，彩旗飘扬，歌声嘹亮，年轻人朝气蓬勃的特性在这里体现的淋漓尽致。我在其中又是团支书，在氛围渲染之中更是纵情发挥，蟠龙的青年突击队是工地上最棒的，劳动竞赛总是第一，工地广播站的大喇叭广播更加给这些年轻人打了强心剂，一个个捷报频传。休息之余组织青年人相互拉歌、说笑话、讲故事的场景至今难忘。在参加工地的文艺汇演，蟠龙的节目获得最高奖。

修水库确实很辛苦，但非常充实，回想起那个年代，年轻就是好啊！那次会战可是把我累着了，现在想起来，我是为建设王窑水库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二零零七年我们七个同队插友回延安时，当我知道王窑水库还在为延安人民发挥着作用时，就非常想再回去看一看，但非常遗憾，因时间太紧没有去成，有机会我一定会再去的。

我与王窑水库确实还是有很深的渊源，一九八三年我入党前，单位党支部书记找我谈话，说我太消极了，不能光埋头搞业务，要积极向组织靠拢，要尽快向组织递交思想汇报。我当时目瞪口呆，不知说什么，书记拿出两页纸给我看，“入党申请书”！确实是我写的，正是在王窑水库工地上，我曾向北京干部老沙递交的这份申请书，我万万没有想到十二年后，它竟然又出现在我面前。我已经把它遗忘了，但是历史却没有抛弃我，王窑水库还想着我，延安人民还想着我，就是这份历史的尘封，把我引向一个新征程的起点。我永远不会忘记插队的日子，也永远不会忘记延安的山山水水，永远不会忘记那里朴实的人民。是延安教育了我，是插队的情怀伴随我走完了这一生。

延安，这就是使我魂牵梦绕的所在。

苦中作乐

孙宝印

插队生活确实很苦，但苦中作乐也是一种享受。在延安插队的几年里有许多事情仍记忆犹新，简单讲几个记忆深刻的事吧。

看瓜地。

我们到生产队以后，队里干部很依赖我们，因为我们没有他们族户争斗的厉害关系，什么事情都愿和我们商量。有一年，春播时，队里商量准备种点西瓜和香瓜，但反对的声音远远大过支持声音。种瓜是好事啊，为什么还这么多人反对？经了解，原来以往种了瓜后，被偷的，人情的，私分的，一年下来不仅挣不到钱，光赔本不说，还经常为此打架骂仗，甚至出了人命，所以都不愿干这个出力不讨好的事。但这终究是挣钱的买卖，我们知青极力支持种瓜，并向队里保证由我们看瓜地。于是那年种了不少瓜，老天爷有眼，瓜长的特别好，到了看瓜的季节，我们的承诺该兑现了，于是我们几个男生商量，让我去看瓜，倒不是我有多厉害，主要是我养了一条狗，那条狗特别厉害，所有的老乡都怕这条狗。说来也怪，这条狗不咬北京知青，见了北京知青叫都不叫，老实得很。于是我带着狗上任了。

看瓜这活倒是比较轻松，但晚上也要睡在窝棚里，蚊子小咬折腾的你也是苦不堪言，更痛苦的是下大雨，没处躲没处藏，浇个透心凉不算，铺盖卷都会浇得透透的。可苦中也有乐，吃瓜方便。大热天，天黑了几个哥们到我那儿，边吃瓜边聊天，逮蛐蛐捉蚂蚱，饿了地里掰几个老玉米，秫秸杆一烧，香味扑鼻，无限的惬意，美的不得了。

那一年瓜收获特别好，蟠龙镇卖不完，正好北京对口支援我队一辆手扶拖拉机，装上西瓜拉到延安去卖，收入大把大把的，队里老乡乐开了花儿。可那年我却惨了，年终分配的时候，我不仅没分到一分钱还倒贴给队里四毛八，因为在看瓜时，北京知青赶集都要从瓜地经过，都跟我很熟，一见我肯定要站站脚聊聊天，吃瓜是肯定的了。我是只管看瓜，不管卖瓜，算账怎能让同学掏钱，就统统记在我的帐上了，年底分配，自然出现亏空。尽管如此，回想起看瓜的那段时光，仍是美滋滋的。

