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先驱蔡立坚

2009年11月06日光明日报

曾记否，1968年7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杜家山上的新社员——记北京知识青年蔡立坚到农村落户》的通讯，曾经鼓舞过一代没有学上、没有工做又不甘于在校园打派仗、一心想为中华民族真正做点儿什么的年轻学生？

没有路的路

她从来就没想过出名。思维和名字都极为朴素，她叫蔡玉琴。她是老师非常喜欢的那种很自立的好学生。甘心情愿为班集体扫地、打开水、生炉子；一次能辅导几个甚至十几个后进生；体育成绩也很出色，高低杠、跳山羊、跳高、跳远、跳跳箱等等无所不能。这不是因为她多么超常，就是出自于刻苦和坚韧。初中毕业时，她就曾经赤诚地交过上山下乡的申请书，但学校没有批准:品学兼优的学生理当升学呀！升入高中，她担任班团支部书记。

“文革”了，玉琴却无论如何跟不上形势，于是给自己改名为立场坚定的“立坚”。看着全国的红卫兵不花钱坐火车进行革命串联，给国家造成的经济负担太重，她觉得应该学习毛泽东主席青年时代徒步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样子步行串联，于是和同学们组成了“二七铁军红卫兵长征队”。

“文革”期间，大量城市知识青年涌入农村。

在天寒地冻中吃窝头就咸菜，晚上就打开背包睡地铺，大沙河，滹沱河，娘子关，他们一直坚定地进了太行山区，还专程参观了全国农业战线的一面红旗――山西省昔阳县的大寨大队。这天他们急行军到傍黑才住脚步，可那里的红卫兵接待站没有下锅的粮食，只能再继续前进17里地，走着走着终于迷路了……面对怪吼的山风，扎手的荆棘葛针，陡峭的山路，立坚握着一柄小匕首，一边开路一边大声唱着《红军不怕远征难》的歌儿壮胆……谁能想到，就在那遥远山坳里的人们听见有女娃吼歌的声音，早早地就举上马灯、带上狗瞭着了！

这个小村就是山西省榆次县最边远的杜家山，总共5户17口人，最年轻强壮的男劳力都已经47岁了！北京娃们在此小憩一夜便上路了，可蔡立坚却总觉得应该回去……

在荒凉的刘胡兰烈士墓前，她泪如泉涌:这是一个只有15岁的小姑娘，一个比自己更年轻、更稚嫩的生命啊！她敬仰她理解她，她当机立断——要勇敢直面升学无路、就业无门的现实，返回去建设杜家山！这件事发生在1966年12月29日。

扬名

群山环绕的杜家山粮食单产不足百斤，人们住的是小窑洞，吃粮靠人推碾子加工，常年伙食就是小米、窝窝和山药蛋，为了买盐打醋、打酱油要跑几十里山路……她学着婆姨的样子烧柴灶熬小米粥、蒸山药蛋，照着男人的样子打柴担柴，和男劳力一起到漫坡下破冰担水，到草窑里切草，在阳坡子上除塄。她还存心计算了一下，为挑一担水，前前后后需要花掉20来分钟！

这期间，她曾经给家里写信要户口，家里没有回信，公社书记郑重地告诉她，如果想来就得迁户口，她只得返回北京。这时已是1967年初春。这年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元旦社论中传达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令:“要大力提倡革命师生、革命知识分子，有计划地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实行和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社论还指出，愿不愿意与工农相结合，是忠不忠于毛主席、忠不忠于党的事业的大问题……

回到学校，她已经对同学们之间大搞阶级斗争格格不入，写了《到农村去》的大字报根本没人看。她曾经多次去北京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安置办公室，可是“安办”很长时间没有办公。1967年10月，10名北京初高中学生主动前往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牧区插队落户的消息大大鼓舞了她，一直到1968年3月18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知青办等有关部门才批准了她的申请。从接到批准通知到启程，她仅仅用了3天的时间。

这一年她刚满19岁。她也是“文革”期间自愿到山西插队落户的第一人！到了山里种谷时节，从她的母校北京长辛店中学又来了4个知青年。1968年7月4日是锄草锄，大伙儿歇息时在地头儿打开了半导体收音机，忽然听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播发《人民日报》发表通讯《杜家山上的新社员——记北京知识青年蔡立坚到农村落户》的消息，大吃一惊:大家刚刚上山，刚刚适应，他们根本就不想、本来也不应该出名呀！

爱情

随着杜家山的扬名，顿时间不仅飞来无数热情洋溢的信件，也吸引了不少身体力行的年轻人。他们首先恢复了那时候全国已经荒废了的共青团组织建设，像农村青年一样组织了民兵连，早晨知青们主动为各农户担水，他们白天下地劳动，晚上学习农业科技书籍。他们的业余文化生活也很红火，不仅能自编自演节目，还能自制幻灯片，翻山越岭为周边的乡亲们演出。

此外每天有大批在校学生的来信，最多时一天的信件将近一麻袋！信件大都是写给蔡本人的，其中不乏表达爱慕之情的。蔡立坚心怀坦荡，诚邀大家帮着拆信、看信。这一天，在知青住的干打垒封门玻璃上突然贴出了一份血书:“鲜血滴在一起，红心连在一起，永远忠于人民，永远忠于毛主席。”立坚顿时呆住了:有人翻她的东西！

这血书是她学习大寨的决心书，也是定情物。无疑，年轻人误拆了对方给她的信，于是给她的情书公开了，他俩当初写的血书也被激愤中的年轻人给翻了出来——那是在一个农业学大寨的现场会结识的解放军抗洪抢险一等功臣谢臣班班长小杜写来的，俩人同是特邀代表，小杜表示复员后即来建设杜家山，为了表示决心，两人用咬破手指流在一起的鲜血写了一式两份血书各自珍藏。

“私自谈恋爱，分明不是真心扎根山区！”个性十足的知青顿时就乱了营。哪个姑娘情愿抖出心灵深处最珍贵的秘密？她行！为了杜家山的明天，她情愿把什么都割舍下，尽管偷偷跑到山后放声大哭了好几回，还是果断地召开了知青生活会。以后在几次全国会议上，她都远远地永远地避开了小杜……

