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冬天,我在震耳欲聋的欢送喧嚣声中入伍了,当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黑龙江省军区队伍中的兵。后来知道,我这个兵种,不是什么真正需要刺刀见红厮杀的战斗部队,就是一个看监狱守大桥、可哪儿站岗放哨的警卫兵。如果在战争年代,这种部队的兵,最需要具备的就是源于自律性的警惕性,随时准备召集战友应对发现,进行搏杀。
我接受新兵营训练后进入这个部队的时候,时间已经是公元1973年,国际上,中苏珍宝岛战争以后,苏联在加速着修正主义步伐;国内,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很难看到光明的结局。应当说,国家的战略目标是需要足够的警惕性警卫的。我来到齐齐哈尔嫩江大桥的时候,就是这种环境需要。
其实,守桥的日子单调枯燥。大桥本来所在位置就是几分险要,平地有限,极其狭窄,我们日常能够活动的范围,主要就是营地到执勤点。当兵的第一年,我认真按照班长的要求完成值班和训练任务,积极主动帮助班长作每一个战士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及时修理一些损坏的训练器材。很快,我们这支守桥部队好像长了新的精神头。这个精神头是我带来的,我在部队的进步最快。第二年,我被提拔为副班长,紧接着,当上了班长。
在当班长这个期间,我带领的这个班,在沈阳军区的几次比武中,都获得了好成绩。我所在班,被命名为团“尖刀班”。当时,军记采访我说:“你具有城市兵那种活跃和机警,还有农村兵那种生存能力,为什么?”我说:“那是因为,我是农场来的知青兵吧。”
我是1968年11月,随着鸡西市第三中学的下乡洪流流入海伦农场三分场的。那时候,我虽然只有17岁,但却长得人高马大,一双大脚最适宜的鞋、就是当时商店里很难买到、需要求人买的四十五号白色回力牌篮球鞋,一旦穿在脚上,就十分扎眼。所以,一般人好像忘记了我的名字,都叫我“大脚”,俨然成了我的外号。初到农场,很可能是因为“人高马大”的缘故,我被分配到大车班,直接与农场家属混居在一起,吃着小食堂的伙食。当时就觉得很幸福。
我的掌鞭师傅叫宋尚林,人称大老宋,他是大老板子,但性格绝对属于不张扬的那种类型,因此,大车队出发,他常常排在第二。我跟着他,倒是真的有点相得益彰。我本来话就少,他更是不多。我俩就是属于认真干活的好人、能人,不惹是生非的人。农场那五年,我跟着他就是这样默默过来的。但是,我觉得他教会我很多东西。比如,待人的那种真诚,待物的那种珍惜,待马的那种爱惜,生活中的那种安逸、乐观随和;他指导我学会了各种驭马驾车术,怎么掌握火候;学会了各种驭马驾车中的零活技巧技能,眼里有活干,帮助人从不求回报,爱人的心里燃烧着正气......这些都是我当兵班长时候的基础。
我能当好兵,就是因为我的履历里面有着知青时期,有着“广阔天地”里面大自然的洗礼,尤其是有着海伦农场三井子和引嫩工程的那段经历。我在农场入团,当兵的时候没想入党,复员以后在无线电三厂、百花针织厂、水利局等单位努力工作,改革开放让我顺天应人逐渐把事业做大做强,让我把知青时期难忘。
还因为,三井子的三分场就是我人生路上的第二故乡