蟠龙赶集。

插队生活中，唯一的乐趣就是去蟠龙赶集了。蟠龙是个大集，缝五缝十周边十里八乡的乡亲们都汇集到这里，集上分好几个市场，有粮食油品，蔬菜副食、日常百货、牲口骡马、农机农具设备等交易区域。打铁的、修理工具的、还有配种站等等都在集市上，热闹非凡，农闲时更是人山人海。赶集的日子，老乡们都换上干净的衣服，包在头上的羊肚子手巾也洗的白白的，扎的规规矩矩的。女子婆姨更是大红大绿，打扮的花枝招展，嘻嘻哈哈一路相跟上，高兴异常。

赶集这一天，对我们来讲也是放松和舒展的一天，同社员一样把自己打扮一下，兴高采烈的到蟠龙玩上一天。刚到延安时，知青们闲的没事，正是争强好胜的年龄，在集上自己给自己拔份儿，碰到不认识的一群群一伙伙，总会发生一些摩擦。于是知青在集上打架的事情屡屡发生，有时打的头破血流，给老乡们吓坏了。每次赶完集回来，知青打架的事，就是老乡们议论的话题。我们很规矩，村里老乡们对我们赞许有加。

到蟠龙赶集时我们总要慰劳一下自己，中午找个小饭馆搓上一顿，也就是一碗肉丝面，粮票对我们不成问题，钱也花不了太多，十天半个月赶一次集，大家总是很期盼。

慢慢在一起开始喝起酒来了，抽烟喝酒就是在延安学会的。烟我是在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住了一次医院后戒掉了，抽了近二十八年，酒目前还在喝，因年龄大了日渐趋减。

蟠龙看电影。

文化生活在插队期间是非常有限的，下地干活中间，有老乡即兴哼上几句陕北小调，什么亲哥哥情妹子，引得大家哄堂大笑。除此之外根本没有什么文化生活。只有过年过节在蟠龙放映几次电影。放映电影的那天，队里早早就收工了，全村男女老幼急匆匆吃过晚饭，相跟上就向蟠龙进发了。

放电影是在露天的一个大空场，前面挂上一块幕布，就可以放电影了。最早蟠龙没有电，放映员架个杆子挂个马灯，有个脚踏发电机，两个小伙子跟骑自行车是的，电影就开始了。中间经常因为电力不够，声音失真和断片屡屡发生，即使是这样，大家依然看的有滋有味。后来有了柴油发电机，马灯换成汽灯，电影质量提高了，但噪声增加了,大家仍乐此不疲。

看电影时人山人海，大部分席地而坐，蟠龙镇上的有拿凳子，马扎的，来晚了只能站在后面。我有一次因来晚了，房上墙头全是人，站在后面什么也看不到，就跑到银幕后面去看，虽然都是反的到很清楚，就是晃眼。

看完电影以后，在回村的路上，大家那叫幸福，不管天多黑，大声喧哗着，尤其是孩子们比过节还高兴，我们知青的手电筒发出的光柱照在那一个个人的脸上，都随着一片喝彩，好不热闹。这时的五里路好像一眨眼就到了，快乐可以持续到第二天，大家还在津津乐道之中。

看发洪水。

第一次看到发洪水还是很震撼的。我们队的位置是处在一条沟的下游，到蟠龙就是这条沟的出口。有一条小河从村前流过，河上没有桥，平时踩着石头就过河了。有一天正在河对面的一块地里锄地，西边阴云密布，可我们头上烈日炎炎，真是锄禾日当午啊。突然有人大声喊：“山水下来啦！”于是人们不顾一切的向河对岸跑，我当时有个很新的水壶放在休息地方的树底下，想拿上再过河，一个老乡一把抓住我就往河对岸村子的这一侧跑，我当时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刚跑过河就听见轰隆隆的响声越来越近，一会就见到在干涸的河床上足足有两三丈高，黑压压咆哮、汹涌、翻滚的洪水向下冲来，速度并不是很快，但足以使我目瞪口呆，这时就见我队的村民们好几个就站在河边上，不知他们要干什么。这时我发现洪水的前面协裹着许多的树干、杂草，山羊居然还有驴、牛大牲畜在水中起伏着，就见村民们在洪水冲过的一煞那，用锄头将冲到岸边的树木，杂物钩到岸上，那场景真是惊心动魄，太危险啦！

水头轰隆巨响的冲了过去，洪水充满了整个河床。这时我突然意识到，为什么大家听到山水下来的呼喊后，立刻冲到河这边的原因了，我也庆幸，如留在对岸恐怕今夜要喂狼了。

老乡们把在洪水中捞到的东西称作“发洋财”，很有意思。能看到现实生活中发洪水的场面，也是我一生的荣幸，此情此景与看电视、电影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心灵的感召只有在现实中的体验，才能真正得以修复。