小日子

“小杜事件”使她清楚了必须把情感交给杜家山的更深层意义。于是把自己的感情勇敢地交给了与放弃大学生待遇、背着馒头咸菜赶来建设杜家山、能干勇敢、坦荡又极具亲和力的民兵连长王和平。他们的婚礼十分简单:向毛主席像鞠躬，唱革命歌曲，新娘新郎表决心，向新人赠送镰刀、扁担和箩头，大家在一起还十分铺张地吃了一顿拉面。婚后没多久，立坚、和平又各自搬回大宿舍随知青们吃大灶、睡大炕，带领大家大干苦干了。

为了不要孩子，立坚夫妇搞了个“约法三章”，不料，一个小生命还是悄悄光临了。蔡立坚妊娠反应非常大，可依旧身体力行做带头人，怀孕8个月时还扛着80斤重的化肥和老农们一起爬坡下沟给庄稼追肥呢！

产后第三天，和平送妻子女儿回婆家，自己则很快回山继续改天换地。立坚同样惦记山上，在产后的第34天，不顾婆婆的劝阻回山了。那天公共汽车刚开到三里坡就爬上不去了，只能步行，她身体太虚实在坚持不下来了，就把包袱藏在草丛中，抱着孩子继续爬山……

回到村里，大娘们心疼她和知青们一起吃大灶，硬是把她接回家里。她不愿意麻烦别人，很快就搬回了自己的家——推开自家小屋的门一看，炕上、墙上居然长出了一片片嫩嫩的小苗苗……在生下女儿的第56天她就下地担谷子、收玉米，每次都要熬到歇晌才回去换尿布、赶苍蝇，然后才能喂奶。晚上，或研究生产，或政治学习、开会，或夜战，没办法，孩子过了百天就给她断奶送到奶奶家寄养了……

困惑

1971年6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大专院校放暑假和招生工作的通知》，大学要开始招生了！ 选拔知青上大学成了全国热门话题，无疑，在1969年到天安门观礼的10位知识青年代表是优先的受益者，可蔡立坚就像当年斩断和小杜的爱情一样，果断地谢绝了这个机会。

她有自己的困惑。当年很多见过她的人，都忘不了她那始终扎着一根旧绳子编结的腰带的特殊装束。这腰带是生产队长二大爷的遗物，她要随时警示自己。可万万没想到肩上的担子沉重得有些荒唐和愚昧:从“大概工”到“穷过渡”再到“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三级跳，曾经弄得她痛苦之极，她曾多少次悄悄向和平倾诉。可敢作敢当的王和平是山上知青中第一个提出按劳取酬的……更为难的是农民们在学大寨搞“人造小平原”问题上，和他们的严重对立；还有知青们越苦干越贫穷的马太效应……

既是生产队的当家人，又是居家过日子的家庭主妇，更是山区建设的志愿者，蔡立坚比其他同龄城市青年更早尝到了做农民的艰辛，可是无论如何她不能承受大家越干越受穷的这种“马太效应”。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了呢？困惑之中，她没有任何高招儿，只有一次次地暗暗警告自己:蔡立坚啊蔡立坚，一定要立场坚定顾全大局！

“瞧啊，又出去吹牛了！”有知青说，她无言以对，扎着老队长留下的布腰带，揣着陈永贵大叔签名的《毛主席语录》，或者又得下山做报告，或者又得到县里、地区、省里去开那冗长、拖沓、沉闷的务虚会了。多少次都是默默流着泪随着山外来人下山的，那是政治任务，她有苦说不出！

由于失去了刚上山的率真、坦荡和勇敢，还奉上级之命没收了农民的自留地、平了小块儿地，乡亲们也和她疏远了。

杜家山是全国上山下乡的典型，大家艰苦奋斗已经到极限了，她不甘心！每次回山，她总是放下背包就干活儿，干得比小伙子们还玩儿命。可是汗水和泪水都冲不掉她的负疚感，久而久之，她对自己只是一味苦干的作法也产生了怀疑。她真诚地期待着一位合适人选的到来。

责难

——她来了。那个在上海工厂培训时，曾经给“四人帮”爪牙马天水写血书“不当工人当农民，不拿工资拿工分”的北京退职年轻女工红姑娘。

每次山外来人，她抢先做自我介绍，记者采访，她挤上去抢去抢镜头。上山才一个多月，她就把蔡立坚搞封山育林作为反大寨的罪状直接上告了国务院知青办；没多久，她又亮出了把村子所在的阳坡推平“造平原”的大干方案。她在回北京接知识青年时公开扬言，就是要用新人的正气压倒老知青们的“邪气”。

红姑娘直接投书地、省、国务院三级知青办告蔡立坚的“反大寨”和“右倾保守”，弄得全体知青很是反感。人们正打算看此女士将如何改变杜家山时，她突然得急性肝炎回京养病。病愈，县里干部将她弄到知青办帮忙，每月有30元固定收入，而此时杜家山知青的年分红仅四五十元！她后来也回过杜家山，是提着大篮子到鸡场为自己低价收购鸡蛋去的。—个苦干实干，一个坐享其成，大家从此便更加敬重脚踏实地的蔡立坚了。

“四人帮”垮台后，这个红姑娘一面求人烧掉自己档案中写给马天水的血书，一面穷追不舍地狠批蔡立坚，不久趁工作之便病退回京。

——“看，怎么样，我给你们又带了个头儿吧！”这便是那乱世“英雄”理直气壮又“杀”回城时留给知青们的赠言。

泪水

听着“四人帮”垮台的消息，蔡立坚流着激动的眼泪——10年了，从1966年的混乱时期，她就在苦苦地期盼着国泰民安的这一天！为了全力以赴迎接杜家山的新春天，她与和平相约北京，打算在父母身边平平和和地度过第二个产假……

1977年初春，在全国广大知青重新面临抉择生活道路之际，蔡立坚抱着产后42天的儿子踏上了西行列车。车厢里很挤没有座位，她只得抱着儿子站着。眼下，县里催她急速返回尽快地“说清楚”，不允许她休满产假！

