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1981年,克明赴呼和浩特演出话剧《寸草心》(郭纯、王星之、克明编剧),在内蒙古博物馆前留影
我与《呼伦贝尔大草原》(下)
作者/克明
回到呼伦贝尔草原,再也没有歧视,再也没有告密,我可以自由地呼吸、自由地奔跑,自由地让精神在天地之间飞翔了。从一个禁锢的思想牢笼中解放出来,在一片宁静得可怕的草原上行走,那份喜悦,那份族人给与的温暖与亲切,让我狂喜,让我忘记了伤痛,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了自由的可贵。浪漫的气质与浪漫的情怀,从此在心中扎下了根,我贪婪地注视着每一根小草,每一朵白云,每一只羔羊,每一匹骏马。我再也不愿意从马背上下来,我骑着自己的那匹马,走近水、走过沙丘、走过森林,当我纵马跨过河水时,我回身望着四溅的水花,心情竟像鸟儿一样。
再后来,我被抽到牧管局文艺队,走遍了境内的十几个牧场,从岭西到岭东,从多雪的冬天到杜鹃竞放的晚春,我和我的法国号一起(此时的我已经由小号改为法国号),又走过了三年难忘的时光。
当我28岁时终于考上了黑龙江省艺校的呼盟民族班,成了一名学生。考试,这个梦寐以求的事,竟然在我身上实现了,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我这种出身的人也可以参加考试啦! 此前,我也经历过很多次考试,但都因为我的出身而以失败告终。
第一次考试是1972年夏天,上海音乐学院来黑龙江兵团招生,我得到了消息,非常激动,就偷偷从车间溜出来,带着我的小号,穿过北部危险的沼泽地,来到团部。20多里地的奔袭,让蚊虫将我的身上叮满了大包,最不幸的是,嘴唇上被叮了一个硕大的包,肿的老高,又疼又痒,我心想这可不是好兆头。第二天,见到了老师,报上了名。满屋子的考生中除了唱歌的就是民族乐器,西洋乐器只有我一个。我吹完教程,又吹了两首曲子,《小将军》和《苏格兰的蓝钟花》,老师的眼中闪着喜悦的光,这让我充满了自信。当我走出考场时,军务股长远远地把我喝令过去,臭训了一顿,说:“你这种出身的人还敢私自跑来考试?赶紧给我回连队写检查!”
天塌下来了。我一步一步沮丧地回到连队,回到车间。天已经黑了,我点燃炉火,烧红了一块圆钢,将它烧得发了白,流淌下钢水,放在弹簧锤的铁砧上,用脚向踏板拼力踩下去,耳畔是巨大的、快速的锤击声,钢花四射,将黑暗的车间映得雪亮,直到那一块圆钢发红发黑,我一扭头,它滋滋叫着,从我手中的铁钳中飞了出去,击穿车间的玻璃窗飞到了窗外......我抬起眼睛,看见我的师傅手里端着一碗面条,在门口愣愣地看着我发疯,我实在忍不住了,扑在他怀里失声痛哭......
第二次考试是1978年夏天,北京电影学院招生,由欧阳儒秋老师和马精武老师辅导我的诗朗诵和小品,我信心十足。可到了报名那一天我因没有“政审合格”的材料,被拒绝报名。我发了疯地从小西天冲向西单的电报大楼,挂长途回牙克石牧场,请求给我出一份政审,又被政治部的主任臭训一顿,说你母亲的问题虽然解决了,但应该让北京市卫生局来一个函,根据那个函,我们才能出手续。但因为你私自回北京参加考试,理应处分你,所以,即使公函来了,也得明年才能出具政审。况且,你目无组织,这个政审不可能合格。天,又一次塌了下来!
无奈,我只好打点行装返回牙克石。途中,经过一个叫通辽的地方,旅伴们告诉我,这就是哲里木盟,这里也有一个歌舞团。我考虑了三秒钟后,跳下了火车,背着圆号,雇了一辆毛驴车,向歌舞团走去。真是好运气,团长、乐队队长都在,一共四位领导听了我的演奏,很满意,让我在外面等结果。20分钟后,结果出来了,被拒绝,理由是年龄太大了,那一年我27岁......
我孤独地走向火车站。团里一位拉四胡的蒙古小伙儿追了上来,听说是宾图王的孙子来考试,他很想见我,一路上聊着来到车站。我用仅剩的五元钱买了两碗面条,吃饭的同时,他还教会我一首著名的东盟民歌《宾图王》。下午,我搭乘一列更慢的火车,向牙克石进发。第二天早晨才过兴安岭,到伊列克得车站时,我已经饿得不行了。摸摸身上,仅剩2角钱,正好这时列车员扫地到我们车厢,我赶紧帮他清扫满走廊的瓜子皮、烂纸......他可能猜出了我的难处,给我送来一茶缸子水和两个列车上卖的饼子,我狼吞虎咽总算把这一程熬了下来。这便是我人生的第三次考试,不但完败还差点饿死,哈哈......
回到牙克石不到一个月,由呼伦贝尔盟民族歌舞团托管的,黑龙江省艺术学校呼盟民族班就开始招生了。感谢呼伦贝尔,我才获得了学习机会,才最终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才实现了自己追求音乐、追求艺术的梦!