秋收的喜悦。

秋天是最好的季节，忙碌了一年的农民当看到好年成，真是发自内心的高兴，我们终于等来了一个丰收年，当人们把一捆捆谷子、糜子、高粱等背回场院时，再苦再累也是合不拢嘴。场院里是一副真正艺术的风景画，打场是我最最欣赏的一幕。两排人面对面的站着，手里都拿着连枷（打场用的最原始工具），在愉快的号子或在陕北小曲声中整齐划一的将连枷高高举起，再重重的打在带壳的粮食上，时而左转，时而右转，时而向前、时而向后，这那是在劳作啊？分明是一台节拍清晰，动作优雅的舞蹈嘛，艺术来自生活一点不假。

扬场也是一样好看，将打下的粮食高高抛起，借助风力将浮土、草棍吹掉，秋收的场院美不胜收。

情感的融合。

几年的插队生活和陕北老乡真的打成一片，陕北话不仅听得懂了，说的也和陕北人一模一样了，我们的陕北民歌唱的比陕北人还陕北人。

队里的老乡对我们特别好，不仅教会我们怎样种庄稼，还处处从干活上，生活上关心照顾我们。尽管那里很穷生活很苦，但只要逢年过节或做点什么好吃的，他们都会叫我们过去一起吃，或让小孩给我们送过来，真是把我们当成一家人了。他们做的陕北油糕、米酒、杂面、饸饹、洋芋擦擦等等，至今想起来口水都在下咽。老乡们同我们的感情真的交融在一起了。

最近，几个插友在微信中的交流表述，很能代表我的共同感受：“感恩老乡们给予的最纯真的无私的帮助，朴素的感情维系到最终，世界上难寻这种人间真情了”，“那一份纯洁的友谊，醇厚的情谊，朴实无华的情感，骨热心善的父老乡亲和知青有着特殊的缘分，真是难觅啊！”，“最感人的是大香（队里的乡亲），有一年来北京玩，即不去天安门，也不去故宫、长城，每天就站在西单大街上，想看一眼咱队的北京娃，一直等了七天，谁也没见到，失望的回去了。我听她说完，太感动了。上次回陕北，咱队嫁出去的女子知道我们回去，在西安的、咸阳的、延安的和周边公社的，不管多远都回村了，把我们真当成自己的亲人了，陕北老乡太朴实了”真情无暇，情意无价啊！

我心爱的狗。

插队时，我养了一条狗，纯白，耳朵尖尖竖直向上，尾巴卷成一个圈，非常好看的狗。这条狗伴随我走过陕北生活的岁月，为我立下汗马功劳，它不是宠物，是真正的斗士，我的保护神。记忆犹新的一件事，是我被调到后队经常要到前队开会，前后两队相隔两里路，顺着沟往里走，要经过一个山洼，穿过一片坟地，才能到我住的窑洞。就在一个漆黑的夜晚，真是伸手不见五指，我在前队开完会，几个同学留我住一晚，天亮再走。忘记了有什么事我执意要走，于是带着我的狗上路了。大山里的黑夜静的怕人，路两边是玉米地，一条小路从中穿过，刷拉拉玉米叶发出的声响甚是渗人。走到这里我有些害怕了，狗已经跑进玉米地不见踪影，后悔当晚应该住下。已经出来了，只好硬着头皮走吧，打着手电急匆匆的走进比我还高的玉米地，走出来时吓的浑身出了一身冷汗。走到山洼看着黑洞洞的沟里，真的不敢下去了，狗也不知跑到哪去了，心里骂着，嘴里大声喊着狗，给自己壮胆，一路小跑冲到对面的山坡上，心都快跳出嗓子眼了，当我还在大口的喘着气，眼前的一幕简直给我吓摊在地上，就在前边不远两个绿绿跟灯泡是的东西定在那里，我的第一意识，狼！这时我看到我的狗正与之相对，嘴里发出低沉的哼哼声，可能是我的出现，那家伙转头就跑，我的狗追了上去。一点也不敢停留了，不断叫着我的狗，跑过了那片坟地，村子就在眼前了，一颗紧绷的心放松了许多，突然一个家伙从后面扑到我身上，这下真的把我吓死了，鸡皮疙瘩布满全身，定睛一看是我的狗，不知什么时候在我的身后扑向了我，像是在邀功，或是在庆祝吧，但这一下差点要了我的命，我一脚把它踹开，心还在扑腾扑腾的跳。到家了，这时我抱住了我的狗，庆幸啊，只是碰到一只狼，要是一群，我就---，不敢想了。难忘的一次夜行。