与全国大好形势相反，那时山西依旧进行着人为的激烈派系斗争，即“学大寨”和“反大寨”两派。所谓“反大寨”派，实际上从来就不反对学习大寨的艰苦奋斗精神，只是对盲目效仿大寨一切的做法有疑义，有人直接把这顶政治黑帽子扣在了全国著名劳动模范、抗日战争年代就成为劳动英雄的老前辈李顺达头上。仰慕陈永贵大叔的蔡立坚，自然也同样仰慕李顺达大叔，由于杜家山始终没有摆脱贫穷的阴影，蔡立坚一直愧与陈大叔、李大叔交往。只因为赞许顺达老人“山区有山区的特点”、“山区学大寨，重在学精神”的说法，顿然就成了“四人帮”在知青战线上的“黑干将”、晋中地区“小四人帮”成员之一、“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大寨”的三反分子。她的省、地、县乃至大队的所有职务一撸到底，“问题”一查就是3年！

“回来吧，立坚，你是咱杜家山人！”大家热情地迎接着她。农户们特地送来了肉、鸡蛋；巧莲嫂每天甘愿为她擀汤面；夜里，二大娘边陪她掉泪，边劝她别哭坏身子。队干部专门请人帮着蔡立坚看护幼儿，并给这位看护老人记工！山外有人曾上山鼓动知青们批蔡，年轻人群起而攻之，就连那洋洋万言批蔡文章也被山上的老牛当草嚼了咽了！多少年后提起帮她度过难关的杜家山，蔡立坚依旧泪水涟涟……

下山

即将进入20世纪80年代时，上山下乡已经淡出了人们视野，大家也渐渐地忘记了那个“杜家山上的新社员”。可是，当时负责知识青年问题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同志就没有忘记，老人家曾经亲自关心过她的事情:在蔡立坚被“挂”起来的第三年，国务院知识青年安置办公室的两位处长亲自上了杜家山。

处长们来到山上时，蓬头垢面的蔡立坚正像山里的农户婆娘一样趁着劳作的间歇在地边儿收拾柴草。眼见着“新社员” 年华未暮，容貌先秋，他们心里很是沉重。他们还看到了蔡立坚惨不忍睹的家:几床单薄破旧的被子，一个用石板子支成的桌子，墙上存留着大片大片潮湿的水印子……乡亲们还告诉处长们:她蔡立坚就这么十几年如一日地如此苦干，可是还欠着一屁股的债务，她就是山区“重粮食、轻林牧”错误决策的最直接受害者啊！

面对中央政府派来的干部，满脸是泪的蔡立坚没有谈自己，她谈的是知青们:尽管一直艰难，可是杜家山团支部、民兵连的红旗没有倒，知青们几乎承担了山上的全部生产任务，他们使这里的可耕作土地面积扩大了好几倍，粮食产量翻几番，大家还为村里修了路，引了水，盖了房，旋了窑，种了树……最终还是一贫如洗，可大家谁也没有因为自己的坎坷而要求任何照顾……

在座谈会上，两位处长要求蔡立坚必须服从组织安排，下山当国家干部。立坚不肯，满怀深情地讲起了一段旧话:1969年作为上山下乡知青代表参加国庆观礼时，周总理曾叮嘱过她“要在农村干一辈子”，她向总理做了保证。她对北京来人承诺，无论周围的环境发生怎样的变化，自己绝不食言！

“……可是，小蔡呀，如果周总理能够活到现在，根据国家形势的发展和变化，他老人家也绝不会让你再留下去了。”两位处长非常动感情，他们是这样解释的。

“如果……也……”，这个关联词如此解释下去，立坚还能再说什么呢？

这年，蔡立坚怀着极端复杂和沉重的心情下山了。村里为她开了欢送会，立坚含着眼泪检查了自己工作中的欠缺处，请求大家原谅。她，实在实在是说不下去了……老实巴交的庄户人全都扑簌簌地落泪了:“妮呀，道啥歉？这么多年，就是块冰石头也早就应该焐热了，况且你带着知青们给山里造下了那么多的福……”

义举

刚下山时，蔡立坚是月薪25元的“补贴干部”，她还是主动要求长期在乡村蹲点。以后担任过公社党委副书记、共青团晋中地委副书记，1982年在中共山西省委党校中青年干部训练班学习深造，毕业时凭着扎实的出色学业留校担任学员的辅导老师。她历任学员班副班主任、班主任，是学校为数不多的处级女干部。她尊重学员的独立人格、善于发挥学员的聪明才智和潜在能力、以人为本的工作方法，受到了师生们的赞许和认同。

1997年5月24日下午，蔡立坚带着学员们外出考察旅途中，包租的客车刹车在山路上突然失灵，司机见状跳车逃命，作为班主任的她堵着忽闪着的车门，一边安抚大家一边想应急对策。谁能料到就在一刹那间，急速行进的无人驾驶汽车突然无情地甩下了蔡立坚，之后不久便自己慢慢地停下了……同学们安然无恙，可是敬爱的蔡老师却经抢救无效，永远地离开了人间！

在蔡立坚的弥留之际，她想的还是大家。她最后的话是:“快救同学们，……我……不行了，对不起……同学们……”

人们告诉我，在蔡立坚去世后，山西电视台曾连续三次在《山西新闻》中播发她的生平事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太原陵园的工作人员把蔡立坚的骨灰盒放在最醒目的位置上；在给蔡立坚送行的那一天，殡仪馆空前绝后地来了许多许多的人，各行各业，男女老少。其中很多人与她素不相识，只是仰慕她、信任她、欣赏她——无论她的生与死，都像是一位侠行义举的英雄……

（摘自《红牌坊》，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附：

三上杜家山

蔡立坚

更多杜家山现状图片附文后

1966年12月1日，我们红卫兵“二七铁军”19个人组成的长征队踏上了从北京到延安的征途……当时我们预定的目标是先到延安，然后前往遵义。不料走到河北满城县，发生了争议，队伍分裂了，15个同学要沿京广线向南，经郑州直插遵义，只有我和李钢、杨金贵、边振华4个人决心先去延安，再和他们会师遵义。

兵分两路之后，我们4人日夜兼程，从满城经完县、唐县、井陉、娘子关一直向西，在巍巍太行的峰峦、峻岭中顽强的挺进着……

夜宿杜家山　

12月28日，晨幕还没有拉开，大地还是一片昏暗，我们便又开始了新的征程。一天的山路，渺无人烟。灌木丛生，荒草满目，黛色浓抹，一片荒凉景象。偶尔攀上一片开阔地，入目的是一片一房多高、碗口粗、黑森的丫丫叉叉的带刺灌林，枝叉上结满黄豆大桔黄或鲜红颜色，晶莹欲滴的颗颗。摘一串放嘴中又酸又甜。这是野果还是人种的什么果树？我们疑虑着，不敢造次。但越走越多，大棵小棵、红果黄果满山遍岭处处皆是。噢！这一定是野生的！我们的疑虑打消了。后来才从老乡那里知道，这就是有名的“酸溜溜”，学名叫“沙棘”。

