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明：我与《呼伦贝尔大草原》（上）

2019年08月13日 18:30:12 来源:克尔伦通讯访问量：2110次作者:克明

（资料图）

我与《呼伦贝尔大草原》（上）

作者/克明

【编者按】下乡十年岁月磨砺了他的意志，经过五十年的准备他献给我们一首千年传唱的歌！呼伦贝尔草原给了他自由驰骋的天地，也给了我们呼伦贝尔草原知青感恩的心......

作者简介：克明，蒙古族剧作家，诗人，国家一级词作家。代表作:歌曲《呼伦贝尔大草原》、《往日时光》、《绿皮火车》、歌剧《天鹅》、《公主图兰朵》、音乐剧《金色胡杨》、《苏赫与白马》。克明的笔下，有马驹，有雄鹰，有百转千回的河流，有苍苍莽莽的森林，更有栩栩如生的蒙古额吉和英雄牧人。克明的文字质朴、洗练，有着雄阔的气势，为当代草原展开一幅幅史诗般的画卷。

《呼伦贝尔大草原》是一首歌。为了它，我整整准备了五十年……

1951年我出生于北京的一个蒙古贵族家庭。从小我不知道自己是个蒙古人。那时的北京，民族概念很淡，没有谁强调自己出身于哪一个族群。小时候只是依稀地记得，家里总来一些喇嘛，或是草原上来京开会、看病的亲友，他们身上总有一些羊膻味，从呢子大衣里，从蒙古皮袍中散发出来。每当这些亲人来过，家里就会有一些草原独有的食品:黄油啊，奶豆豆腐啊，还有裹着锡纸的奶油块。有时，喇嘛们还会带些炒米来，是用很粗的布袋装好的，也有一些我们很少闻到的气味。问起这是什么味时，母亲总是怀有几分自豪的说，蒙古味儿呗!

在幽深的胡同里，在景山东街一带，我渐渐长大了，直到九岁。1960年的十一月，天气渐渐寒冷，我依然无拘无束地玩着、奔跑着，像一匹胡同里长大的马驹子。有一天母亲哭着告诉我，父亲没了。母亲搂着我们兄弟三人，她哭成了泪人。从那一刻，我意识到，自己应该挑起这个家了......哥哥是个残疾人，小儿麻痹症害得他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行走;弟弟才6岁，是个拖着鼻涕的可爱小孩。母亲是人大代表，又是政协委员，每天起早贪黑地忙于工作。她是北京蒙藏医院的化验师。这是一个中国最微型的全科医院,专门收治来自草原牧区和青藏高原牧区病人的一所民族医院。母亲会蒙语、藏语，她除了本职工作，还兼着翻译。于是，这家庭的生活担子就落在我的肩上。在母亲严苛教育下我们渐渐长大了。母亲的教育从来没有和风细雨过，她手中的鸡毛掸子就是我人生的教鞭。不论哪一门功课，只要是五分以下，那只掸子就会伴着她的怒吼声呼啸而至。而我，竟从没有逃脱、哭泣或求饶。多年以后在北京，在温暖的夕阳下我问母亲：“你为什么那么狠地抽打我，是因为对父亲的恨吗?”她摇摇头，叹了一口气，疼爱地看了我一眼说：“你当时为什么不跑啊?......”

1964年我考上了清华附中。是这个学校让我走上了一条艺术的路径。学校里有一个文艺社团，每个学生都可以报一个专业。我们的音乐教员叫王玉田，他根据每个人的特长分派乐器，我分到了一支小号。它静静地躺在号盒中，金黄色的铜制号身，三只键子一双白手套。王老师说:“这支号很贵，98块钱呢!你要爱护它，做它的朋友。”从那天开始，这只小号就没离开过我，一直到黑龙江插队。