我的狗咬过一次人，我也被它咬过。咬人的那次是因为有一个老乡强行要进我们的院子，狗对着他狂吠，他拿个锄头驱赶着狗，眼看就要进窑洞了，狗一下扑了上去，正值夏天，那个老乡光着膀子，两个牙印深深的刻在他的胸膛，上牙印在额下，下牙印到腹部了，没想到狗的嘴这么大，鲜血立刻留了出来。这可是出大事了，要出人命的，刻不容缓，开上手扶拖拉机直奔蟠龙卫生所，为老乡做了包扎，打了狂犬疫苗，此时老乡的前胸全肿了。在蟠龙请老乡吃了顿饭，送了两盒烟，给了点钱，钱老乡坚决不要，虽然很快就好了，但对这位老乡我一直都很内疚。

我被咬的一次是在知青集训时，北京干部来了以后，加强对知青的管理，在冬闲的时候把全公社的知青集中起来学习，时间大约是一周还是十天记不清了，地点在距蟠龙下面十四五里地的曹刘沟大队里，全队知青都要去，狗就跟上了。在蟠龙我们做上大拖拉机，狗就在下面追着跑，开了有半个小时才到，当我们下了拖拉机，我们的狗已然在向我们摇起尾巴了，我心痛的抚摸它的头，发现它身上全是汗。当天晚上我们被分配到一户老乡家住，刚到门口一条大狗冲了出来，老乡赶紧拉住，我们进了窑洞，还没站定，外面的狗就咬起来了，原来我们的狗也要进来，两狗打在一起，我们见状赶紧拉架，又不敢用手，我就用脚踢我的狗，真是狗急乱咬人，我的狗一口咬在我的脚上，幸好是冬天，我穿了一双咱北京生产的灯芯绒面的棉鞋，棉鞋已经被咬透了但没有伤到我的脚，不幸中的万幸啊！一场狗战，从此我们的狗蹲在了我们住的窑洞外，主人的狗爬在了大门外。

我的那条狗啊，最后非常非常凄凉，我离开延安以后把狗托付给我的同学，当我知道最后一个男生也准备离开时，让他找老乡把狗杀掉，把狗皮拿回来做个纪念，但他没有舍得这么做。狗再也见不到我们了，最后我们的狗，可能是思念太重，疯了。我心爱的狗啊！相对它对我的忠诚和给予我的帮助，我一直觉得对不起它，虽然它是一条狗我仍然在忏悔自己，并为它祈祷，从此我再也不养狗了，我要一直保留对它的记忆。

往期回顾

一生留恋延安情

  我叫杨瑞英是1969年1月到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那时我16岁。1972年，随着知青大招工的浪潮，我分配到了延安市美术公司，分配的工种是象牙雕刻一干就是七年。

实话说我喜欢这个工种喜欢佩服领导我的师傅，他叫张新江。虽然他年纪不大但技术精湛能写会画，对技术精益求精，对我的要求更是一丝不苟认真严格。在师傅的指教辅导下，我也同样刻苦努力废寝忘食，全身心的投入进了这个五彩缤纷研究艺术的神秘殿堂。

  我学过牙雕，贝雕，石雕等，我的师傅不但教我绘画，他把整本的小人书《水浒传》全都临摹装订起来，他言传身教真使我佩服的五体投地。

 上班工作一开始师傅就让我学磨刀，一磨就是一个多月。我的手磨破划伤缠上胶布继续磨，要求是刀刃锋利，平行笔直，一刀下去利索干净手不能打颤。

  在选择石材上更是需要知识和灵感。要有观察和想象力。要根据石料的颜色结构，决定什么部位适合雕刻什么。比如人物、树木、山峰、天空、花鸟，总之必须要有绘画的基础。而我一个刚从农村种地出来的人别说画了，笔都不知道从哪下。于是我就废寝忘食的勤学苦练。为了提高观察力，我兜里总是装着笔和纸，无论走到哪里只要一坐下来就画周围的一切人和物。画速描和钻研服装设计等用以提高自己的审美观念。每天一睁眼，除了吃饭睡觉我把一切的时间精力都投入到学习绘画和钻研雕刻。我如痴如醉全身心畅游在浩瀚艺术的海洋中。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的雕刻作品《延安春晓》参加了延安市工艺美术品的展览，那时我心中真的充满了快乐和成就感。