直到下午5点多钟，才到了有人家的“庆城”，一个较大的村子。但不巧的很，接待站正没米下锅。要么就等，要么就走。听老乡说前边十七里有个杜家山村，我们便饿着肚子又接着上路了，打算赶到那里去过夜。

西下的夕阳照在一条即宽又浅的河上。河面有的地方结了冰，有的地方淌着潺潺的流水。踩着冰面上的石头过了河，走入了一段峡谷，峡谷内侧的一面坡上，隐隐现出一座村落，传来几声鸡犬的叫声。待山村渐渐掩去，峡谷愈显幽深、暗漠了。

太阳落的真快，刚才还挂在山头，呈现一片余辉，给西边的漫坡上散下一片金黄，可眨眼间便掉到山背后去了。眼见得山暗了、树暗了、四周的环山眼前的漫谷都笼罩在一色的昏暗迷茫之中。而且越走天越暗，越走夜越浓。一会儿，起风了。嗖嗖的寒风摇曳着漫山的树木、荒草、圪针，黑绰绰中发出凄厉的啸响。黑湛湛的天幕像一只大圆底盆扣在头顶。几只贼星诡密地眨着阴冷的眼睛。

幽谷到头了，小径转而攀上一面几乎陡立的山峰，弯弯折折盘绕而上。多年的落叶被我们踩的唰唰乱响，纵横交织的胡荆、刺梅、醋梨枝条无情地抽打着我们的脸、手。行走当中，突然会从我们的眼前、身边扑楞楞惊起一对对的野鸡，或飞也似地蹿出一只只野免来。

路越走越险。前边人的脚几乎睬着后边人的头顶。饥饿、寒冷，外加恐惧、担忧紧紧地包围着、挤压着我们。于是我的大胆派上了用场。手里捏着一柄小匕首，拨开荒草荆棘在最前边开着路，时不时地给后边传出各种示意。大边紧紧地跟在我的后边。小路，无止境地向荒漠的前方延伸着，爬上了峰顶又跌进了山腰，再腾上了另一座山峦，几个小时过去了，不知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才能把我们引到人家，才能到达宿营地……

忽然，从对面山腰上传来了一阵狗咬。我们心里一喜，急走上一段再细看时，对面山凹里，闪现出几点昏黄的灯光。啊！有人家了！我们狂跑起来，忘了脚底的坎坷和身上的劳累。来到村前，见早已有几个老大爷手提围灯在窑畔上等我们了。

“哪各的了？”几位老乡操着一口山西土话打问着，一边上前来动手帮我们摘卸行李，引我们进了一间土窑洞，并往炕上让。

“北京来的。这是什么村？”我们边脱鞋上炕边反问道。

“杜洼(家)山。”村民回答。

一会儿的工夫，黑窑洞里挤满了人，都是来看北京的红卫兵的。他们随便的在炕头、当地、门坎、灶台上或坐或蹲安生下来。一位瘦削利索的大娘和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在灶前忙着给我们烧饭。那小姑娘嘴快，又扬起头，发问道：“你们是去哪个的了？”

我们说，是去延安。

不想，那位蹲在灶口向火，头戴破毡帽，满脸干皱，脸型瘦矍，颧骨突出的老人，一边冲着火苗无意识地翻烤着手掌，一边若有所思地说：“延安那是老根据地啊！打鬼子时就有不少文化青年到那儿去投奔毛主席。”

“怎么，您也知道延安？”我们忽地来了兴致，忙欠身问道。

“怎么不知道！毛主席在延安指挥我们抗日，咱村不维持日本人。人人都当过民兵，咱这村还成百成百地驻扎过八路军，住过县政府，开过干训班呢！”这回不只这位老人，而是几位老乡一起抢着回答。看来我们是把这儿的人小看了。

“这村有多少户？”

“5户17口！”

一听才这点儿人我们睁大了眼睛，忙问：“那时也这点儿人吗？”

“那时多，有32户，都是四村五乡和外路人来这儿开荒地找活路留下的。解放后合作化时搞了个移民下山，加上这穷山旯旮娶不上婆姨，男的女的一齐往外嫁，就只剩这老的老小的小，没人要的了！”说着，火光下那老人慈祥的双眼里流出了滚滚的泪水。他抬起那筋骨暴出的手擦了擦眼，就势把手向全屋扫了一遍，接着说：“这不是！全村的人都在这锅舍里(屋子里)了！眼见得这村就绝户了！”

“唉！这苦焦的地方就是缺你们这样儿的娃子啊！要是能来些年青人就好啦！”一位被人称为“宁子”的老大爷把长烟袋锅往门坎上啪啪啪磕了还磕，像是自言自语地接了一句话，立即冲破了屋内的沉寂。

那位剪发姑娘，立即跨坐在炕沿上，扳着我的身子亲昵地央告着：“大姐，你们来我们这儿吧！啊？”

在一边称锅的那位二大娘却嗔怪起来，冲着姑娘说：“小嫚，别梦了！人家北京大城市的人，来这穷山窝窝干甚啊！”人们似乎也醒悟了这一点，就不再朝下说，转换了话题，互相询问起各自认为新鲜的事。

不一会儿，一锅黄澄澄的小米饭闷好了。还是早晨吃的饭，这七八十里路早就饿的前心贴后心了，我们狼吞虎咽地饱餐起来。看着我们那散了架的劳困样儿，大家起身散了。两个男的被领到一户单身汉家去睡，我和李钢就和那小姑娘做伴。从小姑娘嘴里我们知道了她叫秀花，爹出门了。带毡帽的称为大爷、宁子是二大爷、单身汉叫四柜。

大概是太累了，我们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天还未亮，连杜家山的村貌还来不及看清，我们就又出发了。沿着蜿蜒陡峭的小径，向西爬上了大罗山。浑身汗淋的喘气休息时，回首俯视，杜家山那一弯七零八落的土窑恰正罩在刚刚泛出的红霞中。村内的野草、磨盘、村下的场院、田地都尽收眼底。一位老人担着一担水正蹒跚地从村前一溜深坡下往上爬。