正是因为这个艺术的平台,我才进入了这座神秘的殿堂,从而拾级而上,一步一步地追逐着我的理想。做乐队演奏员时,我可以每天端坐在琴房,连续十几个小时的去吹奏。在北京中央音乐学院进修时,我的练功场所在我家附近的地坛公园。哪怕天下着大雪,我也岿然不动。我的老师是中央音乐学院铜管系主任夏之秋教授,他为了探知我是否练功,竟然冒着大雪来到地坛,寻着号角声,在空无一人的公园,老人远远看到自己的弟子在松林之间刻苦地吹奏。
做话剧演员时,我会为自己的每一个角色撰写演员自传,将其人生轨迹设计得合乎人物性格逻辑,为他每一个戏剧动作找到前世因由,为每一句台词找到强烈的内心依据。繁星之下,在宁静的夜晚,我会大段大段地背诵话剧《蔡文姬》、《无辜的罪人》、《在底层》、《海鸥》和《曹操》中的片断,如醉如痴地默诵《古诗十九首》、《诗经》、《孔雀东南飞》,仔细品味宋词、元曲中的精彩篇章,让自己的灵魂飞向千年之前,星汉之上,银河岸边,去寻觅那一位位古人清冷孤傲的身影......
哪怕后来到了新闻工作岗位上,穿越着祖国山山水水,我也要抽一点闲暇,在哈萨克的毡房里,在藏民长叩的途中,在山寨崎岖的路径上,在寺庙,在教堂。在学校......在每一处贫寒而又纯净的村落,去寻找那一双双清澈的目光,去感知那苦难中简单的欢乐,去品尝泪水中的苦涩与诗一样美好的清纯笑容。
现在回想起走过的路,仿佛冥冥之中有一只大手在牵引着我。呼伦贝尔,我在这片草原工作的十年间,已把她读遍。我是合撒儿的后代!我知道这是可汗分封给我祖先的土地。700多年后,他的一个生长在北京的子孙又在此拥有了自由,获得了做人的尊严。她太辽阔了。这里有巴尔虎、布里亚特蒙古,还有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三个较小民族,构成了她文化上独特的多样性这些历史的,人文的,自然的多彩特质,高度浓缩于一个地方,在中国实属罕见。我长久地审视着这片神秘的大地,吸吮她的乳汁,等待着一个机会的降临。
这个机会终于来临。2000年,我在中央电视台筹拍大型电视专题系列节目《走进西部》时,去广西防城港京族三岛拍摄样片,临行前,从乌兰托嘎处得到一首新写的曲子。这是个大调的蒙古旋律,音乐线条清新流畅,阳光明媚,呈示部简洁明朗,副歌起伏飘逸激昂,让人过耳不忘,是一首难得的好作品。我把它仔细叠好,放在胸前的衣袋中上路了。
在海边,我病倒了,溽热与海鲜击倒了蒙古人。一日,我坐在防波堤上,凝望着眼前的大海。它涨潮了,一波又一波的海水,向我涌来。天,渐渐暗了下来,大海很狰狞,远没有草原母亲的那份慈爱。风浪中,乌云在积聚,天边竟有几条闪电像海蛇一样游动在海天之间。我一回头望见了西沉的落日,她把天空涂上了一层赭红和桃金色。我突然想起了自己的草原!这里是祖国的最南端,向北是广西的十万大山,再向北,就是武陵山、大巴山、嵩山、泰山、燕山山脉,再往北,不就是我的兴安岭,不就是我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吗? 我赶紧从胸口的衣袋中掏出那首乐曲,一口气,将心中对呼伦贝尔草原母亲的情思流淌在这页小小的纸上:“我的心爱,在天边,天边有一片辽阔的大草原......”五分多钟的时间里,一挥而就。从草原,写到了山岭,又用山岭那只雄鹰的翅膀将二者牵连到一起。草原山岭都有了,情感的宣泄还不满足,又写到了我们著名的额尔古纳河,让它成为三千多条河流的代表,来表达每一位牧人,每一位游子对草原母亲的思念。最为动情之笔还应该是这一句——“白云朵朵 飘在我的心间。”无论 你是谁,无论你是否到过草原,只要你一开口,呼伦贝尔草原就会在你的心间浮现。
这首歌,仿佛是我与呼伦贝尔草原前世的约定,在我生命之中孕育了五十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这期间竟有几次命运之神与我擦肩而过! 如果当年考上了上海音乐学院呢? 如果我没有转插到呼伦贝尔,而像其他知青一样返城回北京了呢? 如果我后来考上北京电影学院,当了一名演员了呢? 如果我考上了哲盟歌舞团,从此生活在通辽了呢? 如果我顺利地调入中央电视台,再也没有返回草原呢? 如果我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后留在上海滩成了一名上海电视台的导演呢?……那么多的如果中,有一个如果成真,就都不会有这首《呼伦贝尔大草原》。
这是一条灵魂中奔涌的大河。从北京的胡同中发轫,用生活中的苦难和泪水、汗水,点点滴滴汇集成了细流,再用五十年的时光去等待,等待冰雪消融的时节,等待万千条小溪的汇聚,然后,才从高处奔流而下,欢叫着,翻涌着,带着春姑娘的气息,向母亲草原呼啸而去!
这首小小的歌词,应感念我清华附中的董玉英老师,是她教授了我最正宗的汉语文;感谢清华大学文艺社团,它让我从少年起就怀有高远的志向;感谢黑龙江八年的苦难生活,它给了我血性和体魄;更感谢呼伦贝尔草原的十年生活,它让我有了自由的精神,浪漫的情怀和蒙古血脉的回归……一首歌,竟然是我的一生!一首歌,竟然是我前世的约定!
我想,再过100年,它也许已经变成了民歌,人们不记得它的作者是谁,而它还会飞翔在草原的上空,飘落在人们心头,给人们带去欢乐。
朋友,还有什么比这个更令人愉悦的呢?…… (全文完) 作者:克明 2016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