 平日里有许多外宾到延安来参观。他们带走的纪念品其中就有我的作品。

  大约是在七五年，周总理来延安时将我们美术公司送的雕刻纪念品带回了北京。那其中就有我刻的贝雕（延河大桥和红旗牌小轿车）。回想起这一切我内心不禁充满着荣幸和自豪感。

 时光荏苒当有朋友来公司看望我，我总能赠送一些我刻的纪念品做为小礼物。在延安生活的日子里，每到周日我都背上画板，到延安的清凉山上画对面的宝塔山和延河大桥。

 回味当年的生活，虽然艰苦但我却过得充实有滋有味丰富多彩。我的一生没有虚度，我把美好的青春留在了革命圣地我的第二故乡延安。    伴随着波光粼粼的延河水，美好的回忆永远涓涓流淌在我的心海中。

 从1969年到2024年一晃55年了。从青春年少到桑榆岁暮，时过境迁一切都已是过眼烟云。我本人调回到北京后身患了癌症，至今已经生存35年了。如今看庭前花开花落从容自若。活着不易所以倍感珍惜当下美好的时光。   我对生活充满热爱和激情，在当今幸福安乐的新时代，衣食无忧深感知足。生活磨练了我的意志，幸福的今天使我能安度晚年。回首岁月我对自己一生所走过的路，虽然崎岖坎坷但无怨无悔…

杨瑞英2023.10

《最高的境界就是平凡》

记延安知青迎春大拜年联欢晚会

李白的将进酒说的好：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冬去春来留不住，不负年华不负卿。

我们延安知青的人生需要快乐，心情需要舒畅。这不仅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更是一种人生的智慧。欣赏生活中的美好，就是给我们自己一个快乐的源泉。

一台别具一格赏心悦目的迎春大拜年联欢晚会，在激情欢快中，在交口称誉中，慢慢的落下了恋恋不舍的大幕。

一台知青的晚会，像是一碗时光的年夜饭，盛满了我们共同的烟火人间。每一句台词都有我们的青春岁月，每一首歌都有我们放飞自我的美好明天。我们延安知青懂得放下，但永远不会放弃。 

一台联欢晚会的圆满成功，离不开知青朋友们的鼎力支持。为别人就是为自己，我们知青最高的境界，就是平凡，平凡中彰显我们的气质和蔚为大观，从而决定了平凡中我们人生观价值的高度。联欢晚会是延安知青的晚会，是我们大家的晚会，有一百个理由会圆满成功，因为我们是延安知青，是大家庭里的兄弟姐妹。

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台前幕后有多少个日日夜夜，大爱无言，掷地有声。幕后人：以信仰约束自己，所谓修行，必须要先修正自己。

联欢晚会策划人夏宝庆，运筹帷幄调度有方，为取得圆满成功付出而立功。老主持人张之崑，钱钧奉献是他们的精神理念，担当是他们的职责。值得拥有与赞誉。延川县知青刘淑敏，第一次担任主持人，但知青情怀永铭在心，得到大家的交口赞誉。向远在千里之外西安的刘淑敏送上一个知青的祝福。

后勤保障是先行者，没有不行，万万不行。幕后工作者张亚雷，王淑华，张秀萍，杨瑞英等为联欢晚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的宗旨就是：没有一帆风顺的工作，身处困难时，先给自己一个自信的微笑，定能笑迎疾风骤雨，克服一切困难，又岂会在乎一时输赢，因为我们是永远的延安知青。印度文学家泰戈尔说过：不要着急，最好的最会在不经意时候出现。

心态好，人间才会美好，事业才会成功，因为你付出了，你的言行对的起延安知青。

洛川县知青张亚雷观后感说道：一台赏心悦目的迎春晚会，体现出一种知青的情怀和文化生活的丰富多彩，值得我们永远留存和拥有。

王封根，一位延长石油的年青人，一位知青事业的传承人，在看了晚会后饱含激情的说：延安知青是我心中永远学习的榜样，你们的精神鼓舞着我们延安人的后代，使我们有了工作，生活有了坚强的意志和不断进取的勇气。