看到这儿，我的心紧缩了，耳边老是回荡着昨晚杜家山人的话：

“这儿只剩下5户17口了！”

“最年轻的劳力也已47岁！”

“如果再不来人这里就绝户了！”

“要是能来一批你们这样的年青人该多好啊！”

“人家北京大城市的娃来咱这儿作甚哟……”

心里琢磨着：北京娃就不能到山村？读了书就不能当农民吗？这时我的心好像已拴在了杜家山上，每往前走一步就被往后拽一下。是留在杜家山还是长征后回北京，这可是一生怎样生活、怎样度过的大事啊！舍得离开北京、离开亲人，能在小山沟口里生活一辈子吗？

我一边在路上走，一边陷入了沉重的思考。

重上杜家山　

离开杜家山，我们的小队从太谷过祁县，穿贾令到了云周西村。一路上我激烈的思想斗争从未停止过。我的心似乎也从没离开杜家山和杜家山的乡亲们。现在面对刘胡兰烈士的墓床，面对烈士英勇不屈的塑像，我泪如泉心如潮勇气倍增。从汾阳向孝义的公路上，我终于下定决心：“回杜家山。”

于是我站住了。

3个战友都愣了。当他们知道我决心已定不可动摇时，都沉默了。每人的脸上都是悲壮而苍凉的神情，后来他们各自从背包里找出了一件自己认为最珍贵的东西送过来，一个个流着泪水与我握手告别，我和李钢都哭了，好半天4人才依依惜别。我擦干眼泪，整好行装返身向杜家山的方向走去……

冬日的太阳，像只挂在天上的盘形日光灯，在悠长的路面上，撒下一片温柔和谐的银光。我双手在胸前撑着背带，暗自伤神地盯着脚下的路。这路，是4个人共同走过来的。每段都留下了四个人的脚印。一棵树、一堆沙、一拱白桥、一条铁路都能引起一片回忆、一阵沉思，都能引起感情的波动。行走当中我忽然间意识到，快宿营了，到哪里落脚呢？又是一股淡淡的忧郁。

“铃……”一阵自行车铃声从我身后响起，我忙往路旁一躲。立时，从车上跳下一位20来岁的女学生，热情大方地向我招呼道：“看你那背包重的，快放到这车架上来吧！”我感激地望着她，忙说：谢谢。”当她知道了我是北京的红卫兵，正是返回山村落户去时，立即诚恳地说：“走！今晚到我家过夜吧！”

柴门土墙，一个普通农家的院落敞开门户迎接了我。一对地道的农家夫妇，几个土蛋里滚出来的娃子，友好而又新奇地围着我。问寒、问暖，扫身掸土、打水洗脸，把我让到热炕头上。那大婶给我剔了满满一大碗剔尖送到手上，深情地说：“闺女，你能把我们乡下人放在心上，我们真高兴。你要是真在那里插队了，就把我们这儿当成你的个家吧！杜家山离北京远，你想家了，就来这儿串串，我们就是你的亲人，你就是我们的亲闺女！”从汾阳到杜家山140公里路程中，凡听说我是回一个小山村落户的，没有一个人不支持，没有一处不热情接待我的。

顺着大罗山，我又回到了杜家山。一进村首先是闫东卯大爷家的院。大爷正在院里撵鸡喂猪的忙活，一抬头见是我，迟疑地盯看了半天，问：“妮儿，你怎么一个人又弯回来了？莫不是丢下了什么东西？”

我笑着回答：“大爷，我是来下户的，不走了！”

老人越发糊涂了，连连摇着头说：“这怎么可能！别玩笑！”说话的功夫，全村老少都已拥进院落，也都是不大相信，可又找不出任何别的解释，只得半信半疑又惊又喜地收留了我。

当下，大家七手八脚地把行李帮我卸了，女人们把我拉进大娘的窑儿，烧水做饭、抓豆递枣地亲热着，不放心的盘问着，高兴的又撩衣襟擦眼又拉住我的手不放。而男人们则在一起商量了一下，便动手打扫出了大爷家院内一眼闲置的土窑，给我找了安身之处。

这眼窑，洞身丈五，挨门窗是一盘土炕，炕里相连着一个锅台，窑掌子里黑洞洞的，最里边放着一口本色棺材。二大爷当的保管，端来了一盏小油灯、一罗头土豆儿，十几斤小米，几斤白面。别的人又给扛来了一只小缸，一个面盆，几只碗，还送上来一担水。

二大爷还到外村买来了一个算盘，几个红旗本本，说：“你要是真不走了，就给咱当个会计、记工员，咱这山上没个识字的，以前都是用这记分呢！”我接过来一看，是一把红绿纸条和一个本本上画的长短圆扁不同的记号。我眼一热，忙把算盘接了紧紧楼在了怀里。当天晚上就列了全村劳动力记分的表格。

怕我孤少，婆姨们又指唆秀花姑娘搬了被子上来和我做伴。从大家那每一言谈举动中都看出一个情意：既欢迎我留下，又害怕是假的。

我不能老用别人担的水，老烧别人打的柴，既要留下，就得够个山里人的资格！第二天大早，刚爬起来，我就从院里栽的-根干树叉子上，摘下了倒扣着的两只桶，正要挑起扁担时，大爷出屋来了，一把用手按着不让动。说：“坡大沟深，不是妮妮干来的事，让大四柜给你送吧！”

我笑着说：“您放心吧！我从小就干活，不是纸糊的。”就势抢过了扁担，担着两只桶忽悠忽悠的，一溜小跑往下走。

好一阵才到了底。稍一拐，看到了井。这井周围冻着一丈方圆白花花明晃晃的大冰坨，井壁和水面上也都是坚硬的冰凌。井口有一米多粗。距井口一米处的冰面中央，被斧头凿开了一个桶口大，尺把厚的洞。洞下才是黑澄澄的泉水。水面上竟还结了一层薄冰。我跳下井，把桶按下水面，提出，两手提着往井沿上举送时，水抖动着泼了一身水，更料不到的是，奇冷的天，奇凉的桶梁，当我好不容易把桶送到了井沿上，往下拿手时，手竟粘冻到梁上，用劲一拽，竟然揭掉了一块皮，痛的钻心。担起担子往回走时，一会儿就两腿拌蒜、气喘嘘嘘了；肩也压的生痛想放下桶歇息一下，但坡有四五十度，桶也没法放，累的实在走不动了，就停住脚，稳住两腿，把扁担横在肩上，喘口气，再咬牙往上爬。

