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振华：瞧我的父亲

2017年02月21日 20:30:10 来源:中国文化报访问量：272次作者:周振华

（资料图）

瞧我的父亲

作者/周振华

   离乡的时候，父亲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他告别了家人，背负行囊，迎着朝阳，独自去闯荡了。

    听他说，他的母亲为了他日后拥有一只像样的饭碗，曾不止一次戳着他的脑门儿：“想出息，就得闯！”就这样，父亲一走就是三十多年。小小年纪，身在异乡，披星戴月，含辛茹苦。有句话父亲总挂嘴边：我感激母亲。因为父亲深深体味到了是他母亲的严厉和卓识成就了他一身的手艺。奶奶过世，父亲哭得山响，惊天动地。父亲为他的母亲戴了半年“孝箍”，这在五里乡村很是罕见。之后的日子他调动了他所有的情感，凭记忆用铅笔画了很多奶奶的肖像，很像。又亲手做了很多相框，挂满了我们家的墙壁。出来进去，端详着，仿佛和他的母亲有说不完的话。在他心中，奶奶还在。

    “文革”开始，父亲回乡。理由简单，出身不好。

    父亲从小在外经商，事事规矩，他对谁都是和和气气、满脸堆笑。再加上父亲热心肠、心眼儿好，唯善当先，做了很多帮助人家的事，乡亲们都认为他仁义，真的没有谁揪着他的出身不放，更没有人往死里整他。受点欺负、歧视在那个年代都是太正常不过的事情。为此，父亲觉得心里格外温暖，对这份温暖，父亲甚是欣慰，甚至心存感激。每每想起这些，他就无比知足，并会将其迅速转化为更好地为乡亲们做事的动力。可见父亲对欣慰、温暖、知足的理解和评判，是那么易感。

    那时，白面(小麦粉)稀罕，各家的婚丧嫁娶都习惯送六斤一包的“白面包”，这成了老家那一带的乡俗民俗。“六”象征着“顺”，“包”象征着“饱”，千家万户顺顺当当要吃饱，这是那个年代乡亲们所迫切祈求的。于是，人们就以“白面包”当做大礼包，礼尚往来，相互祝福。父亲是老商业，包面能手。早年每次供销社举办业务大赛，包面这个奖项，都是父亲摘第一，他有绝对实力。回乡后，他觉得赎罪的机会来了，于是毅然决然把这事揽了下来。起初，父亲还担心乡亲们不给他这个老富农面子，没想到一传十、十传百，全村的乡亲们都来找他，到后来外乡人也慕名而来。他包出的白面包，方方正正，高高挺挺，见棱见角，讲究！这样的白面包拿出去，着实体面！面包用见方的高丽纸铺底，包完后用双股纸绳打成十字扎紧，挽个秀气的提套，顶部贴方红纸，喜庆极了。不是夸父亲，这活儿，方圆百里，没二份儿。那些年，请父亲包面的乡亲们踏破门槛。我喜欢父亲包面的动作，那叫一个麻利、潇洒、带劲，小时候常看得入神儿。

    父亲为乡亲们包了多少面，我没统计过，他更不记得这些，反正我们家的卧柜上，常年都摆放着父亲为乡亲们包好的尚未取走的白面包。

    村里各家的婚丧嫁娶，还有一件事要做，就是记账登记份礼。记账先生的首选仍是父亲。他账记得好不说，字也写得漂亮。更重要的是让主家放心，账款结清后明明白白交给主家清点，分文不差。各家的账本一存就是十年、二十年，拿出来字迹仍干净、清晰，当主人还礼的时候，以此作为依据，一目了然。

    字写得好，自然又给父亲添了另一项活计——写对联。记得每年过了阴历二十三，也就是小年儿一到，街坊四邻、大人小孩就开始陆陆续续拿着红纸往我家集结，找父亲写春联。

    父亲为此还请村里的木匠专门打了一张桌子。随着年节的临近，来家里的人渐多起来，以至高峰时，屋子里的人都转悠不开，在院子里排队等候。他们说父亲写的春联字好，词儿也好。什么样的家庭，就配以什么内容的对联。写容易，年年搜集新春联是件难事，不能总用老词儿，得与时俱进。于是，父亲每年都通过各种途径寻求新春联，然后抄写在笔记本上。有的是从收音机里听来的，有的是从报纸上摘下来的，有的是聊天时记下的，有的是他自己开动脑筋编创的。还好，每年都有三十多副新春联供他书写，体现了新年新气象。

    我给他算了算，从一九六六年他从供销社回到老家，到一九九四年他去世的二十八年间，他为我们村的乡亲们书写了大约七千八百副对子，这恐怕还是不完全统计。

    父亲当时喜欢做这事，我觉得一是他的字写得确实好。父亲念过私塾，十五岁外出学徒天天用毛笔抄写商品，春夏秋冬苦练基本功。出徒后，不但能打一手好算盘，还练出了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他感觉他的字就是书法，拿得出手，在老家的五里乡村也算是个土秀才，当然是在乡亲们认可的前提下默认的。起初他可不这样想，一直都低调做人，用他的话说时时刻刻都要夹着尾巴做人。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成分高。父亲出身富农，按当时“黑五类”的排序富农排在第二位。在那个唯成分的年代，村里人唯独没把他当做罪大恶极的人，甚至没把他当坏人。谁家办喜事或建新房都找他书写红礼上的祝福语或柱脚上的喜红。乡亲们每年请他写对联，他觉得太信任太看得起他了，他说过，能为乡亲们写对联，是他最大的福分。

    晚年的父亲，身体状况急转直下，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心脏病，常头晕目眩，力不从心。特别是面对眼前聚集着众多前来请他写春联的乡亲们，他就不由得起急，上火，这时也是他最容易犯病的时候。父亲六十九岁那年，距春节不到七天，突发急性心梗，昏迷两天，经全力抢救，奇迹般地又回来了。出院后，他极力辩驳：“这病与写春联没有关系，不写春联，也不会长生不老。”后来的几年间，他仍坚持为乡亲们写对联，多累、多不舒服，但只要有人来家，他就精神。但常常在人走后，马上躺下，好长时间不能缓解。最终，父亲还是死在了心脏病上，那年他七十五岁。

    小时候我常想，父亲的行为，包括他的精神，不像雷锋吗？他不也是长时间为百姓做好事吗？可我一直没找到答案，直到现在。那时他这样做，是在赎罪，或是在接受改造。可“文革”结束之后，父亲仍坚持做好事，忘我地去做。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父亲做了二十八年的好事，一直做到他离开人世。如今，又是二十几年过去了，我每当想起父亲，仍然泪眼模糊。父子情深啊！

编辑：惠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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