留延知青李增春说：整台晚会交口称誉，体现出来知青的延安情节和对第二故乡无限的想往和热爱。

安塞县知青鲁米嘉，在观看完迎春知青联欢晚会谈了她心中的感想： 

2024延安北京知青新春联欢会是一场难忘的盛会，令人感慨万分，从耳目一新优雅大方的主持人、到每位多才多艺演员出场展示的精彩歌与舞蹈、自发抒情的诗歌朗诵、发自肺腑的展示时代诗画、书法，国画等各类才艺…各节目的精彩表演，惯穿彰显了知青在艰苦岁月中团结奋斗的风采。共同见证纪念知青55周年的庆典之日。让知青精神的光和热与延安精神的发扬光大。

致敬、祝福所有的老知青们在新的一年里，与所有美好不期而遇。祝福大家龙年快乐！龙年大吉！

在此感谢参加联欢晚会的各位演员付出辛苦的志愿者们、道一声您们辛苦啦！为您们永远的龙马精神点赞。

联欢晚会结束之后，延安县知青，诗人王延松当即赋诗一首，对晚会圆满成功给于了热情的赞誉：

欣赏延安知青迎春网上联欢晚会感怀

王延松

隔空三地话遥情，

妙舞欢歌喜气盈。

白发童心仍逐梦， 

青春铁血筑人生。

黄陵知青葛玉敏观后感言：这是一台精心策划异彩纷呈的难忘盛会，三地知青相聚虚拟的舞台前，尽享诗情画意人文之美，轻歌曼舞婀娜多姿，青春不老充满活力……感受到知青文化的独特魅力和丰富内涵。仿佛穿越时空遂道，重温55年前延安插队的如歌岁月和知青友谊，犹如青山碧水绵延流长。让我们带着微笑与阳光绚丽多灿，让我们拥有健康与平安荡漾，让我们弘扬继承延安精神，奔向美好的未来。

西安知青焦玉惠的观后感说的非常好，她说：由北京，西安，延安三地联合举办的迎春晚会精彩绝伦，别具一格，体现出知青的一种精神和情商，体现出一种热爱生活的美好希望：今晚近千名知青相聚在网络，送玉兔迎金龙，晚会在依恋不舍中落下了帷幕。那热情的诗词、动人的歌声、优美的舞姿和书画戏曲等诸多才艺倾诉着知青对青春过往的一片深情，荡激着在场每一位知青的心海。雾梦被深深震撼感动向为共和国付出真诚的老三届人致敬。延安窑洞的北京娃风采依旧、情怀不老。难忘今宵，赓续情长。

张庭学，北京知青分会副主席，延长石油知青研究会会长。他的感言热情而真诚，体现出对知青的一种挚爱和深厚的友情。他说道：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化飞花。在喜迎新春佳节之际，我们《遥忆大西北-黄土地 建设者》编委会编辑组主要成员在延安观看知青文化联欢活动，感到十分地亲切！正值延安雪花纷飞，犹记五十多年前的一批批北京知识青年奔赴陕北，黄土地留下了青春岁月，大西北建设有你们奋战身影…当精彩的节目在冬日里展现，我们的眼前是动人的画面，是京延儿女的真情，是对美好明天的祝福！我们也参加了节目展演《泌园春/雪》《喜洋洋》共同联欢，并祝朋友们:凛冬散尽，星河长明，新的一年，万事顺遂！

北京知青分会秘书组何晓新观后感言：今天小年，今晚迎新春网演大聚会！北京知青朋友们与延安乡亲们在这里欢乐团聚！

节目精彩纷呈，演员光鲜靓丽！气氛红红火火，网络转递美意！激动了！快乐了！忘情了！陶醉了！完美！！

感谢台上台下的演员观众！感谢幕前幕后的辛苦劳动者！让我们一起欢欢喜喜永远快乐在一起！祝大家春节好！给知青朋友们和延安乡亲们拜年啦！ 

当你看过世间红尘繁华，看遍山河远阔，终会发现最爱的还是那人间一抹的知青烟火色，因为他最真最诚最美。

轻抚一朵寒梅的微笑，捡拾一枚雪月的浪漫，静静感受我们知青岁月的静美和幸福，我们会更好。

一碗时光的年夜饭，盛满了知青心中的美好祈愿。一台迎春晚会唱响了知青的乐章，夕阳无限好，永远的九九艳阳天。

北京知青分会秘书组

梁军 执笔

2月2日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