终于第一担水挑上来了。它打开了我上山来的第一个生活上的关口，也开始在打消着乡亲们的担心。

做饭的柴，各家都打了招呼，任哪座柴垛想抱哪一家的都行，并且家家都往上送。可我不屑于现成货，便也学着老农的样子，一根长扁担挑起两根绳子上了山。出村不太远，在比嘴坡上就有黑糊糊的一片黑圪针。那是被放羊的点火烧过的。我捡那干、脆、粗枝杈稍周正些的从根砍断，一根根码起，捆成两捆，把扁担插进去想挑起来，但捆的太松，枝叉太长，捆又重，人往起一站，两边的柴草扒拉的直不起身来，站了几次，都跌坐在了地上，一会儿便急出一身一脸的汗，用手一抹，那黑炭便在脸上抹了个花脸。

我咬着牙，赌着气，含着泪，一遍又一遍往起撑，都不能如愿，气的一脚一脚的踹那柴垛直发狠。可能是我出来的时间太长了的缘故，那秀花姑娘跑到这里来找我了。一见我那窘样儿，“唰啦”一声抽出扁担，顺向插进柴捆，背起一捆腾腾腾就往回走。扁担头儿长长的掸在外面，我楞楞地看了一会儿，忽的也背起了另一捆，走回家去。

地都冻的铁铁似的，没什么农活可做，我就跟上二大爷、福全伯到草室里去切草、到阳坡上去除棱。有空儿就各家炕头上坐着，听他们讲村史家史、风土人情。晚上听全村人在二大娘家炕头上吵吵村里的事。早晨学着用柴锅闷小米饭，响午用皮面和白玉米面剔尖，晚上煮菜饭，都是我在北京没有吃过的。没有菜就在小米饭里撒上一些盐。虽则是苦，但心里全然的是一种新生活的喜悦和幸福。

不觉二十几日一晃就过去了。一日，公社打发来一个人把我叫去。15公里外的黄彩村是公社的所在地。公社书记王夏善把我安顿在办公室桌前一把椅子上坐下，和蔼地说：“是否是真心落户杜家山。”我说没半点儿瞎话，他便说，如果你是真的，就应回去把户口办来。

我要走了，天恰恰下了大雪，白茫茫的有一尺多厚，乡亲们一大早冒雪用木锨为我开路，曲曲弯弯直到三里坡底。男女老少都来送行。有的送来大包的菱结干、干瓜条，有的送来千豆角、红豆，有的送来捏糕、烙饼、煮鸡蛋，踩着乡亲们开出来的路，踏着洁白、晶亮的雪，翻山越岭到了黄彩，当天我就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

三上杜家山　

乘着晨曦，踏着熟悉而又陌生了的家乡之路，我又回到了原以为再也难以回来了的家门，心里一阵狂跳，涌起一股依恋与亲切的冲动情感。还刚刚走到窗根底，便不能自持的喊道：“妈！我回来了！”屋内立即传出一阵慌乱兴奋的答应和声响。妹妹趿踏着鞋给我开了门。我像一阵风冲向妈妈。妈妈正满脸泪水地张着笑脸，焦急的在被窝里蠕动着想往起坐。嘴里不住的嗫嚅着：“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

天大亮，我起床收拾东西时，兴奋的一件件让妈妈过目，并自豪地向她介绍说：“这是杜家山产的豆角，这是杜家山的海棠……这都是我们杜家山的乡亲们送给您的！”话刚出口，猛一抬头，见妈妈脸色陡变，嘴角微颤，眉头微锁，整个面目是一副难言的苦痛。好一会儿，她才轻轻地，但又不无哀怨地吐出了一句话：“才走了几天呀，就成了你们杜家山的人了？”蓦的，这话的味道在我心中浸过，妈妈的忧虑我全懂了，怕刚回来就惹妈妈难过，我赶忙打住话头。

说来也真可笑。小住杜家山时，我曾给妈妈写过一封信，告诉他们，“我已经在杜家山落户了，请把我的户口寄来。”口气是那样果断、大胆，思想又是那样的单纯、简单。无疑，从那天起我就把一片阴影，一根无情的棒投到了妈妈的心上。在这些日子里，妈妈曾是怎样的痛苦，忧虑，又是怎样望眼欲穿地盼着女儿失而复归啊！对这些，当时我还不能深刻地体会和理解，而主要是被一股热血冲动着。

耐了几日后，我终于吐了真情：“妈妈，我还是要回杜家山去的，这次我是办手续来了！”妈妈的担心终于应验了。她吃力地将瘫痪的身子向身后的被垛倚了倚，眼泪不断线地涌着，好半天才唏嘘着说：“人家长征都没事，就你，一征把人也征没了！”

“妈苦挣苦掖的把你们拉扯大，现在你娘成了这半拉子人，你下边还有一大群没成人的弟妹，你也忍心刚有了点儿翅膀就扑楞楞远走高飞么？！”

平常妈妈待我有点儿偏爱，而我平日也最疼妈。1966年春，妈得了半身不遂的病不能动，我就天天中午把她背到院里去晒太阳，教她坐、下地、蹲、起等，从不嫌烦怕累，我了解妈妈的慈母之心，也了解妈妈一生之劳苦，但是我也放不下杜家山的山山水水，忘不了乡亲们期待的目光……因此我一边跑北京知青部门准备办插队的户口，一边心急火燎地到处找医院、找医生。丰台、宣武好多地方都骑车去过了。一打听到有好医生，马上带上妈妈就去。我多么想能尽快地把妈妈的病治好，好轻轻快快地返回杜家山去啊！

然而我的奔波，我的心思，妈妈都清清楚楚。一日，妈妈含着泪说：“你也别为我跑了，你要是说一个不去杜家山了，我的病立即就会好一半。”我爱妈妈，但更爱我选择了的事业，为了爱妈妈，我小心翼翼地将自己的追求包掩起来，不再和妈妈正面冲突，而是慢慢地给妈妈讲述毛主席六位亲人为革命献身，方志敏在狱中写《可爱的中国》等故事，做润雨细无声的工作。