文艺社团里有高中的同学丁爱笛和刘益涛，他们是我的启蒙老师。一年以后，我的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这时机会来了。1965年12月9日，为了纪念“一二·九运动”30周年，首都大学生要做一个盛大演出，类似当年的《东方红》音乐舞蹈史诗，各大学抽人全力以赴排练。清华大学军乐团的队员们正在农村搞“四清”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只好从附中的乐队抽来五名同学，我是其中之一。清华大学的文艺社团几近专业，水平很高，老师叫周乃森，是专业的音乐教授，从那时起，他就当了我的教员。每天第七节课后，我就穿过小北门，绕过化学楼，来到音乐室。音乐室很大，两层小楼，排练厅很正规。经过一个月的紧张排练，我们就开始到人民大会堂集中训练，一日三餐都在宴会厅。排练间隙，我就到人民大会堂的各个角落去玩。要不就看大学生们排合唱(1000多人)或看他们排练舞蹈。很多年后，贾作光老师告诉我，那时舞蹈队的队长就是我们的胡锦涛。不过，那时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中央乐团的合唱指挥秋里，他英俊、潇洒，总爱和大学生们谈笑，身披一件花呢大衣，暗红格的围脖，指挥的手势让所有人着迷。

在清华大学军乐团的两年中，除了那一次大规模的演出外，就是每星期的训练，要吹很多曲子，要学五线谱，要练习很多枯燥无味的教程，还有一些重要的社会活动，比如每年的“五一”或国庆节，在天安门广场上搞狂欢。金水桥前有三个巨大的圆圈，年年位置不变:中间的是中央民族大学，东侧是北京大学，西侧是清华大学。而我们乐队永远比那两个学校演奏得要悦耳许多，乐队阵容也强大，舞蹈队也不错，但稍逊于中央民族大学，最一般的就是北京大学了。

最后一次狂欢节是1966年的“五一”。每个院校都有自己的活动范围，狂欢节的秩序井然。突然，我看见广场的探照灯一齐射向我们这里，把天安门城楼照得雪亮，扩音器中传来了《东方红》的乐曲声，人们欢呼着声震耳欲聋，每个人都激动不已......当一切都结束后，我回到清华大学的方阵里，看见周乃森教授含着热泪在愤怒地咆哮，一位上海籍的大学生满脸沮丧地站在他面前——原来，我们乐队最珍贵的乐器，土耳其大钹被人群踏碎了。“五百美金啊，你知道吗?怎么这么不小心。全中国才两片，中央乐团一片，清华大学一片，就这么完蛋了!你赔得起吗?!”

不懂音乐的朋友很难理解，这个梦想有多么美妙。当号身握在你的手中，当你把号嘴轻吻在你的唇间，深深地吸进一口气，闭上眼睛，气流冲过你的嘴唇流进了号身，那清脆而又悦耳的声音便奏响在天地之间。哪怕是音阶或音程的练习，哪怕只是一个长音，它会让你的灵魂插上乐思的翅膀，在云中翱翔，美妙无比。我从未奢望当一名作曲家，我只梦想当一名乐手坐在清华大学的乐队中，我的面前是谱架，谱子上爬满了音符，它们会让我的心飞翔。

我的老师王玉田害怕我们参加武斗或闯下其他的祸事，把北京的许多中学生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宣传队”1000多人的规模。又开始了排练和演出，宣传队的住址在北京建筑工业学校，那是一所中专学校。所有的曲目都是他带着一些高中同学创作出来的，很震撼，很好听，有点像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我们演出了很多场出了大名。那段时间我的音乐之梦又开始复苏，认识了很多优秀的音乐家。有北京十三中的孙维毅、陈天航;有二十五中的萧平(著名诗人萧三之子)、邹海岗;有中央乐团的首席小号陈嘉敏;芭蕾舞团的首席圆号杨洁......我的小号水平明显得到提高，我报名去了北大荒农场插队。那一年的冬天出奇的冷。1967年的冬天，我们一行500名北京知青，坐上专列告别了首都，告别了校园，告别了我们的少年时代，在车轮的轰鸣声中，一路向北呼啸而去......

在兵团我成了一名锻工。从16岁到24岁，我在炉火旁，在铿锵的大锤声中度过了8年青春时光。身体渐渐壮硕起来也长得高大起来。不管工作有多累，我身边一直有那把小号陪伴着。想家了，挨整了，绝望了，我都会在黑暗的锻工车间里吹响它。号角声从破窗里飘出带着我的灵魂飞向天宇之间，飞向白茫茫的雪原上......

当从黑龙江兵团回归到草原时，我已经从一匹北京长大的小马，成长为一匹四蹄矫健，威风凛凛的野马了。

（未完待续）

作者：著名蒙古族词作家克明 2016年6月

原文本网站编辑刊发有删减

编辑：张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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