爸爸从一开始就支持我，并帮助做妈妈的动员工作，他有着工人阶级博大的胸怀。他对妈妈说：“孩子愿意去大风雨里闯打，自愿到艰苦的山区去锻炼自己，这是有志气的行动，咱不能拉她后腿。家里还有我和这么多孩子呢！能照顾好你，就放心吧！”妈也吐了真情：“倒不是为我自己，而是对二丫头不放心。世道还正乱，一个大姑娘家独个儿到大世界里闯，出个事怎么办？那儿又那么艰苦，她能有那受下来的恒心吗？”

听到这儿，我泣不成声地攥住妈妈的手，说：“妈，横竖这路是我自己选的，要是走不下来只能说明女儿没志气，到那时活该自己倒霉，不足怜惜！何况女儿既下了决心，就要走到底，绝不给你们丢脸！”

协议终于达成了。

我在做家里工作的同时，暗自做着返山的准备：知道山上经常吃煮窝窝和剔尖，就学着往水锅里捏玉米面小饼子。我找来根铁棍，磨出尖来；知道那里冬天手冷，就找了几双帆布手套；知道会一生劳苦，就收罗了好几条旧裤子补好；知道乡亲们想要像章，就慢慢地攒了好几颗……

山上曾给我来过一封信，问我为什么不给他们去信。我回信说，话说得再多，再漂亮，拿不出行动来，连粪土也不值。我一定用回到您们中间去的行动来回答你们！

1968年3月，就在我所热盼的大联合在我校初步实现的时候，北京市知青办批准了我到杜家山去的要求，我激动而又兴奋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妈妈、学校、学友。并给自己定下了三日后起身。

象在平地上炸起了惊雷，“二七铁中”掀动了。人们忘记了派别的界线。认识与不认识的都三三两两络绎不绝地向我家涌来。情真意切泪光闪闪，千言万语全含凝于深沉相视的无言之中，有的为我飞针走线，缝织寒装，两日内便给我赶制成了一件栽绒领的黑半短大衣；有的帮我整理衣裤，包裹行囊；有的促膝而坐，安慰我的母亲……人们都送来了小小的心意：一块手帕、一支钢笔、一颗像章、几本书籍、一个日记本、一件衬衣……特别是孙希之、王刚、刘淑琴等人送了一块亲手赶绣的“好儿女志在四方”的红绸黄金线的匾额和一包贴着“北京的土，杜家山的地，毛主席身边的战友永远和你在一起”诗句的北京土。土包方方正正，红纸包成，红绸带拦系。字由浓墨写成。张淑华、陈松等同学把他们从井岗山带回的一支竹扁担，背后写上“为革命永挑重担”几字也深情地赠送给我。

3月21日，在“支左”解放军主持下，全校二千多人在灰楼前召开大会送我远行。校方、师生代表都做了热情洋溢的而又真挚的讲话。昔日的对立与敌意，被一种超然的情感融化，宽阔的操场上，黑压压的人头中，每一双目光所传递过来的，都是深沉的敬慕、惜别的珍重、热切的希望与美好的祝福。

会后，全校敲锣打鼓，打着红旗送我到火车站。学校还派我的班主任蔡心田教师与我同行。我姐姐带着五位妹妹及六弟，也到车站送行。当我登上火车，即将离别的一刹那，望着那人头攒动挥臂送行的人海，看一眼多年养育我的土地，我激动地哭了。

如今的杜家山

图片：美篇”继往张开“　　

杜家山知青会馆　

杜家山知青雕塑公园　

来源：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

揭秘中国“第一知青村”：山西榆次杜家山

2012-03-25  山西晚报网 刘斌

如果不是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晋中市榆次区杜家山村这个在地图上找不到位点的一个方圆不到1万平方米的小自然村，可能就湮灭在深山中了，人们只能在书本中了解这个曾经的“中国第一知青村”的往昔。

杜家山村，1966年12月，北京长辛店铁中高二女生蔡立坚在“红卫兵串联长征”时经过这里，有感于山区人民生活艰难，毅然决定留在此处当农民，她是我国知青史上第一位主动要求插队的红卫兵。此举经1968年7月《人民日报》报道后影响扩大至全国，成为全国“知青”运动的先声。1968年底，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之后，全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达到高潮。

1976年“文革”结束后，杜家山村的知青纷纷返城，杜家山村归于平静。上个世纪末，山村最后一户人家搬走，杜家山村，就此消失在行政版图中。2009年8月，记者跟随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小组，寻找这个已经消失在人们视线中十多年的村庄。

凭借一点线索寻找知青村

阎震，晋中市榆次区文物旅游局副局长。2009年6月的一天，他接到上级电话，要杜家山村的资料。对属地的文保单位，他了如指掌，但杜家山村这个名字还是让他思考了半天。

这是个既陌生又熟悉的地名，熟悉的是，他想起小时候听到的知青故事，了解“杜家山村”是北京知青蔡立坚上山下乡的地点，是全国知青运动的开端。陌生的是，“文革”后，这个地方一直没什么动静，听说也没人住了，具体在哪，村里还有什么，他拿不准。

近现代重大事件的见证地和遗址是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的一项重点内容，阎震经过精心准备，8月，他带上几名工作人员，准备上山寻找“杜家山村”。

文物局的大部分工作人员是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杜家山村名震神州时，他们还小，大家都说不出路线。榆次区文物旅游局有一个司机是西河村人，根据地图看，离杜家山村不远，但他并不知道杜家山村的具体位置。好在，总算有了点线索，阎震带着这个西河村的“向导”和几个工作人员上路了。根据方位，杜家山村离县城最多45公里。阎震本以为可以很快找到这个小村子，但上路后发现，这并非易事。

车开到西河村后，到处是齐腰高的灌木，道路已被灌木封死。曾经的“知青圣地”封在了大山之中，当地农民告诉阎震，这些年只有零星的几个村民放牧或者采药时到过山里面去，远远看到过那些知青住的窑洞，可具体怎么走，没人说得上来。

路上巧遇老知青

阎震和工作人员继续沿着老乡指的方向前行。车穿梭在灌木包围的小土路上，一个转弯，司机没看清路中的大石块，“咚”的一声，汽车抛锚了。车上的人都下来推车。这时，司机看到不远处有一座楼房好像有人住，大家赶紧跑过去寻求援助，没想到，在这里找到了杜家山的“门”。

这是一个两层的小楼，一位老者正在擦拭墙上的照片。阎震一眼看到，墙上许多都是知青劳动时的老照片。阎震赶忙上前请教，老者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我就是杜家山村的老知青”。

老者叫周山湖，正是当年第一批来到杜家山村的知青，曾任杜家山村团支部书记，后成为山西省的著名作家，担任过《黄河》杂志主编，电视剧《一代廉吏于成龙》《赵树理》的编剧。因他难忘杜家山村的青春岁月，在此买了座房子。这次，他正巧从北京回这里暂住。

在周山湖的带领下，两个小时后，他们走进了杜家山村。如今的杜家山村，已经没有人居住。站在村口，只剩下几排石窑洞和整齐的砖排房。村口，有座纪念碑，是为了纪念蔡立坚，当年杜家山村的知青掏钱修的。碑后面的文字已经有些斑驳。“我是1968年10月10日正式到杜家山村落户的，当时，《人民日报》7月份发表了蔡立坚的事迹。我的一个同学8月份带我来杜家山村参加了一次夏收，在杜家山呆了10天后，我就想和他们一样，来杜家山锻炼自己。”周山湖告诉阎震。

当时，周山湖是山西大学政治系的学生，他觉得这种与工农实际结合的路子值得去奋斗，于是背了一个书包，里面放着毛主席语录和日记本，就来到了杜家山村。

就这样，知青们一批接着一批来了。原本只有5户16口人的杜家山村，很快，知青的数量就超过了本村人。当时蔡立坚任知青的大队书记，周山湖任团支部书记。在杜家山，年轻人不管之前属于什么政治派别，到了山上，主动放弃了斗争，大家以苦为乐。“那时我们自己搞生产竞赛、劳动比拼，知青们主动建立起团支部，恢复了例会制度，白天干活，晚上政治学习。”周山湖回忆道。1968年底，毛泽东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当时杜家山村已经住进了20多名知青。大家很自豪，觉得自己选择的这条路被主席肯定了。

青春献给杜家山村

很快，杜家山村就成了“知青运动”的典型，先期来到杜家山的知青们成了先驱者。首位来到杜家山的蔡立坚，在北京一所所中学轮流做报告。后来，这里又成为“知青村”典范，知青一批批多起来，北京、太原、榆次……最多时，这个只有1万平方米的小村子住进118名知青。

现在杜家山的村落遗址上，依然可以看到当年的痕迹，知青们自己动手盖起了食堂、宿舍，平整了空地。村中现存1971年建的知青宿舍10间，1972年建的知青食堂11间，以及1976年知青学大寨而自行建造的石窑8孔。石窑上中间雕刻有五角星，两侧刻写有“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标语，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因年久无人居住，一些窑洞已经坍塌。

当年这里是全榆次条件最艰苦的地区，海拔2000多米，温差大，能种的农作物只有可数的几样，而且产量不高。为了多打粮食，当时的知青早上6点上地，晚上6点下工。周山湖回忆，1968年年底的第一批20个知青，不到两年，就有一些人的身体出了问题，有的是关节炎，有的是腰腿方面的病，回去了。新的知青不断补充进来。

“革命”的激情不但支撑着人们疯狂地干活，还让人们对国家，对集体的爱完全超过了爱自己。知青们刚到杜家山的那几年，激情变得越来越盲目，怎么极端怎么做。送公粮，不管老百姓的粮食是多少，自己认为多送就是爱国，哪怕自己饿肚子也要交足公粮，甚至超额交。当地农民有意见，就觉得农民是落后思想。

当时的知青成了一个小社会，每个人学一门手艺服务其他人，有的学医，有的学艺、有的学木匠，有的学饲养。一天的农活结束，大家好像分好工一样，各自去帮附近村子的人。赤脚医生一个手电筒、一条狗，在附近几个村子走十几里山路为村民看病是常有的事。“就是那种特别纯洁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周山湖说。也正是在与普通农民的朝夕相处中，知青们开始了反思。

交公粮，交了不够吃还得和国家要，但交的时候是新粮食，要回来的是陈粮，大家就觉得不能像以前那么交了；把多余的食用油都交出去，老乡们非常有意见，本来就是一天三顿粗粮，一点油水是最可怜的改善了，为此一些老乡甚至和知青们拍桌子怒喝，“你们都是国家有保证的人员，父母有办法有本事，由得你们胡闹。”而知青们实际体会了几天没油吃的日子，也对之前的想法和举动感到了后悔。一批又一批的参观者一起到来的成就感，也随着时间变成了例行公事。常常一来就是几十个参观者，没有地方住，就和原先住宿已经非常拥挤的知青们挤在一个大炕上，一次嘈杂的参观后，周山湖发现自己刚刚用一年的工分换到的60元钱不翼而飞了。

1976年，“文革”结束后，杜家山的知青全部返城。

准备申请国家级重点文物

阎震把“杜家山村”郑重地登记在《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的名录中，山西省晋中市文物局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作为全国知名的“第一知青村”，杜家山应当保护起来，他们准备申请其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杜家山村的旗帜人物蔡立坚，后任山西晋中地区团委书记，再后来在省委党校工作。1997年，因车祸去世，时年49岁。

1976年之后，每隔几年，周山湖就会和当年的知青相聚来到这里，回忆当年的事。这种聚会一直持续到1997年蔡立坚去世后。周山湖和几个亲戚承包了杜家山附近的几个山头，他想开发这里，再造一个“杜家山”。

面对着杜家山村遗址的断壁颓垣，周山湖在墙角种下几颗豆子，他说明年来看的时候，应该可以收获了。杜家山留下的是什么，他想了想，是一种年轻人的追求吧。不管结果如何，这种青春的理想弥足珍贵。

■专家点评

渠玉增晋中市文物局副局长

杜家山村，是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中自愿插队第一人蔡立坚的插队地址，又因全国各地知青相聚于此而成为全国知青的精神圣地。

无论是从规模上还是从时间、知名度上，杜家山村都无愧于“中国第一知青村”的称号。它见证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全过程，是那段历史的实物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